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涛 马君莉

长江大学1.教育与体育学院，2.长江大学文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1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9年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占26.8%[1]。随着移动通讯网络环境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上网使用率不断增长，手机成瘾的现象也日益突出。大学生因为手机的不合理使用而带来的健康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手机成瘾也称为“手机依赖”、“手机过度使用”等，是一种不健康的使用手机的行为，韩登亮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个体是否手机成瘾：一是对手机的滥用，不该用的时候也频繁使用；二是手机过多地影响使用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三是手机不在身边或禁止使用手机时，身体会出现一系列不适反应，包括生理和心理反应[2]。

手机成瘾会影响大学生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为了克服其不利影响，学者们通过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对策，其中体育锻炼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体育锻炼可以改善个体的不良认知，进而预防网络成瘾[3]。体育锻炼对手机成瘾的预防改善作用的机制可能与个体的压力应对方式有关。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应激事件或在应激的环境下，对这个事件或环境做出一定的评价后，为平衡自身精神状态所采取的措施。有研究指出，手机成瘾倾向性高的学生在面临挫折或压力时，会利用手机相关App，如游戏、购物、视频等途径来逃避压力[4]，这些消极的应对方式会进一步加深强化手机成瘾。

在此前的研究中多是对手机成瘾与体育锻炼或手机成瘾与应对方式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本研究拟讨论大学生手机成瘾、应对方式和体育锻炼三者之间的关系，假设大学生的体育锻炼会通过应对方式对手机成瘾起到预测作用，体育锻炼一方面可以提升积极应对，进而抑制手机成瘾，还可以通过降低消极应对，进而抑制手机成瘾。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17年9月到10月，通过问卷星收集问卷463份，剔除时间过短、回答有规律的问卷，最终有效问卷418份。其中，男156(36.8%)，女268(63.2%)，年龄17～24岁(19.58±1.13)，受教育程度大学本科，其中体育专业102(24.4%)，其他专业316人(73.6%)。

1.2 测量工具

1.2.1成年人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该量表由陈欢等人[5]编制，适用于诊断成年人的手机成瘾，该问卷共有26项，由App使用、App更新、戒断反应、凸显性、社会功能受损、生理不适6个维度构成，采用5点计分，1～5分别是“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手机成瘾水平越高。该量表总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9，重测0.931。结构效度各指标良好，与效标相关符合要求。

1.2.2体育锻炼等级量表(PARS-3)

体育锻炼量表由梁德清等人[6]所编制。它从体育锻炼的强度、一次锻炼的时间和每周锻炼的频率3方面来考察。体育活动量=运动强度得分×(每次活动时间得分-1)×每周活动频数得分。每个方面评分均分5个等级，记分1～5分。体育活动量最高分为100分，最低为0分。

1.2.3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由解亚宁编制。该问卷分为20个条目，由积极应对(1～12)和消极应对(13～ 20)两个维度组成[7]。采用0(不采用)～4(经常采用)点评分，主要用来测评个体对现实环境变化有意识的、有目的和灵活的调节自身的行为。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分维度中，积极应对方式α系数为0．89，消极应对方式α系数为0.78。

1.3 调查实施

在特定专业的班级QQ群、微信群邀请大学生参与调查。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相关分析和差异分析，利用Hayes编制的SPSS宏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分析方法采用Spearman相关、独立样本t检验、中介效应分析。

2 结 果

2.1 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维度均分及相关情况

表1显示，手机成瘾、应对方式、体育锻炼三者关系密切，体育锻炼与积极应对正相关，与手机成瘾负相关，但与消极应对相关不显著。

表1 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维度均分及相关情况

2.2 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不同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体育锻炼对手机成瘾和应对方式的影响，以专业为自变量，以手机成瘾总分、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体育锻炼为因变量，做独立样本t检验。

表2 体育专业与其他专业在不同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可以看到，体育专业的积极应对得分、体育锻炼得分显著高于非体育专业，手机成瘾得分显著低于非体育专业，消极应对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

