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们有钱之后，另觅新欢，那些原配的妻子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出口。史密逊太太打算死在变心的丈夫面前，曙蓝则带着孩子远走他乡。有一天她们相遇，开始了互相救赎，只是不知这是魂魄的游历，还是现实中的奇遇？

“宝马X5，黑色，四轮驱动，1250公里。”

曙蓝是在二手货网站的二手车栏目里看到那则广告的。

“Mint condition。”

这两个英文单词拆开来她都认识，摆在一起时却感觉脸生。她打开手机上的翻译软件，查出来那个词组是“出厂状态”，或者说“几乎全新”的意思。这里的mint，与薄荷无关，是她在望文生义。

“缺乏逻辑。”

假如此刻元林在她身边，一定会用这句话来嘲讽她的弱智，她甚至能想象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情。双眉上挑，右边的那条比左边稍稍高一些，嘴角上挤出一根朝下拐的浅纹。元林即使不认识这个词组，也一定会根据上下文猜出它的意思——1250的公里数本身就是明确的提示，他不会像她那样去做一些事后悔悟的无谓劳动。元林是做风投的。元林学了商科，倒不像大部分人那样是因为追风，高收入对他来说并不是唯一的诱惑，他做哪一行大概都能挣钱。他选了这一行，仅仅是因为他喜欢追踪数字在变成报表和新闻之前那些变幻莫测的潜流。元林有着坚定而执拗的价值判断体系，元林使用的标准其实很简单，除却那些五花八门的外包装——女孩子们对这样的包装几乎没有免疫力，内核其实只是“逻辑”二字。

逻辑也是天分。知识能学，技能可教，唯独逻辑是老天爷给的，有就有了，没有的，就永远也不可能有。

这是元林的观点。

元林的逻辑带着他走了很远的路，从甘肃一个小山村走进了帝都一家上市金融公司。但元林的逻辑也不总是所向披靡的，至少在一件至关紧要的事上，让他栽了一个跟头：他娶了一个逻辑缺失的女人，并和她一起造就了一个兴许和母亲一样逻辑缺失的女儿。小书虽然才八岁，用元林的标准来衡量，却已经显示出母系基因的苗头。比方说当元林在饭桌上问小书今天在学校里学了什么的时候，小书可以不厌其烦地描述从教室窗口看到的云彩形状、任课女老师头发和裙子的颜色和样式，却无法简捷完整地复述概括课堂的内容。小书学习英文单词时，会一个一个地死记硬背，却不懂得举一反三地找到发音规律。有一次，元林和小书一起看“探索”频道一个关于人类交通发展演变的节目，元林顺嘴问小书，现在世界上最快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小书尽管看得津津有味，她的回答却和节目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小书没说飞机，也没说火车，更没说火箭，而是说“思念”。

元林爱小书，能把小书爱得透不过气来，爱成扁扁的一张纸。但元林谈起小书的将来，眼神里却充满了忧虑。曙蓝总觉得元林对小书的爱是那种对一个晚期癌症病人的爱法，不带长远指望，只求眼前平安。曙蓝为自己不成章法的基因心怀愧疚。曙蓝曾经问过元林，为什么他找的是她，而不是一个和他自己更为接近的、具有强大逻辑思维和行动能力的女人？元林想了半天，才说人总是在寻找自己缺失的东西。

她并不总是相信元林说的每一句话，但这句话，她打心眼里信了。她的判断并不基于逻辑，而是基于直觉。直觉到底属于知识技能还是天分？直觉和逻辑一样，也来自娘胎吗？她曾经想问元林，可是她错过了时机。她错过了问这句话的时机，后来，就再也没有环境和心情。

假如不是上面标的那个价格，她大概都不会在那则广告上多留一眼的。没错，她的确急需一辆二手车，但不是那样的车。开那种车的，应该是另外一群人，一群穿巴宝莉风衣，拎香奈儿包包，戴卡地亚钻戒和手链，脸颊上鼓着被肉毒针催生出来的苹果肌的人。她坐在那样的车里，她和车都会感觉尴尬。但是，那则广告上的价格却生出一个尖尖的角，一下子勾住了她的眼睛。

五百加元。

她反反复复数过几次。没错，是三位数。不是五千，也不是五万，而是五百。

这是用白菜的价格，叫卖一件大明官窑。她无意收藏大明官窑，可是当白菜和名瓷同时变得唾手可得的时候，她没有理由拿过来白菜而拒绝名瓷。当时她还没来得及想到别的。白菜的容器可以仅仅是一个塑料袋、一台冰箱，而用来摆置名瓷的配套设施，却有可能是一个陈设柜、一套射灯、一组新家具，甚至一个新家。这些都是后来才产生的复杂念头，而在当时，搅动她脑汁的，仅仅只是一股好奇。

她仔细地查过了广告上传的时间，是八天以前的晚上七点四十九分。上传后更新过两次，最近一次是在三十二分钟之前。也就是说，这辆以白菜价标售的名车，至今还没有出手——至少在半个小时之前还没有。

曙蓝拿起了电话。假如元林在场，他一定会说“It is too good to be true”（听起来太好的东西必有陷阱）。可是现在元林不在，她可以任性一回。她为比这大得多的事都冒过险了，比如才认识一周就嫁给了元林，再比如辞了中学的教职带小书出国读书…… 假若为这辆车去冒一次险，她至多只是丢失了五百加元——那是在她丢得起的范围之内。

她拨了那个电话号码，几乎还没听见铃响，那头就有人接了起来，速度快得让曙蓝一怔，不禁觉得那人已经在电话边上一动不动地守候了一个早晨。那是个女声，听不出年龄，音质里带着一丝磁性，词和词碰撞的时候，生出一些极为细微的咝咝声，像老式收音机频道没调准时出现的交流电声。只是每一个词组都是秃尾的，所有语气拖腔都被一把看不见的刀决绝地斩断。

“哈罗。电话销货？请立刻挂断。我和你都不要浪费彼此的時间。”

“我不是，我是……我只想问，那辆车子，宝马，还在吗？”曙蓝结结巴巴地问。

“在。”女人绷得很紧的口气，略略地松了一松。

曙蓝哦了一声，对方立刻接过了话头：“你是想问这么划算的一件事，怎么到现在还没成交，对吗？”

曙蓝在脑子里飞快地组织着句子。白菜价……名瓷……逻辑……直觉……词语潮水一样地涌了上来，排着队堵在喉咙口，但都不是英文。曙蓝在浅浅的英文词库里走了几个来回，最后只抓住了那个摆放在最门口、使起来最顺手的单词。

“Yes。”她说。

女人哼了一声。隔着电话，曙蓝听不出这究竟是洞察一切的冷笑，还是明知故问的嘲讽。

“那是因为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还没有人通过我的面试，到目前为止。”女人说。

“面试？”曙蓝吃了一惊。

“是的。面试。至少一次，也许不止。”

曙蓝沉默了。也许在这趟交易中丢失的，不仅仅是五百加元。

“你在想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局？这也难怪，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

女人总是能立刻猜出曙蓝没有说出的话，把曙蓝逼入一个只能用yes或者no来回应的死角。

“你应该知道，了解一点新车主的背景，应该不算是一个特别过分的要求，尤其是这样的一辆车、这样的一个价位。”女人终于放慢了语速。

这个电话号码，在过去的八天里，究竟被多少人拨打过？这个女人到底对多少人，说过同样的话？曙蓝问自己。

女人开始放松，而曙蓝的神经却开始绷紧。可是没用。直觉是一张千疮百孔的纸，直觉靠不住。真正能够守护她的，只能是逻辑，逻辑才是铜墙铁壁。可是元林不在，失却了逻辑的把守，她的防卫系统早已溃不成军。

“什么时间我可以过来？”她听见自己急切地问那个女人。

曙蓝躺在草地上看天。她一生中从没看见过这样的天。

她三十九岁。她不知道用“一生”来形容三十九岁是否合宜。假如三十九岁是一生，那六十岁又是什么？一又二分之一生？若活到九十岁，那是否就该算是“三生三世”？

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学会了用数字来量化情绪？元林的影响无处不在。

她是中文系毕业的，她对天空并不无知，她在小说散文诗歌中与各种各样的天空相遇过。喜马拉雅的天空，南疆的天空，阿尔卑斯的天空，撒哈拉的天空……那些天空都让她感动，但却不切肤，因为她没去过那些地方。二手的感动像水，从源头流到她这里，势头已经衰减了许多。

但这片天空不同，这是她亲眼所见的天空。她是她自己的源头。

天很紧，是十八岁的那种紧，而不是精华素玻尿酸肉毒针的紧。这样紧致的天空必然是蓝色的，就如十八岁的肌肤必然带着红晕一样。阳光经过这样的蓝时毫无阻隔，阳光也染上了蓝。

元林现在应该是看不见这样的天的。即使是从前，元林在帝都金融中心那座四十一层的办公大楼上班时，他也没有太留意过窗外的景致。有一回他把手机落在了家里，她正好没课，就给他送了过去——那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的工作环境。他的办公室在东南角上，三面都是落地窗。她站在窗前，感覺阳光掀开了她毛孔上的每一个盖子，她一伸手，就可以抓到一角云彩。“你每天，我说是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天空吗？”她激动得语无伦次。他朝外看了一眼，仿佛吃了一惊。“哦，还真是的。”他说。

小书站在草地上，弓着腰，吹一朵结了白绒的蒲公英。她把一肚子的气都憋在了两个腮帮里，脸鼓得很圆很红，一路红到颈脖。可是她到底还是没能把那口气憋到最后，她忍不住笑了，那口气就散成了一串唾沫。泄了气的小书蹲在地上，咯咯地笑了起来。

小书真是个爱笑的孩子，曙蓝总觉得小书的身体里，控制笑的那根神经出了毛病，少了一个阀门，或是缺了一条弹簧，最轻微的刺激就能引发失控。一丝掠过眼皮的风，一片飘过头发的柳絮，一滴从屋檐上落下的水珠子，一只叫声有些怪异的雀子，甚至洗手间里一股没能及时消散的气味，都能引得她咯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小书的笑是一根小小的柔软的手指头，能解开任何一个心结，扯松任何一团纠缠的眉心，叫天下的城墙都轰然倒塌，家中所有的锁匙失灵。

拥有这样笑声的孩子，即使没有逻辑，那又怎样呢？曙蓝忍不住微微一笑。

小书又找到了一朵蒲公英，举着一朵白绒在草地上奔跑。小书跑起来的样子真美啊，颈子长长的，腰背之间是一条结实平滑的弧线。八岁是个完美的年纪，八岁刚刚碰触到了世界的表，八岁还不认识世界的里。八岁的女孩可以心无旁骛地为一朵蒲公英快活得死去活来。

小书你不要长大，一根头发丝都不要长。曙蓝喃喃地对自己说。

云开始散开，起了点细微的风。小书吹出去的白绒绒在微风里懒怠地飘着，飘了一小会儿才慢慢地落到草上。大部分的白绒会躺在草面上，成为飞鸟腹中的食物，或者等待着被另外一阵风刮到另外一个不可知的去处。只有少数的几丝，会在草株之间的狭小缝隙中钻进来，落入泥里，等到明年再长出一株绿叶，开出另外一朵黄花，结成另外一头白绒。

小书跑累了，回到曙蓝身边要水喝，满头满脸冒着蒸腾的热气。

“妈妈，刘易斯太太说蒲公英是野草，要拔掉。这么好看的东西为什么要拔掉？”小书问。

刘易斯太太是他们的房东。

“一个人眼里看起来是好花，另外一个人眼里看起来是杂草。”曙蓝说。

“所以，你一直不拔。”小书说。

她们住在一个租来的小平房里，门前有一块小小的草地。曙蓝割草，但从没拔过野草，所以她们的草地只在刚刚割过的那一两天里，看起来还算平头齐脸。再过几天，便是一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乱象，因为野草长得远比草快。

“所有的草都是草，所有的花都是花，它们彼此平等。”曙蓝说。

小书想了一想，突然说：“爸爸会说你文科思维。”

说完了，小书咯咯大笑了起来，笑得浑身乱颤，仿佛“文科思维”是一声在大庭广众面前放的响屁，不合时宜却又极其欢乐。

曙蓝也忍不住跟着笑了，为这句话，也为小书笑起来的样子。

小书终于笑累了，安静下来。曙蓝看见小书的眼睛里，有一个问题正在结籽。她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问题行走在从眼睛到舌头的路上，她既无法阻拦，也无法闪避，她只能听凭它当的一声撞到她的耳膜上。

“爸爸什么时候过来看我们？”小书问。

这个问题，小书时不时地会问。问过了，得到了答复，隔几天还会再问。

“快了。”曙蓝说。

曙蓝说这句话的时候，下一句话也已准备稳妥，等候在她的喉咙口了——那是一个关于具体时间的答复。可是她没用上这句话，因为小书没再追问，小书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别的话题上。

慢慢地就好了。曙蓝对自己说。时间和记性是天敌，它们永远在交战。记忆永远会败在时间手下，没有人可以打赢时间。小书还会问同样的问题，只是频率会渐渐发生变化。从两三天一次，到一周一次，再到一个月一次。再接下来，就会变成半年、一年、几年。再接下來，就会永远不再问。

“妈妈，今天我们去科学馆吗？”小书问。

小书的学校暑期组织学生参观科学馆，曙蓝已经替小书报了名，但又临时改变了主意。

“今天我们不去科学馆。你跟妈妈，去争取一辆车。你的英文比妈妈好，我们需要车。”

小书的眼睛忽闪了几下，神情突然严肃起来。

“妈妈，我要怎么样，争取呢？”小书问。

曙蓝想了想，才说：“孩子，你就做你平常的样子。”

曙蓝带着小书，去找电话上给的那个地址。

找到那条街很容易，找到那座房子却费了一番周折。

房子离街面很远——大凡有些气派的房子都这样，房前留出了大片的空地，与街市若即若离。走近那座房子的时候，天上突然起了一场雾。那一场雾来得毫无预兆，一下子就把路给堵了。雾一忽儿浓，一忽儿淡，房子时隐时现。曙蓝觉得那雾不像是雾，倒像是从飞机上往下看到的云朵，她被缠在云里，突然就迷失了方向。她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似乎在转着圈，有一阵子她甚至看不见小书。她惊惶地喊叫起来，听见了小书的回答，才略略松了一口气。她伸出手来四下摸索着，终于摸着了小书的手。一把拽住小书的指尖，再往前走，雾气就散了，仰头一看，太阳正高，万物清朗明艳。

“小书，妈妈真害怕，哪天把你丢了。”曙蓝喘着气说。

“没关系的，你就是把我丢了，我也能找到你。”小书说。

房子几乎就是曙蓝想象中的样子。两根很有气势的石柱，擎起一座同样很有气势的两层楼房。入口是一个大圆拱，门廊上雕着花卉纹章，屋顶竖着几个彼此呼应的尖角。二楼有一个横跨几间卧室的大阳台，落地窗半开着，隐隐露出天花板上的水晶灯饰。车道是环形的，可以同时对开两辆车，中间是一个修剪得无懈可击的草坪和花圃，那上面没有蒲公英。草地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白色花瓣——是日本绣球的落英。

