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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和《玩偶之家》中 娜拉形象比较分析

2020-09-10黄英

今古文创 2020年32期
关键词:娜拉

【摘要】 《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和《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但两者都勇敢执着地追求真情,都勇于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敢于反抗当时的男权社会。但由于时代和文化的原因,两者反抗的对象,对经济独立的要求和个人的结局都不同。本文通过对两个形象的比较分析,探析我国封建社会和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女性的不幸遭遇及其主体意识的觉醒,进而探究二者对女性走向独立解放道路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李千金;娜拉;人格尊严;反抗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2-0006-02

元代剧作家白朴在《墙头马上》中塑造了一位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婚姻自由,且不屈不挠地和压迫自己的封建家长斗争到底的女性形象——李千金,大约五百年之后,挪威的戏剧大师易卜生在《玩偶之家》里塑造了一位敢于挣脱虚伪的婚姻关系,追求独立人格和尊严的妇女形象——娜拉,这两位文学形象异曲同工,在促进女性自由解放,维护女性人格尊严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李千金和娜拉形象的相似处

(一)对爱情,二人都具有大胆执着的追求精神

《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和尚书之子裴少俊偶然相逢,对其一见钟情,主动约请裴少俊半夜时分在自家的后花园相见,即使被老嬷嬷发现,她敢于直截了当地回复嬷嬷的斥责,认为男女相悦、女大当婚是自然之事,且勇敢地随着裴少俊离家出走,这在封建时代是破天荒的事情。没名没分地在裴家的后花园里生活了七年,这一切因为“连理同心结”。由此可见李千金为了爱情义无反顾的执着精神。《玩偶之家》里的娜拉也很爱自己的丈夫,为他精心准备圣诞礼物,为重病中的丈夫接一些抄写的活儿,忙到深夜,甚至不惜违法秘密筹措一笔钱,不辞辛苦,无怨无悔。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执着坚守,是李千金和娜拉共同美好人格的体现。

(二)对婚姻,二人都注重以人格尊严为前提

《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为妻为母后,更加大胆泼辣地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面对裴尚书的训斥,面对磨玉簪,用银屏汲水等无理刁难、面对软弱丈夫的休弃、孩子的啼哭,她肝肠寸断,但没有哀求央告,没有泪雨潸然,依然沉着冷静地吩咐丈夫把自己送回去,磊落坦荡,自尊自爱。尤其是裴少俊做官后要接她回去,这对封建社会的多数女子来讲是莫大的好事,可是李千金并不受宠若惊,反而对裴少俊连讥带责,把过去的屈辱一一回敬,以致裴氏父子无言以对。她凭借勇气和胆识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体现了女性要求民主的思想。《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气愤地指出海尔茂过去的那种爱只不过是拿她“当消遣”“逗着玩”,自己只不过是丈夫的“洋娃娃老婆”,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玩偶”的地位,最终断然出走。掙脱了虚伪的婚姻关系,表现了强烈的反抗和为争取独立、平等地位而斗争的决心,这是对女性人格人权的有力维护。

(三)对男权社会,二人都有强烈的反抗意识

裴尚书在后花园发现隐藏的李千金后,当场斥骂,威胁要将她送至官府,李千金丝毫不低声下气,磊落坦荡地回拨裴尚书的胡乱责骂。即使丈夫裴少俊后来高中状元,要接回她,李千金依然一一驳回了裴少俊为维护父母而搬出的种种封建孝悌伦常,力数裴夫妇冷酷无情地拆散夫妻,离间儿女感情的无理行径。这无疑是对封建家长制,门第观念和男权社会的有力控诉。《玩偶之家》中,当海尔茂搬出社会舆论、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等作为武器,企图以此阻止娜拉出走,娜拉一一给以反驳,社会舆论“不在我心上”。“我不信世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我要把宗教问题仔细想想,想想牧师告诉我的话究竟对不对,对我合不合用”。娜拉对海尔茂这场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陈词,充分揭示出资产阶级的法律道德宗教等问题。

二、李千金和娜拉形象的相异处

(一)两者反抗的对象不同

李千金的对立面是裴尚书为代表的封建大家庭和社会意识,反抗的是门当户对的封建门第观念、父母包办的婚姻模式、“聘则为妻奔是妾”的封建意识。尽管丈夫裴少俊很软弱,但他依然是爱李千金的,不然高中状元做官后不会去接妻子。而《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对立面是虚伪自私的丈夫海尔茂,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主要冲突源于婚姻爱情的实质问题,她揭开了遮掩在夫妻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家庭虚伪的婚姻关系,剧本特意写了规矩体面的绅士海尔茂,平日对妻子不乏情爱,称“我一个人的宝贝”,在名利攸关之时,原形毕露,怒不可遏地骂娜拉“坏东西”“伪君子”“犯罪的人”,孩子也不让她管。平日相信丈夫爱情的娜拉如梦初醒,她彻底看清了丈夫,也看清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许多问题。

