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琪琨 田丰

摘  要：本文从使动兼语结构入手，探讨该类结构中两个动词性成分的关系、合成的基础以及整体合成结构的特征。首先，本文探讨了兼语成分N2的关系归属问题，参考认知语法合成观有关依存性的研究，本文从句法语义功能及依存侧面特征等角度对N2进行了描写，指出做宾语的N2受到了V1的句法“过滤”并失去了施事特征，不满足施事主语的基本语义要求。而后，本文采用变换、对比等形式分析方法并指出，N2不能单独做主位，V2是焦点，且N2V2不能整体充当焦点;V1与V2是促成关系，而主谓关系是常规既成关系，二者冲突;V1被V2补充，N2V2的整体概念无法阐释V1的次结构。最后，结合认知语法合成理论，本文指出V1是整个结构的侧面决定成分，隐含一个图示性层级较低的关系性阐释位，而V2阐释了合成结构的界标。

关键词：兼语结构;合成关系;侧面决定成分;补充关系;界标

作者简介：李琪琨（1992.12-），男，汉族，河南焦作人，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硕士学位，专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方向：汉语语法、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7--06

一、引言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兼语结构的研究总是围绕着四个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话题：兼语结构的分类、兼语成分N2与V1和V2的语义语法关系、兼语结构V1（N2）与V2之间的语义关系、兼语结构和其他构式之间的关系。关于兼语结构的分类，少的有：崔应贤（1990）的“使令型”、“选任型”、“存在型”和邢福义（1996）“使令”、“爱恨”、“有无”三分的;多的有：宋玉柱（1986）、游汝杰（2002）达十几种。无论分多少种小类，其本质都是认为V1N2的语义关系“导致”N2V2的语义关系。[1]林海英（2014）在考察了邢欣（2004）与朱霞（2010）的研究后指出：“典型性”兼语动词应该是单纯表示“致使”义的动词，如“使”、“让”、“叫”、“令”等。由单纯表示“致使”义的兼语动词构成的兼语式才是真正的“典型性”兼语式。[2]兼语结构是漢语复谓结构的一种，从形式上来说它是多个谓词性结构连用的格式，因此该结构与状中结构和述补结构都有一定的语法语义关系。不少研究者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研究它们的关系，如，张静（1977）就主张取消兼语结构，将其合并入其他结构，依据的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关于兼语成分的看法，直至今天大多数语法著作和研究结果认为N2既是V1的宾语又是V2的主语。朱德熙（1982）和北京大学现代汉语教研室（2004）则认为兼语成分与V2只有某种语义关系而没有语法关系，不能仅仅因为它可以是施事或话题就认为它是主语。

“兼语结构”这一名称凸显的就是兼语成分双向的语法语义作用，而语义关系是形成语法关系的基础，无论是否认为兼语成分与V2有语法关系，都要先承认二者的语义联系。本文提出的问题是：第一，N2与V2的语义关系对于整个结构的句法语义关系有什么意义;第二，兼语结构中V1与V2关系的基础是什么;第三，整个结构的合成关系取决于什么。

二、兼语成分的句法语义特征与功能特征

2.1 句法语义特征

万莹（2001）提出V1N2无法割裂：“动词前的名词定为主语，忽略了V1NV2割裂为V1N和NV2时合法性的问题”、“显性单纯致使动词的语义特征为动源引发、致使一定动作、行为、心理状态的产生即具有已然性特点。”请对比：

（1）她这才松了手，气呼呼地跟我回家。（杨绛《林奶奶》）

（2）露露通过熟人和医生打招呼，医生让我回家等电话。（周国平《妞妞》）

这两个句子都不能只说“跟我”或“让我”。二者的区别很容易发现，介词并不具备实际的动作性，它只能引入与动词相关的一个论元，该论元只是这个结构在语义上的参与者，它与其后面的动词没有直接的语法关系。从没有人认为“跟我回家”中包含了一个“我”做主语的主谓结构“我回家”。跟介词结构相似的是，在（2）中，“我回家”在语义上并没有得到凸显，说话人对于“我回家”这个命题不可以做出任何判断，因此并不存在这样的句子：“让我回不回家？”或“让我回到了家。”我们不能对这个“主谓结构”的信息做出任何调整，因此我们不认为它是个典型的主谓结构。而在（1）中，“我回家”在语义上同样无法得到凸显，其语法关系也同样得不到形式上的证明。即使介词所带宾语与其后动词有施事关系也是如此。如：

