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坤， 陈 通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天津 300072）

新工科（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3E）是人类面向全球共同挑战，以“与未来合作”为核心理念，将工程教育从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跨界交叉融合、从对经济社会发展被动的适应服务转向主动的支撑引领，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培养未来卓越工程创新人才的教育新范式。系统推进新工科教育，实际上是一项涉及政府、高校、社会、产业界等多元主体的复杂的治理课题。推进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工程教育强国建设，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充分考量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宏观时代背景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背景下的教育改革发展。概而言之，新工科教育治理必须充分考量内外部具体的治理情境，特别是深刻把握中国情境的转型、发展及其规定性。唯此，才能采取精准的治理举措，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达到新工科教育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一、新工科教育治理国际情境的嬗变与演进

1.国际工程教育治理的理念演进与实践难题

国际工程教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工程需求更多体现在技术层面，以工程技术和工程实践为主要内容，工程教育注重工程人才专业能力培养，呈现出技术范式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此相适应，产业界的工程需求呈现出科学性、复杂性、迭代性等新特征，学科交叉与融合成为工程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态势，工程教育呈现出科学范式特征。面向未来产业发展，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其动能加速释放，未来工程将基于“新业态”在技术、规模、产业和人文等多个维度上的新特征，致力于实现未来智能社会的“万物互联”，实现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全覆盖式服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回归工程”将成为新的趋势，更加强调基础学科、工程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更加注重回归工程的实践本质、综合特征和系统整体性[1]。

麻省理工学院（MIT）于2017年提出了著名的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NEET）计划，该计划的基本要素是以项目为中心的课程，以及围绕一系列基于NEET思维方式的新机器系统而进行的项目“线程”组织。对于学生而言，要求其根据NEET思维方式（包括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系统思维等认知方法），更主动、更有效地进行思考和学习，从而更好地实现学习目标。在具体的组织方式上，NEET思维方式通过跨学院的协同来推进和实施[2]（见表1）。

表1 NEET思维的协同组织方式

总体而言，面向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传统的工程教育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其快速发展。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来讲，工程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理科教育方式培养工程师的现象；从工程师资队伍建设来讲，工科教师的工程背景普遍缺乏，存在教学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现象；从工程人才实践能力培养来讲，行业企业对人才培养过程参与不足，工科学生基于真实工程环境的实习实践较少，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训练不足；从工程人才可持续发展能力来讲，工程师终身学习面临巨大挑战，工程师的职业吸引力持续减弱。高水平工程创新人才缺乏、工程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普遍存在[3]。

2.国际宏观环境对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叠加影响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几大典型特征。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要落实到产业竞争，产业竞争则要靠工程师，而工程师竞争的本质是工程人才的竞争，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工程教育上，工程教育需要对产业需求做出快速反应[4]。经济全球化和人才竞争国际化的趋势对世界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工程教育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工程人才的全球竞争不断加剧。各国对21世纪工程师的素质要求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创造能力、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商业意识和管理能力等是其共性要求。与此同时，国际产业界对创新型人才而非复制型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强。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格局瞬息万变。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国际竞争包括人才竞争、技术竞争等不断加剧。面对这样的宏观环境，国际工程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主要体现在迭代转型的教育范式、复合型人才培养结构、立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国际宏观环境以及国际工程教育对新工科教育治理产生了叠加影响。

二、新工科教育治理中国情境的转型与发展

1.中国工程教育的规模情境

（1）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学说将高等教育发展分为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3个阶段。这一阶段学说是基于现代化先发内生型国家如美国和西欧国家提出的，一般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准，毛入学率＜15%为精英化阶段；毛入学率15%～50%为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50%为普及化阶段。该学说还提出了高等教育观、高等教育功能、课程和教学形式、学生学习经历、学校类型与规模、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入学与选拔、学术管理形式、高校内部管理等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10个维度[5]。

中国工程教育的规模体量伴随着高等教育总体规模体量的扩张而不断增大，截至201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6]（见图1），高等教育进入后大众化阶段，逼近普及化阶段的临界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转型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产业经济发展对工程人才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向制造强国、质量中国等重大国家战略需求，工程教育必须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动能转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图1 高等教育在学规模和毛入学率（截至2018年）

（2）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结构优化。从工学本科专业设置来看，工学专业类、专业种数持续增加。中国对本科专业实施目录管理，专业目录是进行专业设置与调整、招生、报考、就业等学生全周期发展的基本依据。2012年9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对本科专业实施“学科门类-专业类-专业”三级管理，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和民生改善特殊需求等，共设置12个学科门类、92个专业类、506种本科专业。这次专业目录修订，将工学下设的专业类由21类增加到31类，增幅达47.6%；将工学下设的专业种数由70种增加到169种，增幅达141.4%。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首次以新版专业目录（2012版）为基础，开始了专业增设工作。截至2019年度，共新增63种工学本科专业，占所有新增本科专业的32%。

