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爱财且善于致富，同时他们也深刻洞察贫穷的本质

1920年代，一批即将抵达纽约的东欧犹太移民向自由女神像招手。

在1880年到1920年的40年时间内，为了逃避来自于沙皇俄国的迫害，东欧斯拉夫国家犹太人掀起了举家移民美国的浪潮。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20万～250万的东欧犹太人抵达了美国，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生活在纽约和周边地区。

“二战”爆发前，又有约20万德国犹太人为了躲避纳粹的暴政而迁往美国。至此，算上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抵达美国的50万欧洲犹太人，美国犹太社群最终形成，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区区600万人口成为美国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在经济、金融、政治、科技、文化等层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至今仍无减退的迹象。

在犹太人拖家带口抵达新的“应许之地”之时，一个年轻的中国学者也来到了这里，调查华侨在海外的生存状况，发展保皇会组织，并了解美利坚合众国强大的秘密。1903年4月，这位年轻人抵达了纽约，并在那里停留了四个月。因为唐人街和犹太社区比邻，他就经常去那里了解犹太人的生存状况。这位中国学者发现美国犹太社区有专门为新移民进行募捐的箱子，以及由专人管理的基金;抵达美国后赤贫的犹太人可以去借钱，等赚钱了再连本带利还回来，如果赔本了可以再来拿，最多拿三次。这个中国学者就是梁启超，他总结，这种募捐箱子是犹太新移民能够在美国迅速成功的秘密。

他眼中的这个秘密，正是犹太人能够亡国千年而浴火重生的重要原因——慈善。

犹太法典

与拉比文献中的慈善

由于欧美社会长期的反犹主义传统，犹太人总被刻画成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吝啬鬼形象，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犹太人崇尚金钱不假，但同时他们也是最慷慨、最慈善、最讲究社会公德的民族之一，拿出一部分钱财来帮助他人（虽然很多时候这个他人局限于犹太人）是本民族的重要传统，甚至上升到了个体义务的程度。

英文中的慈善可以用“Charity”或“Philanthropy”来表达，其中“Charity”源自拉丁语，意为发自内心，偏向慈善，强调组织行为和分享;“Philanthropy”源自希腊语，意为爱人，偏向公益，强调一切基于爱心之上的给予和帮助。希伯来语中慈善对应的词语为“Tzedakah”，意为“公义”或者“施舍的行为”，它与“正义”一词同出一源。最早在《申命记》《但以理书》中出現了公义内涵救济之意;后《圣经》的《塔木德》时代，“施善行”被完全接受，“Tzedakah”这个词也开始与慈善的概念完全划等号，其内涵为“赠人以爱的行为”，包容了可以减轻痛苦者负担和滋润人际关系的一切善良行为。

“施善行”对犹太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标尺，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的良好品德。对于公元70年就已经居无定所、开始在地中海沿岸各国流浪的犹太人来说，“施善行”的要求不但是一种道德准则，也是生存的刚性需求。在现代以色列复国之前，犹太人在哪里都是弱小民族，对于民族内部的弱势群体的帮扶无疑是本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重要基础。

犹太圣经（又称为《托拉》，英文为Torah）和《塔木德》对于犹太教中的慈善行为有着较为详尽的规定，可以较为粗略地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施舍与救济，第二类是施善行，或赠人以爱的行为。比如，《托拉》规定人们在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所有的庄稼，也不可捡拾掉落在田地里的果实，应留予穷人;每逢七年末一年，称为安息年，犹太人都要实行豁免，免除邻里和兄弟的债务。这些律法的本质是体现强者对弱者的怜悯，通过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犹太人逐渐产生了帮助穷人对于捐赠者而言不是恩典而是义务的理念，并产生了每年将税后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慈善或公益事业的传统。犹太人相信，人的一切都不过是从宇宙的创造者那里借来的，人施行慈善无非是使上帝赐予人的物产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甚至连“靠慈善供养的乞丐本人也必行慈善”，这种义务谁都无法免除。犹太人认为接济穷人不但是荣耀上帝的一种方式，也能带来其他实际的好处。历史上诞生了很多与慈善有关的谚语，比如，“分财行善者如剪了毛的羊羔，只有剪过毛的羊羔才能在涉水中渡过去”“门不向慈善敞开，便向医生敞开”“慈善相当于其他一切律令加在一起”，等等。

