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贵州一直是瘟疫灾难多发之地。抗战时期贵州因百姓文化水平低下、缺乏现代医疗卫生物资及地理生活环境等因素，瘟疫频发。随着医疗卫生等条件的发展，贵州采取整治生活环境、研发并接种疫苗等手段，逐渐将省内因疫情死亡人数大大降低，有效防治了霍乱等疫情。

关键词：抗战时期;贵州;瘟疫

中图分类：K

瘟疫与疾病的发生和流行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健康。据有关资料的粗略统计：从1304年至1947年贵州境内发生较大疫病计有139次，平均每4-5年即有一次较大的疫病流行。在贵州农村地区疫病流行严重的季节，史书中时有“疫疾猖獗，饿殍遍野，死亡枕藉，状极惨衰”等记述。1938年，贵州成立卫生委员会，开始有了专门执掌卫生事业建设和管理卫生工作的机构。

一、疫情

“八月谷子黄，摆子鬼上床;十有九人病，无人送药汤”这首民谣便是贵州农村无医、无药的真实写照。由于疟疾（瘴疠）流行严重，贵州被世人称为“瘴疠之区”，除疟疾外，其他疾病的流行也十分严重。

抗战时期贵州瘟疫发生的范围、次数都呈上升趋势，以霍乱、疟疾和天花最为严重。1938年贵州成立卫生委员会，7月贵阳市发现第一例霍乱患者，此后在全省范围内大肆流行。据当时旅行经过贵阳的旅客记载“下車前有醫務人員查詢已未注射防疫针，蓋筑市内今日霍亂機猖獗，蔓延亦速，余等即出示上海法工部局之證書，遂准通過，…貴陽全市較大旅館已為高等難民長期包去，小旅館亦有人滿之患，機經周折，始住定華洋旅社。”[1]

能看出当时贵州省内霍乱的严重，1938年的霍乱是延续1937年6月全省发生的大霍乱疫情，当时“贵阳12万左右人口数，每月最高死亡 317人，最低100 人左右，贵阳市人口的死亡率高达 24.21%”[2]p114-p118，到第二年的夏天霍乱大肆流行。

1939 年铜仁县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率平均约占百分之三十;同年贵阳霍乱流行，发病1252人，死亡人数多至630人，病死率高达50.32%。

1941年贵州省爆发霍乱、疟疾，黔东南地区尤为严重，疟疾传染率达到30%，竟有75万人感染。1942年贵州临时参议会第六次大会的记录中，对当时疫病情况的记载“去岁霍乱并未发现，唯疟疾则危害甚大，东南与北部各地流行甚剧，而以东南部为最，流行区域共达27县，总人口共有250万人，而传染者竟达30%，约计75万人，并有相当人数传染恶性疟疾，故死亡率颇高，每10人中即可死亡1人。”[3]p7

1942年霍乱在沿河县、思南县中流行导致数千人丧生。1944年贵州剑河县苗族地区爆发霍乱、天花。1944 年《剑河县志》记载：“每年春季…天花流行，婴儿死亡率极高。”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人数众多，在苗族地区“170个45岁以上各种苗族妇女，共生男女（男596人，女437人）1033人。但生后死的男女（男302人，女217人）计519人，占生育总数的 50.2%。”[2]p263-p264这一数据从侧面证实了1944年剑河县苗族地区因天花等瘟疫致婴儿死亡率极高。到1949年贵州解放前期，省内的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仅有34岁，婴儿死亡率竟高达20.3%，省内多地流传着“只见娘怀胎，不见儿上街”的惨剧民谣。

二、贵州瘟疫流行原因

抗战时期贵州省有着重要战略地位，贵州处在日军枪炮口，据统计日军对贵州空袭“从1938年9月到1944年10月日机入黔轰炸约53次，其中1938年3次，1939年2次，1940年42次，1941年1次，1943年2次，1944 年3次。出动飞机超过 644 架次，投弹约 881 枚，贵州被炸县市达 18个”[4]。以贵阳市为例：1938年9月25日到1940年9月15人口伤亡总计是2168人，其中死亡1594人，傷574人[4]。战争恶劣的环境与惨重的伤亡，加重了贵州各地多种瘟疫发生。除受战争的影响外，还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民众文化程度低下

缺少现代科学文化素养的熏陶，每遇有疫情时便别无他法，一旦发生大灾大疫，或听之任之，或求神拜佛祈求身体健康，如贵阳市里各庙宇供奉着瘟神、天神、牛王等。

1944年《剑河县志﹒卷十三》记载“本县居省东部…在未设卫生院以前，仅有中药铺一所，药品亦复不全，买药医病倍感困难，有时不得已.须向外县购药，靡费尤大.每年春季，习行旧法种痘，消毒不清，天花流行，婴儿死亡率极高.尸般苗胞迷信更深，日唯乞灵于鬼神.其贻误死亡更众。” [5]p82剑河县苗民“唯乞灵于鬼神”，不利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救治，而在痛苦无助之时寄希望于鬼神的行为使他们失去了许多自助、自救的机会。[6]