女人没有撒谎。那辆车就停在房门前的车道上，完全符合广告里的描述。曙蓝感觉眼睛被割了一下——那是阳光在车顶上的反射。小时候妈妈告诉她夏天不能穿黑色衣服，因为黑色最容易吸收光和热。可是在这辆车身上，她看到的却是黑色和阳光的激烈抗争。

这样的车就该停在这样的车道上，就如同这样的房子就应该坐落在这样的街区里。它们是彼此的背景和衬托，就像星星和夜空，帆船和海洋，鲜花和枝叶一样。同样的物件，位置相宜的时候，就是风景。

她走上台阶，把手指放到了门铃上。就在那个刹那，她突然觉出了手指的重量。

保险。汽油。维修。她很诧异，在看见这辆车之前，自己居然一点也没想到这些费用。好奇心是涨潮时的海水，此刻已经退落，她看见了海滩上嶙峋的岩石。岩石其实一直是在的，只是潮水给了她忽略的借口。借口消失的时候，真相比先前更触目惊心。

每个月一号，雷打不动，她的账号上会汇进一万五千元人民币。每次都来自不同的账号，不同的汇款人。她不认识那些名字，她用不着认识，因为她知道他们是谁。这些钱是绳子，这头拴着她的生计，那头拴着元林的嘴——这些钱买的是元林的沉默。只要钱还细水长流地汇进她的账号，元林就依旧待在现状之中。哪天这根绳子断了，那就是元林终于松了口。或者是，元林不再需要守口。元林不开口则罢，一开口便是倾金山倒玉柱。

她很好奇，下个月的一号，她的账号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一万五千元人民币，兑换成加元，大致是三千。三千加元，再加上政府补助的小孩牛奶金，是一条弹性有限的橡皮筋。付完房租伙食、她自己的学费、手机费、小书的书本杂费、洗头的香波、擦脸的油，这根橡皮筋也就差不多扯到了头。如果再加上这样的一辆车（假设她能得到这辆车），还有它的全套附加费用，这条橡皮筋还能扯多远？

到了这一步，她才明白好奇心已经引着她走入了一潭泥淖。她是小书的雨伞和天空，可是她自己没有伞也没有天，任何一片小小的落叶，比如一份昂贵的保险报价单，都有可能砸破她的头。

她拉住小书，想转身就走，可是已经晚了，门开了，一个女人站到了她们面前。曙蓝的记忆有点模糊，她不记得自己到底是否按过门铃，唯一可以确信的是：这个女人一直站在丝质窗帘之后，看着她们走过车道，走上台阶。就和昨天接电话时的情景一样，女人仿佛已在门里守候了几个时辰。

“你就是蓝？”女人斜靠在门上，挡着进门的路。

女人完全不是曙蓝想象的样子。女人的年纪有个大致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很宽松，从五十五到七十五都说得过去。女人老是老了，却老得依旧有派头，一头灰色的头发被风轻轻撩起来，每一根都有弹性。女人穿着一件灰色的丝绸衬衫，深蓝色的长裤，腰间系的不是皮带，而是一条暗黄色的爱马仕丝巾。女人一身的衣装都是哑光的，让人想起细砂纸、高级洗涤剂、蒸汽熨斗，还有修炼到这个审美境界的几十年道路。曙蓝没有在女人的衣装之下找到一丝赘肉。

“你迟到了二十分钟。我可以容忍的期限，是十五分钟。”女人看了一眼手表，冷冷地说。

“史密逊太太，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要不下次再约吧？”

曙蓝拉着小书的手，转身离去，几乎如释重负。走下台阶，步入车道的时候，她觉出了背上的热。她知道那是女人贴在她身上的目光。

“那你觉得，它该叫什么？”史密逊太太问。

小书想了一会儿，才说：“我觉得它该叫话篓子（Chatterbox）。老师叫我话篓子，它好像话也很多，你看它的眼睛。”

史密逊太太和曙蓝同时笑了起来。

“小小的书本，跟我从前见过的亚洲孩子，不太一样。”史密逊太太说。

“你见过很多亚洲孩子吗？”曙蓝问。

“从前，我在一家公立学校教书。”史密逊太太刹住话题，摇了摇头，仿佛在晃去一头的尘土，“那是前一世的事了。”

“你觉得，小书，怎么不一样？”曙蓝问。

史密逊太太沉吟了片刻，仿佛在寻找一个合宜的词。

“自然。像没有经过过滤的，阳光。”她最终说。

曙蓝知道这是一句好话，可不知怎的，这句好话却像根细棍子，捅着了她心里的一个脆弱之处。

“也许，是因为，我从来对她没有更高的要求。”她说。

史密逊太太起身去厨房倒水。

曙蓝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下来，继续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屋子里的摆设，或者说，屋子里曾经有过的摆设。贴着英式花纹壁纸的墙已经空了，显露出几块巨大的色斑——那是油画曾经替墙壁挡下的阳光。油画都取下来了，包裹在厚实的牛皮纸里，一张挨一张地贴墙站着。包装纸上都用胶带贴着一个信封，曙蓝猜想是原始收藏证书。带着这样证书的油画，从这个客厅走出去，是走进另外一个同样阔绰的客厅，供另外一些见过世面的眼睛一一鉴赏？还是进入一家拍卖行，成为那些宣传手册上的一张精美画页？曙蓝悄悄地问自己。

钢琴也是整装待发，裹在几层厚厚的泡沫塑料纸里，上面捆着结实的尼龙绳。陈设柜空了一层，阳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落在那一层空着的隔板上，照出了一片白色的灰尘。沙发旁边的茶几上摆着两个银边镜框，里边镶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穿着芭蕾裙装的少女在舞台上的剧照，另一张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的合影。两人蹲在一丛日本绣球前，风把她们的头发吹成一朵扬絮的蒲公英。曙蓝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那个女人是年轻时的史密逊太太。只是不知照片上的绣球是不是现在的那丛？

这两个镜框在茶几上的位置摆置得很均衡，曙蓝一时无法判断它们边上是否曾经有过别的镜框——一个镶着男人照片的镜框。

史密逊太太从厨房里走出来，端出两杯水，递给曙蓝和小书。

“是卖了房子，搬家吗？”曙蓝问。

“搬家和卖房，是两个概念。”史密逊太太回答道，“我只是，搬家。那些从我身后搬进来的人，看见的只会是一座空房，一个仅仅由石头和木材搭出来的空间，没有内容，没有灵魂。”史密逊太太说。

史密逊太太说这话的时候，牙齿和嘴唇都咬得很紧，声音似乎是从毛孔里出来的，咝咝的带着一股寒气，曙蓝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猫从小书的腿窝里抬起头来，伸出舌头，在小书送过来的茶杯里哧溜哧溜地舔了几口水，又沉沉睡去。小书突然重重地叹了一口氣。小书很少叹气。小书的叹息听起来非常怪异，仿佛是太阳变绿、鸡冠里生出麦苗、米缸中钻出恐龙。

“怎么啦，你？”曙蓝问。

“妈妈，我什么时候，也可以有一只猫？就像‘流氓那样的？”小书说。

史密逊太太松了一口气。“我以为，你遇上了天大的烦恼，原来你的愿望，仅仅只是一只猫。”

“房东太太不许我们，养宠物，不许我们……”

“小书。”曙蓝轻轻叫了一声，制止住了孩子。

小书的话只不过才开了一个小小的头，后边还跟着一条大尾巴，那尾巴长得可以拖出几里路。房东不和她们住在一起，房东一家住在她们旁边的另一座平房里。两座房子几乎紧挨着，房东坐在阳台上，就可以看见她们门前的一举一动;她们在深夜里的一声咳嗽，都有可能惊扰房东的睡梦。

房东有规矩，房东的规矩列得很细：不能从正门出入。不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留客人过夜。不能用猛火炒菜。不能使用车库。不能在用电高峰期启用洗衣机烘干机。不能……不能……不能。世上有很多种不能，各自贴着各自的标签，各自归属各自的主人。史密逊太太不会懂得曙蓝的不能，就像曙蓝也不会懂得史密逊太太的不能。

“这是你的女儿吗？很美。”曙蓝指着茶几上那个摆着芭蕾舞步姿的女孩，换了话题。

史密逊太太的眼睛亮了，仿佛瞬间落进了三个太阳。

“洁西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已经会跳舞了。这张照片，是她跳《天鹅湖》时拍的，多伦多皇家芭蕾舞团，她是四小天鹅之一。”

“现在，还跳吗？”曙蓝问。她无法确定那张照片的年龄，所以，她也无法确定那个精灵一样的女子现在的年龄，就如同她无法确定那女子的母亲的年龄一样。

史密逊太太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半边脸对着曙蓝，半边脸对着那张照片，眼中的太阳渐渐坠落，暮色苍茫。

“那一天，过完劳工节长周末，她要赶回去参加《胡桃夹子》的排练，突然发现她的舞鞋磨出了一个洞，就去找那双备用的。找了很久，眼看着就要迟到，终于找到了，打开盒子，却发现已经不能穿了——她的脚不知什么时候又长大了半号。她没有时间和一双新鞋子磨合，她坐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突然就把鞋子一扔，说妈妈我不跳舞了。”史密逊太太说。

“那是她加入芭蕾舞团的第三个季节。为一桩这样偶然的小事，一双鞋子，说不跳，就不跳了，练了十五年。”

史密逊太太当年的震惊，似乎到现在尚未消耗干净。

“也许，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偶然。”曙蓝喃喃地说。

“我的鞋子也顶破了。”小书说，“妈妈说我的脚比我的身体长得快，快太多了，所以我总是穿旧衣服新鞋子。”

史密逊太太笑了。小书在不经意间把两个大人从情绪的窄巷里拽了出来。

这时史密逊太太的手机突然响了。她犹豫了片刻，才接了起来。

“是的，还在。”她说。

曙蓝期待着史密逊太太会重复那几句不知已经用过了多少个回合的套话，关于面谈，关于时间，关于地点……可是她没有。她只是说了一句“现在我不方便，以后再说”，便挂断了电话。

她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放到茶几上。

“电话很多吗？”曙蓝问。

“记不清了。七十个？八十个？或者更多？只是为这辆车，不算那些。”史密逊太太的手指在屋里画了一个大圈，圈进了钢琴、油画、陈设柜，还有墙角那捆已经绑成一卷的波斯地毯。

“你是说，每一样东西，你都安排面谈？”曙蓝吃了一大惊。

史密逊太太冷冷一笑：“你觉得我会把钢琴交给一个一生没听过一场交响乐的保险推销员？把七人画派的画，送给一个从未跨进过美术馆门槛的房地产商人？我的东西，只能送给懂得它好处的人。我把五百块钱的标价说成是礼物，你不会反对吧？”

“每一样东西，都是五百？”曙蓝问。

“每一样，都是。”

曙蓝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不怕，有人转手倒卖？”

“我有条件，我不许在短期内转手。这个短期，是十年。十年之后的事，只有上帝知道了。”

“每一个来电话的人，你都约见？”

茶几上的手机扭动着身子，再次发出嘤嘤嗡嗡的声响，像蜜蜂的翅翼在震颤。史密逊太太没理会。

“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见的话，我需要三个秘书。”

“那你，怎样决定，谁该见，谁不该见？”

曙蓝知道自己已经问得太多，她只是忍不住。好奇也是一种毒瘾，染上了，就很难戒除。一旦越过了警戒线，一步和三步已经没有区别。

“听声音就知道了，一句话就闻得出气味。”史密逊太太说。

“我爸爸在办公室打电话过来，我就闻得出他喝了酒。”小书说。

“你爸爸，常喝酒？”史密逊太太弯下身子，问小书。

小书在抚摩着流氓，一只手朝左，另一只手朝右，双手交会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停顿，仿佛在相互致意。小书抚猫的样式其实更像是在抚琴，流氓的呼噜声随着小书的手高低起伏。

小书摇了摇头：“我爸爸很少喝酒，所以他喝了酒，我就闻出来了。”

“安全吗？这些人，你让他们，到你家里来？”曙蓝问。

曙蓝知道史密逊太太的舌头也在渐渐走近一条警戒线，她只能用一个问题把另一个问题拦截在途中。

史密逊太太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线条和轮廓都没变，变的只是质地，曙蓝在史密逊太太几近干涸的表情中找到了隐约一丝潮润。

“每一个进我家门的人，我都保存了信息，我和我的律师各有一份。在进门之前，我都会事先告诉他们：我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控系统，这个家里没有死角。”史密逊太太平静地说。

曙蓝突然觉得墙纸上那些罂粟花蕊都是大大小小的眼睛，每一只眼睛都窥见了她肌肤上的每一块瘢痕，肚子里的每一个小心机。她一身的汗毛都唰唰地竖立成针。

“我没有事先警告你，是因为小书让我分了心——你的孩子有点，与众不同。”史密逊太太说。

“蓝，我们开始吧，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就像我问每个人一样的问题。”

曙蓝的屁股抬了一抬，那是告辞的姿势，却被史密逊太太的声音按住了，一时无法动弹。

“你现在，从事什么职业？”史密逊太太问。

曙蓝踌躇了一下，小书却已接过了话头：“我妈妈在学习园艺，将来要做园艺师。我妈妈不喜欢你的花园，说太整齐了，没有生命。”

曙蓝无地自容。她想把一句直接的批评修剪成婉转的解释，可是她没有工具。在母语中她是一个设施完善的高级形容词加工厂，在第二语言中她只是个街道企业级别的简陋车间，只能生产品种极其有限的名词和动词。她的嘴唇颤动了几下，预演着长篇大论的道歉，最后走到舌头的，却只是一个反反复复的“sorry”。

“史密逊太太，对不起，我和我女儿，浪费了你太多时间。其实，我只想告诉你，我不想要，那辆车了。”

史密逊太太吃了一惊。

“你赶了这么远的路过来，就是想告诉我这个？”她问。

都是阳光惹的祸。就是车顶上反射过来的那一缕阳光，割伤了曙蓝的眼睛，把她从铺着速度和激情的高速公路上拽下来，推入充斥着保险汽油维修停车费这样乏味想法的烂泥淖中。世上许多重大决定，起因都是米粒一般大小的偶然事件，比如舞鞋上的一个洞眼，就能瞬间把一个芭蕾舞娘变成一个毫不起眼的售货员。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洁西后来的生活钉在售货员这个位置上，尽管洁西完全可以是一名律师、一名教师，甚至是一个她母亲憎恶的保险销售员。也许，世上压根没有什么偶然。每一桩偶然的身后，其实都有一长串的必然在推动。可是人能看见的，只是那个最终定格的瞬间，而不是身后那个冗长的过程。

“我现在还没有正式工作，养不起这样好的车。我事先，没有好好想过。” 曙蓝嗫嚅地说。

曙蓝叫了一声小書，小书知道是什么意思，却假装没听见。曙蓝又叫了一声，小书拍了拍流氓。流氓也假装不知道，纹丝不动。小书只好又推了它一把，流氓这才百般不情愿地下了地。

