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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中国数字化转型的三大效应

2020-09-22王超贤郭良涛张伟东

新经济导刊 2020年3期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新冠疫情效应

王超贤 郭良涛 张伟东

【摘  要】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的居民生活、企业生产、国家治理等造成重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数字化转型推入加速发展轨道。综合分析,新冠疫情对数字化转型的催化加速作用主要体现为三种效应,包括需求端的转型意愿激发效应、转型需求创造效应以及供给端的转型供给升级效应。后疫情时期,要果断把握“双循环”的历史机遇,着力补足短板、引导创新、完善生态,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关键词】 新冠疫情;数字化转型;加速发展;效应

一、引言

人类社会正加速迈入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已走过了数字产业化作为主要推动力的阶段,在新时代,产业数字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其中产业数字化部分规模为24.9万亿元,是数字产业化规模的近4倍,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引擎[1]。全球主要国家都认识到数字技术对其他产业产出增长和效率提升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都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正从消费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数字化治理全面深入推进。今年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但也凸显了数字化在助力复工复产、快速应对不确定性冲击方面的重要角色和积极作用,让更多国家、企业和居民进一步认识到了数字化的巨大价值。大量观察者和研究报告都注意到了新冠疫情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促进作用,并归纳总结了短期内服务业、工业、政府治理等领域中,数字化在助力复工复产、疫情防控中的典型案例[2-7]。也有研究者指出,疫情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是长期的,结构性的[8-9],但疫情对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的深层次机理问题,并没有被揭示出来。

本文基于技术扩散、技术经济范式等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提出疫情对数字化转型的催化加速原理可以概括为三种效应:转型意愿激发效应、转型需求创造效应和转型供给升级效应。这对于系统理解和把握新冠疫情带来的机遇以及推进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新冠疫情冲击下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原理

新冠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短期冲击,数字化转型是一场重大的中长期产业变革。短期冲击影响长期结构性变革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揭示疫情对数字化转型影响的核心所在。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中长期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过程。技术经济范式是理解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理论视角,其基本观点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每隔五六十年左右,就会经历一个由技术所驱动的经济结构变革周期。这个中长期的经济结构变革从新的主导技术及技术群的出现和逐渐成熟开始起步,以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广泛应用、引发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升级为黄金期,并将引发组织和制度的深刻变革,最后因为创新机会的枯竭而逐渐趋于平稳,总体上呈现出类似技术扩散理论中的“S”型发展轨迹[10-11]。当前,数字化转型的快速发展,正是由新一代信息技术所驱动的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进入黄金期的表现。

在重大外部冲击下,数字化转型可能迈入加速轨道。从根本上看,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都是在“固守原有路径VS付出成本进行变革转型”之间进行權衡的结果。在常规发展条件下,受制于用户意识习惯、基础设施不完善、技术手段不足等因素,较长时间内,数字化转型的投入大、收益不确定性高,导致这条新路径并不具有优势,因而往往只能沿着循序渐进的轨迹发展。只有当数字化转型能够带来足够多的确定性好处时,企业才会冒险进行转型。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就总结了一条关于变革加速的“10倍好”理论:重大变革或创新加速发展的条件是,只有当其带来的确定性好处比现有方案好10倍以上,用户才有动力突破现有发展惯性,冒风险去尝试新的解决方案[12]。一般而言,推动变革突破常规、加速发展需要新“势能”,这通常来自外部冲击。新冠疫情就是这样一种外部冲击,它将助力数字化转型摆脱传统增长路径,迈向加速发展轨迹。

外部冲击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供给冲击,包括技术革命性进步、基础设施快速完善、解决方案大幅改进等;另一类是需求冲击,包括用户习惯的永久性改变、突然增长且可持续的需求等。总体上看,新冠疫情作为一次冲击,其对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原理”可归纳为三个效应:需求端的转型意愿激发效应、转型需求创造效应以及供给端的转型供给升级效应(见图2)。

三、转型意愿激发效应

正如前文所述,企业是否愿意进行数字化转型,表面上看是一个主观认识问题,但从根本上看是一个转型投入和收益的权衡问题。一般情况下,数字化转型的性价比是不高的:它需要大量的事前投入,既包括服务器、传感器、机器人等大量有形的硬件投入,也包括很多工业软件、信息服务咨询费等软的投入,甚至还需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文化战略的适应变革等“隐性投入”[13]。虽然投入大,但收益见效时间长,还不容易衡量。麦肯锡等研究显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从投入到产出,会有多年的滞后效应[14]。更有大量研究和企业表示,进行数字化转型后,收益无法直接衡量出来,因为企业绩效的改善受多种因素影响,很难直接归结到数字化上。正因投入产出之间的“不划算”让很多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决策时,天平倒向了“不转型”一端。这是数字化转型中“不想转”“不愿转”痼疾长期存在的深层根源。