从工学学生数量（含招生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来看，工学学生数量持续增加。截至2018年，普通本科工学在校生已达5 692 317人，占全部在校生人数的33.5%[7]（见图2），与工学本科专业类数、专业种数所占比例等基本保持一致。在12个学科门类中，工学学生人数从招生数量、在校生数量、毕业生数量来看，皆居首位。

图2 2012—2018年普通本科工学学生人数变化情况

2.中国工程教育的质量情境

（1）“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改革实践。2010年6月，教育部在天津大学召开“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启动会，确立了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三个面向”（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奠定了新时代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面向，开启了工程教育强国建设之路。

从政策实施过程来看，政策支持与制度建设持续加强。2011年1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号），从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实施领域、组织实施等方面做了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推动高等教育面向社会需求培养人才，调整人才培养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增强毕业生就业能力。2012年，教育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设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的通知》（教高〔2012〕8号），遵循“行业指导、校企合作、分类实施、形式多样”的原则，推动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提升高校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从目标达成情况来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参与院校共208所；试点专业覆盖两个层次，本科层次1 257个、研究生层次514个；签约企业1万余家。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期评估显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取得重要成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取得突破，推进了与培养卓越人才相适应的教师队伍建设，毕业生整体质量获得行业认可[8]。2019年4月，教育部联合中央13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在天津大学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以新工科为龙头一揽子推出“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2）中国高等工程教育走向国际实质等效。《华盛顿协议》（Washington accord）是国际工程联盟（IEA）所有协议中成员最多、影响最大的工程教育专业互认国际组织。2013年6月，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临时缔约成员；2016年6月，中国成为正式缔约成员，实现了中国工程教育质量的国际实质等效，中国工程教育持有了迈向国际舞台的通行证。因此，加入《华盛顿协议》是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节点[9]。2018年12月，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依托天津大学设立《华盛顿协议》国际事务办公室、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华盛顿协议》国际事务办公室。通过跟踪《华盛顿协议》及国际工程联盟其他相关协议的发展，研究《华盛顿协议》各成员组织认证工作的发展，面向《华盛顿协议》主要成员组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欧洲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EUR-ACE），调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教育认证开展情况等方式，加强《华盛顿协议》相关国际合作，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切实提高中国在《华盛顿协议》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中国新工科教育的治理困境与多重情境规定性

新工科教育治理水平对于工程教育强国建设以及教育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1.新工科引领中国高等教育“质量革命”

从规模体量、质量评价等方面来讲，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从总体上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方阵，并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并跑”甚至“领跑”。新工科教育是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现在进行时、最前沿和新方向，引领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甚至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总体方向和整体进程。

从概念内涵上讲，“四新”建设是高等教育“质量革命”的四梁八柱、主要内容和基本载体。其中，新工科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新工科强调“与未来合作”，作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抓手，新工科在实践中注重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的是支撑甚至引领未来发展的卓越工程创新人才。因此，新工科是建设工程教育强国的战略选择。

就体系格局而言，新工科教育呈现“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治理格局；全国分为工科优势高校、综合性高校、地方高校三组协同推进；就载体形式而言，依托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开展。2018年1月，教育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专家组工作会议在天津大学召开，审定了首批612个项目，共5大选题30个项目群，新工科教育迅速开展起来。2019年12月，教育部深化新工科建设座谈会在天津大学召开，推动新工科建设由1.0向2.0跨越，推动新工科建设再深化、再拓展、再突破、再出发，引领高等教育“质量革命”走向深入。

2.中国新工科教育的治理困境

随着新工科教育推进范式由“轰轰烈烈”的理念倡导和顶层设计到“扎扎实实”的推进落实和质量提升的转变，新工科教育治理过程中，理念与实践层面存在的诸多治理难题日渐凸显，包括体制、机制、模式等。从治理情境的角度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理念层面国际实质等效的实施性不足。2016年，新工科的概念最先由中国提出，国际上虽然没有“新工科”之名，但从理念层面来考察，内涵意义上国际实质等效的“新工科运动”已经兴起，各国新工科教育及其治理的核心理念是相通的。客观来讲，中国新工科教育治理“应对变化、塑造未来”的核心理念是先进的，但在实施层面，具体的落实机制、指标体系、评估标准等尚不健全。

（2）机制层面多元主体的协同性不足。2017年被称为新工科建设元年，“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北京指南”构成新工科建设“三部曲”，奏响了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时代强音，奠定了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基本格局，政策逻辑成为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基本逻辑。但从实践来看，政府、高校（包括教师、学生等）、企业、行业协（学）会等的协同性还不够足，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模式尚未充分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效能发挥。

