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们的角色转变，讲述着人们再也回不到乡村之中去的那份愁苦和眷恋

费孝通在1947年发表的《重访英伦》一书中曾经有一篇《访堪村话农业》的笔记性散文，文中描绘了他1946年冬回国之前，冒着雪去走访这个他称之为“堪村”、全名叫堪德灵顿的英国乡村的故事。这个村庄距离牛津城不过二十里路，属于城市的近郊，现在估计早被城市化了。他是受朋友之邀而专门去的，拜访住在那里的一位名字叫温德的先生。

温德先生很熟悉费孝通，知道他之前写过几本有关中国乡村的书，自然特别想告诉费孝通，英国不仅有大都市，世界闻名，并且还有乡村，也像模像样的。不过，在费孝通的眼中，这里的乡村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比对英国工业化的传统，这里不如说是一个意欲振兴却不断在走向衰败的乡村。从他在乡间所能接触到的绅士、牧师以及教师之类的社会精英角色的转变，这种衰落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逆转的了。

一

或许是碰巧，费孝通选择了冬季的雪天来作为旅行的叙事场景，在我看来，这恐怕也是一种费先生善用的曲笔的隐喻，意味着一个已经选择了工业化之路的都市文明，如何再难以回归到偏于宁静和谐的乡村生活上来了。在这方面，他的文字是极为顺畅的，但順畅之中却有一种阻隔，时不时总让人感受到那么一种阴郁味道的存在。他满眼看到的，或者映入他眼帘的，更多的是种种人为干预乡村不成功之后的惆怅难解。

他在文中清楚地讲到了英国农业在现代社会之中一路衰败下来的社会景象，讲到了人再也回不到乡村之中去的那份愁苦和眷恋。在那里，或许也是在我们这里，乡村日益成为了城市富有阶层、退休的官僚群体，乃至整个都市中产阶级的后花园，他们把乡村变成跟消费时髦商品一样，是有待消费的一种奢侈品品牌;他们喜欢乡村，跟他们实际能够对乡村的影响和贡献之间形成了一种反差极为强烈的影像和影像的倒影。

在这方面，他们这些人可能更多会成为这个社会中的榜样，甚至可能还是民族文化的英雄，但他们的生活对于乡民而言，却无论如何都是遥不可及的，根本无法让常人去模仿和跟随，因此他们这些人无论如何优秀也都不可能成为地方社会的领袖或领导者，更不可能由此而去引导着人们真正构造出一种社会众人可以环绕的重心。

这个重心，必然是一种社会的重心，像磁石一般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参与其中，实现一种有效且不费多少成本的社会治理。尽管他们也会花时间住在乡间，也会和村民礼貌的打招呼，也会跑去教堂礼拜，或许曾经还上过村里的小学，并且从城里获得财富后在村里购置房产和田产，但他们终究不再是村里人了。至少在村民眼中他们是外人，这些外人是不可能成为当地这些人生活、精神以及未来前程引导者的。

二

在一个中国人眼里，雪天的气氛总有一份萧杀的压抑之感。在费孝通的内心世界之中，情形或许就是如此，他借用了这一偶遇的雪天笼罩下的乡村景色，来描绘他内心真实的对于英国乡村的情感。这是一种落木缤纷的景色，又是一种看不到乡村希望的情感，这种情感对他这样一位来自遥远东方的访客而言，自然是会感到极不舒服的了。想一想吧，有谁会愿意看到有朋友住在那样的地方，会是一幅满目凄凉的景色呢？

这幅景色是战后英国乡间真实的风景画。相比当时英国二八比例的乡城人口而言，中国乃是一种反过来的二八比例的城乡人口。要知道，那时的中国，差不多是1946年前后的中国，相比于英国而言，明显是一种费孝通所概括的“乡土中国”的图景，也就是绝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居住在乡村里的。恐怕即便是今天，那些喊着要快速城市化的人士，大拆大建的一番努力结果，真正进到城市里的中国人，恐怕也只是大约不过一半多一点的样子，最多也不会达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城市之中吧。

