唐 玲，欧阳峣

一、相关文献梳理

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在以新发展理念和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为后发大国经济增长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首次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学术界普遍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红利获得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在分化调整中跌宕起伏，为中国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带来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冲击。欧美国家为应对制造业空心化，纷纷出台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中国则表现为两种分工模式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依靠改革开放政策和要素禀赋的特殊优势，通过大量承接来自欧美、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凭借大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进行国内分工，且近年来中间产品分工出现了明显的内向化趋势(Duan et al.,2018[1]；王雅琦等，2018[2])。如何理解和认识中间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重新配置，研究由此产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学者研究发现，通过深化改革强化国内市场分工协作与扩大开放提升国际分工参与度，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力。国内外有关分工生产率效应的研究主要有两类：

一是以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为基础，将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等因素引入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着重考察大国内部分工对本国生产率或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认为大国一般拥有较大的市场潜力、本地市场效应以及各层次产业并存的完整且互补的社会分工体系，有利于大幅度降低其生产成本、获得产业关联优势以及有效实现本地化分工(钱学森、梁琦，2007[3]；李君华，2009[4]；范剑勇、谢强强，2010[5]；欧阳峣，2014[6]；易先忠、欧阳峣，2018[7]；易先忠、高凌云，2018[8]；何燕子、黄飞，2019[9]，等)。大国国内市场规模大，可以用国内产业转移代替国际产业转移，从而可以通过国内分工构建国际“雁形分工模式” (蔡昉等，2009[10])。李君华和欧阳峣(2016)[11]则认为由于企业之间和劳动者之间的学习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存在典型的距离衰减，而大国拥有数目众多的企业和劳动者的优势将有利于本国内部的知识溢出和创新。综合来看，大多数研究认为大国优势通过促进国内分工对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

二是在要素禀赋差异框架下讨论分工模式随着要素禀赋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此类文献大多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为例，研究中间投入品跨国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理论研究从标准的H-O模型、李嘉图贸易模型或者特定要素假说出发，构建一个包含中间品贸易和分工的理论模型，检验国际分工如何影响一国生产率。这些理论模型一般都假设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进行国际分工，发达国家聚焦技能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而将非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这种生产环节的跨国转移带来的成本降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效应以及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等对一国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Arndt，1997[12]；Acemoglu和Gancia,2012[13]等)。经验研究则一般在理论模型框架下，运用行业和企业层面数据，构建投入产出模型或者计量回归模型，论证理论模型中推导出的结论(Amiti和Wei，2009[14]；Schworer，2013[15]等)。国内有关国际分工生产率效应的研究大多从承接国角度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或者加工贸易对生产率的影响(刘庆林等，2010[16]；唐东波，2014[17]等)。该类研究关注的重点是 “外部性”的因素，即从国家之外寻求能帮助其实现生产率的途径，试图借助分工合作的知识溢出来提高分工水平，实现技术和生产率水平的飞跃。但过度依赖中间品国际分工，缺乏核心技术，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尤其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因此，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中间产品国内分工替代国际分工对出口和价值链提升的影响(王雅琦等，2018[2]；马丹等，2019[18]；戴翔等，2019[19]等)。

综合以上研究不难发现，已有文献侧重于单独考察某一种分工模式对生产率的影响。虽然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唐东波(2014)[17]运用企业数据将国内分工变量引入到理论和计量模型中，考察了不同分工形式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但该文重点探讨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单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分工环节性质如何影响分工生产率效应的分析相对缺乏。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考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国内、国际分工对其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拓展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突出分析行业、分工环节和分工对象层面参与国际国内分工的异质性。第二，突出考察国际国内分工同框架下分工的生产率效应，并结合分工环节性质及分工对象国不同，研究其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和行业差异。这种综合性分析不仅避免了对单一的国内或者国际分工生产率效应的高估，而且能够比较不同生产环节分工、与不同对象国展开分工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第三，研究数据支持更全面，口径相对一致。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编制的(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进行研究。该数据库提供了40个国家1995—2011年的投入产出表，和标准的投入产出表不同，WIOD针对各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区分了进口品和国产品，可以口径一致地计算不同行业参与国内和国际分工的比重。同时，WIOD区分了投入品来源，有利于我们考察不同来源地的进口投入品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从而深入分析一些结构性问题。该表的社会经济账户也给出了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所需变量的数据，可以避免对不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进行归口统一带来的遗漏和偏误。

