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早期研究殷商时期的“德”，大多以道德统一而论，对古代意义上的“德”跟现代意义上的“德”不加以细致区分。研究视角不同，给殷商时期“德”的定位也有所不同。本文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并且结合相对可靠的历史文献，对于殷商时期是否存在“德”以及“德”的本义进行相关诠释，重新给殷商时期的“德”进行定位。

【关键词】 殷商时期;德;行为义;《尚书》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3-0028-03

一、引论：殷商时期“德”的研究及定位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学术界对于“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伦理学的层面，把“德”定性为 “道德”作为其根本的内涵所在。

把“德”定性为 “道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这似乎成为了对“德”这一概念德基本预设。这其中蕴含着一些错误，对于所谓的“道德”概念，起源于哪里，“德”的本意是否与“道德”一致，各个时期的“德”的观念是否一致。郑开先生曾就学界对“德”的研究状况表达过这样看法：“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德’的研究虽然不乏契机与动力，却遗憾地呈现出某种浅尝辄止、纷纭无端而且缺乏系统性阐述的缺点。”

把“德”预设为“道德”作为对“德”研究的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没有对“德”的观念演变进行动态考察的结果，导致了这一问题的出现。

据愚所见，对于殷商“德”的研究，无论是依据文字出现的时间顺序作为源头还是以“德”观正式形成作为源头，都是有待于商榷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一个观念的形成大致可以看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对于某一个思想的产生，首先会有这一客观存在，然后经过对这一客观实在的思考、模仿，形成对某一客观事物的通用描述，也就是所说的一事物的大众印象，大众观念。”对于“德”的发展顺序来说，也会有“德”这个观念的存在，然后才有了道德的 “德性”這个概念，然后才出现了文字上的“德”。对于“德”这个客观存在，很难进行考察，对于“德”字的出现，郭沫若先生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里面曾经提到“卜辞和殷人的彝铭中没有德字，而在周代彝铭中才明白有德字出现”后来的卜辞研究者多不赞其说。根据古文字学家来说，“德”字早就出现在金文跟甲骨文之中，徐中舒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值”字应为德字的初文，这个字从彳从直。金文中在这个字下面加“心”，成为“德”字。另外，金文中也有彳，而从直从心的，作“惪”。《说文》心部：“意，外得于人，内得于已也，从直，从心。”《广韵·德韵》“德，德行，惪，古文。”

由此分析可以看出，早期的“德”大多是与行为有关，到了后期在有了心意。所以说如果从文字角度来看“德”，说殷商时期是“德”的起源未免有些牵强。

另外从关于“德”观正式形成角度来看，晁福林先生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是德观产生的基础，殷商时期，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是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对于奴隶主来说，奴隶就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也就是说“德”是经济的产物，这个观点温少峰先生也赞同。但是对于真正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产生，金景芳在《中国奴隶社会史》中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从殷、周开始的，夏朝只是一个过渡。”有人认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建立在夏代，禹算得上是禅让制下的最后一任首领，所以他保留了原始部落联盟的色彩，与此同时，又开始出现阶级社会的专制性，征伐三苗的理由是：“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就是说，由于三苗不信鬼神，并制定了刑法和五刑，才要大家都讨伐。这样的战争加强了禹的地位，大大促进了奴隶制的产生。大禹传子，也宣告着禅让制的结束，王位世袭制取代原来的禅让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私有制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看出，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国家发源于夏，所以用奴隶制跟私有制作为德观的起源也是不合适的。

二、其他角度看殷商“德”起源

（一）从宗教观看“德”的起源

王国维先生批评殷先王失德，他认为“周之制度实皆为道德而设”，实在说来，殷人并没有表示权利与义务的道德之创设，周代道德观念才从其制度中反映出来。

在《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到的“覆宗绝祀”，说的就是太康的主要罪行之一，对其的解释是指祖先祭祀的崇拜而言。

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汤居毫，与葛伯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九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鱼也。’汤使毫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这里的祭祀说的是对神的祭祀，而不是对祖宗的祭祀。

从卜辞的内容来看，可将殷人的神灵观念分为三类：一、天神：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二、地示：社、四方、四戈、四巫、山、川;三、人鬼：先王、先公、先姚、诸子、诸母、旧臣。经历了从祖宗祭祀到神的祭祀到帝这个至上神开始出现。在殷商时期的宗教观这个大背景下，作为真正道德观的“德”还没有出现。

根据可靠的文献资料跟卜辞，可以很明确地确定“德”已经出现，在《尚书》中的《盘庚》篇就是明证，卜辞中的“王德于止（此）若”“王德出”，这里的“德”多解释为最原始的意思，即行走之意，并没有道德观念。这也就印证了陈来先生所说的“德的意义在殷商时期究竟如何，尚有讨论的余地，而德字在殷商文化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从宗教观下看“德”的起源，殷商时期资料较少，研究成果有限，殷商时期的宗教观对于夏代来说有继承也有发展，如果仅从现有的文献资料跟卜辞来作为“德”的起源研究点，比较困难，可靠性也比较低。