（3）饭让1老王吃了。

（4）饭让2老王吃了。[3]

（3）里“老王”在语义上是施事，可我们宁愿承认受事做主语也不会讨论“老王”对于“吃了”的主语性质，而“老王吃了”的施事与动作对于整个结构的语法关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语法关系应该具有独立性，任何一个语法关系都不能以另一个语法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但N2作为被履行的论元必须先经过V1才能与V2发生关系，N2V2无独立关系。

朱德熙（1983）先生关于“是”字连谓结构的讨论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他指出：“在这类格式里，真正的主语成了‘是的宾语，因此形式上变得没有主语了。”请看下例：

（5）是篮球比赛开始了。 （5a）*是篮球比赛应该开始了。

（6）是他回家了。            （6a）*是他应该回家了。

（7）是小李主持。            （7a）*是小李应该主持。

（8）是汤撒了。              （8a）*是汤应该撒了。

“应该”无论是主观上的推测还是客观上的“情理”推论，都是对主语状态的判断，表示主语的情况必须或必然如后面的动词性结构所表示的那样。而（5a）组都不接受任何的主客观判断，因为它的状态已经被“是”所限制，并不受说话人的调控与改变。究其根本，它在与“是”发生语法关系之后发生了变化，成为了一个固定的结果，已经不具备主语的特性。我们认为，兼语句中的N2作为V1的宾语，其语法语义特征被固定不能继续紧接着做主语。请对比例（9）-（12）：

（9）他来。

（10）他说话。

（11）他帮忙。

（12）你告诉他们。

以上例句作为典型的主谓结构都具有主动性，作为施动者，它们具有实际把控的权利和实际付出努力的特征。陈昌来（1999）指出：“具有施动性或施动能力的施事能对客事施加某种影响，因而在带客事的施动结构中，施事常能作为主动者构成有处置意义的‘把字句，有无生命或自主性的施事都有同样的功能。”因此，N2应当具有“主动者”特征和施动能力。然而兼语成分的施动能力并不来源于自身，也就不具有“主动者”特征。Jackendoff（1976）指出：“关于施事的解剖，总起来看，它分为三个半独立的部分：行为的行为者的第一个论元，有意的行动者的第一个论元，外来的动力的第一个论元。”[4]。张伯江（2007）考察了动词的自主意义与施动性的关系，并认为在语用因素的作用下自主意义越强施动性也会越强。而兼语成分的特点不在于自主意义的强弱而是它完全排斥自主意义。使令动词的出现首先消除的就是自主性。因此兼语成分在V1的“句法过滤”下，不仅不具备主语的典型特征，更加不具备施事的典型特征。

根据以上的分析，如要一定要说兼语成分N2与V2之间有语法关系，这语法关系与目前有的语法关系范畴也都不同。朱德熙（1983）曾提出一种“伴随、协助”兼语结构。如（转引自朱德熙1983）：

（13）扶老太太上车。 （13a）*扶老太太应该上车。 （13b）老太太上车。

（14）送孙子去幼儿园。 （14a）*送孙子应该去幼儿园。 （14b）孙子去幼儿园。

（15）带一帮人去学校。 （15a）*带一帮人应该去学校。 （15b）一帮人去学校。

从语义上来讲，兼语成分应该保留一部分主动性，然而这些具有实际动作的动词本身带有主动性，但表“伴随、协助”的V1在句法上创造了论元N2，N2是否能够发出动作完全取决于V1。反过来说，只有V1N2的语义得到了凸显，也只有它们形成了动作+受事的语法关系。张伯江（2000）曾指出：“把字句通过增加受事的受动性体现该结构对主语归因的凸显。”在基本语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该兼语结构可以变换为：

（13c）把老太太扶上车。

（14c）把孙子送去幼儿园。

（15c）把一帮人带去学校。

可以看到，当受事的受动性被加强后，N2与V2就更加不具备任何语法关系了。综上所述，兼语成分并不能与V2形成典型的主谓关系。

2.2 信息功能特征

张伯江、方梅（1996）指出：“主位的基本含义是表述出发点（即在该语境中已知的或至少容易得知的东西，说话者由此出发）。”他们指出：“主位标志既然是次要信息和重要信息的分界线，它就绝不会出现在焦点成分里。”这对于兼语结构来说主要有两个意义，第一，虽然有些研究者认为兼语成分有双重的语义语法关系，但它却不可能有双重信息关系，即兼语成分不可能既是重要信息又是次要信息。第二，对于整个兼语结构来说焦点作为重要信息得到凸显，其必然具有信息上的完整性，而它的基础是语义上的完整性，若两个成分之间存在必然的语义关系，则中间不可插入主位标记。