二、分工模式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假说

学术界有关分工对生产率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较为成熟，从要素禀赋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均认为分工对生产率的提升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地，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是否会基于分工模式不同而有差异？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相对而言，中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有着依靠国内市场在许多行业达到规模经济的优势，数量众多的本土企业也会增强市场竞争活力。因此，在国际贸易摩擦和交易成本较大的现实条件下，可以偏向于选择依赖本国市场的国内分工模式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更有可能促进生产率提升。一方面，中国通过发挥劳动力和资源比较优势，与发达国家进行分工合作，引进并吸收进口品中的关键技术使其边际生产力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外国企业的加入促进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创新活力也随之增强，最终使得国内生产效率提高。如上所述，不论是国际分工还是国内分工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发挥其促进生产率提升的作用。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期望分工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不同分工模式对生产率影响大小则取决于本土规模优势和比较优势的相互比较和差异。

假说1：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都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影响大小不确定。

在假定分工程度一定的条件下，不同分工环节的性质会影响分工生产率效应的大小。

根据本文的定义，非核心生产环节的分工程度是指来自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占总产出的比重。因此，相比于核心环节，非核心环节是该行业不具备比较优势或者缺乏效率的生产环节，将这些生产环节转由国内或者国际其他企业去生产，可以把原来生产非核心生产环节所使用的要素释放出来，投向更具优势和竞争力的核心环节生产，这种要素的再配置效应可以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企业将非核心生产环节分工出去更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相比于物质品环节的分工，在服务品环节开展分工合作更有利于企业进行重组和结构变革, 且由于物质品环节分工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作用,使得服务品环节分工对生产率的作用大于物质投入生产环节的分工(Amiti和Wei，2009[14])。当一个国家进行物质品生产环节分工的水平较高时，从物质品生产环节的分工中获取的利益趋于最大化，以致这种分工的生产率效益趋于下降。

新增长理论认为，中间投入品质量和技术升级是内生技术进步的源泉。企业通过购买高质量中间品参与国内外分工是实现技术赶超和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因此，生产环节的质量或技术密集度是分工生产率效应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

综上，我们提出假说2。

假说2：就分工环节的性质来看，把非核心环节、服务环节以及技术水平较高的环节进行分工，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大。

此外，国际分工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还可能与对象国有关。无论是资源禀赋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认为，国家之间技术差异和资源禀赋差异是形成国际分工的基础。在这一理论范式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因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巨大差异，进行国际分工的程度会大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程度。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分工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结构转换，从而更有利于生产率提升。相比于发展中国家，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进行分工，通过进口质量或者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中间投入品，将会导致更大的学习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但是，重叠需求理论以及强调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的新贸易理论却认为，贸易和分工的利益通过相似国家的产业内贸易获得。内含于北方发达国家的新技术生产工艺和成品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消费模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分工环节具有相对高的技术密集度，有助于南方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和产品差异化，且具有更大的学习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特别是在对金砖国家的研究中，欧阳峣等(2012)[20]认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经济及贸易结构中互补性明显，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更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结构转换。根据这些理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贸易和分工合作具有比南北贸易更大的基础。综上，我们提出假说3。

假说3：分工对象国对国际分工的生产率效应影响不确定。

三、中国分工模式的测度及其比较

(一)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国际分工定义为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占总产出的比重，而国内分工则定义为总产出中本土中间投入品所占的比重。计算公式如下：

(1)

(2)

根据进口投入品的性质，我们还可以定义三种不同形式的分工：第一，核心环节分工与非核心环节分工。核心环节分工即中间投入品来自购买者同行业(i=j)，非核心环节分工表示中间投入品来自本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i≠j)。第二，物质投入品分工和服务品分工。一个行业的物质投入品分工被定义为原材料投入品的购买比例，即(1)和(2)式中的j是指各种原材料等物质投入品，例如农产品或者工业品。一个行业的服务投入品分工则被称为服务投入品的购买比例，即(1)和(2)式中的j指各种服务投入品，如金融中介、教育业等。第三，低等、中等和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分工。我们参考了Foster-Mcgregor等(2013)[21]对产品进行分类的方法，将中间产品分为三类。其中，高技术含量产品对应Foster-Mcgregor等(2013)[21]分类中的1和2，中等技术含量产品对应分类中的3—5，低技术含量产品对应分类中的6和7。