小书跟在曙蓝身后，走到门厅，坐在鞋柜上穿鞋子。流氓一路跟过来，绕着小书走了几圈。流氓把身子竖起来，搭上了小书的膝盖。流氓的鼻子贴着小书的鼻子，流氓伸出了舌头，湿漉漉的，舔着小书的鼻子，一下，又一下。

“妈妈，我们可以再待五分钟吗？我舍不得，流氓。”小书恳求道。

“我们已经耽误了史密逊太太很多时间，我们，必须要走了。”曙蓝说。曙蓝的语气温婉而坚定，像裹了一根铁丝的棉花棒。

小书只好站起身来。流氓把身子擀得很长，挡在小书身前，尾巴剧烈地摇晃。

“妈妈，以后我们还可以过来，看流氓吗？”小书问。

“史密逊太太要搬家了，以后，流氓会去一个新的地方。”曙蓝说。

“妈妈，我好想，流氓。”

曙蓝发觉小书的声音破了，低头看小书一眼，惊异地发现了她眼中的泪水。小书很少哭，曙蓝总觉得小书的泪腺是密封在一根不锈钢管里的，可是今天，钢管有了裂缝。有一样说不清楚的东西在曙蓝心里搅动了一下，她的心也有了裂缝。她搂住小书，母女俩站在陌生人的门厅里，相拥无语。

终于，曙蓝松开了小书。

“小书，妈妈保证，明年我们一定搬家，你就能养，一只猫了。”

她们推开门，沿着那条引着她们进来的车道，走到了外边。正午的太阳气势正凶，将潮润的浓绿晒成干枯的褐黄，蝴蝶在半凋零的日本绣球树丛里飞进飞出，翅膀几乎和背景混成一色。曙蓝伸出小拇指，弯成一个圆，小书也伸出小拇指，套在曙蓝的小拇指里，两人勾着手指走到了树阴底下——那里是另外一个季节。

曙蓝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史密逊太太的房子不见了。就在她们沿着草地的边缘往街面走的时候，她们的身后起了一场大雾——就和早晨她们来时一样的雾。雾气像一团厚薄不匀的棉花，在稀薄之处扯出一些洞眼。从洞眼望进去，隐隐可以看到房顶的尖角，可是很快就有厚的雾气追上来，补上了前面的洞，房子最终无影无踪地消失在雾气之后。

“什么个天啊。”曙蓝轻声自语。

“妈妈你在说什么？”

小书在人行道边上站住了，仰脸看着路边一个男孩放风筝。风筝是一头橙黄色的金鱼，飞得很高，尾巴在风里唰唰地舞着，一下一下地剪着天。

史密逊太太站在窗后，看着曙蓝和小书手勾着手，沿着那条环形的车道行走。走过那辆宝马车的时候，曙蓝似乎慢下了步子，但也仅仅是慢下步子而已，并没有停留。她们在说话，她听不见她们在说什么，但是她的鼻子闻到了她们说话的气味——那是牛奶、蜂蜜，或许还有野花混杂在一起的味道。那是夏天的味道。

要是日子能像电视节目一样，可以回放，她一定会拨回到洁西只有小书那么大的时候。日子要是能回到那个时候，她就会懂得，洁西的童年和少年不光有舞蹈课、排练场，也还可以有溜冰场、睡衣晚会，再往后还可以有浅尝辄止的毒品、偷偷摸摸的约会、藏在书包最深处的避孕药，等等，等等。洁西的童年和少年是一张纯净的白纸，白纸的另一个定义是乏味。洁西是为了寻找别的色彩才厌恶了芭蕾舞的，舞鞋上的破洞只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假如日子能回到从前，她和洁西的关系，也许就不会是每个月一通的电话，一年两次的见面，一次在圣诞节或者感恩节，另一次在她或她的生日。假如日子能回到从前，她也可以把小拇指弯成一个圆圈，让洁西勾着她的手指一起散步，在家门前的草地上，或者更远，就像那一对中国母女那样。

不，假如日子可以回放，她会回到更早，回到那个她决定辞去教职，成为提姆·史密逊的专职秘书和保姆的日子。她无法改变那一天的决定，她只想把那一天从她的记忆中剔除，让那一天成为她生命中的一个空白，如同有病的心脏漏跳的那一个节拍。

那个日子教会了她诅咒。她诅咒每一个孕育了那个日子的日子。她也用同样的恶毒，诅咒每一个从那个日子里衍生出来的其他日子。她不怕使用那些恶毒的词语。她不怕下地狱，因为她已经在地狱。

她看见曙蓝和小书绕过停车道，走到草地的外沿，渐行渐远，即将成为街面上的两个小黑点。曙蓝似乎回了一下头，刹那间她的心动了一动，几乎要跑出去喊住她们。

她很想告诉她们：那个不能短期转手的条件，其实只是一句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空话，除非她把它白纸黑字地写在合同里。而她，没有跟任何一个从她家拿走任何一样东西的人签署过任何一份合同。那个叫蓝的中国女人，其实完全可以把这辆宝马从她家开走，直接开到二手车行，换一辆便宜结实的日本小车。从这桩交易里挣下的钱，足够供她十年的汽油和车保险费用。

不，不能。史密逊太太的脑子在最后一刻踩停了刹车，她的脚最终没有迈出那一步，因为她想起了出手这些物件的初衷。她不是为了助人。或者说，助人不是她的主要目的。她的真正意图只有她自己知道。或许，提姆也会知道，但不是现在。

她不能，绝对不能偏离最初设计的那条轨道。

那个叫蓝的女人看起来有点蠢，因为她是这么多来面谈的人中唯一一个没问“为什么是这个价”的人。这个女人蠢得让她有点感动，因为她也是唯一一个想到了主人是否安全的人。这个女人没有问应该问的问题，却在一个与她毫无关联的问题上分了心，让一丝忍不住冒出头来的良善推偏了路途。

是的，她是喜欢这一对母女，从那个小女孩说出蒲公英的那一刻起。喜欢？史密逊太太吃了一惊。她已经很久没使用过这个词了，它不知何时已经成了她字典中的生僻词。这个词走过她的脑子时，几乎有些扎肤的微疼。

生命中所有的陷阱都是来自同情和冲动。那个女人可以偏离轨道，她却不能。她有她的标准，钢丝一样冰冷而不容弯曲的标准。这辆宝马，还有这一屋已经包装或尚未包装的物件，都只能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给某一个类型的女人。落在她標准范围之内的女人，必须是单身，独自维生，不被男人供养也不供养男人。她只能依赖面谈的那一刻钟，至多半小时，来筛选那些女人。她问她们的问题，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她能从中不露痕迹地得到她所需要的信息，却又不至于让人抓着把柄，惹出各种与肤色性别年龄纠缠不清的歧视指控——二十多年的秘书职业至少让她掌控了在效率和法律中间走钢丝的本领。这个叫蓝的女人没有戴结婚戒指，衣服明显地在洗涤剂里走过了多个来回，颜色和针脚都已磨损，她看起来急需一辆仅仅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的二手车。但这个女人没有给她机会进入她的生活，她甚至没来得及在她的生活表层浅浅地刮破一层皮。她不知道这个女人有没有男人，她不能用这辆宝马纵容这个女人去帮助一个男人，让男人慢慢滋生出足够的力气，来一脚踢开这个女人。

流氓跳上窗台，摊平四肢躺下来，在咝咝的冷气中继续它的午觉。它的耳朵轻轻地抖动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在做一个关于小书的梦？手机又开始振动。满屋飞着蜜蜂。嘤嗡。嘤嗡。嘤嘤嗡嗡。

这一次，她会去接。还会有别的蓝，还会有别的小书，她们不是唯一。没有人是唯一。今天，也许还有明天，她会记住她们。但她不敢担保后天，更不敢担保永远。永远是一个最短命的词。

今天，就是今天了。史密逊太太对自己说。

其实，哪个日子都是合宜的日子，只是这个日子比别的日子更合宜一些。

下午她刚刚处理完最后一件需要出手的物件。不，还不能说是最后一件，因为她手里还留着那辆宝马车。她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买主。今天早上，她突然决定留下那辆车——她想再派它一个大用场。

其实她的车库里还停着一辆丰田雅阁，她本来可以开着那辆车去见提姆，可那是一场向往已久的盛宴，她需要一副好吃相。而那辆宝马，正是她的吃相。

她已经很久没见过提姆了。这些日子里，她和提姆之间的所有交往，大至交换法律文件，小至转手一个处方药瓶子，都是通过律师进行。“这样有助于理性地解决问题。”这是双方律师的建议。连提姆临时住处的地址，她都是通过法律文件得知的。

今晚她决定去见他，没有通知律师，也没有通知他。想象着提姆见到她时的惊讶表情，她忍不住想笑。几个月没见，他左眼睑之下的那块色素沉淀一定又变大了几分，而他的前列腺，肯定也比先前老了，也许老了几年。前列腺的衰老不是匀速运动，过了六十，那便是自由落体，带着滑坡般可怕的加速度。她睁着眼睛都能想起他站立在马桶跟前，抖索着两腿中间那根像变质了的香肠似的玩意儿时的样子。他从未想过关上厕所的门，他没想在她面前掩饰自己，因为她是发妻。发妻知根知底，男人在发妻面前即使是穿着燕尾服也是赤身裸体。

发妻是中国人的说法，她是从提姆那里听来的，而提姆，又是从他的香港客户那里学的。她觉得这个叫法听起来有些韵味，尽管她并不真的理解头发和婚姻次数之间的关系。

这几个月里，律师在紧锣密鼓地工作，她几乎可以听见计时器嘀嘀嗒嗒转动的声音。她并不着急。她聘的是整个加拿大东部最好的律师，七百加元一个小时。律师的费用出自她和提姆的共同银行账号，每割她一块肉，他也得陪着挨上一刀，只要他不喊疼，她就能忍。她很庆幸从小母亲就教她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她从来不乱扔东西。一张当教师时的期终学生评语表，一帧辞职告别晚会上同事和她的合影，一页小产后医院开出的注意事项单子，一张电话留言便条……昨天或者前天留下的一片貌似无用的垃圾，却能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成为今天的宝贝，给人制造一点小小的麻烦，或者提供一点小小的便利，甚至成为天平上的一个砝码，为资产分割表增添或削减小数点之前的一个零。她并没真想把自己的钱包撑满，她只是想让他的钱包变瘪。

其实，她更想从他身上挖走的，是记忆。

律师告诉她：提姆在别的事情上都还算圆通，唯一坚持的，是他们一起居住了二十多年的这座房子。这座房子从第一张设计图纸到外墙上铺的最后一块石头，都是提姆亲自挑选监督完工。屋里所有的家具和饰物，都是提姆从世界各地的古董市场和拍卖行搜寻而来的，一件一件，如燕子衔泥。律师说这座房子对提姆的纪念价值远大于实际价值。

最初她不肯松口，后来终于同意，是因为她的律师让她看过了对方律师起草的文件，上面要求她把房子“完好无缺”地交到提姆手中。提姆的律师很严谨，但还是没严谨过她的律师。她的律师在第一时间里就注意到了一个几乎致命的漏洞——那上面并没有具体标出屋里的装饰物。她可以把房子完好无缺地交给他，不少一片瓦，不缺一块玻璃。但是他搬进去的，却将是一个富丽堂皇却徒有四壁的巨大空盒子。她要拿走的，只是他的记忆。她把他的记忆零敲碎打地贱卖给了一大群素不相识的人，他纵有天下所有的财富，也无法追回每一块碎片，把它们还原成一个整体。一个没有记忆的男人该怎样活在世上呢？他会像月球上的宇航员那样，因为失重而成为一只蝴蝶、一条青虫，在空中笨拙可笑地飘浮爬行？

她不仅要索取他的记忆，她还要索取他的安宁，让他成为既没有记忆也没有安宁的人。

她選了今天去找他，还因为今天是他们初识的日子——四十一年前的今天。他留给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安宁。他脸上没有一丝可以泄露情绪的破绽，身上也没有。她觉得即使是地震海啸龙卷风在他眼前经过，他依旧还会那样冷静。后来她才明白，他这样的人是老天为商场量身定制的。他在商场打了这么多个滚，却依旧能一个指甲盖也不少地存活下来，靠的就是这份超奇的镇静。

那一年她大学毕业，在温莎的一家公立学校教书，暑期里到北安大略的一个夏令营地做义工，协调组织学生的各种文娱活动。而他那时还在多伦多大学读研究生，学的是机械工程，这和他后来从事的职业没有丝毫关联。他也在营地工作，却不是义工，他是营地雇用的管道工——他想利用暑期的时间挣出下一个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用。

她和他居住的宿舍之间，隔着一条窄小的山路，每天早上醒来，她都能听见他在路那头的小树林子里吹长笛。他的笛声和他一样，也没有情绪的缺口，悠悠扬扬，拖得很长很长，长得让她觉得他胸腔里长着五片肺叶。后来他就约她在林中散步，居多在傍晚，有时也在清晨。她知道他对她有点小意思，却不清楚那点意思够不够维持到夏天结束之后。

后来夏天过完了，营地关闭，她回温莎，他回多伦多，分手时彼此留了一个通信地址，但她不敢确定他是否真会给她写信。回到温莎一个星期之后，她收到了他的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就开始了热烈的通信。热烈指的是频率，而不是语气。他一周一封地给她写信，谈各种各样的琐事，从学生食堂的伙食，到论文导师的口头禅，到宿舍窗口歇着的鸽子……像是什么都说了，又像是什么也没说。她依旧懵懂，不明白他的意思。她忍不住跟母亲倾诉。母亲说宁静的水流得更深更久，而任何激烈的情绪都注定短命。母亲还说一个人假如不明白一件事情，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直截了当发问。

她听了母亲的忠告，果真主动向他发问，却不是直截了当。她在信中告诉他：她的学校新近来了一位男同事，和她很有话缘，他们在下课之后会一起散步一起看电影。这一次，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及时收到他的回信。有一天，她下班回家，却看见他坐在她家附近的人行便道上，手里捏着一朵已经跟他走了一路、开始露出败象的玫瑰。他说他下个学期就要毕业了，假如到溫莎来找工作，她觉得如何？这就是他的求婚。这也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情绪化的一件事。

他把他的安宁保持了很久。不，不是很久，是永远。结婚以后，她用各种方法尝试过把他逼到墙角，逼到他的情绪像血管一样爆裂。可是她失败了。她发觉他没有极限，即使是公司濒临破产，即使是女儿洁西突然决定放弃芭蕾舞生涯并离家出走，他依旧没有丢失镇静和安宁。

可是，今天晚上，当他看见她以那样的方式，出现在他的住宅门前时，他还能保持他的安宁吗？假如他还能，那么，上帝在制造他的时候一定是打了一个盹儿，抓错了配方，他身上少了一样人人都有的、引发情绪失衡的荷尔蒙。或者是，上帝把包裹他情绪的那层东西，随手换成了金属。

