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 玲

(山东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济南 250355)

中医典籍是中医文化的源泉与根基，其翻译研究是推动和实现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保障。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文献，其英译研究者众，包括政府机构、政府间卫生组织、国际性学术组织、中医英译学者等。《黄帝内经》的英译始于1925年，近百年的时间内已有15个译本出版，《黄帝内经》译法多样。2000年之后，多个有影响力的中医术语英译标准陆续颁布或出版，“黄帝内经”在这些标准中都作为术语词条出现，但不同标准之间译法依然存有争议。在英译实践中，“黄帝内经”多种译法并存，虽有趋同趋势，但依然有可商榷的空间。学者呼吁推进“黄帝内经”英译标准化，如肖平等[1]从交际翻译法、王继慧[2]从文化资本和翻译目的论视角进行探讨，这些研究视角都来源于国外学术界的理论。生态翻译学是成长于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分支，以其为视角对“黄帝内经”现有英译进行分析并进行标准化探讨是有益尝试。

1 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本世纪初创建，是生态学与翻译学的交叉学科，是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它以基于生物进化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从适应和选择的视角对翻译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3]。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在一定生态环境下进行的，这种生态环境指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唯有多维地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并实现多维选择转换，才能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4]。

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分3个阶段，2001～2004年是立论阶段，2005～2009年是整合倡学阶段，2010年至今是拓展创派阶段[5]。随着生态翻译学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许多学者以其为新视角进行不同领域的翻译研究，如文学、哲学、商务以及法律等[3]，这些都丰富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内容，促进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持续发展。

生态翻译学同样为“黄帝内经”一词的英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黄瑜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李照国“黄帝内经”英译本中省略、对偶、比喻、借喻、讳饰等修辞格的翻译方法及效果进行研究[6]。吴纯瑜和王银泉选取Ilza Veith和李照国2个译本，在生态翻译学的视阈下对“黄帝内经”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例证分析[7]。陈松箐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分析“黄帝内经”中的基础理论、临床治疗与中药方剂的术语翻译原则和方法[8]。

2 “黄帝内经”英译现状

表1示，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出版英译本15个，译者中有中医从业者、医史学研究者、翻译专家，译介形式包括全译、节译、合译和编译等。这些译本中去除《灵枢》译本及个别节译本外，共有10个译本书名中出现了“黄帝内经”。

表1 译本中的“黄帝内经”英译

“黄帝内经”一词在10个译本中共有8种译法，2组相同译法分别是Ilza Veith和Henry C. Lu译本中的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王学文、随云和李照国译本中的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表2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随着中医对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规范中医术语英译标准成为学界研究重点之一。 经过20余年的研究探讨和学术争鸣，到本世纪初已有4个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术语英译标准发布，即实用英文中医辞典(A Prac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mmon Ter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Chinese-English Basic Nomenclature of Chinese Medicine)，这4个标准都把中医典籍书名作为术语类别之一。

表2 术语英译标准中的“黄帝内经”英译

3 “黄帝内经”英译讨论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翻译原则是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方法是语言、交际和文化的三维转换，译评标准是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和译者素质，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3]。中医典籍兼具医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书名简明扼要却内涵丰富，译者在翻译时如何在源语与译语、作者与读者间进行多维度适应并做出适应性选择是很大的挑战。

3.1 “黄帝”英译

“黄帝”在10个译本中有3种译法：第一是Yellow Emperor多达7个译本。该译法从语言、文化和交际的维度考量都不是成功的，会让译语读者误认为“黄帝”是“黄色的黄帝”而产生疑惑[14]，显然这有悖于其源语文化中的内涵。最早把“黄帝”译为Yellow Emperor的是Ilza Veith，该译本是第一个学术意义上的《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科学》和《美国医学会会刊》等权威杂志都给予很高评价[7]，因此该译法被很多译者沿用。

第二是音译。精通汉语和英语的医史学家Paul U. Unschuld将其译成Huang Di，该译法符合英语的姓名表达法，容易让译语读者认为这是一个姓帝名黄的人，从交际功能来说会引起误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世卫组织和世中联颁布的术语英译标准中都将其译成Huangdi，作为专用名词进行处理，既简洁明了又能传递文化内涵，同时避免产生误解，符合生态翻译学主张的语言、文化和交际三维转换。著名中医典籍翻译家罗希文在其译本中采用了该译法。

第三是不译。第一次把“黄帝内经”译成英语的华人是广州孙逸仙医学院的黄雯，译时用的简称、译名省略了“黄帝”的翻译。Nigel Wiseman和Feng Ye出版的《实用英文中医辞典》中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法[19]。

3.2 “内”英译

表3示，在译本和术语标准中对“内”的译法有3种：直译为Internal和Inner，音译为Nei、省译。

表3 “内”的译法统计

可见，在“内”的英译上存在较大争议。最常见的译法是省译，即译时省略“内”字。这与源语中对“内”的理解无法达成一致有关[23]。译者在面对源语中一直没有定论的“内”字时选择了省译法，包括国家中医药管理颁布的术语英译标准和李照国译本。李照国是深具影响力的中医英译专家，其译本作为《大中华文库》系列作品之一向国内外推出。这种选择虽有遗憾，在文化维上稍有损失，但在语言和交际的维度上既保证术语的准确性和简洁性，又可避免引起译者理解的混乱。

有译者选择译出“内”字，最多的译法是Internal，这容易让译语读者与西医内科学联系起来，从而引起交际层面的误解。只有Nigel Wiseman和Feng Ye将其译成Inner，虽能用其与西医的Internal加以区分，但其意为接近中心的或内心的，在语言维和交际维上都有偏差。

3.3 “经”英译

“经”的译法有音译和直译。除3个译本用音译外，其他皆是直译。音译包括Ching和Jing，前者是威氏拼音法。随着汉语拼音在国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般用汉语拼音进行音译。直译包括Classic和Canon，译本中译成Classic和Canon的各6个，标准中译成Classic和Canon的各2个。Classic指最经典的著作，Canon指普遍接受的原则、准则或标准。中国古代称书籍为“经”是因其重要性。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经”。《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创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译作Classic更符合生态翻译学的语言、文化和交际的三维评价标准。

综上，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黄帝内经》的英译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Huangdi’s Classic of Medicine可以作为其英译标准。

中医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复杂和艰难，一个术语往往对应多个译法，这对中医文化对外交流和传播带来困扰。“适者生存”是维持生态平衡的自然法则，中医术语英译也可遵循“译者中心论”对多种译法进行“语言、文化、交际”的三维评价，从而汰弱留强，找到更加符合作者、译者、读者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的译法。尝试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当前现状进行审视与商榷，以期对解决中英术语英译标准化困境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