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砚

中国戏曲至12世纪渐趋成熟，历经数百年的发展进程，形成了昆腔、高腔、皮黄腔、梆子腔、本土腔①参见冯光钰：《本土腔论——戏曲声腔分类的新思》，《音乐探索》2000年第2期。五大声腔及其演化派生的348②文化和旅游部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地方戏曲剧种的普查工作，截至2015年8月31日，全国共有348个地方戏曲剧种。个地方戏曲剧种。就空间分布而论，这些声腔剧种大都有明晰的地理流布区域，已然构成了一个系统化的空间网络格局。面对这一文化空间，来自文化地理学和音乐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利用各自的专业优势，展开了戏曲地理的学术研究。笔者系统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国内有关戏曲地理的研究文献，共计97篇／部。由于学者的专业有别，受学术训练背景的影响，他们对戏曲地理的研究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进路，这也使这一时期戏曲地理研究成果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国内戏曲地理研究的历史溯源

（一）戏曲文化空间分布与区划研究

戏曲文化空间分布与区划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启，分为三种空间取域尺度：宏观空间尺度、中观空间尺度、微观空间尺度，分别指全国范围、地域／流域、省／市级政区的戏曲文化空间分布与区划，既有在戏曲文化空间分布研究基础上的 “静态”划分，也有对戏曲文化区 “动态演变”的过程研究。

音乐学者主要运用历史文献和音乐形态分析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空间取域尺度进行戏曲声腔剧种、音乐本体的空间分布和区划研究。如刘正维关于南方小戏声腔系统和戏曲音乐形态分布板块的系列文章③刘正维：《梁山调腔系论证》，《音乐研究》1983年第1期；《戏曲声腔分类新论》，《黄钟》1988年第1期；《戏曲腔式及其板块分布论》，《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4期；《戏曲的板式结构和板块分布》，《中国音乐》2006年第3期。以及 “戏曲音乐地理学”①参见刘正维：《20世纪戏曲音乐发展的多视角研究》，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称谓的正式提出，不仅有立足于音乐本体的静态戏曲文化区划研究，也有建立在大量研究案例基础上的理论提炼。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拓展以及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吸纳，音乐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地理环境、人、方言、宗教等自然和人文因素对戏曲文化分布与区划所产生的影响，只是对戏曲文化区划研究的方法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文化地理学界对戏曲文化区的划分原则没有形成定论，但研究者普遍性地把 “方言、信仰、民俗、学术”等作为区划指标。对于戏曲文化区而言，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当为“方言”。周振鹤、游汝杰②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在其历史方言地理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方言对戏曲的制约作用，对方言区划与戏曲空间分布关系的探讨以及行政区划对方言地理之影响问题的洞见，为戏曲文化区的划分提供了背景依据。在此理论探索影响之下，张晓虹运用地方志等文献资料，梳理并解析了陕西省境内主要戏曲剧种的时空分布格局、特点和规律，最后做了戏曲文化区划，并绘制了 “陕西综合地方戏剧区划图”③参见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地理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其通过个案研究，实证了地方戏曲和方言、政区的密切关联性。另需提及的是张晓虹 《汉水流域传统音乐文化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④张晓虹：《汉水流域传统音乐文化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黄钟》2016年第1期。一文，其地理和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视角、对历史文献的充分运用、对传统音乐空间分布格局特点的捕捉及对其形成机制的逻辑性分析，为戏曲文化空间分布与区划研究建立了研究范式。

上文所举两个研究案例分别是微观、中观尺度的断面式静态研究，另外还有一种是微观尺度下的戏曲文化区动态发展及其原因的探讨，如夏玢、黄成林的 《黄梅戏文化区的演变》以及吴康的 《戏曲文化的空间扩散及其文化区演变——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为例》，分别对黄梅戏、淮剧文化区演变进行了研究⑤夏玢、黄成林：《黄梅戏文化区的演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吴康：《戏曲文化的 空间扩散及其文化区演变——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为例》，《地理研究》2009年第5期。。这两篇文章选取的时间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文化大革命”前、改革开放初期、21世纪初期）和参照指标 （专业剧团）具有典型性、说服力，呈现出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环境的作用之下的戏曲文化区动态发展的态势。更为重要的是，其作者都很重视研究数据的处理和运用，通过GIS技术将其转化为地图语言进行表述，彰显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特色。

