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江

(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92)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领域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而社会领域、生态文明领域的改革相对迟缓，走的是一条非均衡式改革之路。这种改革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就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失衡，产生了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可持续发展水平低等不良后果。对此，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1]环境精细化治理强调环境治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和“制度衔接”的精细化，是对传统模糊型、粗放式环境治理的摒弃，因而是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重要抓手、切入点和突破口，亦是消解显性污染高发态势反弹和隐性污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困境的切实举措，成为新时代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主导性策略。

作为一种环境治理创新的重要命题，不少地方政府针对区域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精准发力、精准施策，多层面、多向度、多领域推进环境精细化治理。然而，当前环境精细化治理还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惰性化、环境精细化治理的“中梗阻”、环境精细化治理中“社会在场”的弱化、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的“丛林化”、环境法律与法规的笼统化和模糊化等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