(二)两人对经济独立的要求不同

李千金在被弃之后,只能回娘家,父母已亡故,守着父母留下的宅舍庄田,“享用富贵不尽”。而娜拉明确地谈到那种“要一口,吃一口”的生活“简直像个要饭的叫花子”“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甚至假装爱什么……”这是一种经济不独立,人格也不能保障的生活。娜拉决定“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找点事情做”“一个人过日子”,她甚至拒绝海尔茂的物质帮助来表示这种决心。娜拉对经济独立的要求明显比李千金强烈了许多,说明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下,小资产阶级妇女比我国封建时代的妇女思想要超前一些,毕竟娜拉比李千金晚了五个世纪。

(三)两者的结局不同

《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尽管痛恨那个封建大家庭,但看着一双啼哭的儿女,最后还是回到那个封建大家庭中。说明在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女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的困难要克服。《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当海尔茂用妻子、母亲的责任阻拦她时,娜拉明确而坚定地说自己还有对自己的神圣责任,最后果断地离家出走。

三、李千金和娜拉形象比较分析的意义

(一)揭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不幸和挣扎

封建社会的女性,长期受着“三从四德”“纲常礼教”、贞节观念等精神束缚。当李千金悄悄随了裴少俊离家秘密隐居的七年,她面对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当被裴尚书发现一番训斥后,依然逃不掉被休弃的命运。这在封建社会可谓奇耻大辱,女子被休后自尽而亡的事例屡见不鲜。李千金私奔几年后再被休回娘家,遭遇的世俗冷眼可想而知,尽管剧作中并未提及。为了孩子,李千金最终回归了裴尚书那个封建大家庭中,她那种大胆泼辣的、與封建伦常格格不入的性格,在封建礼教格外严厉的上层社会中,她的奋斗是痛苦孤独的。她的命运无疑亦是坎坷多艰的。而娜拉生活在“男人不能为他所爱的女人牺牲名誉”“千千万万的女人都为男人牺牲过名誉”的时代,那是极端自私、虚伪的资产阶级社会,妇女的感情、人格、尊严都被践踏,在家庭生活中只是个“玩偶”和“傀儡”,而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都是枷锁,无数的女人在这种环境下挣扎求生。可见不论是在我国封建社会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时代,女性的命运同样多难。

(二)促进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认知

《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形象从多个角度昭示了元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已经成了青年男女抗争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她出生于显赫家族,行为率性大胆,对裴少俊一见钟情、主动邀约,既是少女天性的自然萌动,也是热烈的生命个体的本能觉醒。这种对女性桀骜不驯、敢于抗争禁欲主义的描写,是剧作家白朴对反封建行为的肯定,也是他本人的女性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此外也与当时蒙古族统治者淡薄的贞节观念、蒙古族女性的主体意识的影响有关。而《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启发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对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上真正地位的思考,冲击了资本主义传统的婚姻道德观念,因此引起了上流社会的愤怒和恐惧。即使在我国五四时期,无数青年在娜拉这一形象的鼓舞下走上了反抗封建婚姻,争取自由解放的道路。娜拉形象在促进女性觉醒,推动妇女解放运动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启迪人们思考女性独立解放的道路

《墙头马上》约产生于13到14世纪初,漫长的封建社会麻痹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即使在礼教约束较轻的年代,出现像李千金、《西厢记》中崔莺莺这样的叛逆形象,对于如何幸福的问题,剧作家很少将其与女性的经济独立结合起来,也只能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局。

1859年,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在其名著《论自由》里惊世骇俗地说过一句话:“爱情是对女人的奴役。”引起了当时舆论场上的大地震。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的1879年,正是挪威妇女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娜拉有经济独立的要求,但是现实社会还没有给女性提供这样的机会,作者易卜生也未能明确指出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几十年后,鲁迅先生在古老的中国尖锐地提出“娜拉出走后会怎样”,这个至今让人深思的社会性问题,启发人们思考女性人格独立和经济独立的关系,女性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元代剧作《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和挪威剧作《玩偶之家》里的娜拉,虽然产生于不同国度,相隔了大约五个世纪,但却有诸多相似和不同,她们离经叛道,以一己之力勇敢地与现实抗争,甚至与整个社会抗争来争取感情、人格和尊严,启发了无数女性的自我觉醒和奋斗。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像她们这样的先行者,社会才进步到今天。

参考文献:

[1](元)白朴.墙头马上[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

[2](挪)易卜生.玩偶之家[M].夏理扬,夏志权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3]杨佳欣.李千金与娜拉独立人格的比较分析[J].语文学刊,2016,(02).

[4]孙娇雯.论《墙头马上》中李千金的悲剧性[J].戏剧之家,2019,(11).

[5]王通.《玩偶之家》的女权主义解读[J].名作欣赏,2018,(09).

作者简介:

黄英,女,汉族,湖南怀化人。硕士,讲师,西安交通工程学院公共课部教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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