同时，我们根据分工对象国的不同，将国际分工划分为与高收入国家(比如OECD国家)开展的分工和与低收入国家开展的分工。

我们按照Schworer等(2013)[15]的方法，用增加值占总产出的比重作为衡量行业内部制造的程度。因此，产出的构成基本分解为三个部分：内部制造、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WIOD提供的中国1995—2011年的投入产出表以及社会经济数据①。同时，我们剔除了“机动车销售及维修、燃料销售”和“有雇工的私人住户”两个数据不全的行业，剩下33个行业。

(二)总体分析

表1列出了1995—2011年间，中国各行业总体内部制造、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分别占总产出的比重。由表1可知，到2011年，中国各行业内部制造及国内分工约占总产出的94%。其中，37.23%来自内部制造，56.55%来自国内分工，国际分工占总产出的比重则约为6%。根据欧阳峣(2014)[6]对发展中大国的界定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我们测算了同期主要的发展中大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的分工情况，计算结果表明这些发展中大国内部制造和国内分工约占总产出的90%左右，而欧洲国家这一比重约为60%(Schworer，2013)[15]。这是从分工的角度对欧阳峣(2014)[6]等研究发现的佐证，后者发现大国具有两个初始条件，即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由此出发可以推演出大国市场规模和经济规模较大。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正是由于这种规模优势的存在，相比小国来说，国内行业分工更细，降低了对中间产品进口或国际分工的依赖。

从分工环节或者投入品的性质来看，我们发现了如下事实：首先，无论是国内分工还是国际分工，核心环节分工的比重均低于非核心环节的分工。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各行业更倾向于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非核心环节分工给国内或者国际其他行业生产，而将核心环节留在企业内部进行。其次，国内和国际的物质投入环节的分工远远高于服务投入环节。这表明我国各行业将服务活动进行国内和国际分工的程度较小，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一是我国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的依赖度不高，国内分工主要表现为产业内部分工。二是与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的现状有关。全国服务品在地区以及国家之间的进口规模远远小于货物等物质投入品的进口，进口量的偏小直接导致其占总产出的比重偏低。最后，我们进一步分析三类技术含量不同的产品国内和国际分工的程度。表1的数据表明，中国各行业国内分工主要表现为行业之间或者行业内部进行低技术密集度产品的购买。1995—2011年，中国各行业低技术含量产品国内分工的比重平均为23.97%，占国内分工的份额为44%，均高于中等技能产品和高技能产品的国内分工程度。国际分工则主要表现为中等和高技能密集度产品的进口，两者国际分工的比重平均为2.46%和1.78%，分别占总国际分工的43.30%和31.37%。即相比于国内分工，中国各行业倾向于从更高发达水平的国家进口高技能产品。

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95—2011年，中国行业内部制造比例下降6.94%，参与国内、国外分工比例分别上升4.58%和6.1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如下事实：外包或中间投入品来自其他产业，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内分工的典型特征和未来的趋势。表1显示不同类型的分工差异较为明显，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无论是物质投入品还是服务品的生产都由内部生产转向国内和国际分工。其中，服务投入品进行国际分工的比重上升较快，增长了35.85%。这主要由于工业企业内部功能不断得到深化，越来越多的服务活动被外部化，如产品的售后、运输服务等。同时，服务投入品进行国际分工的基数小，且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带动了服务贸易的增长，从而提升了其在国际分工中的比重。其二，非核心环节生产由国内转向国外分工，核心环节则由国际分工转向国内其他行业生产。核心环节国内分工比例上升43.28%，而国际分工比例下降5.96%，这说明中国各行业进行国际分工的趋势更多地表现为利用劳动力和资源优势进行核心生产环节产品的生产，把非核心环节产品外包给国外其他企业进行。其三，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国内外分工比重都在提升，而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国内外分工程度都趋于下降。分工环节的技术密集度上升，一方面反映了国内中间投入品生产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进口的中间投入品技术含量逐步提高，这都有利于中国生产率的提升。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中间品进口最多以及增长较快的不是技术附加值最高的产品，而是次高的产品，这与樊纲等(2006)[22]和魏浩(2014)[23]等学者的研究一致。

