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传法 朱玉芬

一、《李太白诗卷跋》概述

苏轼书《李太白仙诗卷》（图1），又称《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太白诗卷》，纸本，行书，李白诗二首（一说此两诗为逸诗，非太白作，《李太白文集》所不载）。自署书于元祐八年（1093 年），彼时苏轼58 岁。凡20 行，计205 字。纵34.4cm，横106cm。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清人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著录。

《太白诗卷》多有后人题跋，金代有蔡松年蔡珪父子、施宜生、刘沂、高衎等人，明清之际有张弼、高士奇、沈德潜等人。观后人跋文，既评其诗也评其书，施宜生谓“颂太白此语，则人间无诗；观东坡此笔，则人间无字”。两首诗中，“第一首娓娓道来，仙气拂拂，引人入胜。第二首凄清空逸超脱人寰。书则第一首灵秀清妍，姿致翩翩，后十句渐入奇境，变化多端，神妙莫测。第二首驰骋纵逸，纯以神行人书合一，仙气飘渺，心随书走，非复人间之世矣。此书境界，颇难企及。”

二、《李太白诗卷跋》举例

启功曾赞金源一代书法曰：“黄华米法盛波澜，任赵椽毫仰大观。太白诗仙题尾富，中州书势过临安。”[1]启功所言，金代书法总体上超过苟安于临安（今杭州）的南宋书风。诗中指出了王庭筠、任询、赵秉文皆是金源之大手笔，为金朝书法之最高成就者。此外，诗言“太白诗仙题尾富”，即是指金人对《太白诗卷》的题跋，除蔡松年跋文外，还有施宜生、刘沂、高衎、蔡珪四篇题跋。五题跋前后相连，甚为可观。胪列如下：

1.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号玩世酒狂，又号萧闲老人。祖居余杭（今浙江余杭），长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入金后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天会三年，从父降金。官至尚书右丞相，加仪同三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1159）卒，时年五十三岁。谥号文简。蔡松年学养深厚，文辞清丽，尤工乐府，有《蔡松年集》《明秀集》行世。

图1 《太白诗卷》

元好问《国朝名公书跋》中云：“百年以来以书名者，多不愧古人。宇文太学叔通、王礼部无竞、蔡丞相伯坚父子、吴深州彦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见，行辈后先为一时。”[2]这“一时”的书家，泛指金代初期以书法名世者。在元好问看来，只有宇文虚中、王竞、蔡松年父子、吴激、高士谈此六人书艺高超，不愧于古人。元好问作为金末旗帜性人物，一代文豪，且于书法有着宏深造诣，其所言当有据而来。然而检阅相关文献，如《金史》《大金国志》《续资治通鉴》《宋人轶事汇编》等，在蔡松年小传里，却没有一言评其书画的记载。可见蔡松年对苏轼的崇尚更多地表现在文学及人格上，书画风格的尚苏或许只是爱屋及乌的结果。

1）书法风格受苏轼的影响。目前，所能见到蔡松年唯一传世墨迹是《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的跋文（图2）。行书。通篇观之，含蓄深厚，淳古圆润。全文十七行，近二百言，行距均等，无一笔萦带，字字独立。题跋时似娓娓道来，不激不励，温蓄清和，神定气闲。字的结构较为团结，大多取右上倾斜之势，与东坡书相类。用笔有宋初蔡君谟意味，此跋文又启后人之书风。整体气象仿佛与元代赵孟頫书风趋同。

图2 蔡松年跋《李太白诗卷》

通过蔡松年与苏东坡书法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图3）。从蔡松年《李太白诗卷》跋文中挑出八个字：来、雨、与、山、之、有、洞、作，亦从苏东坡相关书迹中找出对应的字。可以看出，从字形的开张到字形的姿态，有较大的相通之处。与结字相比较，二者用笔的相似度则更为显著，如“来”字最后一笔捺画作“反捺”，朝左下收笔的处理方式，二者如出一辙；“雨”字的横折笔皆作“方折”状，同样“与”字的横折笔则用“圆转”处理，字的形态都作倾斜状。这诸多相互吻合的用笔形态及用笔习惯，显然不是巧合，而是蔡松年对苏轼书法风格的刻意追摹。当然对苏轼的崇尚不仅仅表现在书法的技法风格上，而是从技法层面到书作所呈现的气息及精神气质，皆作极力模仿。从《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跋文的文本内容亦能领略到蔡氏对苏东坡的崇敬之情：