新冠疫情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让企业深刻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在应对外部冲击和风险方面的重要价值。当这些好处和价值被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决策模型后,天平将倒向“加快转型”这一端,而企业转型意愿也会得到扭转,这就是新冠疫情的转型意愿激发效应。具体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带给企业的价值非常多。在本轮新冠疫情中,数字化转型的两类价值尤其得到了彰显。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弹性和适应性,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等外部冲击和风险。在今年年初新冠疫情冲击下,许多企业不得不停工停产,从而造成产业链供应链中断,这使得那些具备复工复产条件的企业也可能会因为上下游产业链的不畅通而无法顺利生产,或者被迫付出较大成本寻找新的、成本更高的替代供应商[15]。随着全球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进一步蔓延到全球,中国大量“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因此无法完成生产,致使不少企业损失巨大甚至倒闭。而数字技术能够打破时空限制,可使产业资源广泛实时连接、高效匹配对接,促使供应链更加灵活、更加敏捷,从而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中断风险和冲击时,能够更快地链接产业资源、接续产业链供应链。比如,疫情期间,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基于信息汇聚、在线作业、异地协同、远程服务的优势,打造应用于工业企业、医疗机构的工业APP,助力企业实现协同研发、协同采购、协同制造、协同物流,快速连接起因疫情中断的产业链供应链,极大地降低了疫情的影响。后疫情时期,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等外部不可预见的风险依然存在,甚至可能随着全球生产体系的重新布局调整而变得更加严峻。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汲取教训,把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产业链的灵活性、敏捷性纳入决策收益考量,从而加快数字化转型。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更好地应对劳动力供给波动的风险。最近十年来,受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和机器人价格持续下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机器换人”的性价比在沿海地区发生了逆转,推进的进程不断加快。今年年初,随着疫情防控升级,大量员工无法按期返岗,用工难、用工贵问题凸显,这让急于开工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陷入困境。预计新冠疫情后,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认识到,机器相对于人,除了成本越来越便宜这一优势外,还能够更好地应对不可预见的劳动力供给波动风险,这将使得“机器换人”的性价比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促使企业加快推进工厂数字化改造升级,加快无人工厂、智能工厂的建设步伐。

四、转型需求创造效应

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和痛点,不断创新业务模式和产业组织方式是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出发点、价值实现点。推动数字化转型,不是跟风赶时髦,必须直面业务痛点诉求,坚持价值导向和创新驱动,才真正具有长期生命力。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特殊环境在客观上给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了许多“痛点”“堵点”“难点”,这催生出利用数字技术解决这些痛点问题的迫切需求,从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引爆点”,激发了大量数字化转型新业态、新模式,这就是疫情的转型需求创造效应。无论在服务领域,还是生产领域,均体现得非常显著。

在服务领域,依托数字技术的新业态、新模式蓬勃涌现。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人们的生活习惯被迫暂时改变,有些甚至会从根本上改变,疫情迫使人们必须居家完成工作、会议、教育、医疗、购物、餐饮、娱乐等活动。这些新创造出来的需求带火了一批数字化应用的新业态。比如,工作靠远程在线办公、教育靠居家上网课、买菜靠生鲜电商、看病靠在线问诊等。新冠疫情期间,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等数字化服务出现爆发式增长。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在2020年春节开工第一天,超过1800万家企业采用了在线协同办公模式,近3亿人开启在家办公模式。疫情期间,中国K12在线教育普及率显著提高,据腾讯广告K12洞察报告,行业目标人均渗透率从37.5%上升至56.7%。

在生产领域,新的数字化生产模式加速渗透推广。疫情期间,各地企业在复工复产中面临销售下滑、产业链中断、资金不足等问题,由此产生依托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来实现产业供需对接、产业链协同、资金融通等产业资源调配的现实需要。受这些需求刺激,涌现出了产业资源在线调配、协同制造、产能共享、跨域协作等数字化生产新模式,极大地缓解了企业发展中的痛点和难题。例如,山东恒远智能科技公司针对制造企业在疫情期间面临的无法复工、无法现场协调物资等问题,通过数字化方案,帮助客户了解原材料和成品库存状态,保障了上下游供应链物资配套,没有影响正常生产。

五、转型供给升级效应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供给侧。在数字化转型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一是創造物质条件,加速转型进程。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工业软件、智能装备等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分布广泛、丰富适用、成本低廉的计算、存储、分析等数字资源,可以极大地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二是冲破边界束缚,拓展转型空间。技术上的创新突破,使得过去无法实现的转型模式具有现实可能性、经济性。比如,在工业互联网赋能下,预测性维护、全局工艺优化等新模式随之产生,在5G支撑下,智慧港口、高清智能质检等新业态快速涌现。

