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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口述史和个案研究的高校摄影理论 教学模式探索

2020-09-10邢千里

摄影与摄像 2020年4期
关键词:口述史个案研究

邢千里

摘 要:口述史和个案研究是我国高校摄影理论教学的积极补充和拓展,对于大学生培养正确的影像史观、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专业课程整体的能力素养,以及树立社会服务意识等等,都有着鲜活的、不可取代的补益价值。同时,高校摄影理论教学也为我国摄影口述史和个案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后备人才,不论是对地方摄影史、摄影理论研究还是中国摄影口述史和个案研究、中国摄影史研究工程来说,都具有建设性意义。

关键词:口述史;个案研究;高校摄影理论教学;摄影史工程;社会服务性

中图分类号:J402 文献标识码:A

我国高校摄影理论教学长期以来相对薄弱是不争的事实,与摄影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应用的普及程度相比显得很不协调。不论是摄影史(包括中西方摄影通史、断代史及专题摄影史等)还是摄影美学、摄影批评等课程的教学,都普遍存在着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观念和内容老化、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教材建设不完善、教学内容与摄影实践脱节等问题。

摄影理论的研究和学习离不开丰富鲜活的摄影作品、摄影现象和摄影师个案。由于某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包括摄影作品在内的无数摄影文本资料因为缺乏科学、系统和及时的保护整理而损毁、消失。同时,由于老一代摄影家逐渐离世及其相关文献的散逸,大量照片和相关资料不但很难真正起到见证历史、保存文化的作用,反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此外,当代摄影的丰富实践在真正载入摄影史之前,也需要进行梳理、积淀和研究。在今天网络和新媒体语境下,摄影师及其作品、活动等相关文献资料的产生和传播体量较传统摄影时代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且具有典型的碎片化、随意化、重复化和歧义化等特点,专业、系统而慎重的搜集、厘定工作和个案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正是基于这样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近些年来摄影师和理论学者不但越来越注重摄影图像和文献的挖掘、保护工作,更与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人文学科的同道展开合作,以更加多元立体的形式进行摄影口述史和个案研究,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对于高校摄影理论教学建设来说,这些鲜活而珍贵的研究对象不但极大地丰富着中国摄影理论研究的内容,又能够让当代大学生通过这样的学习实践和切身经验,利用自己的专业特点有针对性地采访、调研和拍摄,真切地认识到中国当代摄影人是如何用自己的人生和智慧见证时代、创造历史的。

高校摄影专业既担负着为社会培育优秀摄影人才的任务,又是摄影理论学术建设的主要力量之一。高校摄影理论教学如何及时调整以适应新的历史语境,如何在人才培养目标、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完善,不但是高校摄影理论自身发展的迫切课题,也是整个中国摄影生态良性发展并不断完善的重要内容。

1 口述史和个案研究对中国当前摄影理论研究及教学的启发意义

口述史,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专门学科,“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到60、70年代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与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掀起的‘自下而上’的撰史浪潮恰相吻合。”[1]口述史和个案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口述史的研究当然是基于对摄影师及相关人员的个案式访谈,而个案研究的方法则不限于口述史,特别是在网络和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口述史研究不论是在资料的丰富性、立体性、鲜活性,还是传播的社会性、公益性和时效性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摄影师作为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记录者、创作者,不但保留着大量有关摄影的“原始资料”——摄影的观念、材料、技术、拍摄语境和心得等等,而且首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体,必然会以各种方式——有意或无意地、主观或客观地、理性或非理性地——折射出不同时代以怎样的方式和怎样的程度影响、造就了摄影及摄影人。

七十多年来,新中国摄影走过了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很多见证者和参与者依然在世,其中既有知名摄影师,也有杰出的摄影理论工作者及对摄影理论具有启发、佐证意义的其他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保存着这些时期中国摄影的各类文献资料,既有大量的底片、照片、文件、报刊等,更有无数鲜活的历史记忆和个人体验珍藏在内心深处。但他们中很多人年事已高,几乎每年都有人遗憾辞世,相关口述史及个案的研究刻不容缓。此外,中国当代摄影方兴未艾,呈现出传统与当代、本体实践以及当代藝术和人文学科交叉共融的多元化面貌。层出不穷的摄影展、摄影节、摄影出版物、线上线下的摄影活动等等,为摄影实践和理论探索提供了更加开放、包容和丰沃的土壤。这些都是高校摄影理论教学鲜活生动的宝贵素材。

2 口述史和个案研究视角下我国高校摄影理论教学SWOT分析

SWOT分析法,即态势分析,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主要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等进行调查分析(见表1),从而得出一系列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结论。

