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平 张达孝

摘要：论文从公共管理学科视角，梳理了中国当前社会风险的来源及其表征，解析了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形式及其结构，探讨了中国当前社会风险治理的制度安排。论文认为，中国当前社会面临现代化和现代性多维叠加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社会价值冲突、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失调和社会冲突增生;中国当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暴力群体性事件、利益冲突维权事件、集体性敌视现象和普遍的社会抱怨四种形式，这种形式的结构类似“冰山模型”，暴力群体性事件和利益冲突维权事件处于冰上模型上部，集体性敌视现象和普遍的社会抱怨处于冰山下部，而且这四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矛盾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种矛盾转化存在极大的社会风险。论文建议，建立和健全应急管理制度，防范暴力群体性事件，调解具体利益冲突;建立和健全社会整合制度，防范社会排斥风险，降低集体性敌视;建立和健全政治参与制度，防范政治冷暴力风险，减少社会抱怨。

关键词：现代化转型;社会风险;特征;形式;防控

目前，中国已然进入社会风险高发的转型时期。不同的学科视野关于社会风险的实质及其治理对策的认识不尽一致。政治学科的话语体系认为，社会风险主要源于敌对势力，表现为政权合法性和制度优越性与否，治理途径依靠政治斗争;经济学科的话语体系认为，社会风险主要源于落后的生产力带来的物质文明不发达，治理途径依靠经济发展;伦理学科的话语体系认为，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治理途径依靠道德教化。本研究试图从公共管理学科视角，认识社会风险的本质及其表征，探讨中国转型时期社会风险治理的制度安排。

一、中国当前社会风险的来源及其表征

一般意义上而言，社会风险源于社会的变迁与转型。20世纪60年代，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著作中明确指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并断言“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意味着动荡”。后续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人均GDP达1000美元以后将进入社会风险高发期”以及“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等看法。20世纪80年代，贝克、吉登斯等著名的社会风险理论家认为，现代性虽然在某些领域降低了原有的社会风险，但是，同时极有可能引致前所未有或全然不知的社会风险。

（一）中国当前社会风险的来源

目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最为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现代化发展浪潮中，中国社会既存在亨廷顿所界定的现代化中的风险和动荡，又存在贝克、吉登斯所定义的风险社会的风险。简言之，现代化和现代性是引致社会风险爆发的重要来源，而且现代化和现代性带来的社会风险具有多维叠加性。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风险随着改革突破深水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而逐渐减弱，但是，现代性所引致的前所未有的或全然不知的社会风险必然随着社会转型逐步凸显。我们党和国家对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社会风险认识非常理性，在党的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特别是在2015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为我们清醒认识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社会风险给出了准确的判断。

（二）中国当前社会风险的表征

一是社会价值冲突。社会价值多元，目标难以统一，很难协调互补，必然导致价值冲突。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及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之间存在多元价值，目标统一难度很大，形成协调互补的格局十分团难，行动目标的一致性的缺乏必然导致具体行动很难协调互补，价值冲突必然难以避免。

二是社会结构失衡。社会结构失衡既表现为社会结构要素比例失调，又表现为社会结构要素组合失序。具体而言，社会结构要素比例失调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发展失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之间关系失调，人口比例和分配比例等失当。社会结构要素组合失序主要表现为，劳资矛盾、征地拆迁、执法纠纷等社会矛盾冲突不断，甚至引起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三是社会关系失调。社会关系状态是社会结构的外在表现，社会结构的失衡直接导致社会关系的失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发展失衡，直接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关系紧张;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之间关系失调，直接导致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畸形;人口比例和分配比例等失当等直接导致劳动关系失控。劳资矛盾、征地拆迁、执法纠纷等社会矛盾冲突不断，甚至引起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直接导致各种社会关系全面紧张。

四是社会冲突增生。社会关系失调必然加剧社会冲突。社会冲突增生是社会关系失调的必然结果，社会关系失调必然加剧社会矛盾冲突。多元社会价值冲突、社会要素结构失衡、社会关系状态紧张是社会冲突增生的社会根源。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多元社会价值冲突不可避免，社会要素结构失衡是一种常态，社会关系状态紧张时有发生，因此，社会冲突增生的风险极大。

二、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形式及其结构

社会风险的积累和演化，必然加剧社会矛盾，危害社会稳定。因此，化解社会矛盾就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风险治理的首要任务。正确应对社会风险，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必须正确认识社会矛盾的形式及其结构。长期以来，学界简单地将社会矛盾“泛化”为社会上存在的一切入与人之间的矛盾，认为只有因社会结构缺陷、社会分配不公、社会关系不顺、社会目标偏差、社会政策失误等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特别是阶层与阶层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才能称得上是社会矛盾。

本研究依据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和数量规模，将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归纳为四种形式：一是暴力群体性事件。暴力群体性事件（含极端个体行为）即“泄愤”事件，数量最少，但对抗性最强、破坏力最大。二是利益冲突维权事件。利益冲突即“维权”事件，数量较多，但参与者行为有不同程度的自律，尚属可调可控。三是集体性敌视现象。集体性敌视现象，数量很多，但停留于内在的心理层面和外在的语言文字，一般不诉诸行动。四是普遍性社会抱怨。普遍性的社会不满，数量最多，主要表现为相对剥夺感，强度最为平缓。按照管理学的“冰山模型”解释，暴力群体性事件、具体利益冲突作为“冰山”的上部，是外显的，容易被认知;集体性敌视、普遍的社会抱怨作为“冰山”的下部，是内潜的，容易被忽视;但“冰山”的下部更具决定作用。这不仅体现在数量规模上，也体现在对立性质上，普遍的社会抱怨、集体性敌视这两个层面上的要素内在地决定了具体利益沖突或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在这个“冰山结构”中，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可以相互转化，既可以自下而上转化，也可以自上而下转化，而且转化并非严格依次进行，完全可以跨越式跃迁。