兼语结构中主位标记能够出现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例如：

（16）……让他呀站在花盆旁边儿，拿着那花头闻花儿。（佚名《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16a）*让呀，他站在花盆边儿。

（17）……今天晚上您就叫他呀，穿着他这件火龙单就上那屋里呆着。（佚名《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17a）*今天晚上您就叫呀，他穿着他这件火龙单就上那屋里呆着。

（18）他甚至给国王写了一封请愿书，求他呀，“主持公道”。（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A： Y：1857Y）

（18a）*他甚至给国王写了一封请愿书，求呀，他“主持公道”。

（19）请求好心人啊，唱首可以午睡，入睡的歌听听吧。（佚名，微博）

（19a）*请求啊，好心人唱首可以午睡的歌。

這说明，V1不能单独作为主位出现，而N2V2也不能以整体的身份成为焦点信息。虽然主位标记的位置有时与句法切分的层次并不吻合，但无论是主位还是焦点都至少需要语义上和句法结构上的完整性。

我们先来看主位的情况。

（16b）他呀，站在花盆旁边儿。

（17b）他呀，穿着他这件火龙单。

（18b）他呀，主持公道。

（19b）好心人啊，唱首可以入睡的歌吧。

上例都是典型的主谓结构，与例（16）-（19）相对照，虽然都是主位，都表达了信息的起点，但他们的信息特征却明显不同。这组句子语气词前的成分既是主语也是话题，按照张伯江和方梅（1996）的分析，它不仅是“实体性的行为参与成分”，它还是且仅是一个明确且唯一的“角色”，应属于话题主位。而例（16）-（19），语气词前的成分是一个明确的动态行为，不能认为它是话题，因此它显然也不是主语。朱德熙（1983）指出：“它是复谓结构的一种，由多个谓词构成，并充当一个谓语成分。”因此无论是V1N2还是N2V2都不是句子的直接组成成分。我们认为兼语结构中语气词隔开的两个语段不是直接句法成分，单一的兼语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句法单位，无论把语气词放在哪里，隔开的都不可能是直接句法成分。从信息的角度出发，兼语结构在语法上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其信息结构较复杂，V1N2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语气停顿也不能插入任何语气词，是一个十分紧凑的整体，我们把它看作是句首成分。请对比：

（20）我最近常常去公园。

（20a）我最近常常啊，去公园。

（20b）我啊，最近常常去公园。

（20c）我最近啊，常常去公园。

例（20）虽然可以把语气词放在非直接句法成分之间，如（20a），但由于（20b）和（20c）的存在，说明它不是一个结构紧凑的整体，不能看做句首成分。按照张伯江的分类，兼语结构中能够存在的主位只能是篇章主位，张伯江指出：“其主要功能在于引出其后的内容。”这直接说明了V1N2在信息和语义上的整体性，同时也说明了N2V2不可能脱离V1形成独立的语义联系，更不会是主谓关系。

我们再来看焦点的情况。从信息的角度来说，兼语结构中N2V2若是一个完整的主谓结构首先应该有独立作为主位或焦点的能力;其次，主谓结构在兼语结构中应该表达一种结果。

我们增加兼语结构的语义复杂性来检查其中是否包含主谓结构做焦点。

（21）叫小李（啊）请你啊，吃饭。 （21a）*叫（啊）小李请啊，你吃饭。

（22）让老师（啊）教你啊，开车。 （22a）*让（啊）老师教啊，你开车。

（23）请你（啊）看着他呀，做手术。 （23a）*请（啊）你看着啊，他做手术。

（24）求小王（啊）听他啊，说话。 （24a）*求（啊）小王听啊，他说话。

可以看到，无论主谓关系出现在复合兼语结构的哪个位置，都不能成为焦点。因此，兼语结构的焦点只能是单独的V2。兼语结构中N2V2所谓的主谓关系和语义关系在表达中得不到任何的凸显，也不具有信息上的完整性。