在犹太人所理解的慈善之双重性——救济和善行中，后者的重要性远超前者：救济的主要手段是钱财，善行既可以是钱财，也可以是提供方便;救济的主要对象是穷人，善行不区分贫富贵贱;救济只可对活人，善行则对生者和逝者一视同仁。犹太人的慈善观由此跳脱出了一般性的救济概念，成为具有悲天悯人情怀，全体民众皆需参与的义举。

犹太人认为，行安息日的宗教义务是团结不同地区犹太人的精神纽带，而地区内部的团结则需要靠慈善义举让他们抵御外族的迫害，从而求得生存。在漫长的中世纪，犹太人特别强调某些方面的善行义举，其中包括款待长途旅行的人，探视病人，照料孤儿，为逝者安排体面葬礼等。上述善行有着鲜明的流浪民族特性，是犹太人在极限生存环境下的天然反应，并最终成为整个民族的传统，延续到了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

犹太慈善的八个层级

犹太人对于慈善的思考不仅仅局限于慈善的类别，也包括慈善的高低层级。生活在12世纪的犹太版“达·芬奇”——兼具神学家、哲学家、外科医生等多重身份的智者迈蒙尼德（1138～1204），把慈善从高到低分为了八个层级，他的深邃思想穿越了近千年的时光，至今仍然影响犹太人的慈善心智。

按照迈蒙尼德的理论，赠者与受者之间是绝对平等的关系，这是上帝的安排，而非富人或者位高权重者对于穷人或弱者的施舍;为了维护受恩者的尊严，高层级的慈善行为力求做到两不相认，这样既可以保全穷人的自尊心，也有助于他们树立自食其力的信心;最高级的慈善则是帮助穷人找到工作，或者直接和穷人合伙做生意，因为“造血”无疑比“输血”更长久。以上述原则为基础，迈蒙尼德的慈善八层级从低到高分别为：

第八层：“勉为其难的施舍”。不情愿的付出，并非发自内心的帮助他人。不帮的话可能内心有一些自责，这是内心仍存善念但是又过于吝惜个人财产的一种慈善行为。

第七层：“用心给予，但少于可以给予的”。犹太教的传统是十一奉献，但也规定了捐赠的上限是五分之一，因为捐赠过多可能造成捐赠人本身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影响。

第六层：“有求必应，无求无应”。不主动帮助穷人，只有当穷人向你乞求帮助的时候，才会伸出援助之手。

第五层：“揣摩需求，主动上门帮助”。在穷人向你提出帮助之前，你就可以主动揣摩出来他的需求，并给予帮助。

第四层：“受者识施者，施者不识受者”。在之前几层中，两者都相识，这多少对受者的自尊有影响。这一层次中，施恩者并不知道接受援助的穷人是谁，不过穷人却知道施恩者是谁，相比于前面几层关系中双方互相认识的情况，这种互不相识的情况就很好地保护了穷人的自尊。

第三层：“施者识受者，受者不识施者”。与第四层相反，施恩者事先知道援助的穷人是谁，但是穷人却不知道施恩者是谁，因为穷人并不知道施恩者是谁，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对落难者的心理上的伤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犹太人善于把别人的感受放在自己之前，所以这就是为何第三层高于第四层的原因。

第二层：“两不相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这种给予方式纯粹是为了上帝，不夹杂个人情感，就像是一笔存放于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匿名基金，此种方式类似现代慈善基金。施恩者先把钱交给基金，然后由后者负责把钱分配给需要的人。这种方式正是现代慈善机构或者慈善基金存在的理论依据。

第一层：“以鱼不如以渔”。这是慈善的最高层，授予穷人谋生的技能，让他以后再也无须依靠别人的施舍来谋生，比如帮他找到一份工作，或者和他合伙做生意等。这种慈善行为既能帮他找到人生价值所在，也让他有能力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最终将这份慈善传递下去。