2.3 手机成瘾与应对方式、体育锻炼的中介分析

各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体育锻炼量可以整体预测手机成瘾。体育锻炼量可以正向预测积极应对，但无法预测消极应对。

表3 各变量回归分析

中介效应检验参考陈瑞等[8]的方法，检验积极应对的中介作用。第一步检验系数a*b，结果显著，说明中介效应路径存在，第二步检验系数c’，结果不显著，说明应对方式在体育锻炼和手机成瘾的关系中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积极应对效应量47.8%。其次验证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消极应对在体育锻炼和手机成瘾关系中无任何中介作用。具体来说，体育锻炼影响手机成瘾有一条间接途径，体育锻炼提升积极应对，进而影响手机成瘾。

表4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体育锻炼对手机成瘾的影响中的间接效应量

3 讨 论

3.1 体育锻炼与手机成瘾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体育锻炼与手机成瘾显著负相关(P<0.001),即体育锻炼越多，手机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小，说明体育锻炼对手机成瘾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的手机成瘾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体育专业学生的手机成瘾显著低于非体育专业(P=0.020)，进一步验证了体育锻炼对手机成瘾的预防作用。体育锻炼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解读，第一，对轻度的手机成瘾倾向者而言，体育锻炼与成瘾呈负相关关系。体育锻炼可以挤占使用手机的时间，可以缓解人的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手机的交友、娱乐功能。朱淦芳[9]对大学生的调查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也显示了体育锻炼量与手机依赖的负相关关系。第二，在发展成为手机成瘾后，体育锻炼是干预手机成瘾的一种有效措施。卜彦丽[10]对30名大学生做了以运动干预为主的干预措施，结果发现该措施可以有效改善大学生的手机成瘾症状。高军等人[11]筛选了69名网瘾大学生，通过为期8周的体育运动干预，结果发现运动干预可以对网络成瘾产生一定的矫正作用。虽然运动干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干预手机成瘾的方法，但高军等人[11]的研究发现，体育锻炼并非对所有成瘾患者都有效，可能对轻度成瘾或中度成瘾较为有效，对重度成瘾则效果较差。这就提示我们成瘾是由多种因素引起，体育锻炼起作用的原因可能与其他变量有交互作用。

3.2 应对方式在体育锻炼和手机成瘾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对积极应对中介分析表明，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和手机成瘾中的中介作用是存在的。体育锻炼与积极应对的关系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证明。成航宇[12]研究发现，体育专业的大学生比非体育专业大学生具有更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谢琴[13]研究发现，与非体育专业学生相比，体育专业学生具有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在积极应对如解决问题、求助方面比非体育专业得分更高。肖留根等[14]的研究发现体育锻炼对积极应对的影响在老年人同样存在。上述研究说明了体育锻炼可以提升个体的积极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方式是成瘾行为的重要保护机制。陈云祥等[15]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积极应对得分可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的发生，王毅等[16]的研究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对彩票购买成瘾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此，体育锻炼抑制手机成瘾的机制在于体育锻炼激活了个体的积极应对方式，在积极应对方式的作用下，个体显著减少了其手机成瘾的行为。

对消极应对的中介分析表明，消极应对在体育锻炼和手机成瘾中的中介作用是不存在的。该结论与预想结果并不一致。消极应对是成瘾行为的重要原因[17]，如果能够改变个体的消极应对，那么必定会对其成瘾行为产生影响。但本次研究的数据表明，体育锻炼与消极应对并无关系。盛建国等[18]的研究也显示，体育锻炼与积极应对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无关。也就是说，体育锻炼虽然可以影响积极应对，但并不能轻易改变个体的消极应对，一个人对周围环境的消极应对是由多种原因造成，我们需要对症下药，而不能笼统的认为体育锻炼就可以改善其消极应对。

手机成瘾与体育锻炼、积极应对关系密切，体育锻炼对手机成瘾的作用主要通过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体现，消极应对方式在体育锻炼和手机成瘾的关系中无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大学生通过增强体育锻炼，增强自己积极应对生活事件的能力来预防或者减少大学生的手机成瘾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