作为祈使句，上述例句自然不包含任何结果，兼语结构涉及的任何论元在说话人看来，是否真的执行了相应的动作过程并不重要。从逻辑上和信息上来讲，以下句子并不成立。如：

（21b）*（老板）叫小李请你吃饭！小李请了！你吃饭了！

（22b）*（同学们）让老师教你开车！老师教你了！你开车了！

（23b）*（主任）请你看着他做手术！你看着他了！他做手术了！

（24b）*（一个下属）求小王听他说话！小王听了！他说话了！

如果是陈述句，主谓结构体现的对事实的陈述也同样出现了信息冲突。尤其是加粗部分，作为自然焦点本该得到信息凸显，在这里反而显得多余兼与题无关。

上面我们从信息功能的角度出发，发现V1N2是一个信息整体，只能作为兼语结构表达的出发点，符合主位的特征，V2只能单独作为焦点。N2V2不具有信息上的整体性，不能成为表达的焦点，其二者不具有信息上的关联性。因此，从信息功能上来说，我们认为N2V2并不具有主谓关系，而其语义关系对于整个结构的信息表达来说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它们没有独立的语义关系。其信息、语法、语义关系只存在于V1N2与V2之间。

N2的基本指称特征也可以作为例证。根据刘顺（2004）的研究，汉语无指性成分多出现在宾语、定语以及谓语位置上。无指的语义特征与施事相矛盾，因此它们无法充当施事宾语。张伯江（1996）指出，作为无指成分的“人”其语义负载微乎其微，它不能指示或称代语境里的任何一方。但它可以作为兼语结构中“帮”、“陪”等动词的宾语。兼语结构中的N2允许无指性成分的出现。如：

（25）帮人做事还挣钱。（杨绛《走到人生边上》）

（26）……又陪人到普陀去燒了一次香回来。（郁达夫《十三夜》

三、兼语成分的依存特征

兼语成分的依存特征是为了进一步回答N2在结构中的功能，即它是V1的界标还是V2的射体。

McCawley（1992）曾用总括副词“都”来证明动词与介词对于论元选择及其语义关系的差异。

（27）你跟他们都学学。

（28）*我跟着你们都走 ！

介词结构本身就依赖于动词，因此其论元也就直接与动词发生了语义关系。这也直接证明了“他们”在语义上和语法上都属于第一个动词，该论元只能与V1产生对应，其功能在第一个谓词性结构中已经完成，不能与V2产生对应。我们认为某个成分，如“他们”，可能是施事也可能是受事、与事等等，但它语法意义表达的前提是与其他成分的关系的凸显。根据上节分析，N2与V2并不存在语义关系上的凸显，其产生语法关系的前提就没有了，因此，它们任何可能的语义关系在这个结构中都没有意义。

不同于界标被凸显，若V2的射体在结构中被凸显出来，N2V2就会成为一个自主的述义。V1作为依存成分与结构中唯一被凸显的自主成分产生配价关系形成组构体，其二者必然产生对应关系，这与V2的补充关系是矛盾的。因此不仅N2不能成为V2的射体，其任何射体都不能被凸显出来。如：

（29）* 叫他他过来。

（30）* 让他他说话。

另一方面，若N2是V2的射体，则其述义基底会使得它被谓语动词允准并占据阐释位，该过程（V2）的射体被阐释。因此主谓结构被认为是存在一个话题被阐述。但兼语结构的核心语义是一个过程促成另一过程产生而非一过程促成另一话题被阐述。因此，以下例句产生了语义异常：

（31）*求他没有帮忙。

（32）*让她是个好人。

（33）*叫他正在坐下。

最后，使动兼语结构的述义范围中要求N2规约性的有能力作出V2，射体通过V1去促成V2，如果凸显N2V2的主谓关系则其述义范围是N2常规性地作出了V2，这与“促成”相抵触，N2V2是既成关系，则只会形成主谓结构做宾语的现象。试比较：

（34）他叫小王玩游戏。

（35）他看小王玩游戏。

因此，N2和V2的主谓关系不在该结构的述义范围之内。

使成结构的表现更具有代表性：

（36）Bill quit ， Joe caused it.（比尔辞职了，乔导致的。）

（37）Joe caused something namely （he caused） Bill's quitting.[5]（乔导致了一件事的发生，这件事是他导致了比尔辞职。）