今晚，就在今晚，她最终将成功地突破他的极限。几十年里没能完成的事，将在今晚的几分钟内完成。她将瞬间使他成为一个没有记忆也没有安宁，带着失忆失重失衡的身躯，活至老死的人——假如那样一种活法也可以被叫作活。只是遗憾，她看不到这个结局了。

史密逊太太仔细地检查过了手提包里的内容，然后起身进了浴室沐浴。这样的盛宴值得最认真的准备，她已特意去专卖店买了专门的洗发水、护发素和浴液。今天大概是这一整年里最炎热的一天，空调已经片刻不停地嘶吼了十几个小时，此时已筋疲力尽。她把水放得很凉，凉水触碰到炽热的肌肤时，立刻激起了一层细细的鸡皮。哗哗的水声中，她突然感觉浴缸震颤了起来，梳妆台上的射灯抖了几下，灭了，屋里像被人泼了一桶墨汁，陷入一片没有缝隙的黑暗。刹那间，她以为是地震。她摸黑拧灭了水龙头，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才醒悟过来那是一阵惊雷。

暴雨来得非常突兀，几乎没有酝酿的过程。飓风把门前的雪杉树压得很低，枝条在窗户和阳台栏杆上撞出咣咣的响声。雨砸到房顶上的气势，听起来像是一万把锤子，让她觉得这座用花岗岩和青砖构建起来的楼房，其实只是一个纸糊的盒子。她摸索着抓过一条浴巾，裹住湿漉漉的身体，坐在浴缸沿上瑟瑟发抖。她不记得见过这个阵势的风雨。也许是她忘了，也许她是见过的，只是那时她在父亲身边，或者在丈夫身边。她几乎是从父亲手上直接递到丈夫手上的，中间没有空白和间歇。有男人在场的雨都不能叫作雨，今夜才是她平生孤独地面对的第一场暴风雨。

电灯闪了一闪，又亮了。光亮带回了胆气，她起身赤脚走过大理石地板，走到窗前，撩起窗帘。外头风势小了，雨也渐渐停了下来，浓云已经开裂，星星在云缝里爆出一点一点的光，新鲜澄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四周安静了下来，暴雨之后的安静里夹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胆战心惊。这时，电话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她的心脏一震，几乎停跳了一个节拍。抓起来一看，是个不熟悉的号码。接通了，那头是片刻的犹豫，然后是一个细细的声音。

“你是谁啊？”那头问。

那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她几乎被这个问题砸蒙。大概是哪家的孩子在随意拿着父母的电话玩。她想。

她想立刻挂线，这时她突然听见那头传来一声鼻息，她无法确定是不是抽泣。

“这个问题该我问你，你是谁？”她说。

“我是小书， Little Book。”那头怯怯地说。

她怔了一怔，才想起那个来过她家的蒲公英女孩。

“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怎么会打我的电话？”她问。

“因为我按了重拨键。”小书说。

她又是一怔。这个孩子，假如不是太无聊，那就一定是太聪明。

“我是史密逊太太，你和你的妈妈，到我家里来过。”她说。

“你家的猫，叫流氓。”女孩一下子想了起来。

“史密逊太太，我们这里，断电了，我、我害怕。”

她听出了女孩的声音在颤抖。

“你妈妈呢？”她问。

“我妈妈今天晚上有考试，不能接手机。”小书说。

“你一个人在家？”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被惊讶撕开了裂缝。

“陪我的小姐姐，发烧，来不了。”

史密逊太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了半句“你妈，怎么可以……”就停住了。和一个八岁的孩子讲法律讲行为导致的后果，没有任何意义。

“你住哪里？”她问。

门开得太急，史密逊太太没有防备，几乎一脚跌进屋里。黑暗中有一只手，摸索着伸过来抓住了她的衣襟。她弯下腰，想捏住这只手，手挣脱了她的手，却伙同另外一只手，合拢来，紧紧地围住了她的腰身。她立刻觉出了怀里的温热。一个小小的身体，柔软得仿佛没有骨头，隔着衣服贴着她的肌肤。恐惧如此轻易地吃掉了骨头，蒲公英女孩瞬间变成了一个婴儿。退化成婴儿的女孩窸窸窣窣地抽着鼻子，哭出了声。女孩大概已经忍了很久，委屈像一锅熬得很浓的肉汤，咕嘟咕嘟地从毛孔里往外冒着泡。

“不要，你不要，走啊……”女孩抽抽噎噎地说。

女孩的指头几乎陷进了她的肌肤里，女孩害怕一松手，她就会化成烟消散在空中。她隐约听见身上发出些嘎吱声响，她以为是骨头在碎裂。过了一会儿她才醒悟过来，碎裂的不是骨头，而是她的心。她的心在一点一点地瓦解，渐渐溶成了一摊水。

那个女孩依赖她，至少在这一刻。在母亲缺席的时候，这个被黑暗和恐惧逼得穷途末路的女孩，选择相信了一个仅仅短暂地见过一面的陌生人。

这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从前，当洁西还小，还不知道词典里存在着独立、选择、自由意志等等词语时，也曾经这样信任依赖过她。每当洁西害怕时，也会这样紧紧地缩在她的怀里，以为她有三个头脑、八只臂膀、九十九个胆子，挡得住世上一切雷电风雨地震海啸黑暗和愤怒。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肌肉早已失去了记忆。而这个叫小书的女孩，提醒了她的肌肉，让她回想起来，她的怀抱也曾是另外一个女孩的天空。

嗤。她听见黑暗中响起一声冷笑，那是清醒的自己在嘲笑糊涂的自己。清醒的自己告诉她这个女孩不是洁西，一切关于信任的联想都是黑暗造成的骗局。

即使是这样，那又如何？她听见糊涂的自己在辩驳。糊涂的自己劝说她不妨享受一下黑暗制造的骗局，因为片刻的温暖也胜过永恒的冷漠。她蹲在地上，搂着女孩，一动也不敢动，生怕一丝略微粗重的呼吸，也会叫怀里这团温热生出疑虑。她终于明白，此刻她需要这个女孩，远胜于女孩需要她。

女孩停止了哭泣，渐渐地安静了下来。她试探着伸出手来，轻轻抚摩着女孩的脖颈。失去了电源的空调形同虚设，屋里的空气厚如胶皮，女孩的头发和身子都是湿黏的。她惊讶体味也有年纪。同样的汗味，在提姆身上泛上来的是一股陈腐，而在女孩身上却让人想起草地幼树和扬着絮的蒲公英。没有电的世界里有一种古怪的安静，一些鲜活的东西死了，另一些被埋藏着的声音开始蠢蠢欲动，她听见了她自己的心跳，孩子的呼吸，蜘蛛在墙角吐丝筑巢的咝咝声，微风挤过墙缝和窗缝时的动静……孩子的肚子突然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呼喊。那声呼喊拖得很长，中间有片刻迟疑，接着又拐了好几道弯，似乎在向她们提示着饥饿所经过的千回百转的路途。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了起来，笑得几乎失去控制。

“没吃饭吗？”她问女孩。

“妈妈给我留了意大利面，冰箱里。”女孩说。

她松开了女孩，站起来，拿出口袋里的手机，打开了手电筒功能。她发觉她的手机还有百分之二十三的电量，她在脑子里盘算着该怎样分配这百分之二十三的能源，来应付至少还剩了百分之七十五的夜晚。

“家里有蜡烛吗？”她问女孩。

女孩茫然地摇了摇头。

“有手电吗？”

女孩还是摇头。

她不知道女孩摇头的意思是“没有”还是“不知道”，但这已经不重要。她说了一声“你妈妈，真是的”，就停住了。上一次的大面积停电，至少是在十五年前。那时那个叫蓝的女人，还在另一个国度里生活。而这个叫小书的孩子，还是宇宙中的一粒粉尘。很难让人为一场十五年才发生一次的意外，绷上五千多个日子的心。

电筒把黑暗剪出一个边角模糊的洞眼，在这个洞眼里她发现了一张小小的圆桌，圆桌上放着一个盖子没有盖严的小锅，一个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子，两只结着嘎巴的碗，一盒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麦片——那是早餐留下的匆忙现场。

她把女孩领到椅子上坐下，开始寻找冰箱。屋子很小，几乎没费什么劲，她就找到了。冰箱是半空的，或者說，是半满的。她看见了里面有一只切了一半的西兰花，一盒用塑料纸包裹着的鸡腿，一串布满了黑色斑点的香蕉，三只表皮起了皱褶的苹果，还有一个装着茄汁意面的黑色塑料盒子——那是超市里买的速食餐。她把那个塑料盒子拿出来，放进边上的微波炉里，徒劳地按了几次按键，才意识到了自己的荒唐。她已经不能想象在电被发明之前的日子里人是怎样生活的，有过电的人永远无法再回到没有电的日子，有过电的人只能饿死在黑暗里。

她在女孩的对面坐下来，拿过一个脏碗，从早饭剩下的麦片盒子里，沙沙地倒出半碗麦片，递给女孩。女孩接过来，把麦片倒在手心，再倒进嘴里，满屋便都是麦片被牙齿挤碎时发出的嘎啦嘎啦声响。

她轻轻叹了一口气。

“你喝点水。”她把那个剩了一半的水瓶递给女孩，女孩接过来，咕咚咕咚地喝着，响声刺耳。

“平常，你都吃速食晚餐？”她问女孩。

女孩没有立刻回答。女孩咽下了嘴里的食物碎渣，才说：“我妈妈暑期课都安排在晚上，白天打工，有时候没时间做饭。”

“她上课的时候，你都自己在家？”

女孩不知道这个问题引出的回答，会走向一个致命的陷阱，一脚踩进去可能万劫不复。

“暑假才有问题。平常我放学之后有课后班，妈妈下班后来接我。晚上妈妈上课的时候，小姐姐会过来陪我。”女孩说。

“小姐姐？”史密逊太太疑惑地问。

“小姐姐的妈妈是我妈妈的同学，我妈妈让我叫她姐姐。”

“你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小姐姐每次都来陪你吗？”

“小姐姐来不了的时候，妈妈说我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可是今天她考试，老师说不可以看手机。”

史密逊太太沉默了。她有话，但不能说。不能说的话像炸药的引信，在身体里慢慢地潜行，走过的地方都灼热——那是愤怒。她得把愤怒留存着交给孩子的母亲，那个叫蓝的女人。

“对不起，我打了你的电话。”女孩怯怯地说，“妈妈叫我有事别找房东，房东很难缠。”

史密逊太太把桌子上的麦片碎渣掸到脏碗里，又把脏碗放进了洗碗池。犹豫片刻，她才问：“你爸爸呢？”

这个问题女孩已经被问过多次了，被老师，被临时照看她的小姐姐，被同学，被同学的妈妈，被房东，甚至被素不相识的路人。每一次，她都会保持沉默。可是这一次，她不想沉默。她不敢沉默。她觉得只有持续地说话，才可以留住这个几乎陌生的女人。与恐惧相比，饶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毛病。

“我爸爸，在监狱里，中国。”女孩说，语气稍微有些结巴。

史密逊太太吃了一大惊。关于那些成了单身母亲的女人，她想过许多可能性。丧偶，遗弃，婚外恋，家暴，一夜情，甚至强奸案的受害者……她那个范围极广的可能性单子上，唯独漏掉了监狱。

她深吸了一口气，用尽量平静的语气，问女孩：“是，为什么？”

爸爸的事在女孩的心里压了很久了，已经压成了一坨锈铁。她以为真相很重，吐出来一定会伤着筋骨，没想到这个过程竟然这么容易。

“我爸爸的公司借了很多钱，还不出来。我爸爸说还是蹲监狱吧，蹲监狱就可以不卖房子……”女孩说。

女孩还想说更多的，可是史密逊太太却已经不想再听。她以为她打开的只是一个锁着好奇心的玩具盒子，跑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她不想在一个孩子的舌头上找到魔鬼。

“我的手机，现在只有百分之九的电了，只够我们找到床，躺下，等待你那个不负责任的妈妈。”她对女孩说。

她俩沿着手电剪出来的那个窄小光圈，朝卧室走去。女孩牵着她的手，风暴之后的夜晚渐渐凉快下来，女孩的手不再炽热。

“我爸爸的事，请不要和我妈妈说。是我，偷听到了外婆给我妈妈打的电话，妈妈以为我睡着了。”女孩的一个指头，轻轻地划了一下史密逊太太的掌心，史密逊太太的手颤了一颤。

“今天，我们睡妈妈的那个房间，好吗？我的房间，只有小床。”女孩说。

史密逊太太怔了一怔，才明白过来，女孩是想让她和她躺在同一张床上。

她没脱衣服，也没让女孩脱衣服，两人和衣躺在被罩上，各枕一个枕头。不知挂在哪面墙上的石英钟发出刺耳的聒噪声，夜晚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她关掉手电，把最后的那点电量留给某个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女孩很安静，一动不动，但她知道她还醒着，因为她看得见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亮，像半夜里匍匐在屋角的流氓。

过了一会儿女孩开始挪动，窸窸窣窣。女孩不是在翻身，而是在朝她慢慢地靠近。女孩有些忐忑，身子紧绷着，犹疑不决，试试探探，后来把头枕在了她的胳膊上。女孩头发上的潮气穿过史密逊太太亚麻衬衫上的纤维毛孔，渗入她的肌肤，她隐隐感受到女孩脸上细细的绒毛。女孩渐渐地放松下来，最终放上了身体的全部重量。史密逊太太知道她刚刚浆洗过的衣服，将会留下惨不忍睹的皱褶和汗迹，而她的手臂，很快就会麻木，可是她一动不动。

这几个月里，她和上帝有过无数次对话，有愤怒的质问，有卑贱的祈求，有进三步退两步的讨价还价，也有绝望的最后通牒。其实，这些都不该叫作对话，那只是她一个人的独白，是她的谵妄呓语，而上帝从未回过话。

直至今晚。

这个躺在她身边、把头汗津津地靠在她胸前的女孩，就是上帝的回答。她见过了太多的魔鬼，她忘记了天使的模样。上帝让她经由魔鬼，看见了天使。

“宝贝，你睡吧。我在这里，哪儿也不去。”

她听见黑暗中有一个声音在说话。那是一个陌生的声音，音调语气用词都陌生。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那是她自己的声音。她不知道她砂纸般粗粝的心怎么能发出这样丝绸般的声音。

女孩的呼吸渐渐粗重起来，腿突然蹬了一下。

“妈妈毕业……搬家……猫……”

女孩断断续续地说。

这是女孩陷入沉睡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暴风雨降临的时候，曙蓝的试题正写到一半。灯短暂地灭了几分钟，就恢复了正常，打断了的考试，又从断茬上接续了下去。当时教室里的人都不知道，这是学校的备用供电系统在运转。还要等到更后来，他们才会从新闻里得知：刚才这场老天突发的脾气，已经把一个城市揉成了一块千疮百孔的破布，东半城的大部分街区，都陷入了停电状况。就在他们埋头写试题的时候，他们家冰箱里的鸡肉和火腿肠，正在慢慢改变颜色和质地。冰激凌心急一些，已经化为稀粥。

