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阅读简·奥斯丁的小说《诺桑觉寺》的时候，读者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部小说和她所写的其他五部作品相比，在叙事的手法上有着显著不同。由于这部小说未能及时得以出版，奧斯丁不得不调整了她的叙事策略。本文运用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简要地分析了奥斯丁叙事策略发生转变的原因，并且揭示出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根本原因：在一个压制女性声音的男权社会里，女性作家只能够采用“理智而克制”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 简·奥斯丁;叙事策略;作者权威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3-0028-02

简·奥斯丁的小说《诺桑觉寺》在叙事的手法上，和她所写的其他五部作品非常不一样。《诺桑觉寺》以其特色鲜明的叙事策略构建了女性身份，突出了作者的在场，获得了作者的权威。因为这部小说在出版上面临困境，奥斯丁只得选择在她今后的小说创作中对叙事策略进行重新调整，她不再采用直接的、外露的叙事手法，而是间接的、含蓄的叙事手法。熟悉奥斯丁作品的读者会发现，《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这五部小说都表现出对作者型叙事行为的克制，小说自我叙事意识逐渐减弱，作者权威逐渐引退。

具体来说，奥斯丁写作中叙事策略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叙述者发生了改变，即叙述者不再是公开的，而是更为隐蔽的;第二，叙述声音发生调整，即叙述者不再发表公开议论，作者型的叙述声音减弱;第三，叙事手法有所转变，即广泛采用“间接手法”，包括自由间接话语和反讽等（参看拙作《论简·奥斯丁叙事策略的转变》，2004）。简单地说，促使奥斯丁改变叙事策略的直接原因是《诺桑觉寺》出版受挫，但这一现象背后潜伏的因素却是复杂多样、令人深思的。总的说来，是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三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奥斯丁叙事策略的转变。

一、社会因素

首先，从时代上来说，男权社会赋予男性作者更多的权威，人们普遍认为男性生来就掌握着知识的力量和写作的天赋与能力，而女性在他们眼中，是生育的工具，是家庭劳作的机器，她们可以参加家庭生活，但不可以参与社会发声，因此，在这个逻辑基础上，写作只是也只能是男性之特权，而女性在他们看来并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与水平。

因此，当聪慧的女性开始尝试写作或者选择以写作作为自己的谋生的手段时，她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来自男权社会的阻挠和抵抗，她的写作之路将会十分艰难。首先，女性作者的作品和她本人都有可能受到批评界不公正的待遇，人们在潜意识中认为女性一旦进入了写作领域，将会对男性权威产生严重的威胁，女性作者所创作作品的公开传播，将会是对男性作者的挑战和嘲讽。因此，女性作者的作品一旦问世，可能未经男性读者和批评家的阅读就会被排斥、被贬损。

其次，女性作者自己也容易被传统的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所限制，因此会觉得自己无法如男性作者那样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写。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作者的写作是不自由的，是受限的，这体现在：一方面，她们另辟蹊径，选择男性作者兴趣寥寥的体裁，例如，奥斯丁时代许许多多女性小说家的出现，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小说并不太被看好;而在另一方面，为了减少自己的写作限制，这些女性作者选隐藏自己的身份，包括采用性别感不强的笔名进行署名，或者干脆采用男性姓名进行作品的发表。奥斯丁即采用了这种方法，她均以笔名发表了她的四部小说，只有《诺桑觉寺》和《劝导》用的是她的真实姓名，但这已经是在她逝世后第二年发生的事了。有时候，女性作者们甚至会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进行写作。对于女性作者来说，讲讲故事无妨，但在小说中发出女性声音，从而把自己作为作者权威推至前台则有可能令人无法忍受。

因此，女性写作中呈现出的特点绝不是孤立产生的，这与社会因素息息相关。奥斯丁的创作手法也不是凭空产生，不是空中楼阁，她的写作同样被束缚在时代的长河之中。《诺桑觉寺》写于她的25岁前后，在书中她大胆地跳出来，在书中试图建立作者权威，她激进、渊博、充满机趣;她是道德家、艺术家、学者，也是批评家。这些创举虽然与众不同，但是受时代之限，这部小说面临出版上的困境。所以，这样的经历让奥斯丁明白，写作需要克制，如果识时务的话。作为女性作者，毕竟首先在自己的书中克制住作者的权威性，而公开声明作者权威的事最好交给她笔下的小说叙述者去干。