兰盖克在分析该使成结构时指出bill quit必须整体作为一个界标或者说做宾语，因为该结构的射体要求一个事件性的结果（event），但是，上面我们提到过“如果一定要认为N2V2具有语法关联，它也不是主谓结构”，如该使成结构所示，如果二者具有直接语义关系，则必须成为独立的事件，兰盖克指出在语义上它相当于bills quitting，结果是它独立充当宾语对致使词进行补充，二者相当松散。但兼语结构中，N2V2并不是宾语，也不能转变为名词性的结构，这说明，如果N2V2是一个整体，则兼语结构仍然缺少一个独立的动词性成分。因此，V2在基体当中可以存在一个施事，但兼语结构不允许这样的完整的事件性结构体现出来，只能V2作为V1的界标补充V1。

综上，使动兼语结构的凸显侧面并不是N2V2的语法关系，因此该结构中得到凸显的参与者只能是N1，也即是唯一的射体。N2V2的可能语法关系并不构成或影响整个结构的侧面。整个结构中凸显度最高的是整体结构的始发者，同时也是V2存在的促成者，因此不能认为N2是该结构的射体。

新的问题就产生了，如果N2不能成为V2的射体，V1与V2不通过N2产生语义关系，那么V1V2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四、兼语结构的合成特征

上面我们通过分析N2的依存特征与N2V2的句法、功能特征，初步发现了V1与V2的直接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整个结构的合成关系。

（38）我这个傻子，听到这个主意高兴得跳了起来：“太好了。您快叫他来。”他们肯定是事先都策划好了的。（沃兹涅先斯卡娅《女人十日谈》）

（39）韩大宝不让他说话，按他坐在他坐过的椅子上，椅面是皮子做的，一坐一个软坑，韩大宝开始给我们讲课，讲的是拾破烂的大千世界。（贾平凹《高兴》）

（40）虽然儿女的婚嫁总免不了求他帮忙，而当婚事告成，人们都反过脸来嘲笑刘红眼了。（陈忠实《初夏时节》）

（41）请你告诉他们，我去了，只请他们帮我还村中漆匠五百钱，我应当还他这笔钱。（沈从文《如蕤集》）

吕叔湘（2009）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指出“让”在“致使义上必带兼语”。请看以下对话：

（42）*A：叫什么？

*B： （叫）他来。

（43）*A：让什么？

*B： （让）他说话。

（44）??*A：求什么？

*B： （求）他帮忙。

以上对话不会产生的原因在于，使令动词在及物性上首先缺失的是使令的对象，而N2V2一旦产生语义关系则必然是一个完整的命题。如，“他讲话”作为一个完整的事件与兼语结构的需求不符。因此，N2V2并不能成为一个整体补充V1的及物性。第二点，作为使令动词的V1不仅不能够单说，且必带兼语，这说明V1N2作为一个整体缺乏及物性，且其及物性只能由单独的V2补充。

以上两点可以得到合成配价分析的支持。吕叔湘（2009）的表述从配价的角度可以分析为：兼语成分N2首先阐释了V1侧面中的对象;V1作为侧面决定成分预设了V2，V2阐释了V?1凸显的次结构。那么，一個动词阐释另外一个动词的依据是什么？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V1与V2之间存在某种配价关系，对于使动兼语结构来说可以认为是“促成”，即V1促成了V2。兰盖克指出：“所有的配价关系都取决于某种语义重叠，因此，可以预见，在一些情况下，一个成分的意义会完全包括在另一个成分里面。”[6]。重叠意味着V1或V2的述义范围中天然地包含着V2或V1的部分或全部语义内容。对于使动兼语结构来说，使动词的侧面中毫无疑问地包含着一个具体动作的阐释位。使动词的语义在于促成某种行为，那么它本身是依存性结构，V2完全阐释了V1所促成的那个动作;V2表达行为它同时也是依存性结构，但一个行为并不一定是被促成的，因此D（V1--V2）大于D（V2--V1）。可以认为V1为侧面决定成分，V2与V1所预设的被促成的行为的阐释位完全重叠。

那么，两个动词重叠的本质又是什么？兰盖克曾指出，介词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可以存在一种更精确的阐释关系，他曾举过一个例子“The little girl crowled through a tunnel.”该例在汉语中的表达是一个复谓结构，有两个动词：