表1 中国行业总体：内部制造、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 单位：%

(三)行业分析

接着，我们分析了33个细分行业国内外分工的程度，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内部制造程度最高的前5个行业分别是房地产活动(H28)、金融中介(H27)、农林牧副渔(H1)、邮政与电信(H26)和教育(H31)行业，内部制造比例分别为78.07%、64.78%、58.96%、57.74%和57.41%，这5个行业基本分属于服务业和农业。国内分工程度最高的5个行业是皮革与制鞋(H5)、建筑(H18)、食品、饮料与烟草(H3)、运输设备(H15)和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业(H12)，国内分工比例分别为71.81%、70.38%、69.77%、69.57%和69.42%。国际分工程度最高的前5个行业是焦炭、炼油及核燃料(H8)、电器及光学设备(H14)、化工及化学制品(H9)、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业(H12)和橡胶及塑料(H10)，国际分工比例分别为22.48%、15.70%、8.84%、8.36%和8.36%。国内外分工比重最高的前5个行业都属于工业行业。该数据初步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工业行业参与国内外分工的程度高于农业和服务业。

表2 中国细分行业：内部制造、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 单位：%

注：这33个行业分别为：H1为农林牧副渔业；H2为采掘业；H3为食品、饮料及烟草；H4为纺织及纺织品；H5为皮革与制鞋；H6为木材及木制品；H7为纸浆、纸及印刷出版；H8为焦炭、炼油及核燃料；H9为化工及化学制品；H10为橡胶及塑料；H11为其他非金属矿物；H12为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业；H13为未列入其他分类的机器；H14为电器及光学设备；H15为运输设备；H16为未列入其他分类的制造业、回收利用；H17为电力、煤气及供水；H18为建筑；H19为除机动车外的批发贸易及佣金贸易；H20为除机动车外的零售贸易、家庭用品维修；H21为住宿和餐饮业；H22为内陆运输；H23为水运；H24为空运；H25为其他支持及辅助运输活动、旅行社活动；H26为邮政与电信；H27为金融中介；H28为房地产活动；H29为机器设备租赁及其他商务活动；H30为公共管理与国防、社会保障；H31为教育；H32为健康及社会工作；H33为其他社区服务、社会及个人服务

表3 中国国际分工的地区占比 单位：%

(四)国际分工国别分析

最后，我们考察了中国进行国际分工的对象差异及其变化趋势(见表3)。结果发现，中国从OECD国家进口的中间品比重远远高于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比重，这说明中国倾向于与较高收入水平经济体展开国际分工(程大中，2015[24])。从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向OECD国家进行分工的比重由1995年的68.44%下降到2011年的64.78%，而同期内向非OECD国家进行分工的程度则由6.41%提高到14.86%，且向其他三个金砖国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分工比重上升最快，增长率高达407.41%。和“世界其余国家和地区”(ROW)开展国际分工的比重也出现下降(-29.12%)。该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格局发生了细微的变化，由原来的“南—北模式”逐步向“南—南模式”转化。中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通过进口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展开国际分工逐渐转变为主动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对象调整和转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丧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一些低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分工给更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国家和地区生产。另外，金砖国家之间的南南分工模式之所以增长迅速，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优势也有明显差异，发展模式差别较大，经济结构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共享式外贸增长的基础(即基于资源禀赋差异所形成的互补性贸易)以及广泛的贸易利益源导致了南南分工模式发展潜力巨大(欧阳峣等，2012[20])。

四、实证模型及回归结果分析

从上述描述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同时，中国行业内部制造呈现下降趋势，参与国内外分工呈现上升态势。从行业层面看，中国工业行业参与国内外分工的程度高于农业和服务业。从合作对象国看，南南合作程度在逐步提升，潜力巨大。接下来，我们建立固定效应的行业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不同分工模式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该模型如下：

TFPit=β0+β1DOMit+β2OFFit+β3Hrit+β4Openit+μi+μt+εit

(3)

DOM和OFF分别表示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的比重。Hr和Open分别表示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和外贸依存度，我们引入这两个变量以控制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变量μi代表行业或国家固定效应，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或者国家特征。μt则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同时，我们考察了分工环节的差异性以及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展开国际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TFP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我们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算全要素生产率：

VAit=α+β1Kit+β2Lit+TFPit

(4)