不管是在中国的一些贫困地区或者非洲的一些贫困国家，脱贫又返贫是一种普遍现象，而要彻底脱贫只能让百姓们拥有自食其力的技能，最终脱离救济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也印证了本文开头部分关于梁启超发现纽约犹太社区慈善基金的描述。这样的慈善基金并不直接给予新移民以钱财，而是为他们的事业发展提供启动资金。如果成功，慈善基金不但能回本，还能有利息所得，从而让基金可以滚动发展，服务更多的人群;如果事业不成功，這笔钱才变成救助金，也不算浪费;但是这种钱不能无节制地去拿，如果三次不成功，足以证明拿钱的人不适合继续创业或者做生意，还是安心去打工比较好，不然慈善基金会被他们耗尽。

最伟大的慈善事业：

以色列建国

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1948年5月14日）是20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流亡近2000年的犹太人回到故土重建国家，堪称人类史上的一次奇迹。

美国和苏联的大国博弈、美国在中东寻找代理人的需要、被纳粹屠杀而博得的全球同情、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和弱小，这些都是以色列建国的客观或者次要原因。欧美犹太人的自强和团结，才是以色列复国并赢得所有中东战争的根本原因。以色列复国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欧洲犹太人开始为复国而努力奔波。最终让犹太人达成统一意见并为复国事业倾囊相助的主要推手，正是犹太慈善机构和慈善手段。

1897年，在犹太复国主义即锡安主义的提出者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推动下，欧美犹太精英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明确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犹太国家的目标;同时推出的还有赫茨尔撰写的建立犹太殖民信托（Jewish Colonial Trust）的倡议书。赫茨尔特别提出，锡安主义的第一步是支持欧洲犹太人回流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犹太定居点，并从事农业和基础工业等生产活动，而这些都需要大量钱财支持，犹太人必须在欧洲设立相应的金融机构来支持相应的活动。

美国旧金山报纸San Francisco Call于1899年3月30日头版发表的关于犹太殖民信托成立的消息。

以金融服务立国的构想在伦敦正式落地。因为伦敦是当时的全球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包括罗斯柴尔德、蒙蒂菲奥里等犹太巨富家族的所在地。赫茨尔构想的犹太殖民信托是一个标准慈善基金的运作模式，他希望以欧洲的犹太巨富家族为出资主体设立信托基金，并将钱投入到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建立定居点、购买生产工具等活动中，通过早期投入产生收益从而扩大投入范围，以捐赠和投资并举的方式吸引更多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最终将人口和土地扩大到建国规模。

但是，犹太的顶级富豪对这个方案并不买账，他们害怕对巴勒斯坦的过度开发会伤及与主要国家政府的关系。赫茨尔不得已转向了普通民众，并把最小出资额降低到了80英镑，从而成功从欧洲各地近2000个犹太普通家庭中募集到了信托基金得以开展活动的最小金额25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2250万英镑）。

单纯的信托基金还不足以完成对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垦荒的金融支持。1902年，犹太殖民信托成立了一个全资子公司——英国巴勒斯坦银行（Anglo-Palestine Bank），注册资本金是5万英镑，同样来自于欧美犹太各界的善款。第二年，英国巴勒斯坦银行就在古城雅法设立了第一个银行网点，之后又在犹太人密集定居的耶路撒冷、希伯伦、海法等地设立了分行。至此，来自于欧美的犹太善款以合法和高效的手段，源源不断地输入巴勒斯坦犹太社群，支持了早期的定居点建立、土地的购买、学校和工厂的建立。

在英国于1917年正式接手巴勒斯坦以后，英国巴勒斯坦银行又积极为犹太工厂争取英国军队的后勤生产和武器生产订单，夯实并壮大了犹太定居点的经济基础，为“二战”后的建国做好了准备。据统计，在“二战”以前通过英国巴勒斯坦银行接手的各类犹太捐款超过2亿英镑，这些善款基本都实打实地用在了建国事业上。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个人如此，对民族和国家亦如是。在以色列建国以后，英国巴勒斯坦银行更名为以色列国民银行（Leumi Bank），曾一度扮演中央银行的角色，之后成为普通商业银行存在至今。

另外一个需要提及的準慈善机构是派生于犹太殖民信托的犹太国民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该基金成立于1901年的第5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专门负责向全球的犹太社区发放捐款箱进行募捐。1907年，犹太国民基金有限公司作为一个英国公司在英格兰正式予以合法注册，公司章程规定了基金有限公司的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合法购买土地，用以安置犹太新移民。该基金会在以色列复国后仍为非营利的组织（非政府组织），直到今天，仍然拥有全国10%～20%的以色列土地。