（二）戏曲文化源地与扩散研究

文化源地即文化的发源地，“是文化移动的起点”。⑥钱今昔、王星：《文化地理学的主题与过程研究》，《人文地理》1989年第2期。文化扩散是 “文化从一地扩散到另一地的空间过程”。⑦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音乐学界最早开始了戏曲文化源地与扩散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王耀华⑧王耀华：《歌仔戏 〈七字调〉的形成与发展》，《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对歌仔戏基本曲调 “七字调”做了形成变迁的研究，虽然文章的重点在于研究 “七字调”本体与变体的音乐形态，但作者的时空思维已然显露于行文之中。90年代以来，陆续有一批研究者开展了戏曲声腔剧种的形成扩散研究，其中又以刘正维、冯光钰等人的研究较具学术影响力。刘正维⑨刘正维：《二黄腔源于鄂东北辩》，《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4期。对二黄腔源地的研究是“目前所知的在戏曲声腔渊源探索中运用 ‘曲调考证’方法的较早尝试”⑩蔡际洲：《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音乐研究》2011年第３期。，其研究方法在学界有一定影响，如丘煌、罗恒报 《广东汉剧不是源于徽剧而是源于湖北汉剧》①丘煌、罗恒报：《广东汉剧不是源于徽剧而是源于湖北汉剧》，《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因袭并拓展了刘正维的曲调考证法，从声腔、舞台语言、唱腔板式、乐器等方面，外加史料的运用以及交通环境的研究，以论证广东汉剧起源于湖北汉剧，否定了具有一定权威性的 《中国戏曲曲艺词典》 “广东汉剧源于徽剧”之说，是为一种学术新发现。

冯光钰 《戏曲声腔传播》②冯光钰：《戏曲声腔传播》，北京：华龄出版社，2000年版。是作者继同宗民歌、客家音乐的扩散研究之后出版的关于戏曲文化扩散的又一力作。该书将研究视角定位在戏曲音乐的 “同宗”现象上，通过历史文献考据和戏曲音乐的历时、共时分析，探讨了戏曲声腔的发展轨迹和扩散规律，并提出了 “本土腔”的新概念。透过冯光钰先生对戏曲文化扩散现象客观系统的分析论证，可以窥见 “戏曲音乐—人—地”的相互关联，其为今后戏曲地理的学术研究探寻到了又一条可行路径。《地理环境与戏曲的扩散——对菏泽地方戏的音乐地理学探讨》《从上党梆子到枣梆——戏曲剧种异地扩散的系统分析》③李砚：《地理环境与戏曲的扩散——对菏泽地方戏的音乐地理学探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从上党梆 子到枣梆——戏曲剧种异地扩散的系统分析》，《交响》2019年第1期。运用文化地理学 “文化扩散”理论，讨论了一地多剧种的形成和戏曲剧种的跨省域流变问题，后一篇文章已经呈现出文化地理学和音乐学的学理交融。

文化地理学者对戏曲文化源地与扩散的研究晚于音乐学界，涉及剧种有潮剧、淮剧、豫剧、秦腔、北昆、河北梆子、黄梅戏等，既有省内及邻省周边地区的扩散研究，也有跨国界的扩散研究，其扩散的类型、媒介、过程、原因等是研究者普遍讨论的内容。与音乐学者相比，文化地理学者更具 “地理思维意识”，更注重历史文献的爬梳与运用。如张健的 《明清陕西商贾流寓与扬州秦腔文化流行区》，④张健：《明清陕西商贾流寓与扬州秦腔文化流行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2期。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为研究基础，对秦腔由陕西至江苏扬州的跨省域扩散做了系统考证。该文认为秦腔借由陕西商人所创造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扩散到扬州后曾经盛行一时，其后因受政府文化政策的影响而最终消弭于扬州。文中最为吸引人之处是作者采用时空剖面分析的方法，以秦腔名伶魏长生不同时空的演艺经历为例，佐以文人笔记为证，直观而真实地再现了秦腔在扬州地区的盛景和影响力。