式(4)中，VA，K和L分别表示增加值、资本和劳动力的对数值，数据来自WIOD的社会经济账户。增加值和资本以1995年为基期进行折算，劳动力用劳动时间计算。i和t则代表行业和年份，β1和β2分别衡量资本和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度，则残差即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4报告了中国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回归方程的面板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列(1)显示，在只控制年份和行业效应的情况下，国内外分工均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国际分工系数大于国内分工的系数，这意味着国际分工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考虑到国际分工对中国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积极影响，以及中间产品的异质性会影响到分工的生产率效应大小，列(2)至列(4)考察了不同性质分工环节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列(2)中我们将国际分工分为核心和非核心环节，考察其对生产率影响的差异。结果发现，非核心环节的国际分工显著促进了中国总体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核心环节的国际分工对生产率有消极影响但不显著。说明中国企业倾向于把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非核心环节外包给他国生产，而专注于生产相对具有竞争力的核心环节，通过有效要素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列(3)中将国际分工区分为物质投入品和服务品环节分工，考察两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物质投入还是服务投入环节的国际分工，都显著推动了中国总体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服务环节分工的影响会大于物质投入环节的分工。列(4)将国际分工环节区分为高技术、中等技术和低技术三类，考察将不同技术密集度生产环节分工出去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结果显示，中高等技术环节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且高技术环节分工的正向作用更强。同时，低技术环节的国际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此结果说明发展中国家外购更高技术密集度的中间品，并模仿、吸收和采用外部先进技术参与全球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越大，这也验证了本文假说2。

在第(5)列中，我们将进口中间品按其来源地分为三种类型：OECD国家、金砖国家、其他国家和地区，考察国际分工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与进口中间品来源地本身的发展水平有关。回归结果显示，中国与OECD国家进行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显著为正，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分工则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追随和吸收，但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南南分工具有相对高的技术扩散效应和学习效应，且金砖国家在科技方面各具优势和特点，互补性较强，有利于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欧阳峣等，2012[20])。因此南南合作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表4 面板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上述结果说明，中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大国，通过比较优势发展国际分工，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市场，并使劳动力比较优势由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赢得了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欧阳峣，2015[25])。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我们的经济学直觉，即提高行业的劳动技能和开放度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二)内生性问题讨论

基本结果可能存在以下内生性问题：一是分工模式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相对于低生产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国际分工。二是测量误差问题。我们采用C-D生产函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但残差项中除包含生产率外，还包括一些影响行业产出、但无法分离出来的因素。三是遗漏变量问题。由于控制了国内分工因素，我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遗漏变量偏误，但是还存在其他遗漏变量。例如行业研发投入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而世界投入产出表并未给出行业研发投入的数据，考虑到行业合并和归口统一带来的数据删截以及分类不明晰，我们在模型中并未控制该因素，而是选取高技能劳动力工作时间衡量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影响。

考虑到国际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影响，本文采用世界国际分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根据WIOD提供的40个国家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测算40个国家的平均分工水平。回归结果见表4列(6)。总之，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国际分工显著提升中国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依然成立。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表，在对中国1995—2011年33个行业的国内外分工比重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对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进行了研究。我们发现国内外分工均能显著提升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国际分工的生产率效应更大。在考虑分工环节的性质和分工合作对象国时，我们还获得了一些有益的发现：一是企业围绕非核心生产环节、服务环节投入以及技术密集度高的中间环节进行分工，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二是中国与金砖国家进行国际分工的生产率效应更大，南南合作更有利于进一步获取全球化红利。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首先，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市场分工合作创造优质的内部环境。正如Simth所指出的，“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不论是国内分工还是国际分工对中国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都非常重要。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降低交易成本和行业准入门槛，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及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为国内外分工创造条件(唐东波，2014[17])。其次，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合作，为促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获取更大全球化红利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国际分工趋势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有利。发达国家逐渐把价值链的一些中、高端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得国内的技术水平和国内的产业关联得到加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应该忽视通过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分工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减小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现实情况下，应强化中国与金砖国家或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补性占主导的国际分工关系，实现“共享式”增长。第三，致力于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加强研发投入力度，努力在关键技术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考虑到核心环节的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我们应该加快自主研发来培育本土企业核心环节以及技术密集型环节的生产能力，这也是未来中国实现内外平衡和获取全球化红利的重要方向和现实选择。

注释：

① 因WIOD两个版本涵盖时间和行业维度不一样，不利于连续性和可比性分析，故本文选取WIOD提供的中国1995—2011年的投入产出表以及社会经济数据作为实证分析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