曙蓝走出校门，发现城市已经面目全非。没有了路灯的街道，突然失去了边界和线条。星光里的街面和建筑物松散、肥大、模糊，像是一块块被水浸泡过的蛋糕，路中间到处散落着被风刮落的树枝、垃圾、瓦片和广告牌。没有电的世界成了一部拙劣的科幻小说里的地下城，曙蓝腿上的肌肉突然失去了记忆，她几乎迷路。她的脑子一下子裂成了几片，一片管眼睛，一片管腿脚，一片管手，各司其职。眼睛在陌生的道路上焦急地搜寻着熟悉的地标，腿脚小心翼翼地绕开路面的水坑，手则从书包的隔兜里惶乱地摸索着手机。

她焦急地给家里打电话。

忙音。忙音。还是忙音。

后来她才知道是家里的电话没挂好。但这一刻，在路上，飘过她脑子的却是些别的念头，每一个念头都是黑色的。她觉得脑子分成了更多的小块，最后散了一地。

终于找到了平常搭乘公交车的那个站头。她站在空无一人的候车亭里，抬头看见玻璃房顶上有几片被雨水打湿了的枫树叶子，平平地伸展开来，像愤怒的手掌。月亮是极为细瘦的一小沿，暗得几乎照不亮自己。街上的车辆稀少，车速很慢，经过失去交通灯管辖的路口时，犹犹豫豫，不知所措，轮胎溅起的积水稠黏如墨汁。

她等了很久，公车一直没来。她持续地给家里打电话。依旧是忙音。她从手机通讯录中找出了房东的号码，刚拨通，却又立即按了。她六神无主地发了一会儿呆，有一瞬间几乎想拨打911，却最终没有——她知道这个电话的后果。

后来她放弃公车，改招优步，可是优步迟迟没有回应。这个夜晚还行走在街面上的人，大概有一半都在呼叫优步。而又有几个优步司机，愿意在这样的夜晚出门？

到此时她已经在街上等了整整一个小时。一小时是她的极限。耐心是在一小时零一分的时候突然磨穿的——她决定拦车。

她冲到街心，挥舞着手臂，大声喊叫着“Help me， please！”（帮帮我，请你！）风把她的头发吹成一丛翻飞的芦苇，空气很沉，压得她汗流如水，背包在空中甩出一个个疯狂的半圆。那一刻她的样子看起来像一头得了失心风的母狮子。有几辆车从她身边缓慢地经过，又谨慎地绕开。新闻里每天都在播报抢劫绑架强奸谋杀的消息，都市把人的心磨得很硬，暗夜里救助一个陌生人已是上一个世纪的传奇故事。曙蓝对着每一辆开过来的车嘶吼，却没有一輛车为她所动。

她很快就扯破了嗓子，声音开始嘶哑。呼吸的时候，她觉出了喉咙里的腥咸。今晚她的嗓子是纸，而脸皮却是金刚石。今晚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磨破她的脸皮。

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一辆车在她身边停了下来，车窗摇下，探出一颗花白的头。

“搭车？”那人问，声音孱弱如游丝。他握着方向盘的手老得像千年的树根，他看上去大概一百三十九岁，经过了三个世纪五场战争十九次地震。

就在他摇下车窗的那一刻，她已经飞快地用她的眼睛称过了他的力气。她知道以他的这副筋骨，她使出七八分力气就能和他打成平手，她不用恐惧意外，因为他能制造的所有意外都在她的掌控范围之中。当然，她并不知道他肯为她停车的原因。老头在摇下车窗之前，也已经目测过了她的身量和气力，她看上去不像一个有危险的人，她仅仅只是焦急而已。即使她携带着他这一把年纪依旧没能看透的危险，他也认了。他刚刚从急诊室出来，他已经过腻了只身一人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的日子。在他这个人生阶段，他的死法早已经不是悬念：一张病床，一堆管子。和这样乏味的死法相比，死于一场冒险也还算合适。善心就是在这样小心翼翼的盘算中，冒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芽头。

“进来吧。”老头说，“我的汽油量已经很低，出门的时候太急，忘了加油。现在加油站都不工作，我只够开十五公里，那是到我家的距离。我没法把你载到家，只能顺路把你捎到一个路口。”

她坐进了他的车。他说着他的抱歉，她说着她的感激，其实谁也没在听。两人各有各的心事，一路无话，只听着车轮在积水中唰唰地开着路。后来他把她放在了一个路口，从那个路口到她的家，平常步行大约需要二十五分钟，可是那天她只用了十分钟。她不是在走，而是在急跑，或者说狂奔。星光很暗，路上的她看不见自己的影子，泡着两汪水的运动鞋随着她的每一个步子发出咕叽咕叽的响声。她一次又一次绊在石头上，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水坑里，那个夜晚她才第一次知道这个都市的街面像出过天花的脸颊一样凹凸不平。可是她一次也没有摔倒。每当她的膝盖弯软下去的时候，她的腿骨总能在最后一刻将她扶直。那天她感觉她的腿成了她的脑子，霸道却冷静地指挥着其余的身体。

拐入她家那条小街的时候，她慢了下来。沿街的屋子里几乎都没有光亮，街道安静得让人毛骨悚然，她不想惊动房东和邻舍，她有秘密需要保存。她的身子慢了下来，心脏却还没有。当她蹑手蹑脚地走到自己的门前时，她觉得心脏猝然间膨胀了起来，像一团发得太过的面，厚厚黏黏地要从她的身上找到一个出口。她感觉隐隐的疼痛，但说不清楚是哪里，似乎是喉咙，似乎是心口，又似乎是鼻孔。她的手颤抖得厉害，怎么也捏不稳钥匙。就在她摸摸索索地试着打开门锁的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她只来得及叫了一声小书，就头重脚轻地倒在了过道上。

天花板上有星星在飞，每一颗都拖着一条光亮的尾巴，像萤火虫。曙蓝想伸手拽住一条尾巴，好把身子从地上拔起来，可是不行。身子并不重，重的是皮囊。皮囊是一副盔甲，眼皮也是，她扛不动那个重。

浑身上下，唯有耳朵没有重量，耳朵是自由的。耳朵听见一个人在她身边蹲下来，窸窸窣窣地摸索着找东西，先是在她的书包里，然后在她的外套口袋里。曙蓝知道那个人不是小书，凭脚步，凭那个身影在逼近她时传过来的热气，热气也有面积。她以为只有光亮才能制造阴影，可是她没想到黑暗也制造影子，影子比黑暗更黑。她使出浑身的力气，终于把盖在嘴唇上的盔甲推出一条缝隙。她想问“你是谁”，说出来的却是“孩子”。

星星渐渐消失了。有人在说话。

“我需要你的手机。我的已经没电了。”

曙蓝怔了一怔，才醒悟过来那是英语。她隐约觉得那声音熟悉，却想不起和那声音相匹配的面孔。记忆也穿着盔甲，她搬不动。

那人最终从她的外套侧兜里找到了手机，按亮了电筒功能。女人的脸在手电筒撕开的那个破洞中显现出来，光线在五官的凹凸之处聚聚散散，制造出一团团诡异的明礁和暗湖。曙蓝觉得这张脸和这个声音一样，都似曾相识，但是她依旧没能找到那条连接脸和声音的绳子。

“小书刚刚睡着。”女人说。

刹那间，盔甲哐啷脱落，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回到了应该在的位置。心、肝、脾、胃、盲肠、舌头、眼皮……每一根血管都畅通无阻，她甚至能感受到血液唰唰流过的温度。这是进入睡眠的最佳状态，可是她的脑子不肯，脑子清醒得仿佛刚刚洗过了一个凉水澡。她一下子想起了那张脸和那个声音的名字。

“史密逊太太，你怎么，会在这里？”曙蓝惊讶地问。

“这已经不重要。我需要送你去医院。”史密逊太太说。

曙蓝摇了摇头，用肘子撑起身子，靠着墙壁坐了起来。

“我没事，只需要喝一口水。刚才，跑得太急了。”她说。

史密逊太太用手机引着路，走到厨房，拿起那个留有早饭和晚饭两顿麦片屑的脏碗，在水池里冲了冲，接了一碗水，递给曙蓝。曙蓝急切地喝着水，咕噜咕噜几乎像牛饮。史密逊太太也在地上坐了下来，两人并排，相隔的是一个尴尬的距离，比熟人稍近一些，却又没近到朋友的地步。

“你知道，在加拿大，把一個八岁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会有什么后果吗？”史密逊太太问。

曙蓝想说不知道。她其实不像元林认为的那样傻，她完全可以编出一句听起来甚至比真话更诚恳的谎言。元林用逻辑和推理抵达的路途，她可以用直觉和语言。即使她赶不上元林的速度，她至少可以比元林更安全地抵达目的地。但是她不想对这个在没有交通灯的夜晚穿过大半个城市来营救她女儿的人撒谎。

“社会服务部会把小书带走，交给一个暂时收养的家庭，假如被人发现的话。”曙蓝说，“幸亏，她是给你打了电话。”

“你怎么那么肯定，我不会告发你？”史密逊太太问这话的时候，语调上升了一个八度。

“因为，你也和我一样走投无路。你懂。”曙蓝说。

幸亏是在黑暗里，她不用看着史密逊太太的眼睛。有些话，在有灯光的时候，是永远说不出口的，黑暗使人厚颜。

她听见女人跳了起来，不是身体，而是神经。女人的神经唰唰地竖成一片针叶林。

“你凭什么觉得，我走投无路？”

女人的语调还想往上升，可是女人的声带却已经扯到了头，女人的声音撕出了几条裂缝。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什么样的答案都残酷。一样是残酷，不如就说真话，真话至少简单。曙蓝虽然清醒了，但依旧懒怠，不想斟字酌句。

“假如不是走投无路，你不会那样糟践，一屋子的好东西。”她说。

曙蓝说完了，把头埋进了膝盖，用胳膊堵上了通往耳道的路途。她期待着女人把声音磨成针锥刀戟，扎穿她的耳膜，在脑子里留下一个边缘模糊的创口。

可是女人没有。女人沉默了很久，久到曙蓝觉得女人已经默认了她的指控。女人最终也没有回话，等到女人再开口的时候，话题已经转了方向。

“你还是说一说，那个关在监狱里的人吧。”

曙蓝和元林结婚的时候，住的是租来的房子，他们在北京都没有根。她老家在浙北，父母是退休教师，虽然家境比元林强一些，却也没有多少积攒，账号上的余钱相对于帝都的房价只是杯水车薪。

起初母亲是反对的，是父亲拦阻了母亲。母亲反對的理由是“怕家庭背景有些不同”，而父亲反对母亲的理由是“要相信小蓝的眼光”，那是教书先生之间的说话方式。教书先生教惯了书，即使不在教室里，还以为是在人前，说起话来斟字酌句，都经过了筛网，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是细颗粒的。曙蓝听得出里头的意思。母亲怕元林有种种凤凰男常有的毛病，父亲担忧女儿在挑三拣四之后成为剩女。曙蓝听是听了，却没听进去，曙蓝不想为或许发生或许不发生的事情操心。她认识元林时，元林的收入在他的同行中已经是翘楚，但这不是她决定嫁他的唯一原因。她只是觉得元林是她的药，元林用直截了当简单果断的理科思维，治好了她无病呻吟拖泥带水的文科病症。

小书三岁的时候，他们买了房子，在京城四环边上一个不错的地段。虽然那时的房价还没有到今天的程度，但首付对工薪族来说也已是个天文数目。元林的公司发展得很快，而元林在公司里也发展很快——元林在五年之内成了副总。这两样速度叠加在一起，元林年收入的增长率就是一个几何级数。开始的时候，曙蓝还是大致了解元林银行账户里的状况的，后来元林又开了几个账户，她渐渐地就迷糊了。偶尔想起来问元林家里到底有多少钱，他的回答是“很多”。

“数字对有概念的人来说就是数字，对没有概念的人来说是负担。”这是元林的原话。她便不再过问。她至今想起来还是感激元林的，因为元林在拥有N多个账号、并在几个城市都置下房产的时候，并没有要求她辞职，成为全职太太——尽管她是在事后才知道他的真实资产分布状况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那个巨大的脓包还只是一滴几乎可以忽略的积液时，她其实就已经看出了蛛丝马迹。家里那些接起来却不开口的神秘电话、上超市买菜时身后时隐时现的尾巴、学校停车场里车身上莫名其妙的刮痕……当时她就想到了元林，但她的想象力只够带着她走一条最常见的路。她觉得元林在外头有了别的女人——毕竟女人是所有发迹故事里不可或缺的一个章节。

其实她开始对元林产生怀疑，还不是这些事，这些事只是把她的怀疑串成了一条线。元林的电子设备密码都很刁钻，微信也不设内容提醒，他的手机是一座壁垒森严的城，曙蓝从未奢望过攻城。但元林身体的那座城却是敞开的，并未设防，曙蓝从门外一眼就看进了底里。元林在床上的样子变了，元林在床上有了另外一张脸。床上的元林有点穷途末路的样子，姿势手法位置力度都与先前不同。他把她的身体变成一个实验室，他摧毁、建立、撷取、验证，进行着各种复杂的实验过程。开始时总是野心勃勃，似乎要从她的身体里掏出一个不是她的她，但结果总是虎头蛇尾，力不从心，因为她始终还是她，无论在什么实验条件下。完事后他总是立刻背过身去，不想让她看见他的脸。可是脊背也有表情，脊背的表情无法涂改遮掩，脊背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沮丧——有对她的，也有对他自己的。

她就知道元林的身体渴望新钥匙，他想用新钥匙开一把旧锁，可是旧锁不认新钥匙，新钥匙也不认旧锁。于是他们就只能隔门相望，他进不来，她也出不去。

后来他就不再尝试。

她没想到，在元林的故事里，女人只是一缕微不足道的过眼烟尘。

最初几年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还是和谐的。激情谈不上，激情不是任何一个配偶可以给予的，配偶能给的只是短暂的欣赏和长久的容忍。他们至少是有共同的目标的——抚养孩子，供房贷，照顾双方父母。元林和曙蓝都同意孩子不能由老人带，因为老人在孩子身上留下的痕迹，需要孩子的父母清理一辈子。他们照常上班，把小书作为一个包裹，在托儿所幼儿园和小保姆之间来回传送。金钱是一张可粗可细的砂纸，磨去了人际关系中大大小小的沟壑，造就了一个感恩戴德的婆婆和一个放心的岳母。婆婆岳母和故土一起，被他们留在了远方，以供平常日子里怀念，节假日时拜访。他们不用像他们的同学朋友那样，由于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而把老人招来身边替代保姆。于是，婆婆的挑剔终究没有机会显现给曙蓝，岳母关于凤凰男的种种疑虑，终于也没能落到实处。那几年里曙蓝见识了日子的琐碎，但没有触摸到日子的粗粝，粗粝是后来才来的，来得很突兀。

