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敏

《蓝图》

Blueprint：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A Good Society

作者：[希腊]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

（Nicholas A.Christakis）

出版社：湛庐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7月

整个世界似乎正在进入“后”时代，后疫情、后真相、后工业、后现代、后全球化，几乎所有的宏大主题都与之密切相关。“后”时代意味着人类对亲密关系的抵触与恐惧，意味着国家与族群关系的解构与崩溃，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信任脱缰与阵营重组，意味着人类与美好社会的距离不再趋近，而是脱离引力，渐行渐远。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后”时代的加速到来，众说纷纭。可以确定的是，不期而遇的新冠疫情只是加剧失衡已久的全球化进程，社交媒体的兴起看似铺平人与人交往的坦途，实则在营造部落化的信息茧房，物以类聚的人群在互联网上强化身份认同，线下则展开政治极化的污名化游戏。2016年，彼此怒目对视的美国民众选择了一位惊世骇俗的总统。四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有持相似的共情感受：今日的美国是否还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这都是值得商榷的。

悲观的现实让我们踌躇不前，希望的火种则能点燃前行的可能，这点人文社科学者承担着殊为重要的责任。早在新世纪初，左翼思想旗手理查德·罗蒂就在呼吁，美国知识分子应该在公共舆论和学术研究中寻找更为宽广的共识空间，而不是寻找睚眦必报的思想论战。90高龄的乔姆斯基则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提醒全球读者，要懂得“乐观而不绝望”，接受现实并不意味着忍受现实，知识分子需要批评的道德勇气和提出良好建议的智识储备。

接过罗蒂与乔姆斯基衣钵的学者并不属于左翼阵营，而更多涌现于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深度交叉领域的探索者们，盖因跨界研究而迸发的创新思维与实践勇气，可以全然不顾来自学术政治正确的羁绊。由此观之，2019年耶鲁大学社会与自然科学斯特林讲席教授、耶鲁人性实验室项目负责人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蓝图：良好社会的进化起源》（中译本改为“好社会的八大特征”，简称《蓝图》）可以被视作对当前美国、乃至全球社会发展颓势尽显下的一种全新叙事。克里斯塔基斯试图通过《蓝图》向世人证明：人类向善良进化绝非一厢情愿，人类与动物的基因图谱预示着合作共处的可能;随着对自我认知的敬畏与超越、以及对基因-文化演进路径的乐观坚持，人类终将建立起包容而和谐的新型网络社会，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将维系与此。

“邮件门”闹剧后的再思索

对于作者克里斯塔基斯而言，创作《蓝图》不仅与他近十年来深入社会网络领域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有关，而且与他个人遭遇美国高等学府学术自由政治化、师生关系因意识形态立场相左产生冲突而有直接联系。早在2009年，在哈佛执教的克里斯塔基斯与他人合作出版《大连接：社会网络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该书创造性地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医学与人类学方法与视角，提出社会网络对于激发社会凝聚力，改善个人能力发展有诸多潜在影响，其观点引发广泛共鸣。在该书成功的激励下，2013年他选择受聘耶鲁大学，将其人性实验室与耶鲁的医学、生物学、社会学等学科有机融合，继续开展深入研究。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他，是社会网络“善良论”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随后爆出的耶鲁“邮件门”闹剧，让他一跃成为全美瞩目的焦点。事情的起因过程并不复杂，甚至有些戏剧性：2015年万圣节假期前夕，耶鲁校方设立的跨文化事务委员会给所有教职工和学生群体发信提醒，在节日期间不要尝试可能引发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見的出格装扮。这份信件引发了克里斯塔基斯的妻子艾瑞卡——一位在耶鲁从事早期儿童研究学者的不满，回信批评校方的举动是对言论空间的挤压，是懦弱妥协的表现。

艾瑞卡的回信在耶鲁引发轩然大波，有学生写信威胁要当面与她对质，并试图闯入艾瑞卡服务的本科生学院。这一举动激怒了克里斯塔基斯，他不仅公开捍卫妻子的言论，而且与闻风而来围堵学院的学生进行争锋相对的论辩，火药味十足。恼羞成怒的学生威胁联名向校方告状，发起罢免教职的网络抗争运动，媒体的渲染让事件迅速变得政治化与不可妥协。在这场风波中，这对学术夫妇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但夫妇两人坚持用事实和学术观点进行对话和辩护，尊重学生的表达权利，以及积极在媒体澄清和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而不是选择自我悲情化。2018年校方授予他象征耶鲁最高学术荣誉的斯特林讲席教职，让这场持续三年的校园闹剧得以最终落幕。

毋庸置疑，这场闹剧让克里斯塔基斯再度思索：美国社会和高等教育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为什么自诩高素质的耶鲁学子也会出现群体极化和施加网络暴力的倾向，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缺乏应有的共情能力，为什么蜂拥而至的媒体会给他们夫妇打上“耶鲁最丑陋的学术伉俪”标签而广为传播？