（三）戏曲文化整合

文化扩散 “可以促进文化的整合”。⑤陆林：《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对于跨地域扩散的戏曲剧种来说，与传入地的地方文化之间的整合是其获得长久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整合的内容、方式、样态等成为学者着重探讨的面向。相关案例主要有张长虹对潮剧传至泰国后与泰国本土文化的整合研究，⑥张长虹：《中国—东南亚间潮剧网络中的泰国潮剧——文化地理视野下的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研究》，《戏曲研究》2009年第 3期。方嘉雯、卫倩茹对秦腔与传入地文化的整合内容、模式的研究，⑦方嘉雯：《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的秦腔文化起源与扩散》，《人文地理》2013年第3期；卫倩茹：《秦腔文化景观及其感知 与认同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李砚对菏泽地方戏曲与当地鼓吹乐之音乐关联性的研究⑧李砚：《从 “文化整合”理论谈戏曲与民间器乐的关系——以菏泽地方戏曲与鲁西南鼓吹乐为例》，《歌海》2013年第3期。。

戏曲文化整合研究始于21世纪，与其他研究论题相比，篇目不多，尤显薄弱。更为重要的是对戏曲剧种扩散至异域之后与当地民间文化的整合研究还停留在现象表层，抑或说当下戏曲文化整合的研究是对整合结果的描述。参照文化地理学对 “文化整合”的解释：文化整合是 “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①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经过选择、融合达到新的适应，因此它是文化创新并形成文化体系的过程”②陆林：《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由此可知文化整合的研究特别强调 “过程”。反观戏曲文化整合的研究个案，欠缺的正是对整合过程及其存在问题与应对策略的研究，因此，这一论题的具体研究路径还需通过进一步的学术实践来获取。

（四）戏曲文化生态研究

“文化生态”研究 “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既研究地理环境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也研究文化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③钱今昔、王星：《文化地理学的主题与过程研究》，《人文地理》1989年第2期。戏曲文化生态研究主要研究戏曲的形成、发展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研究者普遍从地理区位、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信仰习俗、地方语言、民间音乐等维度窥视戏曲文化的形成渊源、发展传承以及地域特质的形塑。

戏曲文化生态的研究，使其与社会现实需要的密切结合成为可能。有部分研究者通过研究，针对戏曲文化濒危生态问题提出了缓解对策。如麻国钧认为中国戏曲的特性之一是其依附于文化空间 （包括演出空间在内的、与之有关的文化场域）④麻国钧：《概说文化空间与地方戏的关系》，《戏曲研究》2015年第2期。。有作者特别指出，地方戏曲文化空间的缺失是地方戏曲衰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故而提倡注重文化空间的恢复，唯此方能切实保护、承传戏曲文化。

（五）戏曲文化景观研究

戏曲文化景观研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学术界出现的另一个研究新论题。文化景观是“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不同文化集团各按自己的文化来构筑自己的文化产品……反映了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与特征”，⑤王恩涌：《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是能够观察和感觉到的事物现象，它包括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⑥陈慧琳主编：《人文地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运用此理论概念，夏玢、黄成林的 《黄梅戏文化景观初步研究》⑦夏玢、黄成林：《黄梅戏文化景观初步研究》，《池州师专学报》2007年第1期。和卫倩茹的 《秦腔文化景观及其感知与认同研究》⑧卫倩茹：《秦腔文化景观及其感知与认同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分别对黄梅戏和秦腔两个戏曲剧种的视觉、听觉文化景观做了系统分析，其中视觉文化景观包括服饰、化妆、脸谱、表演、舞台布景，听觉文化景观包括音乐和剧目。夏、黄二人探讨了文化环境和文化受众对黄梅戏文化景观的影响，卫倩茹则提出了 “意象情感元素是戏曲文化景观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认为戏曲受众以 “观—演”互动的方式增强了对秦腔文化景观的意象感知度。另外，该文第四章还采用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对秦腔文化的感知空间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做了一番探究。