没有人能把婚姻最初的状态维持下去，即使是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也止于婚礼。日子是河流，人站在水中，水时时刻刻在朝前流，人时时刻刻在蜕皮长大变老。人留不住水，水留不住人，人也留不住自己。

曙蓝以为街面上流传的凤凰男故事，只是一种拿出身论英雄的刻薄责难，她没有看穿元林皮囊之下血肉里藏得很深的那点自卑，也没能把零星的现象追溯到本质的源头。她不知道从凤凰男到英雄是一个贯穿一生、有始无终的浩大换血工程。元林需要向世界证明身世之说的荒谬——向他的父母，向他的妻女，向他的叔叔伯伯，向每一个童年时打过他的男孩，向每一条小时候咬过他的狗，向每一个曾经拒绝借钱给母亲的邻居，向每一棵见过他流泪的树木，向所有不愿和他约会的女同学，向那些用不屑的眼神打量过他的商场导购……证明了一次，不够，还想证明第二次。证明了第二次，还有第三次。欲望也是毒瘾，掉进去的过程很短，爬出来却需要一生。先是浓密的发际线，再是结实的胸肌和小腹，再是光滑的额头，再是泪腺，再是皮实的睡眠……元林一样一样地把自己赔给了路途。等到他再无可赔的东西时，他押上了灵魂。

这都是曙蓝后来才醒悟的，而当时，她却以为他仅仅是赔上了忠诚。她从未真正理解过元林，她认为的理解其实只是误解。那些在他出差时钻进过他被窝的女子，他从来不记得她们的脸，更不用说名字。他从她们身上撷取的，只是身体的欢愉和激情。那些女人经过他的身体，却从来没有经过他的脑子和记忆。他用金钱购买她们的一个个夜晚，就如同他去商场购买一件家里缺失的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从未出过轨，他对婚姻从头至尾忠诚。

当然，那是元林的想法，不是曙蓝的。

曙蓝看到那些蛛丝马迹之后，没有去质问元林，她不想把猜测坐实。曙蓝唯一想做的，是逃离。当她告诉元林她想出国读书时，她以为她要费上一番唇舌。她事先想好了周全的对策，包括理由，包括用词，包括语气和态度。没想到元林立刻同意了，并积极着手替她办理各样手续。“也该留一条后路。”元林说。她没听懂他的弦外之音，他说的是他的身家性命，她却以为他想要空间和自由。他们总是误会着彼此，他们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陌生人。

没想到手续很快就办了下来。临行的那几天，元林下班就回家，陪她们整理行装。该交代的都交代过了：接机人的联系方式，新移民接待中心的电话号码，临时住处，银行账号，御寒的衣物……一个将近十年的家，拆起来放在地球的两处，其实也无非就是几件琐碎。能说的就是这几句，半个小时就说完了。不能说的，给再多的时间也没有用。交代完琐碎，曙蓝和元林几乎无话可说。空气在两人的沉默中被挤压成固体，身子撞上去隐隐生痛，曙蓝几乎想早点动身。

幸亏有小书。元林每天下班就和小书腻在一起玩游戏——小书那几天难得不用写作业。曙蓝知道元林是在弥补，弥补这些年来所有的加班、出差、饭局和懒觉，弥补所有该去而没去的家长会，所有临时取消的春游秋游，所有买了又作废了的电影院动物园游乐场门票。曙蓝没有阻止小书，因为她知道接下来塑造小书会是她一个人的事，她还会耗上长长的几十年，她不怕耽搁几天。

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曙蓝和元林依旧无话。自从对元林有了猜疑，曙蓝觉得再也无法和元林聊天。正经话可以用谎言来说，闲话却需要绝对真实。她觉得元林已经对她撒过了谎，她就再也不能看着元林的眼睛聊天。不看着人说的只能是正经话，或者谎言。正经话早已在前几天讲完了，她不想说谎，于是她只好保持沉默。

“那件新买的加拿大鹅羽绒服口袋里，有一张全球终身保修证书。你开箱子的时候记得打开来收好。”元林说。

她点了点头。

“等你到了加拿大，爸爸给你从当地预订一个苹果手机，最新的，米妮鼠外壳。”元林对后座的小书说。

“七岁的孩子不需要手机。”曙蓝扭头看着窗外，轻轻地接了一句。

“不装任何app，只用来接打我的电话，专线。”元林说。

元林这话似乎是对孩子说的，又似乎是对大人说的。大人没接话茬，孩子却咯咯地笑了起来，仿佛元林说了个逆天的笑话。

“爸爸你是用大炮打蚊子。和你说话用不着这么贵的手机，电脑上用Skype就行了。”

元林伸长颈子，在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小书，半天才说：“这个辫子，是你自己梳的吗？怎么是歪的。”

小书哼了一聲，又忍不住笑：“爸爸是你歪着头看我，我的辫子没歪，你眼睛歪了。”

小书知道今天是出远门，可是在小书的脑子里，出远门和出近门都是出门，出门随时可以回来，出门和离家没有关系，七岁出的每一趟门都是欢喜。

曙蓝看着窗外的树木已经很是稀疏了，枝丫的分叉处显露出黑黢黢的鸟巢。风吹过长街，隔着玻璃也能听见呜呜的响声。人行道边上有梧桐落叶滚过，蜷曲着身子，像一只只捏得很紧的拳头。在她即将抵达的那个国家里，有一个严酷的冬天在等候着她。在春天里适应一个陌生的国度，总比在严冬里容易。可是她无法等候到春天。在元林身边度过一个漫长的沉默的冬季，让她想起来都要打上一个寒噤。她需要像猫那样躲在远处独自舔净伤口。她宁愿在严寒中让伤口结痂，也不愿在暖春中让伤口化脓。只有等那伤口结上痂了，她才可以回来，站到元林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在讲完天气之后，用真话质问他，也要求他用真话回答。不过，也许，她压根就不用质问，也不求回答，而是简简单单直截了当地递给他一份只需要他签字的文件。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她出完远门归来之后的事。

到了机场，托运过行李，正要进安检门的时候，元林突然拉住了小书。

“怎么看怎么别扭，你的辫子。”元林说。

元林从他的西服口袋里摸出一把小梳子，扯松了小书的辫子，就要给她重梳。大庭广众之下，小书已经知道了害羞，挣脱着不肯。曙蓝轻轻扯了一下小书的袖子，说帮一帮你爸爸。小书困惑地看了曙蓝一眼，她听清楚了，却没听懂。七岁的反抗还没长骨头，七岁的反抗遇上母亲的眼光就蔫软了下来，由着元林摆布。元林坐在椅子上，小书站在他两腿之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在行李箱滚轮的嘎吱声中，元林开始给小书梳辫子。元林从未给别人梳过头，笨拙得像一头企图捡起一枚小果子的巨熊，梳了拆，拆了梳，返了好几回工，细齿的梳子扯着小书的头发嗞啦嗞啦地生疼。小书忍着没吱声。

终于梳完了，小书感觉爸爸编出来的辫子是后脑勺上粘的两根棍子，生生硬硬的不肯随从她的身体。妈妈又扯了一下她的袖子，妈妈这回没说话，她反而一下子懂了：妈妈是让她过了安检看不到爸爸的时候再拆了重编。

元林找了个路人，给他们三人照了一张合影。照片上三个人都没笑，小孩有小孩的理由，大人有大人的理由。小孩是因为两根别扭的辫子，大人的理由是不能说也说不清的，离别当然也在其中。

这就是元林给曙蓝留下的最后印象。

曙蓝到了多伦多，迎接她的是一场鹅毛大雪。雪下了整整两天，掩盖了所有的街容市貌，她看见的只是一个一个大小高矮不等的白色圆包。她突然就喜欢上了这样的单一。污杂当然是有的，不过那是在另一个季节，化雪的时候。

紧接着，她就被卷入了旋风般的生活节奏，踩在银行学校和各种机构的轮子上飞转，几乎没有落地的时候。她觉得出国前读过的所有关于移民留学生活的小说假若不是谎言，至少也是夸大其词，错位、身份认同之类的讨论，只是作家学者制造出来的饭碗，或者无病呻吟的消遣，与她和小书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关联。她没有时间去思索故土异乡的话题，她甚至没有时间去想元林。她已经失去了质问和寻找真相的欲望，不是因为怨恨，而是因为忙碌，元林的世界已经离她很远。等她终于有了一刻空闲，静下来，她突然发觉自己已成为热带雨林中一根随意插下的枝条，在陌生的土地上不知不觉地长出了细细的根须。

有一天，在等候公车的空隙里，她想起来已经有一阵子没和元林联系了。她站在候车亭子里给元林写微信。写了几句，又删了几句，最后送出去的是：

“元林，我们就分着过吧，对你我都好。”

那天她的脑袋很昏，她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她最想说的，想撤回，却已经晚了。

那天公车迟迟不来，她在风里站着，咝啦咝啦地吸着鼻子。她在羽绒服口袋里挨个找手纸，都没有找到。后来她把手伸进了内侧兜，突然发现那里有一样东西——是那张元林曾经交代过她的全球终身保修证书。在拿出证书的时候，她带出了一张叠成麻花的纸，打开了，是元林写下的便条，日期是她和小书临行的那天——那已是几个月之前的事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走，我做了一些错事。等着我收拾好手头的摊子，过去找你，我们从头开始。”

元林在写那张纸条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摊子太大，已经大到了不能收拾的地步。

曙蓝送出去的那条微信，一直没有收到回复，她不知道元林究竟是没收到，还是不想回复。曙蓝想追发一条信息去解释，却又觉得无从解释，就静等着元林打开话头。可是元林没有。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曙蓝等来的，是母亲的电话。

元林出事了，已经被带走。所有的人都和他失去了联系。

其实在母亲的电话之前，曙蓝就已经猜到了，因为元林交代给她的那几个银行账号，突然同时被冻结。但是她自己的户头里，开始定时收到陌生账号汇出的小笔款项。

她再次收到关于元林的消息，是两天以前——到此時元林已经在狱中待了大半年。元林自杀了，用牙刷，半个月前。两边的家人都是在办完丧事以后才告诉她的，他们都不想让她和小书回来，怕再生出变故。

曙蓝看了一下日历，元林选择终结生命的那一天，正是她的生日。元林是借着这个方式给她送了一封信。元林想在她生日的时候告诉她：她得到了自由。

现在曙蓝明白了，元林早就收到了她的那条微信，这就是元林的答复。

只是小书还不知道，她已经永远失去了父亲，一个成于野心也败于野心的男人。

“那天，就在你到我家看车的那天，你接到了他的死讯？”史密逊太太问。

曙蓝点了点头。

“是在进我家门之前？还是之后？”史密逊太太紧追不舍。

“有区别吗？”曙蓝问。

“区别巨大。我想知道，一个刚刚接到丈夫死讯的人，能有心情带着女儿在阳光之下吹蒲公英，那得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史密逊太太的话戳到了曙蓝的一根神经，唰地挑起了情绪毛孔上的盖子。冲出毛孔的话像枪弹，曙蓝被反冲力震得跳了起来，肩胛骨撞在墙上生疼。

“假如不吹蒲公英，你觉得那个女人该去干什么？再去数一遍账号上的存款？七千七百五十六加元，指望着这笔钱可以供她读完还有一个学期的课程？期待她八岁的女儿在找不到钟点看护的时候可以一个人乖乖地待在家里，外头不会刮风下雨打雷，不会断电断水，而且，不会有你这样的好心人去告发给社会服务部？你觉得这个女人可以指望那些因她丈夫的死而松了一口气的人，会每个月继续给她汇款，以防她男人突然起死回生？你坐在一尘不染的豪宅里，每天把家里的宝贝翻几件出来，用五百块钱的贱价，零敲碎打地哄着全城的人围着你开心，就像是拿一根肉骨头哄一群饿狗。看着他们争来抢去的样子，你为自己暗自庆幸——‘感谢上帝我不是他们。而我，就是那闻到肉骨头的味道围着你转的人。那天，我只想让我的女儿用最快乐最自然的状态，赢取你的欢心，为我们争取到一辆急需的车。这些事你是下辈子也不会懂的，夏虫不可以语于冰。”

这是曙蓝想说的话，而不是说出的话。想说的话在成为说出的话的过程里，被错误的语法、缺失的时态、拙劣的词汇毁得九死一伤。幸好，情绪还在，情绪填补了语言的千疮百孔，史密逊太太至少听懂了曙蓝的愤怒。史密逊太太被那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得瞠目结舌，许久，才缓过来一口气。

“The hell is other people.”（他人即地狱）她说。

这是当年她在欧洲文学史课堂上学来的话，到这时毫无预兆地推开亿万块记忆碎片，浮到表层，连她自己都感觉陌生。

兴许，这句话一直就在表层，只是她不知道而已。人最容易忽略的，是眼皮底下的东西。

曙蓝一时没有听懂。

“你不会知道我名字里的那个史密逊，是史密逊百货公司的史密逊。你也不会知道，在成为史密逊太太之前，我的名字是海伦·辛普森，就是那个著名的男装品牌‘辛普森定制的辛普森。当然，你也不会知道辛普森定制，因为它红透半边天、在每一本时尚杂志上都有插页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辛普森定制四十年前就消失了，不是因为经营不善，而是因为它更改股权和经营方式，成了史密逊百货。辛普森定制不是被史密逊百货吞并的，史密逊百货当年还只是一间四面漏风的货仓。史密逊百货之所以能成为史密逊百货，是因为有一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把父亲留给自己的祖传产业，转手交给了自己的丈夫。这个愚蠢的女人，在应该自己挣钱的时候，扔了自己的面包，在丈夫的厨房里讨面包吃。她做腻了丈夫的秘书，把自己闺蜜丈夫的侄女推荐去顶了自己的职。她想都没有想过，那个刚断了奶的丫头，会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上了史密逊先生的床。史密逊太太现在马上要从自己生活了二三十年的家里搬出去，把位置腾给那个可以做史密逊先生孙女的继任。”

女人的话像一驾装了太多货的马车，女人的声带拖不动那样的重量，女人听起来随时要散架。

“所以，史密逊太太，哦不，我是说前任史密逊太太，想在那个幼儿园小女孩搬进来之前清空历史。没错，我就是想惹史密逊先生生气——世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叫我解气的了。可是，我也不仅只是为了让他生气。一个女人愚蠢过几十年之后，总会长点小见识。我仔细挑选着史密逊先生的心头所爱，把它们一样一样地交给合适的人。我是说，合适的女人。那些玩意儿是可以化作学费，化作交通工具，化作和世界讨价还价的资本的。得了我一点小好处的人，说不定就能听进一两句真话。我只想告诉那些女人：谁的钱也不如自己的钱牢靠。当然，这些事你是不会知道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你的宇宙就是别人的地狱。那是萨特的话，至少，是他的意思。你知道萨特是谁吗？”

“按照负负得正的规则，两个地狱相遇，会不会成为一个天堂？”

