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7年的3月至9月，瞿秋白同志战斗在时为中国共产党的中枢要地——赤都武汉。在江城他受命筹备中共五大，7万多字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在党的五大上散发。在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继而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八七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年仅28岁的他受命于中国革命的危难之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带领全党在黑暗中探索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勇往直前。

【关键词】 瞿秋白;武汉;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1-0087-02

一

1927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大上海迁往赤都武汉;同年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汉回沪。武汉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为数不多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之一。

本文以三种权威版本的瞿秋白年谱（1.周永祥著《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2.姚守中 耿易 马光仁三位编著的《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刘小中和丁言模两位编著的《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为径，探瞿秋白同志——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于中共中央在武汉时期的光辉业绩，在汉期间他是如何一腔赤诚、百折不挠、艰辛探索的。

二

據杨之华回忆：“秋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从上海到武汉后，主要工作是为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他兼管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住汉口旧英租界辅义里27号两层楼房、中宣部所在地。

4月初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指导《汉口民国日报》的宣传重点。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宣言》，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均系所谓“谣言”。此前在汉的瞿秋白曾紧急商讨以武力对付蒋介石在沪宁一带异动的方案，但陈独秀却表示反对。4月11日夜二时，瞿秋白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序。序的最后一段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瞿秋白将报告全文交中共中央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瞿秋白认为，中央“对蒋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的严重打击。”

三

从武昌第一小学的晴雨操场，到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杨之华回忆：“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长达7万余字的瞿著分为5章，“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其核心要义主要有三：一曰无产阶级必须争得革命领导权;二曰无产阶级必须重视农民问题;三曰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军队。直面瞿秋白的小册子，陈独秀很不高兴，彭述之附和说：这是见了鬼。瞿秋白以此质疑顶头上司陈独秀和彭述之，直接促使中共五大确立了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原则。《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为在党内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做了重要理论准备。

5月8日出版的《向导》第195期刊发署名“秋白”的长文《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5月10日，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改组中央农委，由谭平山、毛泽东、陆沉、周以栗、瞿秋白等十人组成。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在如何应对该事变的策略上，瞿秋白认为中心问题是与国民党“左派关系的问题”。武汉卫戍司令叶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部平叛，于19日将叛军击退。5月20日，瞿秋白（署名美夫）写了《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5月25日，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瞿秋白。26日晨五时，瞿秋白撰《五卅二周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文（见30日出版的《向导》第196期）。

四

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增补瞿秋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日瞿秋白在汉口完成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俄国革命运动史之一》的自序。6月5日晨五时，秋白完成了《长沙政变与郑州开封的克复：革命之胜利与危机》一文的写作。文章发在当月8日出版的《向导》第197期上。13日晨三时，秋白作《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见15日出版的《向导》第198期。

7月8日《向导》第200期刊登了“秋白”的《革命失败之责任问题》。文中高呼“谁是反对革命势力的联合，谁是破坏对于反革命进攻的战线，谁便应当负革命失败的责任”。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鲍罗廷传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紧急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央五人常委会临危受命，至八七会议改选政治局时止，工作时间不到一个月，但却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13日晚，瞿秋白同鲍罗廷离开武汉去了庐山（21日返汉）。7月15日汪精卫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和大屠杀，国共合作至此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7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昌开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即准备举行南昌暴动;发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拟召集紧急的中央全会，确定党的总方针。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来接替罗易、鲍罗廷的代表罗明纳兹及助手纽曼秘密到达汉口。当晚会见张国焘、瞿秋白，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2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汉口开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及罗明纳兹、加仑等人出席。中央常委会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认为“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经瞿秋白、李维汉的推荐，会议决定派张国焘当晚赶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五

8月1日凌晨在南昌，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各一部以及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共二万余人举行起义占领了南昌城。歼敌三千余名，缴获“枪支共五千支，子弹七十万发，大炮数门”。

8月3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汉口召开，李维汉、张太雷及瞿秋白等出席。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新的决议，据以制定新的策略，中央政治局应当改组，新的常委应当加入工人分子，指导应集体。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的三教街四十一号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做报告，“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极好的机会，这极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了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新论断。在讨论农民运动决议案时，瞿秋白说：“一、要号召农民暴动;二、过去所以有不同的意见，是无农民问题的党纲。五次大会之拒绝讨论此党纲是错误的。第六次大会无论如何应讨论并决定一个农民问题的党纲。”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瞿秋白分工管农委、宣传部和任党报总编辑，实际上负责抓全局工作。年仅28岁的瞿秋白同志担任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受命于大革命全面失败的危急时刻，他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极大的政治勇气毅然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八七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八七会议的总方针是正确的。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七个字：挽救革命，挽救党;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他将党从溃散的狀态之中救出来。”瞿秋白撰文指出：“没有它，共产党简直就要‘亡党’的”。

8月下旬，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在武装暴动中建立工农革命军。是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南方局，重新成立北方局。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起义在9月9日发动，一度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9月28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苏兆征、李维汉、罗亦农等与会。会议讨论了中央机关搬迁等具体问题。瞿秋白在第二天（29日）或第三天（30日）动身去上海。瞿秋白由郑超麟陪同，在9月30日或10月1日，乘江轮离开武汉，于10月4日或5日抵达上海。杨之华稍后到沪。28日的会议还讨论并决定了由瞿秋白提出的建议，让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五人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瞿秋白说“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在风云变幻的1927年瞿秋白同志来到中国的政治中心——赤都武汉，在中国共产党的中枢要地临危受命挽狂澜，全力宣传毛泽东的力作、重担上肩、勇立潮头正航向……在扬子江边“唤起工农千百万”，发挥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中国革命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简介：

邓涛，男，湖北武汉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