表1 口述史和个案研究视角下我国高校摄影理论教学SWOT 分析

虽然在重要性和迫切性上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但我国摄影口述史和个案研究起步较晚,在研究理念、标准、内容、方法等方面远未达成一致,现实是不同地区、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研究主体大都根据自身及研究对象的情况独立展开研究,难以形成合力,重复研究、无效研究的问题较为明显。相对而言,高校有比较充足而稳定的师资力量、较为系统的理论教学和研究架构,整体的学术研究能力较强。

3 口述史与个案研究对高校摄影理论教学模式的启发和实践——以浙江传媒学院为例

3.1 背景分析

早在19世纪末,浙江就已经出现了照相馆[2]。此后,浙江凭借自身的人文、历史和地理优势,在照相馆摄影、沙龙摄影、战地摄影师和新闻摄影等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照相馆经营者、沙龙摄影师、新闻摄影记者,如活佛照相馆创办人徐仲甫,摄影大师郎静山,摄影家骆伯年、刘旭沧,红色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夫妇等等,早已成为浙江摄影史及中国摄影史研究中无法绕过的案例。改革开放之后,浙江的新闻摄影、照相馆、艺术摄影和摄影收藏等方面重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浙江现当代摄影同样引人瞩目,不但很多中青年优秀摄影师在国内外展览赛事中走向前台,而且摄影的类型更加丰富、观念更加多元,结构上更加合理成熟。此外,摄影理论批评、摄影出版策划、新媒体传播、各类摄影工作坊及公益活动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从2013年开始,浙江省文联、浙江省摄影家协会每年举办一届“浙江省造型艺术青年人才培养“新峰计划”,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青年摄影骨干人才,同时,有意识地组织省内外摄影理论评论家及高校师生团队通过访谈、评论等形式对这些摄影师骨干进行深度挖掘、学术定位和立体包装,扩大了“新峰计划”在业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2015年,浙江省摄影家协会联合浙江传媒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单位共同发起了《浙江摄影史》研究工程,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老摄影家口述史项目”。通过前期的梳理和讨论,确定了首批50余位摄影家,委托浙江传媒学院摄影系师生组建团队,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和口述史研究方法,以访谈、视频、报告、论文等多种成果形式分批进行抢救性挖掘研究,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学术效应与社会效益,反响良好。

2018年,为了配合《浙江摄影史》研究工程,杭州文联、杭州市摄影家协会委托浙江传媒学院团队启动了《杭州摄影史》项目,团队根据自身优势,承担并阶段性地圆满完成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圆满完成了第一阶段任务——杭州摄影史料展,为高校摄影理论教学模式的新形态、新路径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3.2 摄影理论教学改革与模式探索

3.2.1 参构摄影史、服务社会的教学理念转变

摄影理论教学从接受型、阐释型向主动型、参构型转变。从课程设置、内容选择和校内外合作等角度转变教学理念,从对现有摄影理论教材的被动接受和阐释型向主动介入与自我更新转变,积极地参与到地方及中国摄影史、摄影理论体系的构建之中。首先,利用与浙江省摄影家协会、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摄影家协会等机构的合作关系,以浙江摄影家口述史和个案研究为切入口的《浙江摄影史》《杭州摄影史》的研究工程稳步推进,相关学术论文、评论文章发表数篇。另外,浙江及杭州摄影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也成为《中国摄影史》等课程的积极补充,并体现在最新出版的《中国摄影简史》教材内容之中,在理论架构和内容补益上体现出历史视野与当下关照、宏观脉络与地方现象并重的学术及教学理念。

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的见证与承载,摄影在影像历史档案保护及助力地方摄影发展方面有着独特优势,特别是在网络和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摄影的传播价值和美育功能不容小觑,可以集专业性与大众性、系统性与专题性、欣赏性与参与性于一体,具有成本低、可读性强、受众面广、易于复制传播等特点。浙江传媒学院摄影专业师生一方面以摄影家口述史和个案研究为切入,稳步推进杭州、浙江及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工程,另一方面利用自身的传媒优势,将口述史和个案研究的成果多样化,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专业媒体与社会媒体的交叉立体传播优势,最大程度地实现学术效益和社会效益。除了与合作单位举办的大型线下展览“以图为证 以史为据——浙江老摄影家口述史及典藏作品展”“光影钱塘——杭州摄影史料展”之外,通过新浪、网易、腾讯网、浙江新闻网等主流媒体宣传,还利用自建平台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报》等其他摄影机构、摄影家公众号、微博微信等进行多途径、多媒介、多层次的立体传播。

