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影响下，提起元代文学，首先想到的就是元曲。其实不然，元代作为多民族多元化的一个时代，在文学方面也体现着多元化，具有充分的包容性。虽然元代诗歌很少能进入大众的视野，但是在元代，诗歌依旧是蓬勃发展的，并且比起宋诗，更加活跃，更加接近唐诗的盛大恢弘气象。但元代的诗歌创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和统治阶级实行的选官用人制度息息相关，从而，因诗歌创作而形成的诗社也与元代科举制度产生了联系，本文就此简要分析元代诗歌与科举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元代诗歌;科举;诗社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渊源于秦汉，肇始于隋唐，成熟于宋元，完备于明清。自唐宋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日趋完善，知识分子可以说百无一遗地都被吸引到科举入仕的这条道路上。这既是这些文人实现“拯物济世”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必由之路，也是改变他们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必由之路，参加科举早已成为他们最为重要的人生目标。诗社也是在魏晋时期已具雏形，如三曹、七子、竹林七贤等文人墨客遣词作赋的文人雅集交游活动。唐宋时期更加盛行，兰亭雅集、香山老九会等，在元代之前，这样的文人交游活动数不胜数，除了有消遣玩乐的目的外，大多数文人通过广泛交游，使诗歌作为自己的名片，结交达官显贵，将自己的名气传播于考官及判官耳中，从而为自己的科考添一份额外的助力，这也是这些交游活动对科举考试有利的一方面。但是，与以往的读书人相比，元代文人通过科考而进身的机会非常少，但元诗的创作并没有由此而消歇，反而出现了诗歌创作的繁荣。科举制度长期废止，诗社却蓬勃发展，似乎冥冥之中使二者产生了另一种反向联系。

元朝是一个少数民族主宰中原的王朝，统治民族蒙古族以其固有的政治及文化传统影响着元代社会发展。汉族的科举选官作为收揽士人与建立正统的重要手段，则是以“学而优则仕”为原则评准行政菁英的征募方式，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是为打破世袭与贵族的特权，这和蒙古社会的用人方式是格格不入的。观元之前唐宋文学为何如此宏大，唐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提倡“守成以文”，采取“大阐文教”的统治策略，科举取士的取士制度也使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重用。清代同样是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明清之际，江南文人被统治者多次镇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对文人的打击异常激烈，但自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词科开始，清政府为了稳固统治，开始有意识地笼络知识分子。反观元朝，元蒙统治者靠武力征服天下，他们重视实用的直观思维，故重视武备，精骑善射，元代前期的统治者和大多数人士鉴于宋金灭亡的历史事实，或反对以科举取士，或认为科举考试不能以词赋作为取士标准。从而轻视文化教育，一直发现不了儒生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致使汉族文人的社会地位普遍下降。蒙古统治者在这种轻视汉文化思想意识的支配下，几乎停开科举，阻塞了元代士人进仕的门路。元代文人想通过读书，通过科举取士的这一目标就此被阻断，读书这条路不再能够实现文人政治抱负，但文人对待读书的态度仍是积极的，在诗歌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刘辰翁云《程楚翁诗序》云：“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前之亡，后之昌也，士无不为诗矣。”就先有文献可知，元代诗人有五千多人，曲作家只有二百多人。在元代，人们看重的依然是文章，是诗。就诗歌发展史说，诗至南宋之末，其弊已极。宋亡入元，诗风复盛。

虽然元初科举废止，呈现给我们的是元代诗歌的兴盛，但对于元代文人来说，是被动的，是不得已才将精力和情绪投入诗歌创作上。宋元易代后取消科举考试，使宋元之际的文人唯一所从事的艺能失去了施展空间，此外又别无所长，生活境遇可想而知。这犹如人生道路的一场大塌方、大断裂，带给文人的冲击和震撼是难以想象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历史巨变，他们感到惶惑，感到迷惘，感到恐惧，孤独无助，无所适从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因此，吟诗成为他们为学的主要趣向，同时他们希望到群体中去获得精神慰藉希望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获得面对生活的勇气和相濡以沫的力量。所以诗人间唱和之风日趋浓厚，宴聚冶游、结社唱和遂成为士人的常态生活，大量的诗社在元初开始出现。在科举远离文人生活的元初，文人们一方面以耕读教子为乐，享受着摆脱科举羁绊带来的快乐读书时光，另一方面，他们以结社赋诗的形式证明着自己作为诗人的存在，以此寻求某种社会认同。

与元初文人不同的是元初文人在科举停滞后是被迫无奈且又无所拘束地从事诗歌创作，元后期文人则是以更为主动的姿态抉择于仕进与作诗之间。元初文人的苦闷来自亡国之痛，对异族统治的不适应，而元中后期江南文士对蒙古统治者并无深度不满，虞集《玉堂读卷》云：“书阁暮年偏感遇，但歌天保答皇仁。”张雨《上京赐宴王眉叟有诗次韵》云：“金茎剩有三清露，润及葵心向太阳。”可见他们对异族帝王的感恩和忠诚之心。然而江南绝大多数文士入仕无门，无缘被赏识。科举考试至到延祐元年八月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恢复科举，对于长期受到压抑的文人来说，本是一件快慰之事，但不屑于仕进者也大有人在。由于元代后期科举取士名额的限制，能够顺利通过考试极为不易，多数士人成为科举落第者。然而即便有幸挤入乡试榜列，多数亦成为下第举人，或往往因为交通阻塞而不能如期参加朝廷会试，只能充任教授、学正、山长、学录、教谕等教职，成为进入中心的边缘人。在科考举行了二十二年、七科之后，在顺帝后至元元年再度被中断。元代科举制度的弊端已显露无疑。后至元六年（1340）科举制度再次恢复，这一时期伯颜专权战乱突起，时局鼎沸，大量经籍散遗，文人沦落，学校荒废，乡举、廷试始终不畅，士人遭遇悲惨。在中举艰难、仕途蹭蹬的情况下，文人们不仅感叹宿命的无奈，也开始重新思考实现人生价值的新途径。士人群体流向民间，多以引领士风、振兴诗道为己任，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间文坛活动的兴盛。殆至元末，科举制度虽延行不废，但对于士人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对于亲身经历过元代科举的后期士人来说，他们有着更加真切的体会。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如此的人生遭际下，元人用诗歌记录着世变中的感受，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在于表现时代主题，作品中往往展现了诗人的真实心境，但对于社会的种种乱象，作家既深恶痛绝又无力改变，所以许多作品中又包含了诗人以世俗的纵乐消解期待有所作为而又无能为力的复杂心绪。虽然各地战事频发，但在吴中等地，时局却相对稳定，为这一地区诗社的兴起和诗人间唱和的兴盛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的诗社雅集活动是在科举制度衰颓的背景下展开的，完全是发自个人意识的，更加主动，不再考虑科举仕进等问题的文人活动，反映的是科举影响渐弱之后士人生活和志趣的一个侧面。

元朝统治总共不过百年，科举时断时续，文人现状却一直不太乐观。从元初的文人因科举废止不得不选择吟诗作赋，到元后期文人已不再对科举报太大希望，把吟诗作赋真正当作自己的兴趣。这种态度的转变也渗透在书社雅集这些文人活动中。总的来看，由于时代和歷史的原因，相较于前代诗人，元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和诗社雅集活动更加遵从自己的内心，更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作者简介：

祁晴（1997.4—），性别：女 民族，汉：籍贯（省市）;甘肃天祝，学历：硕士，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职称：无 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元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