二、家庭因素

奥斯丁出生于一个快乐的教区牧师家庭，她的早期生活稳定而安静。奥斯丁早在16岁，就对写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在她那个时代，体面人一般都谴责小说，更不用提女人写小说了。于是，奥斯丁只有瞒着外人，偷偷地进行写作。在她25岁时，已完成三部小说的初稿。1800年，奥斯丁的父亲决定退休。次年，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搬家到巴思去居住。标志着青春时代结束的搬家事件对奥斯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家里对她宣布这一决定时，她平生第一次晕倒。1805年，父亲去世，奥斯丁随母亲和姐姐移居南安普敦。搬家离开巴斯和父亲去世这两件事使奥斯丁越来越感到孤立无助，奥斯丁从此有了一种在经济上要独立的意识。《诺桑觉寺》从1803年以10英镑的价格卖给出版商之后，一直未被付梓出版。1809年，奥斯丁用化名给那位出版商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打算履行合同。出版商说当时的购买合同并不包含出版的义务，但是，如果他收回他支付的10英镑，他愿意把原稿退还。当时的奥斯丁却付不起这么一笔钱，此事足以让奥斯丁意识到金钱的重要。当时的女性除了结婚以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获得收入。奥斯丁终生未嫁，作为一个单身女子，她只能靠写作出书去挣钱。1811年，奥斯丁动手修改《理智与情感》，小说出版后，她十分满意地分到140英镑的利润，这是她挣得的第一笔钱。1813年，《傲慢与偏见》发表后，她在给她的姐姐卡桑德拉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我已经靠写作挣到了250英镑——这只能使我想挣更多的钱。”她十分坦率地告诉卡桑德拉：她更感兴趣的是依靠写作赚钱，赢得独立，而不是名望。所以，家庭的变故使得奥斯丁开始从经济利益方面来考虑自己的写作，转变叙事策略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三、个人因素

尽管奥斯丁在给她姐姐的信中说她更感兴趣的是依靠写作赚钱，赢得独立，而不是名望。但我們却很容易在信中发现奥斯丁的那种经过掩饰却明白无误的喜悦，一种力图得到公众认可的强烈愿望得到满足的喜悦，即获得了著作权的喜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性写小说可能既是个人经济收入来源又是社会话语权力显现。奥斯丁生活的时代，女性是一个被压抑而寂然无声的群体，除了写作之外，她们没有机会介入公共社会生活，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见解。写小说给予作家在虚构话语和历史的边缘地带创造叙述声音的机遇;作为女性作家的奥斯丁非常希望能抓住这种机遇，通过写作小说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奥斯丁创作小说并不断寻求出版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话语权利的追求，这是一种为了“被看见”和 “被听见”的企求。但她最终认识到：长期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声音都是男性的，如果作者把自己表述为女性声音，那么很可能会遭到读者的反感和排斥。在一个压制女性声音的男权文化里，女性采用什么样的叙述策略才能够被接受？女性作家怎样才能做到既不脱离传统的叙事常规又能创建自己的叙事策略呢？奥斯丁的解决办法是侧面讲述，即采用一种理智而克制的叙事策略，一种冷静而平和的叙事方式，把作者个人的反应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在不动声色的叙事底下却隐藏着作者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分析。

从以上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三个方面来看，奥斯丁叙述策略上的改变并不是出于主动，但改变叙事策略却使她的作品大获成功。小说一部接一部的出版，既让她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也逐渐被读者，特别是男性读者所接受，让高傲的批评家们也偃旗息鼓，在文学界的声誉倍增，最终她被称为“无与伦比的简·奥斯丁”。

一个多世纪以来，奥斯丁的作品正是因为不卖弄学问，不正面说教，缺少外露的政见，而被认为比起同时代的作家要高出一筹。而批评界也普遍认为，奥斯丁最优秀的作品就是那些作者权威最含而不露的作品。奥斯丁最擅长用反讽手法来表现主题，刻画人物，组织故事情节，反讽是奥斯丁写作风格中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反讽，作为一种冷静而平和的叙事方式，在奥斯丁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奥斯丁小说中的叙述者永远只是一个冷眼旁观者，他们往往不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是非态度，而只是将各种各样的反讽意蕴隐含在叙事话语之中，让读者去心领神会。而且这种叙事方式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提醒读者：叙事者并没有缺席，叙事者一直是在场的思考者和判断者。与此同时，奥斯丁也是最早的大范围采用自由间接话语的小说家之一。自由间接话语看上去既属于叙事者，又属于小说人物。她一方面让她的叙事者在小说中尽量不发表直接的、公开的言论，以此来减弱作者权威;另一方面大量使用自由间接引语来间接地表达叙事者的观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把这种叙事手法视为十分有效的策略，他们认为，女性作家们选择采用这种写作叙事策略，在咄咄逼人与谦逊有礼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从而包容作者的权威性与女性自身的气质。

然而以上这些并不是奥斯丁所企求的叙事策略，她一直想要得到的却是类似《诺桑觉寺》那样的叙事行为。1813年，她在一封信中提到《傲慢与偏见》时，曾表达过她的遗憾。

参考文献：

[1]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安妮特·T·鲁宾斯坦.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M].陈安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王桂琴.论简·奥斯丁叙事策略的转变[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8）.

[4]王桂琴.论简·奥斯丁的女性叙事策略[J].襄樊学院学报，2006，（07）.

作者简介：

王桂琴，女，汉族，湖北随州人，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