3.2.2 课程打通、内外并举的教改与课改

课程打通:我国高校摄影理论教学课程结构上长期以来处于较为松散、各自为政的状态,各门课程之间的关联度、互通性和整体性意识不够充分。摄影史与摄影理论的教学及其实践应当是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的关系。没有系统深入的学习摄影史,摄影美学、摄影批评等课程就缺乏足够的历史视野和认知厚度,而摄影史的学习也需要后者来提升学生的理论深度和表达能力,否则容易停留在表面而又枯燥的知识堆砌层面。浙江传媒学院摄影专业基于自身的师资力量,与其他高校、社会机构和知名学者展开合作,从摄影史到摄影理论到实践(包括理论实践和社会实践)将课程打通、内外并举,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已开设《中国摄影史》《世界摄影史》《摄影美学》《艺术批评》《图片经营与策展》等主干课程,更新教学大纲,注重课程间共享互通。如在摄影史的教学中,注意摄影家及其作品的理论及批评案例教学,提升学生的审美感知和理论思辨能力,而《摄影美学》等课程则注重从摄影史的脉络、现象和规律出发,侧重从摄影理论批评的角度让学生理解摄影史的构建标准和动态现实。

内外并举:内外有两层意思,一是课程内外,二是学校内外。课程内外指的是摄影理论课程的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与课下实践活动及思考写作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学生实践、以实践补益理论,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学生自发成立的写作兴趣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摄影口述史和个案研究,已有几十篇成果发表在《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浙江省摄影协会网络新媒体及知名摄影公众号。校内外强调的是将摄影理论教学与校外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展开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如《浙江省老摄影家口述史》《杭州摄影史》及浙江当代摄影师系列访谈等项目。

3.2.3 课程思政:正确的史观和独立思考能力

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语境下,摄影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批奋斗在一线的摄影人不仅用作品记录着跌宕起伏的华夏历史和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其人生本身与摄影早已融为一体,体现出了优秀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也成为摄影口述史和个案研究的绝佳案例。高校摄影理论教学应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优秀摄影师的个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将课程思政改革融入到摄影理论教学的过程之中。

“无论是纸质媒介还是影像媒介,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难免偏向‘伟光正’的符号化、片面化,从而忽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口述史则刚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采访者以访谈的形式,在与亲历者的交流之中重现一段段鲜活而生动的历史,还原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拉近英雄人物与我们的距离[2]。不过,口述史固然生动鲜活,可以弥补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但摄影人毕竟在不同程度上有一定的情感与利益关联,在面对研究者的采访、调查以及镜头前无数的潜在观看者时,一般都会有意无意地对陈述的内容有所更改、增删甚至臆造。而且,“符号化”“片面化”的问题不仅可能存在于纸质媒介或影像媒介,作为时代的参与者之一,摄影师也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面对采访时也会表现出一定的类似问题。因此,口述史方法所获得的材料不能全盘采用,必须要经过筛选和验证。口述史实践研究的意义在于互证、补充,纠正,与文字史料一起还原真实的历史。但它毕竟不是万能的,如可能出现于采访中的记忆问题、先入为主的观念、说话人的特别用意等因素,都影响到口述历史的最后形成[3]。这就要求教师在鼓励和引导学生进行口述史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是面对那些德高望重、有一定声望的摄影家时,既要抱着虚心学习、耐心调研的态度,也要遵循口述史和个案研究方法的原则,不尽信,不盲从。教师要引导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方法。一方面,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制定有针对性的调研方案,给受访者营造一个友好、放松的溝通语境,尽可能唤起对方真实而丰满的回忆,往往能够获得大量意料之外的线索和内容;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被受访者的个人表达和语气节奏带着走,偏离研究的主线和重点。摄影家往往比较感性,特别是说到自己印象深刻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过程时,可能会连带出很多与研究内容关系不大甚至完全无关的人和事。教师应当帮助学生事前设计详细的研究方案,采访中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地语言引导受访者,事后甄别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将摄影个案研究纳入到宏观的摄影史脉络中加以审视和定位,逐步培养起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基本的学术规范意识。

4 结语

口述史和个案研究既是高校摄影理论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当代摄影实践及教育大环境所决定的。从中国摄影的长远发展来看,口述史和个案研究是摄影史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必要基础,也是扶持和宣传摄影有生力量、培养摄影后备人才,以及普及和提升全社会摄影审美能力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定宜庄,汪润.口述史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牛阳凡.口述史之下的红旗渠建造者真实形象与纸质、影像媒介塑造之区别[J].名作欣赏,2020(4):63.

[3]齐小新.口述历史在美国刍议[J].北京大学学报,200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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