图3 蔡松年集字 上 苏东坡集字 下

“……盖太白云，虽事涉荒怪，然决非火食肉人所能赝作。嗟夫，二公未遗世时，世皆以谪仙目之，今当相从于阆风弱水之上，醉笑调歌，灵音相答，皆九霞空洞中语众不可，盖后复有神游八表者，传诵而来，洗空万古俗气。吾老矣，尚或见之。正隆四年闰六月，西山蔡松年题。”

以东坡为仙，洗空万古俗气。蔡氏对东坡的崇敬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2）人格修为受苏轼的影响。蔡松年在金代文学家中，是“爵位之最重者”，一生可谓官运亨通。他不仅在书法风格上与苏东坡趋同，在文学上同样追慕苏氏，特别在词的创作上受到了苏氏的重大影响。蔡松年的全面尚苏，客观上是受“苏学盛于北”的大环境的影响，更深层的原因是其由宋朝转而仕金的特殊身世而带来的心境所致，在苏东坡那里，蔡松年似乎找到了能消解其或仕或隐矛盾心理的良药。

蔡松年入金时不满二十岁，受儒家“夷夏之变”的传统思想影响深刻，不肯轻易降金。现实又不可能让他回到北宋，金初时只能随父在其父幕府“管勾稽文字”。尽管在以后仕金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优渥的待遇，甚至官居尚书右丞相。正是这种亨通时运与朝际更迭的境遇的相悖与冲突，使他心中有着难以抹平的苦闷，时常流露于词文书画中。他在赠省都李彧的《雨中花》序中言：

仆自幼刻意林壑，不耐俗事，懒慢之癖，殆与性成……长大以来，遭时多故，一行作吏，从事于簿书鞍马间，违己交病，不堪其忧。求田问舍，遑遑于四方，殊未见会心处。闻山阳间，魏晋诸贤故居，风气清和，水竹葱蒨。方今天壤间，盖第一胜绝之境。有意卜筑于斯，雅咏玄虚，不谈世事，起其流风遗躅。故自丙辰丁巳以来，三求官河内，经营三径，遂将终焉。事与愿违，俯仰一纪，劳生愈甚，吊影自怜。[3]

不难看出，蔡松年词文中流露出的林丘之志、归隐之想，这种雅好林丘、心向归隐的心境，在蔡松年的诗词里呈现出一种清新之气，形成了其清旷超逸的艺术特色。这种词风的形成，从文学渊源上看，除了自身的遭际因素外，重要的是其自觉追慕并皈依东坡的结果。加之他天生喜好田园，故在对文学传统的继承方面，特嗜“东晋奇韵”与东坡词风。“在现存84 首萧闲词中，提及‘东晋奇韵’之类的词句不下20 处，而东坡词的影子更是处处可见，不仅具体的词句、用字，颇多取自东坡词，而整篇之神韵，亦多有类坡词者”。[4]

魏道明注蔡氏《明秀集》时，也以东坡为宗，几乎首首、句句都在向东坡处寻找依据和源头。今天阅读蔡氏词，同样能感受到无所不在的东坡风味，且尽得其词之神韵。可见蔡松年词在创作风格上自觉以东坡为宗可成定论。究其取法苏东坡的缘由，就其个体角度来看，“或许是因为苏轼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身处逆境而能圆融通达、超然物外的人生哲学，对处于有着仕隐之思矛盾心理的蔡松年来说，不啻是一方良药。只有如此，方可通过萧散风神与闲逸襟怀的展示，逐渐消解内心的冲突达到心理的平衡”。[5]身为汉人转而仕金的蔡松年，对金朝的统治怀有不满，却又无法改变金朝给与高官爵位的现状，一直纠结于出仕与逃遁的选择中，这种仕金而又怀有故国情绪的矛盾使他痛苦，常常借诗词、书画为载体来排解愤懑无奈的心情。无疑这也成为金初仕金宋人的普遍心理。这一心理直接导致与蔡松年有相同境遇的辽、汉士人追慕苏轼书法的主要动因。