海伦走到门外，又转过身来，问曙蓝。

“不会，只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地狱。”曙蓝说。

两人大笑。

海伦走到门外，拉开手提包，掏来掏去地找车钥匙。突然，她的手指触碰到了一个金属物件。这物件已经在包里捂了一整个晚上，即使今天是一年里最热的一天，它还是没有被捂热。它依旧冰凉。

那是一把勃朗宁袖珍版手枪，是史密逊先生在置下那座豪宅的同时买下的防身之物。

她这才猛然想起了今晚出门前的那个计划。

当时她的设想是——当她按响他住处的门铃，他出来应门时（很奇怪，她压根没想过出来应门的也许不是他本人），她会说：“提姆，你看。”然后从手提包里掏出这把勃朗宁，不是对着他，而是对着自己，就在心窝的那个地方，扣响扳机。他的反应和他的前列腺一样，起码慢了半拍。在他还没有清醒过来时，他就已经听见了那一声闷响。当他看见她的血在台阶上留下一团一团番茄汁似的污渍时，他还能保持那份保持了一辈子的安宁吗？他的安宁之上布有一百八十道岗，她永远无法直接靠近。她唯一能做的是迂回作战，也就是说，她只能用结果自己来结果他——没有了安宁之后，他就不再是他。

可是，那个她已经盘算了很久、每一个细节都在脑子里碾磨过多次的计划，在还没有迈出第一步时就遭到了绑架，被拖进了另外一条路途。她在那条新路上不知不觉地走了很深，深得她已经忘记了最初的目的。

那个绑架了她的人，是一个叫小书的八岁女孩。那女孩到底是她宿命中的天使，还是魔鬼？也许，在某些时候，天使和魔鬼原本就是同义词。

海伦哆哆嗦嗦地打开车门，坐进去，浑身瘫软，抚在驾驶盘上的手指颤抖得如同风里的叶子。

原来，她站在悬崖边上，离坠落已经那么近。一尺？一寸？还是一分？这一场大停电，或许不是意外。或许，上帝在打盹的间隙中，偶然想起用一场停电来救人一命。就像有的战争，就是为了成全或者拆毁一桩爱情。有时候，倾国倾城只为了一个人。

曙蓝从窗口望出去，海伦那辆丰田雅阁静静地泊在路边，车顶上有一层朦朦胧胧的光，介于灰褐之间，像是月色里的水汽，或者水汽里的月色。暧昧。诡异。

海伦没有马上启动汽车。引擎沉默了很久，久得幾乎让人生疑。曙蓝正想跑出去看一看究竟，车灯突然亮了，引擎发出一阵哮喘。也许声音本身没有那么响，但夜太静，这样的夜晚什么响动听起来都惊心。一只街猫踮着脚尖跑过，有人打开了靠街的窗户，朝街上尖利地嘘了一声。车子跌跌撞撞地开远了，轮胎碾过路面的声响还在耳膜上沾了很久。

这辆车，假如海伦肯以五百加元的价格出售，她大概不会拒绝。她会欠她，但不会欠得那么沉重，和那辆宝马相比。

曙蓝暗想。

曙蓝带着小书，坐在大厅里等着叫到她的号。今天是周二，据说是一周里最清闲的一天，离上一个周末还太近，离下一个周末还很远，旧的兴奋已经蔫软，新的期盼还没长成。这一天里人最不爱动弹，出门办事排队最短。

这是市场心理学家的说法。事实上，今天的等候厅里依旧人满为患，几乎没有一个空座位。曙蓝取到的号是八十九，扩音器里刚刚叫到五十二，隔在曙蓝和窗口中间的，是三十七份耐心。

她开始不露痕迹地打量四周的人，猜测着他们的族裔。印度、斯里兰卡、日本、韩国、波斯尼亚、伊朗、牙买加、墨西哥、叙利亚、索马里……当她在两个相近的族裔间游移不决时，比方说日本和韩国，牙买加和古巴，她就在这两个区域之后加上“那一带”，来模糊它们之间的边界，或者说，来提高她的命中率。

她破译族裔密码的那点小本事，是从英文补习班里学到的。她在补习班待过三个学期，从初级班到中级班到高级班。一个班级三四十个人，至少有二十个族裔。起初她是从最明显的特征下手的，比如肤色和服装头饰;然后就进入一些稍微复杂的特征，比如口音。她很快知道了印度人分不清V和W，总会把“Visa” 说成“Weeza”。而东欧人常常会把现在分词后缀“ing”的那个静音“g”发成一个响音。南美的一些国家，则分不清“V”和“B”的发音，经常把这两个字母交替着使用。再后来，她学会了更为微妙精细的划分方法：打招呼时的用词、仪态和眼神。曙蓝无师自通的族裔辨识法在后来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印证——她几乎总是猜对，即使不能精确到国家，至少也能大致准确到地区。

有一次在课堂上，老师和大家玩了一个游戏。老师要求每人在两秒钟后回答一个问题：“假如不需考虑生计，你会选择哪一种最为钟情的职业？”答案五花八门，几乎全落在意料的围墙之外。班上一位最羞涩安静的印度女孩说想当电视节目主持人;而一位身体孱弱到能被一阵轻风折断的阿富汗男同学，则说他最想成为坐在高头大马上的皇家骑警;曙蓝的回答是当一名能破解世界上最疑难案件的侦探。说完她就吃了一大惊。两秒钟的回答没有经过大脑，两秒钟的时间只够经过心，两秒钟快得只够让心直接飞奔到嘴。两秒钟是试金石，试出了一个人的缺陷和渴求——人总是渴求得到自己所匮乏的。两秒钟证实了元林曾经多次告诉过她的事实：她缺乏逻辑。

元林？这个名字几乎有些陌生了。她搬过了家，从城东搬到了城南。大都市里城区和城区之间的距离，对许多欧洲和非洲小国家来说，远得几乎已经跨越了国境线。元林没有再来找过小书，她也已经很久没想起过元林。可是他却在这样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毫无预兆地闯进了她的思绪。

不，文科思维不等于缺乏逻辑，是元林偷换了概念。元林只不过拥有了一套与她不同的逻辑系统，元林的逻辑底下铺的是数字和经验，而她的逻辑基石是感觉。元林用他的数字和经验分析投资风险，而她用她的感觉来分辨族裔。她不见得比他笨，就如同他不见得比她聪明。

她突然就明白了，这也是元林给她的自由——元林抽身离去，让她没有遮挡地看清了自己。

大厅里等候的人，除了第一排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头，似乎都很健康，至少看不出有立即进医院的需要。“过去的市场表现不能用来预测未来。”曙蓝想起了元林做投资项目报告时经常使用的一句话——那是他和他的同仁们为万一事件预备的擦屁股纸。只是元林的万一并不真是万一，元林的擦屁股纸也不够厚实，元林就葬送在了他自己设计的不是万一的万一里。其实，把元林常用的那句话里的“市场表现”替换为“健康状况”，意思依旧成立。“过去的健康状况不能用来预测将来。”医院和医生也需要擦屁股纸，这张纸的正式名称叫“健康保险卡”。世界很大，等候厅很小，等候厅橡皮口袋似的撑开自己的肚皮，想装下一小片世界。无论它吞进了多少片世界，世界也没能因此变小一些。每天都有这么多的人，从地图的每一个角落赶来，想获取一张不能保证健康，只能保证生病的小卡片。

曙蓝的眼睛再尖，也还是不够使，大厅里有几个人的族裔，她就无法确定。她把他们身上所有的细节特征都排列组合分类完毕之后，脑子依旧模糊，比如坐在她身边的这一位——人似乎总是看不清眼前的事。这个女人的肤色说不清是什么颜色，似乎是白皙的，但那白皙之上又蒙了一层隐约的橄榄色。那层若隐若现的橄榄在白皙之上抹了一层釉子，将那皮肤涂抹得极为光滑紧致。这样的皮肤是留不住任何液体的，无论是汗水泪水还是雨水。女人的嘴唇，天，曙蓝从未见过这样的嘴唇，这两片嘴唇可以叫地球停转一周。女人棕褐色的卷发在脑后挽了一个发髻。发髻是正式说法，其实就是一个说不上形状的疙瘩，橡皮筋没有绑紧，漏出几条发丝，在电扇送来的风中飞来飞去，看得曙蓝觉得脖子上痒痒的仿佛爬着虫子。女人上身穿着一件白布衬衫，下身是一条七分牛仔裤。衬衫开了两个扣子，没开的扣子像势单力薄的防暴警察，在吃力地抵抗着胸乳的突围。女人裸露在人字凉鞋之外的脚趾上，涂着黑色的蔻丹。女人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汩汩地冒着青春，女人散发出来的荷尔蒙太过浓烈，一屋都闻得见，一下子冲淡了她身上的族裔特征，曙蓝想不好她到底该来自南美，或是东欧，甚至是北非。

等着吧，等着她开口说话，或许，口音能够暴露更多的信息。

可是女人一直没说话，女人只是专心致志地看着手机。女人脚前横摆着一只篮子，篮子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女婴。女婴很丑，五官扁平，线条模糊，像一团挨了一拳的湿面粉。曙蓝无法想象一个这样美妙绝伦的模板，会产出一个如此拙劣的副本。基因，只能是基因。男人的基因和女人的基因一定是在某個无星无月的暗夜里相遇的，没看清来路，也没看清彼此，剧烈地碰撞了，结果是自伤自残。

曙蓝忍不住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

婴儿裸露在被子外边的胳膊抽了一抽，突然毫无预兆地号哭了起来。婴儿的哭声震得篮子簌簌发抖，天花板唰唰往下掉渣，一屋的人都回过头来看。女子慌忙扔下手机，把婴儿从篮子里捞出来，横在自己身上，解开纽扣，把一只乳房塞进孩子嘴里。女人做这事的时候，丝毫没有扭捏羞涩之态，仿佛她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奶大过八个孩子。孩子不饿，懒懒地吮了几口，就丢开了母亲的乳头，继续大哭不止。女人的稚嫩是在这一刻显示出来的。女人接连换了好几种姿势，把孩子像个布袋似的甩在肩上，横在臂弯，晾在手心，可是哪一种姿势也安抚不了孩子的怒气。

“你爸，你爸，到现在还没有影子。”女人对孩子说。

女人有口音，但不明显，依旧没能缩小曙蓝的猜测范围。

女人站起来，想抱着孩子到门外走走，但仰脸看了一眼荧光显示屏上的号码，又犹豫了——女人的号大概近了。婴儿依旧像挨了杀猪刀似的号叫，女人开始出汗。汗水顺着女人的额头滑下来，一路滑到颧骨、鼻尖，再从下巴滴落下去，砸到孩子的脸上，孩子哭得更凶。

“你看，这个，好玩。”

小书突然站起来，把手里的玩具举到婴孩眼前。

小书的玩具实在算不上是玩具，其实就是一根首尾相连的红绳子。小书用手指勾住那根红绳子，缠过来，绕过去，有时用四根指头——两根大拇指和两根食指，有时用六根——两根大拇指，两根食指，再加上两根小拇指，红绳子在指头的角逐中翻飞出一个一个几何形体，正方、长方、梯形、三角、菱形……小书的速度越来越快，指头如一条条小蛇，蛇嘴里吐出万花筒似的形状和花纹。婴孩看得怔怔的，突然止住了哭，把小手伸在空中，咿咿唔唔地抓着，仿佛在模仿小书的动作。

女人如释重负地坐回椅子上，舒了一口气。

“这么棒的游戏，谁教你的？”女人问小书。

“我外婆。在中国，很远。”小书答道。

女人晃了晃怀里的孩子，说：“德洛丽丝的外婆，也很远，在智利。”

女人的话是对小书说的，眼睛却看着曙蓝。有大人在场的时候，大人对孩子说的任何话，都是说给大人听的，孩子只是一个幌子。

曙蓝这才看清了女人的眼睛。女人的眼眶很深，眼睛很大，分得很开，看人的时候没有丝毫的躲闪，眼神里挂着一丝孩童似的惊奇。

智利。所有悬在半空的拼图块都纷纷坠地，严丝合缝地落到了该落的地方。肤色，五官，眼神，口音……女人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昭彰地盖着“智利”的图章。

曙蓝接住了女人的目光，也接住了女人的谈话邀请。

“多大了，这个孩子？”曙蓝问女人。

“七个月零十二天。”女人说。

“你的呢？”女人反问曙蓝。

“九周岁，差三天。”小书抢在曙蓝跟前回了话。

“你挺能哄小孩，你应该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女人对小书说。

小书的手停了下来，红线定格在一个圆上。圆是几段线相互牵扯制约的结果，并不真圆，更像是线条不那么决绝的多边形。

“我爸爸死了。”小书说。

女人脸上的笑容潮水似的退了下去，嘴唇瘪了。女人猝不及防地遭到了狙击，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半晌，女人才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曙蓝没听清，猜着是个“难过”或者“抱歉”的意思。

“不好意思，小孩子说话……”曙蓝尴尬地道着歉。

女人的回话是过了一会儿才来的，来势很猛。

“没关系，别怪孩子。每个人迟早都得死。我的父亲也死了，街头暴乱中被打死的。一块砖头飞过来，砸在后脑勺，人像布袋子一样矮了下去，哼都没哼一声。”

曙蓝扭头看了一眼小书，小书在低头修改她手里的那个红色圆圈。

“我妈说上帝是挑人的，谁死，谁活着。强壮的那个得活着，替人收尸，照看孩子。你就是那个强壮的人。”女人说。

曙蓝的眼眶热了一热。她轻轻抽了一下鼻子，咽下了堵在鼻腔里的那一团东西。

“你也是。”曙蓝觉得那声音不是她自己的。那声音像是一床梅雨季节里的被褥，蔫蔫的满是潮气。

“所以，我妈妈一定要把我送到一个男人不会死于暴乱的地方。”女人说。

“所以，你就，到了这里。”曙蓝说。

“我叔叔住在多伦多，我办的是探亲签证。德洛丽丝的爸爸，在我叔叔那里遇到了我，我们就结婚，办了枫叶卡。”

“妈妈，什么是暴乱？”小书突然问。

曙蓝一愣，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暴乱就是，大人发疯，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女人替曙蓝回答道。

“像学校里那些愚蠢的男生？”小书鄙夷地扯了一下嘴角。

“对，就像那些男生。有的大人一辈子都是孩子。”女人哈哈一笑，一切化险为夷。

这时女人的手机振动了起来，女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立即接了起来，压低了嗓音说话。

“开完会了？十五分钟？前面还有八个号……闹过，现在又睡着了……没有，还没有，我说过一定会给你发视频的，你什么也不会错过。”

女人放下电话，把沉睡的婴儿放回到篮子里，盖上了毯子。

“她爸，犯傻，总怕错过孩子开口说的第一个字。他说头一个孩子没养好，这一个，一定不能错过。” 女人跟曙蓝解释。

“这是你第二个孩子？”曙蓝惊讶地问。

女人呵呵地笑了。

“怎么可能？除非我十二岁结婚。他先前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妻子死了，病死的，这里。”女人用一根指头敲了敲额头。