（45）小姑娘爬着穿过隧道。

这两个例子的基本语义相同，汉语中是单纯的两个动词性成分叠加。根据他的分析思路，这两个动词并不是分离的而是依存的，其本质也不是时间上的线性关系，而是阐释关系。“穿”是一个图式性层级较高的动词，它只表达在一定的路径上移动，因此它需要一个具体行为来阐释“怎么穿”;而“爬”则是一个图式性层级较低的动词，它有更丰富的细节，因此“爬”可以与“穿”预设的阐释位产生对应。这里，“爬”的存在是为了补充依存性更强的“穿”，即D（穿--爬）大于D（爬--穿）。本结构的合成至少需要凸显四个成分结构：过程关系“穿”;图式性动词“穿”的所有状态，凸显出一个路径;过程关系“爬”;过程关系“爬”的所有状态，凸显出一个路径。合成过程中，首先“穿”不仅提供路径，也是一个事实行为，而“爬”内涵的路径必须与“穿”提供的路径重叠，这两个动词才能描述同一个行为。其次，过程关系“爬”与过程关系“穿”必须同时存在，否则该结构就只能表达一个事件而不是行为，如：“小姑娘爬隧道。”最后，这两个过程不能是分离的不同的行为。“爬”的所有状态（“爬着”），阐释了“穿”的所有状态。“爬”是“穿”的精细化和具体化，也就是图式性层级降低。因此，从语义上我们才能感知到，“爬”和“穿”是同一个行为，前者阐释后者，“表伴随”的说法混淆了动词概念的差异与表意功能的差异，它的本质就是功能重叠。否则结构中出现两个不相关的动词必然表达两个不同的行为而导致语义混乱。这里“穿”的所有状态就是“爬”的所有状态的上层图式，而图式性低的阐释图式性高的。

例（38）——（41）中两个动词的关系也是如此，使动词“让”、“请”、“叫”、“求”与“说话”、“来”、“帮忙”、“告诉”相比图式性层级显然更高、更加抽象、精细度更差，因此上例V1与V2同样有条件形成阐释关系，且依存关系也表现为D（V1---V2）大于D（V2---V1）。单一的高图式性动词表意不足、细节表现差，天然地包含一个图式性层级比自己低的动词来进一步阐释，因此一个结构中允许同一个范畴里不同图式性层级的动词同时出现。动词性结构中侧面决定成分是依存性的，其他的就是补充性的，这也是这两个动词的关系。因此不仅仅是使动词这样本身图示性层级较高的动词会预设一个比它图示性层级低的一个动词阐释位，任何一个动词都可以预设一个层级较低的阐释位。而如果两个动词图示性层级极为相近，它们会形成互相范畴化的局面，失去侧面决定成分，其中一个会有状语或补语化的趋势，它们可以相互补充。更重要的是，如果图式性层级较高者不再承担侧面决定成分，细节度更高的动词承担侧面决定成分，前者自然会语法化成为状语或补语。试比较例（27）与（28）。

上面我们指出，使动兼语句以依存性结构使动词为侧面决定成分，并提供一个具体行为的阐释位。那么，合成结构中成分结构V2表达什么角色？

（46）是不是所长叫你来做我的工作？（路遥《风雪腊梅》）

这里“叫”的内容由具体动词“来”阐释。从言语功能上来说，“所长叫你来”等同于“所长说：‘来！”上面提到过，V2是同范畴里图示性层级低的下位词，起到补充的作用。那么，这两个结构的意像圖式成分都是“所长”、“你”、“指令”。不同的两种让指令清晰化的方式，一种下位词直接阐释，一种上位词留下来一个下位词的阐释位，它们共同阐释，后者指令强度更大。兰盖克认为界标是与射体相对应的成分，是射体行为的参照点。而当V1是侧面决定成分时，V2是V1述义的参照点，它与V1部分重叠使得V1更加具体和清晰，也就是说V2把V1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同时，这也是下位词对于上位词的主要功能，任何抽象的概念都需要具体下位的概念提供参照[7]。兰盖克通过分析上例（36）、（37）根据两个动词的重叠本质认为“被致使者”应为界标[8]，从语义上来说，该结构是使成的语义关系，他指出这是两个步骤，两个不同的实义动词。他认为，quit是cause的界标，显然是因为后者是侧面决定成分，而前者是补充。他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主动行为造成了另外一个行为，第二个行为作为界标是第一个行为的结果，对于使动来说这个界标就是目的。

