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采用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分析《女勇士》，指出：华裔美国作家虽是华夏子孙，但因其文化立场和所处文化环境的不同，作品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并不完全真实，而是西方视阈下被言说的东方形象。在现实中，就算华裔完全接受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在美国社会中仍然不太可能得到主体对其的认同，也无法身份认同。华裔要想真正获得文化身份，须首先回归本国文化，在吸收中华文化的基础上积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沟通，从而获得文化身份认同，达到真正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女勇士》;汤亭亭;东方主义;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3-0038-02

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后殖民视域下《桑尼的布鲁斯》的身份构建”，项目编号：SSYB2019117。

汤亭亭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1976年，她的处女作《女勇士》由美国诺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作品使她一举成名，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作家之一。国内外众多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对该作品进行了解读，其中大部分从汤亭亭本人的国籍身份出发，研究她的身份立场和国籍归属。本文从后殖民理论出发，对该著作中的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倾向进行解读。

一、国家文化与民族文化拉扯之间

汤亭亭在美国出生，根据美国法律来说是一位拥有美国国籍的美国人，但从血统上来说又是华裔。双重身份使她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又深受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作为女性作家，汤亭亭竭力克服性别和种族的阻碍，并在内心清楚该作品呈现的并不是真实中国形象的情况下同意出版商以“华裔自传”的噱头进行宣传、默许美国民众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东方。

汤亭亭自小身处美国，华人和中国形象被妖魔化，幼年时期，汤亭亭曾在真实中国和电影故事中的中国形象之间举棋不定。她出生在美国，身为华裔但并未在中国生活过，记忆中关于中国的碎片都源自母亲的故事、洗衣店华裔顾客的闲谈以及电视荧幕呈现的模糊形象。口述的东方总带有自相矛盾、隐晦不明的特质，汤亭亭带着怀疑态度，凭想象对中国故事进行改编。东方想象和口述故事一起构成野蛮、落后、迷信、神秘的东方。

在“东方想象”的影响之下，中文变成了专属怪诞故事的语言。每个夏日的午后，当洗衣店的温度计蹿升到华氏一百一十度时，父母就会说：“该讲个鬼故事了。”在他们眼中，中国故事并不能唤起美好回忆，而是用来让人感到凉意、毛骨悚然、瑟瑟发抖。

妈妈也成为了东方的缩影：斗得过鬼是因为什么都吃，所有的打鬼英雄也一样，能吃者胜。加之母亲生于物资匮乏的年代，惯于节俭，“剩菜会在桌上摆四五天，直到被吃掉为止”。这让作者暗下决心：宁可靠吃塑料活着，也不愿吃剩菜或鱿鱼的眼睛。华裔与美国人太过不同，汤亭亭要想融入美国就得与中国传统划清界限，成为“美国人”。

汤亭亭在父亲回信同意村里人接管土地时的表现更能体现她与中华身份划清界限的急切心情：“我们现在属于整个地球啦。妈，要是我们不属于任何地方，那就属于整个地球，我们往哪一站，哪儿就属于我们，到哪都一样。”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中最为珍贵的时房子和土地，土地是安身立命的“根”，父亲放弃土地也象征着对华人身份的剥离。母女间对话表现出成为世界公民的向往，也暗示出华裔的无根性。

作为华夏子孙，母亲想让她传播中国文化，但每当此时，“我”感到“一阵头疼涌上来”，母亲“撬开我的头骨和拳头，将对时代、横亘中美海洋间的责任，统统塞进我的头脑和手中”。对于强势的枷锁和责任，汤亭亭自然不愿接受。责任的枷锁和不真实的断续影像投射在《女勇士》中，展现作者在国家文化和民族身份拉扯之间所做出的选择，唤起读者反思。

二、西方想象中的“东方”

在西方主流文化视角下，东方处于劣势地位，只能“被言说”。他们眼中的东方是迷信、落后、野蛮的。东方常以昏暗为底色，充满神秘色彩。西方往往自诩为强壮的男性形象，与此相对，东方则是阴柔的女性形象。东方的男性就常呈现懦弱无能、唯唯诺诺、欺凌女性的特点。在女勇士中，汤亭亭塑造了四个勇敢独立、性格坚强的女性形象。男性则体现了西方对东方男人的想象。

无名姑姑中的男性就体现了“东方男人”的特点：在姑姑跟他分享怀孕的喜悦时，他却组织了对她的袭击，趁着丑事还没有败露，戴着白色面罩，披着长发，混在愤怒的村民之中向我家扔污泥和石块来抄家。他胆小懦弱，害怕承担通奸及誕育孩子的责任，是无能又善于威胁女性的男性缩影。而姑姑“为了保全他的名声”，一直隐忍，在分娩后想到孩子将会变成入不了祖坟的可怜孤儿，索性带着孩子投井，最终命丧黄泉。