“抑郁症，那是医生的说法。医学解决不了的事，就统统给你戴一顶抑郁症的大帽子。其实我觉得她就是脑子坏了。怀疑同事，怀疑秘书，怀疑健身房的教练，怀疑物业管理处的小姑娘，就连送信的邮差，她都觉得和她老公有一腿。”女人说。

“还在办公室里装了窃听器。结果被人发现了，秘书真是有事，但不是和她丈夫，而是跟公司的财政总监，两人合着伙偷钱。”

女人嘻嘻哈哈的，仿佛说的是别人家的事。

曙蓝的心咯噔了一下，女人捅着了她的心事。她是不是差一点也成了女人嘴里那个疑神疑鬼的女人？幸亏她离开得早，走在了还没想到布眼线、雇包打听、装窃听器的时候。假如她不走，她会不会死在元林前头？死于多疑，死于抑郁，死于心力交瘁，死于孤独无助？

“你丈夫，是怎么死的？也是生病吗？”女人问。

这话若出自别人之口，听上去就是多事。可是这话从这个女人嘴里说出来，并不觉得生硬和唐突，因为女人已经拿自己的私密铺了路——女人不过是在要求一份平等而已。

曙蓝看了一眼小书，她吃不准小书此刻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九岁仿佛是一条分界线，小书正朝着这条线飞速靠近。在九岁之前，自己尚大致摸得清小书从脑子到嘴巴的那条路，而九岁之后，她手里所有的缰绳都再也扯不住小书，小书将天马行空。

还好，小书此刻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她手里那根迷宫似的红绳子，试图从一个钩心斗角的多边形状里解套。小书没顾得上大人。

“也是，病死的。”曙蓝轻声说。

曙蓝没有为她的谎言愧疚。她并没要求这个碰巧坐在她旁边的女人对她推心置腹，她甚至懒得开口跟她说第一声Hello。女人对她说了这么多话，也许仅仅是因为寂寞——跟陌生人掏心掏肺和在大庭广众之下交接绝密情报一样，是最安全的冒险。她用耳朵回馈女人的信任就够了，不一定要用嘴和心。

女人捏了一下她的手。女人很有力气，手指捏在她的掌心像铁爪，有点疼。

“你这么年轻，一定很难。”女人晃了晃她的手。

曙蓝的眼眶又是一热。她扭过头去，不想让女人看见她的眼睛。

“我遇到德洛麗丝她爸的时候，他妻子已经死了两年多了，可是他依旧难受。那天他跟叔叔说，他们结婚十周年的时候，他要给她买一个新的戒指——结婚时的那个戒指太寒酸。他几乎是押着她去的首饰店，她只肯选一个0.98克拉的单钻戒指，因为超过一克拉就是个坎，价格一下子暴涨。她看着他掏钱包付钱，浑身发抖，脸色白得像个贫血的人，那样子让店员还以为他已经花完了他们家盘子上的最后一片面包钱。其实那时候，他们已经拥有九家分公司了。那天我听他说到那只戒指，说得眼泪汪汪的，当着我的面，我就想，一个人能这么记得死去的老婆，心眼大概不会坏到哪里去。”

曙蓝看了一眼女人的左手，女人有戒指，但不戴在无名指上。女人的戒指戴在中指，是红宝石——那大概是女人的月份石。曙蓝从未戴过戒指，看不出那块石头的重量和成色，只觉得块头很大，红得烧眼睛。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最后几年他们闹得很凶。他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很阔，家里有自己的小飞机。他老婆那么闹，他也没离婚，因为真要打起官司来，他就得把公司的股份分给她一半。没了那一半，他在董事会里就没有决定权。”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比如拿其他资产来抵？”曙蓝问。

话一出口，曙蓝立刻感觉羞愧，她其实跟天底下所有人一样，也有着无法遏制的窥探欲。

“海伦不肯，当初是她把父亲留给她的家产转赠给了他，他们才有了第一桶金。”女人说。

曙蓝的心突然停跳了一拍。

“你说的那个女人，叫海伦？” 曙蓝颤颤地问。

“是啊，她娘家，曾经拥有一个很有名的男装品牌。”

“是辛普森定制吗？”曙蓝屏住了呼吸。

女人惊叫了起来：“你怎么知道的？提姆说现在还记得那家店铺的人，已经不多了。”

“总还是会有，记得的人。”曙蓝喃喃自语。

女人没有再续这个话茬，女人的兴趣在别的事上。

“后来我叔叔就跟我说：‘提姆需要一个家，你需要一张枫叶卡。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兴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就答应和提姆约会。我什么也没指望。你能指望一个阔老头会真心待你吗？其实，他也没指望——一个急需绿卡的人会真心待他吗？期望值都是零，所以后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算是奇迹。”

女人的话，像是无数只蜜蜂在振动翅翼，遥远的，模糊的，她听见了一整片声音，但却截不住其中的任何一个单词。

“你是说，海伦已经死了？”她揪住了女人的衣袖。

女人被曙蓝的力气吃了一惊。

“海伦死了快四年了。”女人说。

女人还在说话，但曙蓝却已经不在听。曙蓝恍恍惚惚地站起身来，朝外走去，却不知要往哪里去。她停下来，靠墙站了一小会儿，才发现她已走进了女厕所。厕所里有两个女人，像是母女，正在搭手给一个孩子换尿布。孩子躺在洗手池的台子上，咿咿唔唔地舞动着四肢，大人在大声地讨论着即将到来的选举。自由党。保守党。新民主党。绿党。预测值。财政赤字。丑闻。曙蓝想等到她们离开，可是她们没有离开的意思。孩子刚释放完了一肚子的恶气，尿片上的秽味钻入了空气的每一个毛孔，可是她们完全没有在意，她们的谈话似乎会持续到婴儿不再需要尿布。

曙蓝躲进隔间，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她不需要找号码，她只需要按一下重拨键。这个号码她已经使用了无数次，最近的一次是今天上午。

“The number you dial is not in service. （你拨打的号码并不存在。）”回答她的是一句毫无情绪起伏的录音。

她拨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回音。

她从挎包里翻出一个信封，里头是一份合作意向书。这是昨天在律师楼签的，她还没来得及放回到办公室。她飞快地翻过了前面的几页，直接跳到签字页。在签字栏里，她一眼就找到了自己的签名，而海伦·辛普森的签名线上却只有一滴墨水。墨水看上去有些时日了，颜色暗淡，已经无法辨认最初到底是青还是蓝，边缘在纸上衍化开来，像一朵在秋雨中浸泡过的落花。曙蓝听到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是那张纸在她的手中渐渐变脆变黄。

曙蓝咚的一声跌坐在马桶上，伸出两个指头测量着自己的脉搏。先是左手，再是右手。噗。噗。噗。她觉出了细微的跳动。可是，那真是脉搏吗？视觉和听觉都背叛了她，凭什么她还信得过触觉？

或许，停电的那个夜晚，她看不见元林，是因为她已经死了，元林还活着。

或许，元林和她都已经死了，只有小书还活着。

或许，元林和她都活着，死的是……

曙蓝不敢再想下去。她站起来，走出去，用凉水洗了一把脸。不知道那对母女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厕所里非常安静，有一只马桶的水箱在漏水，滴答、滴答、滴答。她一抬头，发现镜子的玻璃面上有两个幽黑的破洞，正往外汩汩地冒着凉气。她拿手纸去堵，才猛然意识到那是她的眼睛。

她跌跌撞撞地走回到等候厅，小书依旧在玩她的红绳子，而她的座位已经被一个男人占了。男人背对着她，她看不清男人的脸，只看见他灰白的头发用发蜡整整齐齐地向后梳去，遮盖住了稀疏的头顶。男人穿的是一件银灰色的西服，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依旧干净，没有汗迹和发屑。男人的西服不跟潮流，但也并不落伍，让人想起的不是会议室谈判桌签字大厅，而是唐顿庄园、国会山庄，或者白金汉宫。

智利来的女人捅了捅男人，男人站起来，把位置还给曙蓝。

“这是我先生，提姆。”女人说。

提姆欠了欠身，把手递给曙蓝：“你女儿是一位了不得的女士，据说刚刚平息了一场暴动。”

男人的手很温软，像一包棉花，几乎探不着骨头和经络。

“我可以有这个荣幸，知道你的名字吗？”男人问。

曙蓝没有立刻回话。曙蓝犹豫了片刻，才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男人。男人從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看清了上面的字：

Shulan Wang， President

Sunshine Floral World （SFW） Landscaping Co.

王曙蓝，总裁

阳光花卉世界 （SFW） 园艺公司

“这是我的公司。”曙蓝说。

男人看过名片，放进了西服左边的口袋里。男人一天里不知会收到多少张这样的名片，男人早已经历过千锤百炼，动作娴熟自如温文。但是男人没有给曙蓝自己的名片，男人用不着，男人自己就是名片。

“以后我们有园艺的需要，会让我的秘书联系你。”男人说。

曙蓝坐下了，男人站着。男人弯腰从篮子里抱起孩子，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孩子睡得很沉，呼吸经过鼻孔时轻轻地吹着哨子。孩子不需要男人抱，可是男人需要抱孩子。男人没有走出多远，广播里就叫了他们的号。

“芙莉西达·史密逊，请到九号窗口。”

曙蓝这才知道了智利女人的名字。

两人抱着孩子朝窗口走去。很完美的背影，像是人寿保险或是度假胜地广告里的祖孙三代人。

曙蓝转过身来，紧紧地搂住了小书。

“妈妈，你怎么啦？”小书挣扎着说。

曙蓝一把抓住小书的胳膊，开始摸索测量小书的脉搏。

“妈妈，你在发抖。”小书有些害怕起来，往后缩了缩身子。

“谢天谢地。”曙蓝松开了小书的手，也松了一口气。

等待的时间很长，面谈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男人陪着他的智利妻子很快就交完了文件，回答了几个简单的问题，拍完了证件照。离开等候厅的时候，他们朝曙蓝点了点头，算是道别的意思。

“祝你好运。”男人说。

曙蓝其实没有听清男人的话，她是从男人的嘴型里猜出了这个意思的。

曙蓝迟疑了片刻，突然跑出去，在走廊的拐弯处追上了那两个人。

“史密逊先生，你知道我公司的名称缩写是什么意思吗？”曙蓝问。

男人停下来，从西服口袋里掏出那张刚放进去没多久的名片，顺便带出了一条手绢。男人用手绢擦了擦老花镜，再看了一遍名片。

“SFW， 阳光花卉世界，对吗？”看得出来男人在尽量保持着耐心。

“你可以这么理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是Saving First Wives （拯救发妻）。这个名字，是一位叫海伦·辛普森的女人起的，是她建议我成立了这家公司。”

男人的眉毛微微挑了一挑。

“哦，什么时候？”男人问。

“两个月前。”曙蓝说。

曙蓝看见男人的额角上有一根很细的筋，在微微地跳动着。可是男人没有急于说话，男人从头到尾都很平静。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东西？请直言。你和我都知道，海伦不可能给你这个建议。”男人终于开口。

“对不起。”那个叫芙莉西达的智利女人含含混混地说，听不出到底是为丈夫的粗鲁向曙蓝道歉，还是为曙蓝的荒唐向丈夫道歉。

曙蓝沉吟片刻，她在想下一句话。

男人没有耐心等候，男人一只手提着篮子，另一只手挽着妻子的腰肢，转身离去。

“洁西，你的女儿洁西，芭蕾舞鞋磨破了，就不再跳舞！”曙蓝喊道。

男人停下了步子。

“你有一张L.S.哈里斯 （加拿大七人画派画家）签名的风景画，一辆X5黑色宝马，四轮驱动，驾驶座上有一个小洞，是雪茄烟灰掉下来烧的，在右下侧。”

曙蓝直直地盯着男人的脸，男人额角上的那根筋在渐渐变粗。

“这几样东西早被海伦卖了，远在你来到这个国家之前。当然，这些交易都有案可稽，假如你真肯下功夫，你一定能找得到记录。”男人说。

男人说这话的时候，一根手指轻轻地弹动了一下，曙蓝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当场戳瘪了的气泡。

“你有一只猫叫流氓，是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右腿内侧的那块疤，烫伤的，是不是也有记录可查？”曙蓝问。

智利女人疑惑地看了男人一眼，男人却没有看她，男人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前方的墙。墙上有一块圆形的斑痕，也许是油迹，也许是手掌印，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

“SFW， Saving First Wives， 好名字。一样是救世界，为什么不可以救救发妻呢？”

男人微微一笑，对曙蓝说。

原载《收获》2020年第3期

本刊责编  黑  丰

创作谈

一个结束在模糊时空的婚变故事

张  翎

《拯救发妻》的故事内核是顺着两个人物展开的：一个是加拿大老富豪妻子史密逊太太，另一个是中国来的新富豪妻子曙蓝。史密逊太太的灵感来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留学时的一件旧事。当时中国留学生圈子里盛传：有人在当地的英文报纸上刊登一则以50块美金转手宝马豪车的广告，售主是一个大富豪的妻子。她发现丈夫和秘书有了私情，就以白菜价出售丈夫的坐骑以示报复。这桩传闻不知真伪，光听着，就已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

曙蓝的灵感来自当下。这十数年里多伦多出现了一群被富豪丈夫送往国外居住的富婆。这些人已经被成见贴上了一些标签：炫富、挥霍、无聊、无知、傲慢……但我也观察到了这个群体并非千人一面，有一些人能和国内的生活方式做适度切割，平静地接受了丈夫的移情别恋，低调地开启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曙蓝就是她们的综合体。

《拯救发妻》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两個年代两个族裔中的婚变故事，小说框架早就有了，我的难题是怎么让这两条线产生碰撞，形成一个彼此交集的走向和结局。这可以是一个经过仔细筹谋的复仇故事，也可以是一个不谋而合的励志故事，也可以是一段单亲孩子眼中对父母的观察，更可以是一个中国女子在陌生国度里遭遇文化冲突的故事……哪条路似乎都行得通，只要我肯坚持，最终条条路都能抵达罗马。

这些设计的路子在我脑子里走着走着，就丢失了方向感——我感觉它们太平实，太保险，无非是为了满足某种内心期待。可是，我为什么不可以选择一条远离期待的路呢？我为什么不可以摒弃安慰不要励志也不要复仇，不求实现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对结局的企图，仅仅凭借故事的外套，来营造一种氛围，产生一些惶惑的情绪呢？凭什么小说非得达到某种诉求，图谋一种终结感呢？假如出发时不想着罗马，途程就可以自由。我决定抽去逻辑，模糊一些依靠经验和认知建立的界限，在一个混乱的时空里重塑我的故事，把原本不在一个维度上的事件摊到一个平面里，让它们自由穿越。

于是，就有了《拯救发妻》的最后版本。

张翎，女，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

并分別于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大学和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

现定居于多伦多市。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的小说代表作有《劳燕》《余震》《金山》等。

小说曾获得包括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

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台湾时报》开卷好书奖，

香港《红楼梦》全球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

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片《唐山大地震》，

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展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

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

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和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

小说被译成多国语言在国际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