（3）要素层面教育教学的融合性不足。新工科教育是全要素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改革，涉及到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从要素层面来讲，包括教师、学生、专业、课程、教材、条件、质量保障等基本要素。新工科教育在实施过程中，要素之间的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等是重要的路径，这实际上是高校教学治理的重要内容。根据我们对全国新工科教育的跟踪调查来看，教育教学要素之间的融合性尚不充分。

基于此，我们重点从宏观层面的教育治理、中观层面的大学治理和微观层面的高校教学治理来把握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情境规定性，并初步提出方向性思路。

3.新工科教育治理中国情境的三重规定性

（1）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宏观情境规定性。从宏观情境来讲，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基本属性是教育治理，是教育治理的一个子系统。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在解决政府单一管理和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问题过程中兴起[10]。教育治理的目标是教育善治，即通过提升教育公平与质量，实现教育领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教育治理的要义在于社会参与，重心在于政府管理和学校内部管理两个层面上的社会广泛参与[11]，赋予社会更多的治理参与度，以各种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方式集思广益，更好地发挥社会的作用。

教育治理的向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效能即质量向度，教育治理倡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教育过程，在此过程中，多元治理主体对教育的认知能力得到提高，能够明确教育的质量目标，并在协同共治的过程中形成合力；二是教育活力即公平向度，教育治理注重对多元主体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的保障，制约行政权力越位，保护学生、教师和学校的法定权利与自由，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教育秩序即效率向度，在比较意义上，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而资源的效用最大化有赖于精益管理，因此效率是教育治理的重要追求。多元主体协同共治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协商，需要具有理性化和制度化的纠错机制，有利于科学决策和达成共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决策贯彻执行，在反映个体、社会发展需求和对公平的诉求上更有效率[10]。

新工科教育治理是教育治理的一个子系统，具有教育治理的一般向度，其价值取向包含对效能-质量、活力-公平、秩序-效率的追求。

（2）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中观情境规定性。从中观情境来讲，新工科教育是大学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一般意义上，人们把大学理解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意味着在大学事务上是共同的参与者，人人既是治理的主体，又是治理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而言，参与大学治理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这是一种理想化设计，假定大学决策机制是一种人人参与的状态，意味着人人有参与的资格、机会和能力。就理想状态而言，大学不仅是一个学者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大学更重要的是一个理念共同体，靠共同的理想信念维系在一起[12]。从治理主体的角度而言，大学治理是政府、高校、教师、学生、社会以及利益相关者共同的目标，构建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结构和过程。

当前，学术界对于大学治理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如历史学取向、文化学取向、管理学取向、经济学取向、法理学取向、社会学取向、哲学取向以及政治学取向等[13]。多角度研究为我们认识、深化、完善大学治理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思路。但同时，多角度研究也面临一些困境，如概念界定不清甚至谬误、研究基准和标准不一等。有鉴于此，有研究者提出，基于大学治理提出的学科、社会与时代发展背景，大学治理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在于治理主体界定模糊、治理过程断裂以及治理目标缺失。廓清大学治理的变革路向在于，实现变革结构与优化过程相结合，推动线性关系向网络关系过渡，促进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化等[14]。

我们认为，大学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持续推进的复杂过程，它有其治理目标、价值追求、制度安排和评估机制。新工科教育是大学治理的重要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工科教育既是当前大学治理价值意义上的重要目标，又是大学治理工具意义上的路径机制[15]。因此，新工科教育治理必须置于大学治理的中观情境中来考虑其推进模式与路径机制。

（3）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微观情境规定性。从微观情境来讲，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基本内容是教学治理，亦即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模式创新、机制再造等，进一步可分解为教学目标、要素、主体、客体、对象、相关者、实施过程、实施方式方法、运行机制、评估机制、条件保障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16]要做到这一点，高校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加快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关于人才培养体系的层次水平、内容构成、内部关系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生在大学里学什么、能学到什么、学得怎么样，同大学人才培养体系密切相关……关键是要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来建设。”[16]高校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都要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17]。这实际上是对高校教育教学治理提出了行动指南和具体要求。

新工科教育治理是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方面，新工科教育治理必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也是新工科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其体系构建、模式创新、机制再造等必须围绕完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机制来具体展开。

四、结 语

系统深入推进新工科教育，实际上是一项需要协同历史与当代、国际与国内、教育内部与外部等诸多关系的治理课题。工程教育具有高度的当下介入性，伴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以及国际宏观环境的影响，国际工程教育治理的理念不断迭代创新。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由大众化迈入普及化的跨越阶段，在规模体量以及质量水平等方面呈现出典型的转型特征。新工科作为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最前沿和新方向，具有典型的“头雁效应”，引领和支撑“四新”建设构成高等教育“质量革命”的基本载体和主要内容。新工科教育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量内外部具体的治理情境，特别要从教育治理、大学治理、教学治理等层面精准把握其情境规定性，因时而动，因势而行。唯此，才能加快推进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