“白虎山学道”中女性成为了国恨家仇的承担者，“无论谁伤害了女剑客的家庭，即使打遍天下，她也不会善罢甘休”，从这个故事开始在二元对立观念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绝对界限开始模糊，男性特质体现在女性身上。首先是“我”在梦中修习了“寻龙之术”，通过白虎山测试，成为健壮的女勇士。在体格强健的同时，木兰的女性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首先是在“水葫芦”中看见丈夫与我举行了鬼婚礼，汤亭亭颠覆了前文的图景——起先“婚礼”是为了保证“男人一定会回乡尽责”，让男性的亡魂在异国如遇不测还可循婚姻关系找到回家的路，保证他们有“根”。而此处男性成了被动等待的角色，婚姻也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因为互相爱慕，所以男性宁愿做鬼夫。

勇兰和月兰的丈夫则是唯唯诺诺、懦弱无能的男性代表。他们虽社会地位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逃避家庭责任，将自己的妻子置于家庭顶梁柱的角色之中，一个唯唯诺诺，只知机械劳作，另一个毫无道德责任感，撇下妻女另组家庭，他们与坚强勇敢的勇兰姐妹形成对比，使得“女勇士”的形象更加高大。

女勇士中出现的四位男性颠覆了中国传统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强势男性形象，虽说一定程度上是东方主义改写，但不可否认的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现实中必定有类似的现象存在，才能成为写作素材呈现出来。

三、华裔群体在美国的生存困境——努力融入，

求而不得

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阿尔杜塞曾提及：个体如果想要融入集体、建构个体与现实之间的想象关系，就需要经过三个步骤：1.首先，把个体询唤为主体，先转换身份，融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身份定位自身;2.经历主体对另一主体的臣服;3.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指认。

作为华裔，汤亭亭可谓是夹缝求生，在“羌笛野曲”中，母亲首先将她的舌筋割断，认为割断以后，女儿就能说任何语言，能发出任何音节，在母亲眼中，融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跟美国人说同样的语言，从华裔转换为美国身份才不至于被欺负。

在融入集体的过程中，她与黑人同学互相指认：“一个黑人女孩的妈妈给她把辫子挽在耳梢，同我一样，我俩是一对上海双胞胎。”正因为非裔和华裔都是边缘群体，他们才能互相指认，相互认同并成为玩伴。

等到汤亭亭“恢复讲话能力，尽管犹犹豫豫、断断续续”时，已经自认为是美国人，她不再沉默，开始强迫另一个比自己大一岁、同班12年的女孩在朗读之外开口说话。叙述者并没意识到此行为是白人对华裔压迫的缩影，因为她已经对主流文化臣服，所以才会有从同是“沉默”到欺凌他人的行为。

虽说最后主人公融入美国生活，但白人社会不可能对华裔认同。美国主流文化不会将中国文化当成朋友，也不可能平等对待，因为在西方眼中：东方没有言说自己的可能，东方只能被言说。东方主义者建构东方话语也不是基于平等地位上的互相了解，而是為了确证“自我”。

四、出路何在？回归本民族文化，促进文化融合

汤亭亭通过五个故事呈现出精彩的虚构空间，也提出问题：既然华裔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大熔炉”，那怎样才能在美国拥有立锥之地？

汤亭亭表达自己因母亲的行为而对祖国产生的抵触情绪，也展现了自己美国社会生活的偏爱。为了拥有选择权，她像美国女性一样努力改变自己，让父母知道优秀不是为了给别人带来好处，而是为了自身发展，同时也更加坚定“成为地道的美国女性，否则不谈恋爱”。在现实生活中，接受观念并不意味着融入，主流社会中的种族主义盛行，作为黄色人种，只要表现出对种族主义的反抗，华裔就会被剥夺谋生的“饭碗”，丢掉赖以生存的工作。因此，为了复仇，华裔就“不得不回中国去看一看”，“作为揭竿而起的英雄后代，走上大街，立即着手自己的事业”，而那些揭竿英雄的亡灵作为我的“祖宗”，“虽然无法被人看见，但一定会追随我、引导我、保佑我的。”

由此可见，就算华裔作家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并竭力融入主流社会，文化的不同始终会造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此时，华裔可以回溯中华文化，从中华文化中寻求援助。因为在文化的碰撞中，西方文化以强势的姿态要求其他文化皆臣服于它、听命于它、被它渗透，中华文化则与之相反，愿意以兼容并包的胸怀接受不同的声音，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促进文化的融合。

五、结语

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突出展现了排华浪潮下华裔作家为寻求社会认同而做出的努力。华裔美国作家虽是华夏子孙，但因其文化立场和所处文化环境的不同，作品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并不完全真实，而是西方视阈下被言说的东方形象。在现实中，就算华裔完全接受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在美国社会中仍然不太可能得到主体对其的认同，也无法身份认同。华裔要想真正获得文化身份，须首先回归本国文化，在吸收中华文化同时积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沟通，从而获得文化身份认同，达到真正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作者简介：

庄思敏，女，汉族，湖南永州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