对于上面例（45）来说，一个不精确的动词，留下了一个阐释位使表达精确。它也有两种方式：

（45a）小女孩穿过隧道。

与例（45a）相比，“爬着”标示的是一个没有时间边界、恒常的状态，它的静止性与具体性显示了它的参照点特性，从而可以认定为界标。

同样，例（38）例（39）“叫他来”、“让他说话”中的V2具有同样的性质，“说话”、“来”首先并不表示实际发生，因此也没有时间边界，可以表达一种状态而不表示变化。“让”与“说话”整合之前，后者在述义范围内没有得到凸显;整合之后，让的述义范围被“说话”明确和缩小。“让”的界标是一个不清晰的范围，有了V2，它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边界，那么根据认知语法理论可以认定V2为界标。典型的兼语结构合成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典型的范畴化操作，使动词本身是允准，而允准是范畴化操作，“让”的意像图式是典型的范畴化操作，把范畴之外的动作，覆盖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而被允准的动词为目标结构，也就是对象，其本质必然就是界标。

综上，该合成结构的特征可表述为：使动词V1是该结构的侧面决定成分，该结构的整体意义与使动词的基本意义等同;使动词V1预设了一个图式性比它低的具体动词充当阐释位，该阐释位由具体行为V（P）2单独阐释，V2与V1部分重叠，二者为补充关系，后者充当前者的界标;兼语成分N2与V2无直接合成关系，二者不形成独立结构，不共同表达合成语义，它仅仅是V1所表行为涉及的对象及名物性界标，一定条件下可省略。

五、结语

本文从典型的“使动”兼语结构入手讨论该结构的合成性关系。首先指出普遍讨论的“N2V2”不具有独立的合成性句法语义关系，它们的合成意义“常规性的存在”与“使动”冲突;进而指出该结构的语义侧面是使动词V1，该结构的核心意义存在于V1与V2的合成性关系中;最后指出V1V2是补充关系，V2整体阐释了V1的目标行为，由于V1的述义需要参照V2的意义，因此认定V2是V1的界标。

本文认为兼语结构中多谓词的关系与其他复谓结构中多谓词的关系没有本质区别，复谓结构的内涵应当是“单句中含有多个谓词性成分的情况”，应当包含谓词做状语、补语，甚至主宾语的情况，其中多有交叉。如江蓝生（2018）指出：“‘这事儿你怎么不唤我商量？这是一个歧义句，既可理解为‘你怎么不叫我来一起商量，又可以理解为‘你怎么不跟我商量……”[9]那么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多个谓词代表的不同场景能够整合在一起的方式和依据是什么？本文采用兰盖克认知语法的分析方法，结合“介词结构做状语”与“单纯连谓结构”个例，旨在为现代汉语复谓结构中多个谓词关系的分析打下基础。

注释：

[1]“爱恨型”从语义上看似是具有相反的导致关系，然而其导致关系可以是V1N2的“爱恨”导致必须使用另一谓词来说明原因。

[2]参看邢欣.现代汉语兼语式[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69;李莹，周毕吉.汉语兼语式的句法分析及其相关语法现象[J].语言研究集刊，2016（01）：62-73+335：张瑶.论连谓句与兼语句的划分问题[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18（03）：68-71+110 的前人研究综述部分.

[3]让1是个介词，语义上与“被”相近;让2是个动词有“致使”和“允准”的意思。朱德熙先生（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1983 178-179：：13.4.4）曾指出“让”没有具体词汇意义，不是兼语结构。而这两个句子一个是陈述句一个是祈使句，可以说明两个“让”并不相同，这里我们采用吕叔湘（1995）的看法，认为“让”表示致使时，是个动词。

[4]参考张伯江.施事和受事的语义语用特征及其在句式中的实现[D].复旦大学，2007.2-14.

[5]Langacker， Ronald W 1981. 'The Integration of Grammar and Grammatical Change.' Indian linguistic 42.82-`135

[6]参见《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理论前提》/（美）兰盖克（Langacker， R.W.）著;牛保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第300页-301页。

[7]请参看Langacker， Ronald W 1993.'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1-38.中关于范畴的图式性延伸与原型性扩展的论述。

[8]请参看Langacker， Ronald W 1981. 'The Integration of Grammar and Grammatical Change.' Indian linguistic 中对于主要动词及其关联动词之间关系的论述。

[9]见《语请局》，2018年9月26日江蓝生《台湾同胞的我和（han）你竟是地道北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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