（二）从殷商法制史看“德”的起源

马克思说：奴隶制度“还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是由战争，海上劫掠等等，来不断维持它的劳动力的供给。这种劫掠，不能靠一个流通过程来作媒介。那只能依赖直接的物理的强制，把别人的劳动力在自然形态上实行占有”（《资本论》第二卷第600页）在奴隶制下的殷商时期，已经出现了“王德伐”，武丁卜辞中的“王德伐”是殷王通过大刑征伐施德于被征伐者，其实殷商时期，德化法制思想已经开始出现，在《尚书·盘庚》中“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天有远迩，用罪伐其死，用德彰厥善”殷商时期的“正厥善”“典厥德”把德与义开始提到到了重要的地位，开始出现“敬民”思想，同时也意识到了德教与刑法在维护奴隶主地位的重要性，法制下的德化观念在殷商时期开始出现。

三、《尚书盘庚》中“德”的本意

“德”的概念是否出现在尚代？ 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按照以往的观点来看，殷商时代，是一个尊神、重神，以神为尊的时代，在这个神权背景下，出现当代意义上的“德”是难以想象的，甚至可以说，偏理性主义的“德”也难以出现。 真正意义上的“德”的出现，首先是在理性开始觉醒的基础上开始的，在周革殷命后，随着周人理性主义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德”也开始随之出现。所以我们要研究的问题首先是，商周时期，到底“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之所以用《盘庚》篇作为研究的历史文獻，是因为其是相对比较可靠的商代遗文。当代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把《盘庚》的语言与甲骨卜辞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用字、用词等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锡主先生说：“《商书》用词行文的习惯，往往与甲骨卜辞不合，如《盘庚》喜欢用‘民’字，在卜辞中却还没有发现过同样用法的‘民’字，但《商书》各篇所反映的思想以至某些制度却跟卜辞相合。看来，它们大概确有商代的底本为根据，然而已经经过了周代人比较大的修改。”这应当是比较稳妥的看法。《盘庚》具有极高的殷商史史料价值。

《盘庚》中一共出现过十“德”，对于这十“德”的解释，大多以道德，恩惠等含糊不清的词义略过。不应脱离殷商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空谈“德”，以免出现以今视古的现象。

《盘庚》可以分为三部分来解释，第一部分是“自荒兹德”和“高祖之德”，首先对于“兹德”中“德”的解释是好意，指政令方面，而“高祖之德”指的是高祖成汤以全国之力迁都，并为自己迁都提供一定的合理性，这也是属于政治行为。

关于“惟汝含德”和“故有爽德”的解释也分为两种，“含德”大多解释为“好意，当政令”，此“德”主要是说臣下要对君上“不匿厥指”而不应该违背为臣之道，对于“爽德”的解释，爽指差错，德指行为，翻译为行为上的差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违背为臣之道。这一部分的“德”主要是指君臣之德，多属行为义。第二部分“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无有远迹，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对于“非德”的解释，大多指不合法度的赏赐或惩罚，也就是赏赐之意。关于“用德彰厥善”可以翻译为用奖赏表彰行善，“德”也是赏赐之意，而且这种赏赐与惩罚是相对而言的。第三部分，关于“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这里面“德”多家注释借助《说文》，为“升”。关于“凶德”的描述，孔传：“下去凶恶之德，立善功於我国。”《左传·文公十八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姦为凶德。”《孝经·圣治》：“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邢昺疏：“凶谓悖其德礼也者，悖犹逆也，言逆其德礼则为凶也。” 南朝梁何逊 《行经孙氏陵》诗：“成功举已弃，凶德愎而违。” 清唐甄 《潜书·居室》：“上德者少，凶德者少，中德者恒多。中德者，道之善则善，道之不善则不善，唯凶德不移。”

由此可见，“凶德”具体指的是违背道德带来凶灾的行为。第四段关于“施实德于民”中“德”的解释为迁都的政治行为，也多指“劳而有功”为实德，结合起来就是统治者要努力给民众创造实实在在的好处。“式敷民德”中对“民德”的解释，大多解释为平民阶级的行为善于不善。这两句中的德基本指向于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是统治阶层对民众负责的行为。

总的来说，殷商时期是人类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各种人文思想开始涌现，关于殷商时期的“德”，可以明确的是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之义，而是一种“德”早期的一种行为义，所以就决定了“德”在出现的同时，开始结合含有一些褒贬之意的词语进行搭配，开始有了向善的行为义。并且在殷商时期，继承了五帝时期所实行的德政，开始在王德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了民德跟臣德，这就说明，殷商时期，开始对各种政德进行分类来治理国家，开始正规化跟条理化。

参考文献：

[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35.

[2]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77.

[3]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钱宗武.尚书[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489.

[5]梁涛.孟子[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182.

[6]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77.

作者简介：

伦凯升，男，汉族，山东人，硕士，宝鸡文理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