也是正是因为如此，现代史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研究才会有那么大的市场，可以吸引到欧美学者们的注意。似乎好像不论怎样的人，他的研究和关注点只要跟中国的乡村关联上了，自己就很得意了。但实际上，彼时的英伦三岛，英国人早已经是八成的人口住在像伦敦、伯明翰、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之中了，而我们的城乡人口之中，即便是今天，这个数字比例无论如何也是追不上的。那时的英国，明显属于一种费孝通所说的“都市国家”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比，在那时已经像一幅黑白木刻的图画和背景那么的泾渭分明了。

但应该清楚的是，英国的这种都市国家的出现，恐怕并非一朝一夕之间，不是一种天上掉馅饼似的突然降临，而是英国人的选择以及数百年持续坚持的成果。在数百年的英国近代史中，“日不落帝国”的美誉成就了其海外贸易的强盛，使其成功转型为一个完全依靠运输和工商业的海上帝国，这也无形之中催生了英国基于城市空间而拓展出来的一种引领世界文明进程的工业化发展，这种发展也曾经是中国现代化追求中所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

不过，英国在战时的粮食短缺，却使得这个国家去选择重走了一条回头路，它试图要回到一种不受外部干扰的自足的农业化的老路上去，通过一种国家推行的粮食价格补贴以及规定农民最低工资的做法，来使更多的人转回到农业上来。或者说那时执政的政府希望通过改变社会运行规则和法律，持续地向农业予以倾斜，使得更多的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出来，以此来补足受到战争影响而日益紧缺的粮食供应。

这样的思路和道路选择并非是错误的，法律的实施也并非没有其着力点，但是在乡村里的农民群体那里，无论如何都不买政府的账。政府的作为总让人有一种遭受冷遇的感觉。被英国工业化、现代化以及都市化之风催熟了的乡村里的年轻人，依旧是义无反顾地向往着去到作为新的文化政治中心的城市中生活，大部分乡村里的年轻人也真的就去了那里，并且也不再可能返回乡村。

他们也因此脱离乡村而获得了一种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攀升的便捷之利。此时的英国城市，经济日益发达，人口也日益壮大，其中有很多人便是从遥远的乡村之中逃逸出来的。这些从乡村走出来的年轻人，无论如何都会向着城市的中心去迈进而不肯回头的。他们的父母也不认为留在乡村里的孩子是有出息的，他们宁愿推着自己的子女们进到城市工厂里去做工。

三

在欧洲和英国之间所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一种英国人所持久信奉的自由贸易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自信心也因此受挫。国与国之间，英帝国海外贸易与欧洲大陆之间，日益出现了关税壁垒层层加码的现象，海上贸易最终都以彼此的争端和冲突而成为了那个时代国际关系的主流。摩擦不断，战争因此不可避免，原本常态化的国际贸易不得已成为了一种战时的国内贸易。

结果便是新执政的工党政府只能改弦更张，从一种老牌的英帝国极为自信的完全开放的海上贸易体系，转而去强化和强调农业以及粮食生产的新规则;由一种日益扩展的海外贸易，转而成为了向内求得闭锁自足的乡村农业上去用力了。政府和人民都希望这样做可以独立自主，国家可以万事不求人。

这可谓是一个近代帝国的一种社会秩序的整体性转向，也是法律制定向着内部需求的乡村倾斜。结果，原本的社会曾经因为工业化的影响而缺失了重心，地方没有领头人的困局，并没有因为这种国家政策、法律规则方向性的改变而得到真正改观。

所谓鼓励更多的人到乡村去的法律，也不过成了一纸空文，飄浮在空中而已。而且，政策和法律跟大家的生活之间似乎并没有形成一种最为直接的关联。那些来到村里购置地产居住的富商豪客们，虽然人还住在乡下，虽然有沃野良田，面积可阔至千亩，但在社会角色上，他们也只不过是那种外在于乡民真实生活的无事可做的太平绅士罢了。

