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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娜拉”女性形象的塑造

2020-09-10张珂阳

今古文创 2020年33期
关键词:易卜生娜拉现实主义

【摘要】娜拉这一人物是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一戏剧作品在当时的欧洲引发了十分轰动的反响。同时,易卜生所开创的这一社会问题剧也逐渐成为我国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戏剧的学习对象。娜拉这一女性形象,成为我国女性独立、妇女解放的标杆。这个时期中国也出现了一批表现女性主义崛起的现实主义戏剧,涌现了一批中国式“娜拉”的女性形象,这种女性形象的塑造同时也体现了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体现出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五四时期;易卜生;现实主义;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3-0016-02

五四时期,我国出现了现实主义话剧,其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融汇了各种因素,比如我国的文化、国情、民族情感等等因素。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现实主义戏剧受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影响最大,使得当时五四时期的戏剧家创作了许多类似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戏剧作品。郭沫若所创作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中塑造了三位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通过描写她们的爱情婚姻故事,对封建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整体上看,《三个叛逆的女性》充分体现出郭沫若本人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追求,寄托着郭沫若对于全社会人民对封建道德进行批判和反抗的期望。

一、中西方“娜拉”式女性形象塑造的差异

易卜生的关于女性独立和解放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有独立思想,最终走向自由的出走式的女性形象。易卜生把社会现实写入戏剧作品中,在《玩偶之家》中,就可以看到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法律、婚姻、家庭等对于女性的压迫。其中海尔茂是一个大男子形象,表面上是一个好丈夫,好像处处都体现着他深爱着娜拉一样,实际上他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娜拉对他来说就像是可以被任意摆置的玩具,也正是海尔茂做的这虚伪的一切,使得娜拉最终得以觉醒,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在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中,作者选举了历史上三位女性,分别是于1923年创作的《卓文君》和《王昭君》,1925年创作的《聂嫈》,这三位女性都具有十分叛逆的性格特征,为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一时期,女性、家庭、婚姻等问题成为现实主义戏剧在题材上的首要选择。爱情不再是功名利禄的派生物和点缀不再依附在权势的脚下而是作为独立自由的人生追求被自我肯定。他们彻底拒绝了任何外力的支援而用自身对爱情大胆的,甚至奋不顾身的追求来证明自己爱情的合理性。[1]

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虽然是受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在创作手法与主题表达上有所相似和借鉴,但其也有十分不同的地方。

首先,在两者的女性意识觉醒上有着明显不同。在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上场时就是一个还没有独立意识的,在资产阶级束缚下完全没有想要追求人权的女性形象。她刚开始乐观向上,活泼开朗,深爱着自己的丈夫海尔茂,此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份虚假的爱,在海尔茂病重时与他人借债,甚至不惜抵上自己的生命。直到海尔茂得知这一切之后,不但没有更加疼爱娜拉,而是责怪她,甚至想办法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这无不体现出金钱至上的资产阶级丑恶嘴脸。正是有了这一导火索的出现,真正的娜拉出走者形象才得以呈现,所以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女性独立精神是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觉醒。而在郭沫若《三个叛逆的女性》中,无论是卓文君、王昭君还是聂嫈,这三位女性形象从一开场就显示出了她们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精神。郭沫若所塑造的这三位中国式“娜拉”女性形象从一开始都给人独立、坚强、具有同命运做斗争的精神,并且也都做出了相应的实践。

其次,易卜生所塑造的娜拉在戏剧结尾时只是一个出走者的形象而已,对于她出走后的命运我们一无所知,易卜生所做的只是提出了问题,但却没有解决问题。在《三个叛逆的女性》中,即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这也充分显现出,我国五四时期学习西方的现实主义戏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照搬,而是有选择、有创新的,并且在每个五四戏剧结尾,都会揭示出社会的黑暗,给读者以对现实社会的清醒认识,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给予批判的态度。

二、基于中国传统与现实的《三个叛逆的女性》

(一)在家不必从父的卓文君

卓文君是郭沫若《三个叛逆的女性》中塑造的第一个女性形象。她对自己被逆来顺受的命运不满,对这世上不公平的命运提出质疑,最后落脚到自己不公平的命运上。其实,这时的卓文君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却没有找到途径去解决,此时,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女性形象——红箫。

红箫是卓文君的侍女,在以前的封建社会中,阶级分明,往往大小姐和女婢之间都会有十分明显的阶级身份差异。但是在《卓文君》中,除了正常的封建制度规定下的奴仆规矩外,红箫和卓文君好像都把彼此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从两人的关系上也侧面揭示这两位女性对于封建奴仆秩序的无视和不满,因此,在剧中不仅仅是表现女性的解放,还揭示出封建制度对于人与人交往的束缚。