据1939年贵州省统计，全省1050万人口中，有90.88%为不识字的文盲“全省一千零五十万人中，90.88%为不识字之文盲。若就男女分别观之，男之识字者较多于女，即每百男子有16人识字，而每百女子只有2人识字，由是更足见女子教育之不发达。至现在受学人数占总人数之比例，如表16所示，贵州省26县平均为3.04%。…其受教育之程度，以初等教育（小学校）为最多，占74.37%，其次为民众教育，占13.30%，而在私塾受学者，亦占8.68%，中等教育为3.65%，高等教育则26县中仅有3人，即约4万人中有一人受高等教育。

更就农家之教育程度观之…受教育者占调查人数之比例，平均为12.66%，此数与表15中识字者对总人数之百分数相较，似乎稍大，然此并不足以证明农民之知识较高。盖调查家数之不普遍，受偶然之影响甚大，未足以为定论也。观其受教育之程度，私塾占80.62%，初等占18.66%，中等占1.32%，而高等则绝无一人，即可知矣。”{贵州{省农业概况调查）1939年[5]p100-p101

受教育人数本就不多，在男女比例中男性识字人数远超于女性，1939年之前的情况则更糟。省内百姓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发生大灾荒、大瘟疫时多依靠祖上经验，对现代医学知识半点不知，很难积极有效应对。

（二）缺乏医疗卫生条件

当时贵州医疗条件非常困难，特别是农村医疗条件极度匮乏，正规的医院没有几所“民国二十六年前，卫生建设.止于一省立医院而巳.…民众疾病，听其自然，每遇疫症流行，辄至枉死累累，复以鸦片流毒，几遍全省。”姚克方-今后之贵州卫生设施。{贵州卫生）创刊号[5]p84

1937年1月贵州国医馆在贵阳成立，这是民国时期贵州省唯一的公立中医机构， 附设有国医研究所、国药研究所，先后开办三期中医培训班。“三十七年以后，有17县设立卫生院（所），区设立卫生院或所有14所，乡设立卫生所者有33，保设立卫生员者有三县。”姚克方-今后之贵州卫生设施。{贵州卫生）创刊号[5]p84

国医馆成立了，但全省的中医药事业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据1938年内政部的卫生统计，贵阳有省立医院100张病床;兼善医院5张病床，共计105张病床[7]p62。1938 年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卫生统计》“贵州人口死亡率为 203.0‰，而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为163.8‰”[8]p67，疫病病亡占了很大一部分。1947年，贵阳市中医师公会会员登记时，共有开业的中医108人;次年全市开业的中医只有88人。省会尚且如此，其他专、县、乡、村的中医药事业则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中。[3]p5

从1937年到1947年十年间贵州医疗人才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控制疫情的能力。据相关资料统计人口从1937年的10202675人到1947年的10174255人①，十年间贵州人口总数反而下降。

（三）民众居住环境极差

貴州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习惯居住高山，生活取水须远赴平地处汲取，用水困难致使其养成不常洗涤，饮生水，食冷饭的生活习惯。且大多苗民住所局促，人畜同处现象普遍存在。”[9]民众居住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省内疫情蔓延。

且城乡居民极缺乏现代公共卫生观念，周围环境污染严重。市民多不注意卫生，随处便溺、唾涕、污垢不除、秽屑乱掷，影响健康，为害民生，良非浅鲜[10]。以水源为例：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多次霍乱疫情，发现多与水源有关，如贵阳市“沿河染坊林立，居民不少，致污水流入河内，河水溷浊，妨碍市民卫生。”加之大城市人口密集，疫情一旦发生便以极快的速度扩散，而抗战期间流民在各地的频繁流动更加剧疫情扩散。

三、公共卫生体系的措施与宣传

（一）贵州医疗卫生措施

以1942年省内流行的大霍乱为例，积极采取隔离、注射疫苗、整治河道水源等措施防治霍乱。1942年夏贵阳市大范围爆发霍乱，思南县、沿河县等地也相继爆发霍乱。贵阳市霍乱感染较重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大南门南明河周边地区，疫情出现后，救护总队迅速与市流行病预防机构建立临时防疫医院，在图云关和大西门开设了两家诊所为市民看病，就诊人数众多 [11]p7，截至1942年的9月已有958名患者入院[12]，尽管其他各县也建立了临时隔离医院，但质量较差，建立时间也比贵阳晚。

同时卫生部门迅速组建了临时防疫委员会，命防疫小组在各区调查，实行疫情报告机制，发现疫病肆虐与喝了被污染的河水相关，立即进行了河水消毒、规范居民饮水点等措施，有效控制了贵阳市霍乱的流行。

接种疫苗是当时治疗霍乱最有成效的方法，1942年贵阳市霍乱发生后，从4月1日起开始团体预防注射。“本省自二十七年成立卫生委员会后，对于各种传染病，如天花、伤寒、霍乱等，均按其流行季节，积极预防，惟在施行之初，因一般人民，对卫生常识缺乏，进行颇感困难…但经卫生当局数年之努力，一般已深知伤寒、霍乱等传染病流行之可畏，而注射伤寒、霍乱疫苗，实为预防传染之惟一方法”[13]p387