他们可以算作是村里的少数人，是村民们景仰的榜样。或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只是可惜，大多数的乡村普通人是学不来这些的，梦想着未来能够成为像身边的绅士那派头去生活，一定不会是村里所有人梦想的一种生活。在这里，普通人是最为讲求实际的，他们需要有一种就在身边的规则秩序和道德生活的引导者，而非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那些榜样人物或者英雄人物的存在。称其为基层社会引导者，或者民间领袖，他们应该是真正让人从内心里佩服并跟随的人士，是乡村人群中的自己人。

因此，费孝通特别注意到，原来在英国的乡村之中，下面这样三种人是可以担负起此项民间领袖或基层引导者的职责的，社会的面貌也因这些人的存在而井然有序。这三种人便是绅士、牧师以及小学里的教师。

但是，原来曾经作为英国乡间大地主的绅士，他们统领着乡民的生活，而现在他们的生活是要到城里去寻找的，大部分时间也是要住到城里去的，只是偶尔闲下来之时才会回来住一下，顺便情绪性地抒发一下自己久违的乡愁，而乡下家里的全部事务则交由能干的太太去打理。费孝通文中所提的那位热心公益又很懂得生计管理的精明的克太太便是其中的一位。但无论如何，因为各种原因，这些太太们实际上都不可能真正担负起乡村领袖的引导者角色，更不能成为社会的重心，吸引到更多的人去引导他们的日常生活。

而乡间的牧师，作为神职人员，角色似乎就更是奇怪。他们还是一直居住在乡下，也还照常主持着教堂礼拜，只是精神上本该有的那份对于乡民的感召力却少了许多。他几乎成为了有着一种历史偏好的地方史的一名孜孜以求的收藏者和鉴赏家，对于这个乡村地方文化的犄角旮旯、方方面面似乎都了如指掌，包括建筑、民风以及种种的遗产，乃至于当地人闹鬼的习俗，他都能够如数家珍地讲给外来者听，并乐此不彼，但在人们生活之中的精神引导上，他却似乎是无太多的突出表现，来教堂做礼拜的似乎也只是寥寥的数人，其中年轻人更是几乎少见。

至于乡村里的小学老师，本应是乡里孩子们的引路人，但是其角色却落魄成为只是完成教书匠任务的普通人一般了，这样的局面，多少也是会让来访者心中不免一冷的。据说，那些毕业了的学生，已经很少再来向他们的启蒙老师求教了。老师在他们心目中的引路人的角色，无形之中已经衰落了。而如果时空转换到了今天，这种村子里的小学校和那里的教师也必定是不存在了。即使那些可能还有的小学老师，他们跟学生们之间的距离，不仅在空间上变得更为遥远了，而且心理上似乎隔着一层塑料胶布，表面虽可能彼此透明，但内心却并非是那么通透清爽的。

应该清楚，在乡村里，外来的政策和法律恐怕也一样是社会秩序构建的基础，因此，只要是规则性的东西，它便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构建的重心。而变化了的规则和重新制定的法律，是要和当地已形成的社会风俗传统相匹配的。并且，法律和习俗之间的距离大多也不会那么遥远，特别是在那种日日经营一种平常生活之人的心中，法律便是他们的习俗，而习俗不过就是长期形成的可以真正约束他们的规则而已。但是也要知道，没有一部真正有效率的法律会是一部僵死的法律，它往往都是在一种变化之中存在着，因此真正的法律必然是一种活的法律，是能够与时俱进的。

换言之，法律必然需要活在人心之中，并且要活跃地活在那些在基层担负着引导者或民间领袖职责的人身上才可以。一旦人不在那里了，法律和规则自然也就不在了，或者说至少活的法律是不存在了，不再发挥其实际的约束作用了。 如果一种政策或者法律的改革无法保证人的存在，那里的社会秩序也便难于有真正的保证。而随意地对既定习俗进行更改，却不深度思考这种政策、法律和规则更改的社会后果和文化价值，最后社会就一定会以一种突发的不适应以及自我存在的解体或瓦解，来作为这种随意更改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