当卓文君决定在夜里与司马相如私奔时,是最能表现她追求人权和独立自由的时刻。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私奔,在古时是被视为不道德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对她的行为进行辩护,但是郭沫若为她翻案,维护她的行为,即使有许多人不接受,但卓文君无疑是在推翻在家从父这一规定的标本。再当她被揭发被父亲发现,遭到父亲的辱骂时,她并没有放弃和退缩,而是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后人一定会讴歌她的做法,她大膽的反驳道:我以前是从女儿和媳妇的 资格对待你们,我现在是以人的资格来对待你们了。[2]她不屑现在拥有的财富,不屑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她宣誓了她独立的人权,对于社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被发现后,她公然决定私奔的做法彻彻底底地表明她的态度,也是一位娜拉式的出走者形象。

(二)出嫁不必从夫的王昭君

王昭君在卓文君在家不必从父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地表现出女性的独立,这是郭沫若在塑造独立的叛逆女性的一种升华。王昭君这个女性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作者将她的命运悲剧改成了性格悲剧。她被选入宫内,并没有觉得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她也不屑于争宠,不会去贿赂宫中画师,以求得到皇帝的宠爱。她从一而终都不同于其他女性,她没有奴性思想。在《王昭君》这个戏剧中,有些人物是作者所虚构出来的,但是这些人物都是有目的的。其中毛淑姬这个女配角形象,也反映出女性的顽强抵抗精神。她没有因为毛延寿是自己的父亲而去向汉元帝隐瞒真相,而是直接告诉汉元帝她的父亲不是一个好人。最后不论是毛延寿还是汉元帝都后悔让她嫁到匈奴,但两人在本质上都不是为了王昭君的命运着想,而是完完全全为了自己,毛延寿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汉元帝是为了不让美色溜走,因此在最后王昭君执意要自己去匈奴的做法,昭示她不甘于王权束缚的愿望。王昭君的性格十分鲜明,她敢于正面于皇帝进行反抗,体现了作者期盼女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三)具有强烈社会意义的聂嫈

聂嫈是郭沫若塑造的第三位叛逆的女性。《聂嫈》写于1925年6月,是郭沫若在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后写成的,如果没有五卅惨案,就不会有聂嫈的悲剧。所以可以看出郭沫若的历史剧,选取的人物虽然都是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中的,但是他立足于现实,借古鉴今,站在当下社会现实之上,写出振奋人心,促使人们进行斗争的优秀戏剧。聂嫈的形象塑造与卓文君和王昭君不同,这位女性形象不再以她的不幸婚姻为出发点,而是从争取全社会的自由而出发,与其说其是为了女性独立而做斗争和牺牲,不如说是为了民族存亡而斗争,聂嫈是郭沫若所塑造的三个女性形象的一种更高的升华和质的飞跃。如果说王卓君和卓文君是女性追求人权和解放的标志,那么聂嫈就是把女性在社会上对于国家的贡献与男人放在同等的位置。

聂嫈身上有一种女英雄的精神,她敢于反抗,并引领全社会同她一起反抗,除暴安良。在聂嫈这个女性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赋予她的一种男性化的气质,这表现了作者希望双性达到和谐统一的愿望,在《聂嫈》中直观地告诉我们,在社会上,不只是只有男性才可以保家卫国,才可以铲除暴吏,女性作為社会上的独立的个体,同样也可以拥有同男性一样的品格,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而是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的。

三、结语

在封建道德规范中,中国的女人要讲究“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郭沫若认为女性一直以来都是男性的附属品,是没有资格寻求独立的,现在是时候该让女性觉醒了,但是女性的抗争都只是单方面的斗争,在男性心理,几千年来形成的旧道德已经在他们心中扎了根,成为阻碍女性追求自由路上的绊脚石。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同是一样的人,女子和男之也同是一样的人,一个社会的制度或者一种道德的精神是应该使各个人均能平等地发展他的个性,平等地各尽他的所能,不能加以人为的束缚而于单方面所偏袒。《三个叛逆的女性》中,卓文君、王昭君、聂嫈这三位女性,在历史上她们的才能不亚于男性,甚至是超过了男性,所以她们才要进行抗争,为自己夺取人权。她们不是因为才力过人,所以才成为叛逆;是他们成了叛逆,所以才力才有所发展的呀。[3]这三位女性形象,在当时的就社会中她们的行为都属于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在郭沫若的笔下,她们成为了反抗封建制度的正义行为。

参考文献:

[1]景志刚.中国知识者的情感自觉与“五四”话剧[J]. 戏剧艺术,1991,(03):100-107.

[2][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

张珂阳,女,汉族,河南三门峡人,本科在读,西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广播电视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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