三、中国当前社会风险治理的制度安排

任何社会都有风险，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风险茫然无知或麻痹大意;任何社会都有矛盾，矛盾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仅不解决反而激化矛盾。从公共管理学科视角考察，有效防范社会风险、成功化解社会矛盾，必须依赖良好的制度安排。依据社会矛盾的不同形式及其结构，可以建立和健全社会风险治理的制度体系。归纳起来，首先应该建立和健全三种制度：一是应急管理制度;二是社会整合制度;三是政治参与制度。

（一）建立和健全应急管理制度，防范暴力群体性事件，调解具体利益冲突

暴力群体性事件和具体利益冲突二者都具有外显性，而且对抗性强，属于公共突发事件范畴。按照十八大关于“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的刚性要求，首先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事中的应急处置制度建设。具体而言，应该严格区分暴力群体性事件（含极端个体行为）和具体利益冲突，对前者坚决实施“刚性”“强力”维稳，对后者则采用调处、沟通、谈判、协商的办法，建立和健全包含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党政主导群众维权机制等方面制度体系。

二是事后的社会矛盾化解制度建设。应急处置只能控制事态不致恶化，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依靠诉讼、调解、信访、仲裁与行政复议等构成的“组合拳”。如果政府相关部门态度认真负责而非敷衍了事，所运用的“组合拳”灵敏、高效、有针对性和互补性，则可以将大量的具体利益冲突吸纳在制度之内，既减少具体利益冲突向暴力群体性事件的转化，也减少同类群体性事件的反复发生。

三是事先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建设。相对于事中应急处置和事后矛盾化解，源头风险治理往往事半功倍。源头治理的当务之急就是做实做好重大政策决策和重大项目审批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如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是严肃、高效的，相应的决策与执行是适当、有备的，则可以大幅减少因政策与项目决策问题而引发的具体利益冲突。

（二）建立和健全社会整合制度，防范社会排斥风险，降低集体性敌视

产生社会排斥的原因是市场竞争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缺失。市场竞争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缺失导致公众存在身份区隔的风险，因此，需要建立和健全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实现社会公众有效整合。

一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度建设。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施“一部分人先富”的“大政策”有其合理性;但现在必须终止这一“大政策”。市场的功能是促进效率，政府的责任是确保公平。这些年来市场和政府朝着同一个方向即效率着力，经济高速增长，“公平”却因责任主体缺位而受到冲击。政府必须回归“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的职能定位，放手让市场去竞争、求效率，自身则专注“公平正义”，努力消除市场“马太效应”的消极后果，通过一系列建章立制和有效监管，确保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再也不能利用职权人为地“划分等级搞倾斜”，制造更大的不公平。

二是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常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都非常重视民生建设，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但民众的满意度却赶不上财政投入的增长率，这就涉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问题。值得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已将社会保障的重点由具体的项目转为“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家“十三五”规划都反复重申“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在实际的政策上予以具体体现。

（三）建立和健全政治参与制度，防范政治冷暴力风险，减少社会抱怨

政治冷漠和社会抱怨的背后是因为有效政治参与的缺失。有效政治参与的缺失的根源在于政治参与的透明度、权力运行的可控性以及民眾参与的可行性的缺失。因此，有效防范政治冷漠，减少普遍性社会抱怨，必须建立和健全阳光政府制度、权力监督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

一是阳光政府制度建设。公开、透明是政治参与的前提。公共事务相关信息都应当按照“公开是通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明确规定属于“例外”的极少数事项的名称及其暂不公开的时限。应当认真实施各级财政预决算公开，各类公务办事原则、流程及结果公开，“三公”（公车使用、公款接待、公款出国）消费公开，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及其公开，领导干部个人与家庭财产申报及其公开，领导干部个人与家庭重大事项报告及其公开。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二是权力监督制度建设。首先是强化以权力监督权力，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建立健全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特别是在地方党政机构、国有垄断企业这个层面，在征地拆迁、建设规划、人财物管理使用等关键领域;其次是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在社会监督中的主力军作用，应尽快将对媒体的管理纳入法治轨道，尽早出台国家《新闻法》，结束由个别部门、少数人员说了算的局面;再次是适度放开各类社会组织对政府事务的监督。

三是公众参与制度建设。改变目前过于重视科技理性、领导决断与专家话语，而将公众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的状况，通过建立健全诉求表达机制、协商民主机制、群众工作机制等，完善民众的政策参与。

诚然，上述制度安排不少已经存在，但有少数流于形式、难有实效，或分属不同部门执行，呈现“碎片化”状态;还有的则是久议不决。因此，必须通盘设计，统筹规划，狠抓落实。这是社会矛盾化解对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迫切要求。

基金项目：宜昌市2019年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立项项目“转型时期宜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长效机制研究”（ysk19kt010）。

作者简介：朱华平（1979-），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张达孝（1977-），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及高校学生思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