克里斯塔基斯借用苏格兰记者查尔斯·麦基在184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癫狂》做出解释：当人们聚合成乌合之众时，他们将会变得极为疯狂，然而当他们逐渐恢复理智的过程恰恰又非常缓慢。当强大的群体认同超越个体认知时，去个性化的过程就会展开，而此时的“绅士”也将轻易变成“乌合之众”的一分子，脑海中的自我反思、心中的道德指针不复存在，情感之火将被点燃。

尽管有群体语言暴力的遭遇，克里斯塔基斯认为依然要做好对“群体”本身的区分：哪些是与生俱来的倾向，哪些是后天形成的动因。在《蓝图》中作者借助最新实验心理学研究指出，刚刚蹒跚学步的孩子愿意在没有任何激励的情况下，去帮助那些假装费大力气打开厨门的成年人，人类与生俱来的观察力与行动力是倾向于积极合作的，所谓的自私基因并不成立。

同样，在特殊时刻的群体也并非盲从无序，美国民权运动中少数领导者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智慧、勇气和对所属群体的偏爱，让运动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血腥冲突，实现了观念输出和合作可能，实现了以单纯暴力目标为实现手段所不能比拟的强大力量。这其中，群体领袖的优秀领导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此克里斯塔基斯推导出所谓的“文化共性”概念。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人们醉心并过度构建文化、艺术、信念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却无意掩盖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现实：人类之间的相似处，要比不同之处的意义更大，更为深远。而当一个观察者能够站得越高、掌握的视角越全面，这种人类景观的全貌就会豁然呈现在你面前，恰如宇航员从外太空凝视这颗蔚蓝色的地球，从而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地球的孩子”。

良好社会的八大特征

《蓝图》的核心内容在于提醒读者，尽管人类有数千年相互间的战争与暴力冲突的历史，但也唯有人类社会把团结视作确立自身高等物种的最醒目特征。这个特征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人类向自然界、生物界、人类社群自身持续学习的结果。这种持续学习的结果，集结成八种人类赖以构建的良好社会的必备套件（social suite），其分别为：

1.拥有和识别个人身份的能力

2.爱伴侣和子孙后代

3.友谊

4.社会网络

5.合作

6.对自己所属群体偏好（内群体偏好）

7.温和的等级制（相对平等主义）

8.社会学习和教育

所有这些特征都是相互连接的，它们对人类在不确定世界中的生存非常有用，并且为人类提供了更有效获取和传递知识，以及掌握化解风险方法的能力。书中描绘了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拥有的社会生活能力差异导致不同结局的故事：1864年两艘帆船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岛两侧分别失事，双方幸存的船员几乎同时到达岛上，彼此不知晓对方但都在为生存而奋斗。一年以后，幸存人数达19人的那伙船员最终分裂成数个小团体，优胜劣汰与强取豪夺成为生存法则，甚至出现人吃人的伦理惨剧，最后仅3人逃出荒岛。而另一艘船员尽管只有5人上岸，但是群体领导人的关爱与责任意识让5人之间形成高度凝聚的认同力与行动力，最终在两年后全部活着离开。克里斯塔基斯指出，这种困境社会经历的磨练，也在基因层面提升了人类的达尔文进化指数，这种经历对于人类社会，无论大还是小，其内在影响都是相当深远的。

既然社会环境对人类基因进化产生影响，为何在晚近的社会讨论中，有关人类基因问题的讨论如此敏感？为何如此避讳再三呢？克里斯塔基斯认为，现代基因研究的科学性与社会性，依旧被人类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话语所绑架，人们担心对基因的吹捧赞扬会产生新的优生学和种族歧视。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无疑是合理的，但在施行过程中则被扭曲，甚至矫枉过正。人们脑海中的两分法，使得现代人只能谈及社会进步，而对人类的遗传解释则讳莫如深。作者认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处理方式，只能让社会进程出现停滞、逆转，甚至带来不可预期的动荡。《蓝图》由此指出，要借助基因与文化来共同推进人类良好社会的研究，首先就要修订这种人们脑海中的两分法;研究基因不是为了突出差异性，而是加深理解共同性，毕竟人类已知的99%的DNA是完全相同的。

进化是一条向善的弧线

人类社会一直都有竞争与合作的倾向，同时也伴随着暴力与仁慈的偏好。这就像DNA的双螺旋结构一样，这些相互冲突的冲动特性也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不仅要为冲突和仇恨“做好了準备”，同时也因为爱、友谊和合作“打下基础”。现代社会就是进化蓝图上所绽放的文明之花，花开花谢终有时，但生命的生生不息则更为长久。

从这个意义而言，克里斯塔基斯与他的《蓝图》也在不经意间回应“后”时代世界将向何处去的疑虑。

我们所焦虑和担忧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积累的文明与财富究竟是传承还是毁灭，进步还是倒退。我们心中总是被不确定性的话语告诫所充满。但至少当下清楚的是，我们不能把某些短暂的历史进程和事件因素看得比社会进化因素更重要，这只会削弱我们讲故事的影响力与说服力;而机械地把握社会进化因素，又会让我们忽视进化本身乃是一条弧线，而这条弧线是向善倾斜的，它预示着我们这些“地球上的孩子”，终将跨越那些不可计数的沉船与冰山，汇聚在一起。这绝非陈词滥调，这正是进化的魅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