与戏曲文化整合研究一样，戏曲文化景观的研究多是对表层问题的泛泛而谈。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取向在个别案例中初见端倪，但研究深度有限，未能透彻地阐释清楚研究问题。视听兼具的戏曲文化景观在建构地方文化、获取地方记忆中的作用与意义⑨参见张晓虹：《倾听之道：声音景观研究的缘起与发展》，《文汇报》2017年3月31日第W12版。等问题上未能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

除了上述单一研究论题的文论，还有对以上两个研究论题的综合研究，如 《黄梅戏文化地理研究》⑩夏玢：《黄梅戏文化地理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山西戏曲剧种文化地理研究》⑪柴国珍：《山西戏曲剧种文化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扩散、整合与储存——菏泽地方戏曲音乐地理研究》。①李砚：《扩散、整合与储存——菏泽地方戏曲音乐地理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作者以此为基础， 进行修订后以专著形式出版：《菏泽地方戏曲音乐地理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前两个个案研究是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以文化地理学传统研究范式分别对省级行政区内流存的地方戏曲剧种做了个例和整体的戏曲地理系统研究。后一个个案综合运用了文化地理学、音乐学的理论方法，对市级行政区内多个地方戏曲剧种的形成原因做了地理、历史、人文、音乐等要素的探讨，这是 “较为典型的音乐地理学研究”②蔡际洲：《乔建中与中国音乐地理学》，《交响》2015年第1期。。

二、国内戏曲地理研究得失的思考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音乐学界和文化地理学界的戏曲地理研究几乎同时起步，甚至前者略早于后者。一方面是由于音乐学界已经积累了一批戏曲音乐研究成果，再加上有民歌音乐地理建构的音乐地理研究基础，更容易从音乐的角度进行戏曲地理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文化地理学引入国内不久，学科体系尚不完备，戏曲地理于文化地理学而言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虽然涉入其中的学者不多，但却不乏对戏曲与其他文化因素空间关联性的深刻洞察，文化地理的时空思维和学科话语特色清晰地显现于文字表述之中。

图1 戏曲地理研究数量态势对比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学界的研究数量直线上升，尤其是21世纪以来，数值增长显著。这说明 “戏曲地理”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学术关注，此其一；其二，在戏曲地理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五个研究论题，音乐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学科差异在具体的研究案例中体现得甚为明显。

音乐学界的戏曲地理研究立足于戏曲音乐本体，对不同区域戏曲音乐形态的异同及其与地方民间音乐关联性的分析精准透彻，这与学科属性有直接关系。研究者基于对区域戏曲音乐长期且直感的感性认知和学术研究成果的累积，从不同取域空间尺度来讨论戏曲文化的空间现象。虽有涉及戏曲与地理环境、空间关系等问题，但更多的还是 “身在此山中”式的以音乐谈音乐，缺乏对文化地理学理论方法的把握，致使对 “音—地”关系的分析浮于表面，少有触碰至问题内核。

文化地理学者多是从微观取域空间尺度开展戏曲地理研究的，能够充分运用学科优势，透过地理空间视角，对戏曲文化发展时空过程的复原与解读鞭辟入里，擅长将研究成果转换为地图语言。然而因受学科训练的限制，缺乏在对音乐形态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戏曲文化的地理分布，导致复原出的戏曲地理分布特征不准确，很难对戏曲音乐本体进行 “音—地”关系讨论，因此说服力不足。

因此，两个学界的 “戏曲地理研究”皆不能完整地诠释戏曲文化的空间现象，反观各自的研究差异，实则是彼此的 “研究短板”。如若真正地深入拓展戏曲地理这一研究领域，建立学科交流平台、整合学科优势、弥补各自短缺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国内戏曲地理研究发展的前瞻