从以色列建国的路径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准”慈善机构和慈善手段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在建国以后的头20年，每当以色列前线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总理总统们最先想到的都是给欧美的犹太领袖们打电话，或者直接飞过去募集资金，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从历史的点滴中我们不难发现，以色列得以建国并顽强生存下来，全球犹太人的慈善义举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以色列力量的“外挂”，是让其他敌对国家忌惮的外部变量。

以慈善守卫犹太家园

据以色列大流散事务部的统计，2016年全球犹太总人口在1500万左右，除去以色列本土的700万，美国的600万，法国的50万犹太人，还有150万犹太人散居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大部分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是心灵上的归属，与自身有着深刻的血脉联系，以捐款为主的慈善活动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长期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援助以色列的方法。以色列建国之前，不同地区的犹太人曾经为以色列的合法性发生过不少争吵，但是建国大业尘埃落定之时，全球犹太人就不断为以色列募捐，特别是在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全球各地犹太人的善款如潮水般涌入以色列。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将领不承认自己在战场了败给了以色列，而是败给了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英国。殊不知，他们败给的是全球犹太人的赤子之心。

以色列虽然是中东强国，也是全球范围首屈一指的科技大国，但是他们深知全球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重要意义。1999年，在美国金融大鳄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和加拿大实业家查尔斯·布朗夫曼（Charles Bronfman）的倡议和捐款下，以色列开启了全球犹太青年免费游学以色列的项目——出生权利（希伯来文音译为Taglit）。2008年美国赌业大亨，同为犹太人的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以超过1亿美元的捐助金介入该项目，极大扩充了Taglit的活动资金，让更多18～30岁的犹太青年前往以色列，加强了以色列与未来一代犹太人的联系。Taglit至今已经开展了20年，有超过75万犹太青年游学以色列，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成为了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也让以色列的影响力蔓延到了世界各地。

类似的由全球犹太人资金支持，在以色列落地生根的慈善项目还有很多，可谓对以色列形成了全方位的慈善呵护，让这个唯一的犹太国度在面对全球50多个穆斯林国家的敌视中能充满底气地继续发展下去。

据以色列财经网站Globes的统计，2019年美国民间慈善机构（主要是犹太慈善机构，也有少量基督教慈善机构）对以色列的捐助达到了3.15亿美元，而同期以色列全国募集的善款还远低于此数，仅为2亿美元（以色列犹太人自发的民间捐赠行为并未纳入统计）。笔者作为特拉维夫大学的毕业生，仍然清楚记得大学校园内各类被全球犹太人冠名的大楼、教室和广场，以色列的很多知名医院，也是全球犹太人，特别是美加犹太人所捐建的。这也印证了犹太人自中世纪以来的慈善传统，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和卫生事业当中，造福于更多的普通民众。

以色列犹太青年参加Latet（希伯来语给予之意）慈善活动，为贫困家庭儿童捐助食品。

犹太人是爱钱财并且特别懂得如何致富的民族，同时他们也是深刻洞察贫穷本质的民族。犹太先知们认为，穷人的处境不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而是由社会秩序的罪恶造成的。纵观历史，大量的犹太人经常处于社会生存的边缘，也有少量的犹太人占据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在复杂的生存环境中，思考救济与公义、施舍与善行，成为了这个民族的必修课，也使得犹太人在慈善和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做出诸多开拓性的工作，成为其他民族学习和效仿的对象。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犹太人的慈善提出了批评，认为犹太人的慈善具有狭隘性，仅仅局限于犹太人内部。这种批评看到了犹太人把大部分钱用在了民族同胞身上，但忽视了全球犹太人在非犹太慈善与公益事业上，仍然有很高参与度的事实。比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色列就一直无偿为超过30个非洲国家提供各种人道救济和技术援助，特别是农业和水务技术援助。以色列历史上唯一的女总理梅厄夫人（Golda Meir）曾经说过，犹太人和非洲人一样数百年来受到欧洲的压迫奴役，拥有共通的苦难情感。综合解读犹太人的慈善观，《塔木德》中的一句话可以说明问题：“如果我们不为自己努力，谁为我们？如果我们仅仅为了自己，我们成了什么？”

（朱兆一，以色列与犹太研究青年学者，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经济研究员，区域国别研究院以色列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