在常规情况下,这些数字化工具是在应用中不断改善升级,成长较慢。新冠疫情打破了常态,为数字化产品服务的改进升级提供了“试验场”,为其进入市场提供了“助推器”,从而加速了数字化工具的质量升级和普及推广,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好的支撑,这就是新冠疫情的转型供给升级效应。其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加快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夯实了数字化转型基础。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为对冲短期经济下行风险,推进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加快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2020年5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其中就有新基建。

随着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新基建快速启动,将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性能足够好、价格足够便宜、分布足够广泛的网络、计算、分析等数字化工具和资源,更好地支撑和服务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也随之更加坚实。

另一方面,政府、企业不断加快推进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升级,有力支撑了数字化转型。一些企业敏锐把握疫情期间激发的新需求,基于自身优势和开放平台,加快推出了各种新的数字化工具和服务。还有一些企业在竞争中不断蜕变发展,持续改善数字化工具和服务的质量,在助力复工复产中发挥了很好的支撑作用。在疫情期间,这些数字化工具得到了锻炼提升并进一步开拓了市场,为未来数字化转型发展打下了基础。例如,阿里钉钉在疫情期间用最短时间整合钉钉办公的最佳实践和各种案例并推介给用户,同时免费开放302人同时在线的视频会议,保证了钉钉平台上1000万家企业组织、2亿上班族能够维持正常的在线协同。

从政府来看,新冠疫情既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政府治理能力升级的重大机遇。疫情防控期间,很多省市推陈出新,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政府治理方式。例如,浙江、深圳、哈尔滨等陆续推出多种“网上办”“掌上办”“视频办”“预约办”“集成办”等线上办理的途径和方式,“一站式”解决群众个性化的办事需求[16]。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概括了新冠疫情催化加速数字化转型的三个效应,从理论上揭示了疫情短期冲击影响中长期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

尽管在防控常态化的后疫情时期,随着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轨,一些受应急、临时需求刺激而短期爆发式增长的数字化新模式,可能会面临迅速退潮的压力,特别是服务领域,从而使得加速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出现回调,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但这不会从根本上阻止数字化转型将迈入加速发展轨迹这一进程。本文揭示的三大效应所代表的结构性力量将继续发挥作用,并深刻改变未来数字化转型的方向、速度和可能达到的高度。

新冠疫情对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催化作用是全球的共同机遇,世界各国也普遍认识到这一重大变局,并在积极谋划借此机会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比如欧盟在近期推出的《欧洲复苏计划》中就强调了数字弹性在极端情况下的重要性,提出要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研发等投资扶持力度。这将加剧本就十分激烈的全球数字化竞争。

在后疫情时期,我们应果断抓住疫情带来的数字化转型加速机遇,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降低转型壁垒;引导疫情期间涌现出的新业态、新模式依靠创新驱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政策法规,为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把短期冲击下涌现出的加速发展机遇巩固升级为具有长期生命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数字经济。

注释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EB/OL]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1904/P020190417344468720243.pdf.

[2]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工业互联网助力企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工业互联网战“疫”案例集[EB/OL]. http://www.aiialliance.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3&id=1540

[3] 毕马威.新冠肺炎疫情的行业影响和未來发展趋势[EB/OL].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cn/pdf/zh/2020/02/how-novel-coronavirus-affects-various-industries-and-future-development-trends.pdf.

[4] 余晓晖.工业互联网助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EB/OL]. https://www.isc.org.cn/zxzx/xhdt/listinfo-37309.html.

[5] 吴静,张凤,孙翊,朱永彬,刘昌新.抗疫情助推我国数字化转型:机遇与挑战[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306-311.

[6] 樊自甫,程姣姣.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与对策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91-101.

[7] 王灏晨,温珂. 新冠肺炎疫情的危中之机——加速我国数字化转型[J].科学学研究,2020(3):393-395.

[8] 汪阳洁,唐湘博,陈晓红. 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机遇及应对策略[J]. 科研管理,2020(6):157-171.

[9] 黄群慧.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的影响与应对:短期和长期视角[J]经济纵横,2020(5):46-57.

[10] 弗里曼,卢桑 著,沈宏亮 译. 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1] 佩蕾丝 著,田方萌,等 译.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 彼得·蒂尔,布莱克·马斯特斯 著,高玉芳 译. 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3] Brynjolfsson, E., Hitt, L. M., and Yang, S. Intangible Assets:Computers and Organizational Capital[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acroeconomics,2002 (1):137-199.

[14] 麦肯锡.Notes From the AI Frontier:Modeling the Impact of AI on the World Economy[EB/OL].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artificial-intelligence/notes-from-the-AI-frontier-modeling-the-impact-of-ai-on-the-world-economy.

[15] 魏际刚,刘伟华.全球疫情冲击下中国供应链的危与机[EB/OL]. https://www.sohu.com/a/389325652_619341.

[16] 孙彩红.疫情大考下如何高水平推进“放管服”改革[EB/OL]. http://www.rmlt.com.cn/2020/0522/581310.shtml.

(作者单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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