（一）理论建构

戏曲地理研究的得失如上所述，可以说，真正融会贯通地采用文化地理学和音乐学的方法论对戏曲文化空间现象形成的过程及原因进行分析的研究寥寥无几。其研究者多偏于个案研究，缺乏问题意识，忽视了从个案研究中凝练出具有通则性的内容，该领域的研究理论框架亟待建构。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该加强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学习与合作。音乐学者要有意学习地理学，特别是历史人文／文化地理学的专业知识，培养、训练自身的地理思维。文化地理学者有必要了解掌握音乐学的相关知识，具备一定的读谱和音乐形态分析能力。同时，还要注重戏曲地理与其他学科 （如文化学、方言学、民俗学等）的对话，寻找多学科的逻辑支撑。

（二）关注过程研究

卷帙浩繁的各类历史文献零散地记录着戏曲历史地理样态，对相关史料的收集、爬梳，并将之运用于戏曲地理研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得到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其中有历史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更有地理的问题。①参见张伟然等：《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作为戏曲地理研究者，要有历史与现今的观照，关注戏曲文化空间现象的过程研究，注重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的结合，有意识地凸显学术研究的现实应用价值。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拓展

首先，迄今为止，戏曲地理研究所涉的声腔剧种仅有数十个，这样的研究状态与调查统计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个地方戏曲剧种形成了巨大反差。对于这些分布于不同区域、数量可观的剧种，可以做不同空间取域尺度、不同研究面向的戏曲地理研究。

其次，所见不同空间取域尺度的戏曲文化区划个案多为先验性研究，即基于研究者的感性体验，先做区划，然后再对区内的戏曲文化现象进行探讨，但是 “如果以先验的文化区作为对象，实际上无法看出其历史上的演变，只能就一个历史时期做断面的研究而已”，②周振鹤：《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序），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因而此类研究的科学性值得商榷。以通史长时段、动静态兼而有之的视角切入，先利用史料尽可能全面地复原出戏曲文化发生、发展的过程，再做不同时期的区域变迁和区域差异比较，采用这种研究取向，应该可以抽离出相对完整的戏曲文化区演变的时空脉络。

再次，新文化地理学特别关注 “文化政治”，以新的视角分析文化景观，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形成的媒介，重视空间、地方的形成过程和影响，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理解地理学的文化进程。③参见周尚意：《英美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地理学》，《地理学报》2004年增刊。戏曲具有文化表征意义，同时也具有强大的文化政治力量，通过戏曲文化景观，人可以感知空间和地方，可以说戏曲是使文化共同体形成和凝聚地方性的途径之一。新文化地理学中文化景观的研究理路为戏曲地理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使得新研究范式的确立成为可能。

最后，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具有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已经 “成为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④李凡、朱竑：《GIS在历史及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人文地理》2009年第1期。自20世纪初叶起，音乐学界就已经开展了包括戏曲音乐在内的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三十年的 “十大中国民间文艺志书”的编撰，⑤参见乔建中：《后集成时代的中国民间音乐——关于55份民间音乐现状调查报告的报告》（上、下），《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3、4期。提供了丰富可信的音乐文本资料。笔者认为如能以此为基础，再系统分析戏曲音乐本体后将其制成数据，运用GIS技术绘制戏曲音乐形态空间分布地图并做空间分析，其学术意义正如柯勒所言： “以地图来表示音乐分布，主要问题在于从相同和相似的形式中指认彼此的关系，以及反驳在表面上有关而实际无关的事物”“可能有助于我们从多方面来洞察其历史”①［美］布鲁诺·内特尔：《民族音乐的理论与方法》，沈信一译，台北：书评书目出版社，1976年版，第393、409页。。

综上所述，戏曲地理研究领域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探求和挖掘。前人的既有成果已经为今后戏曲地理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石，笔者期望本文对其的梳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刍荛之见，能够为从事戏曲地理研究的同仁提供有些许价值的参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