1942年5月15日贵阳市民开始接种疫苗，从6月1日起强迫接种，到9月15日全市已经为80000多人接种了疫苗，占市人口的50%，此外，救护总队部还提供了约500000人的疫苗，约占全省人口的5%[14]p390-p400，同时还禁止药店销售不合格药品。疫苗对治疗霍乱非常有效，1937年-1938年发生在省内的霍乱就是因为没有疫苗导致了很多人死亡，1922年贵州省内的一座苗寨更是因天花而造成“绝户”的惨剧。

（二）贵州医疗卫生宣传

抗战时期，贵州采取多种形式对城市居民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公共卫生宣传与教育。制作环境卫生手册，印制关于房屋卫生、饮水改良、厕所管理与垃圾处置的“四程挂图”，并分发各县以宣传卫生知识。[10]

抗战时期贵州红十字会一直承担着重要作用，记者当时采访贵阳红十字会会址时道“壁上挂着很多统计的图标，分明统计抗战士们所害的疾病种类一眼望去，可以看出疥疮和疟疾的两栏的总条，另一地图标上表示诊治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的情形，红十字会的提示，散布西北各省，敌人后方也有，据说疟疾疥疮等病，是因为虱子的关系，红十字会为治本计，各部队的所在地也都先后建立了灭虱站，现在疟疾疥疮回归热，都有了特效的药品，至于疟疾伤寒，还没有研究出来。”[15]p209

贵阳红十字会把民间易流行的传染性病摸清楚，对于瘟疫的病源与防治方法也有一定的认识，并且积极在各地宣传预防。

而水源污染产生的健康问题得到政府重视，各县“于二十七年卫生委员会成立后，通饬各县，按其所采之水源，加以改良与保护。改良之道，如改建水井，建筑汲水码头，简易净水池等;保护之方，如使污水污物，远离水源。汲水用水者，不得污染水源等。并考察具有特殊情形之县份，派员代为计划兴建给水工程。”[13]p388

城市饮水安全逐步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疫病的发生，到1944年省内“乃由市府设立省会贯城河工程处专司其事，逐步建设，大有进展。至各县饮水，于二十七年卫生委员会成立后，通饬各县，按其所采之水源，加以改良和保护。… 并考察具有特殊情形之县份，派员代为计划兴建给水工程。”[13]p387对于因水源发生的霍乱已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治，对于霍乱的防治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当时的医疗机构针对喝生水的习惯进行宣传，年过八旬的程老伯回忆：当年他和几个同伴参观军医学校的实验室，里面的大镜反射前面的几盆水，水看起来干净透明，但镜中看的却是布满了如沙虫一样的细菌，而水就是村民日常饮用的井水，此后，程老伯们就养成不喝生水的习惯了。[16]

结语

1938年贵州成立卫生委员会，省内医疗卫生服务也慢慢发展起来。1939年贵州霍乱病亡率达50.32%，1941年贵州疟疾病亡率在10人中病亡1人，病亡率大大降低，此后病亡率逐渐降低。对于疫情的防范与治疗，贵州使用多种有效手段，如接种疫苗，据何辑五统计：从1938年的169072人到1945年的616136人，这期间接种疫苗的人数翻了六倍，有效的遏制了再次感染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一时期省内百姓对于现代医学认识的加深与信赖，同时也減少了疫情期间因迷信拜神贻误生命的情况大大降低。

注释：

①杨森《贵州统计年鉴》1946年版、《贵州财经资料汇编》1950年版.

参考文献：

[1]吴传钧.赴川历程[J].旅行杂志，1938（10）

[2]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M].北京：民族出社，1944

[3]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著.贵州省志卫生志（上）[M].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08）

[4]秦坤.抗战时期贵州遭受日军空袭及损失研究[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8（10）

[5]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等编辑.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M].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02）

[6]莫子刚.“抗建”声中的国民政府荒政考析：以贵州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09（9）

[7]内政部编.卫生统计[M].内政部，1938（09）

[8]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卫生统计[Z].贵阳：民族出版社，1938

[9]史经霞.抗战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区域疫病防治制度的建构与社会的疏离[J].贵州民族研究，2013（152）

[10]王肇磊. 略论疾疫视域下的抗战时期贵州城市公共卫生建设[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2（10）.

[11]李筑宁.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M].贵阳市档案馆.1995（9）

[12]李娇娇、徐勇.抗战时期内迁贵州医疗机构、院校与贵州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J].医学与哲学，2014（512）

[13]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M].南京：南京印书馆，1947

[14]戴斌武.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01）

[15]罗治雄、戴斌武著.红十字文化丛书/贵州红十字运动研1916-2013[M].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08）

[16]赵永智.抗日战争中的陆军军医学校[J].文史天地，2010（7）

作者简介：

陈永萍（1994.02.22），女，土家族，贵州印江人，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