图4 施宜生跋《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

2.施宜生（1090-1160），字名望。初名逵，字必达，福建建州人（《金史》卷七十九《施宜生传》称邵武人，《中州集》卷二施内翰宜生小传称蒲城人），北宋政和四年（1114）进士。在宋朝时官职卑微，尝从范汝为军，兵败被执。后逃入金，得以重用，官职翰林侍讲学士。1159 年为宋国正旦使。施宜生高才明敏，诗文俱佳。“通书艺，书法步履苏轼，姿媚而劲爽”。今存世墨迹有《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跋文，铭石书《普贤洞记》。[6]

施宜生特殊的命运，使得他至今成为一位争议人物，今日对他的关注体现在学术上，多是对其使宋泄密事件的辨正。在戏剧等艺术形式中也常对施宜生的特殊境遇进行再现与演绎。施宜生的最大成就是在文学艺术上，在相关史料中偶有记载，如南宋使节曹勋《松隐集》卷三十七《记施逵事》：“建人施逵，字必达，顷在上庠，小才无所成。”[7]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三记载：“建贼范汝为本无技能，为盗亦非本心……建之士如欧阳颖士、施逵、吴琮者，善文章，多材艺，或已登科，皆望风往从之。”[8]

从上述资料可见，对施宜生有扬有抑，褒者言其“少负气才”，贬者言其“小才无所成”，这种背道而驰的评述，或源于作者的不同立场，但无论褒贬，多是从其人品质诗文方面而言，并没有涉及其书法。而恰恰是施宜生的跋文使得他的墨迹得以流传，从而在金代初期书坛有一席之地。（如图4）通览施宜生跋《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其“用笔沉稳，笔力雄浑。圆中见方折，可谓苏骨颜神，温润醇厚，劲健练达。”[9]此番描述大致能反映施氏的书法风格特征，但不乏溢美。启功的评述更趋理性：“他若苏书太白诗卷后诸跋，备有蔡松年、蔡珪诸家之迹，皆一代文献，不徒笔法之美。而江左书风，张即之外，俱未有能迨者矣。”启功认为，太白诗卷后诸跋“不徒笔法之美”，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未及江左的妍美风流。令人费解的是，启功视张即之为江左书风的代表，显然与张氏“过分地乞灵于粗细的对比”而形成的“拘谨小巧”的书法特征不符。但有一点不能否认，这些跋文即“笔法之美”之外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施宜生跋文著录如下：颂太白此语，则人间无诗；观东坡此笔，则人间无字。今有丞相蔡卫公所题，则人间无所启其喙，纵复妄发，适为滓秽。清虚此卷，当有神物护持，自非夙缘，留名十洲三岛者，未易得见。矧擅有而藏之者，岂陆行人哉？二公仙去己久，卫公且谓，复有传九霞空洞中语而来。仆敢言萧闲住世，今此身是，何谓尚或见之耶。施宜生谨书。

从题跋中可以品出两方面信息：一是由施宜生对苏东坡诗文与书法的推崇，可知苏东坡书法在金朝初期文人士大夫中的影响之大，可谓天下景从。细观施宜生书法，显然与蔡松年书法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结体已不像蔡书那么团结，而是较为放纵，笔调灵活多变，显纯雅气息。此时施宜生己经没有了金初蔡松年那样的拘谨文人气息，而是平添了任情恣性的挥洒。或许是由金人的崇尚彪悍强健的秉性影响所致，不再羁于含蓄内敛的樊篱之下。一是施宜生对蔡松年的崇敬。蔡松年官至相位，为“爵位之最重者”，题跋在先，施氏对其尊重亦是情理。《式古堂书画会考》卷十中给出另外缘由：“……宜生辈于松年辞极推重，书必提头，此当时谀佞之风也。”跋文一脉相承，后贤解读著录，真切地透视了当时社会风气之一端，体现了跋文书法之外的史料价值。

3.刘沂，金朝前期人，生卒不详，《金史》《大金国志》等均无记载。正隆四年（1159）闰六月，尝与施宜生、高衎、蔡松年诸名家继蔡松年后为苏东坡书《太白诗卷》作跋。（如图5）尹葆力评其“通书画，字法苏、黄，笔画沉着，结体雍容”。[10]观其书作，结字仍近苏轼，并无黄书痕迹。字字独立，大小均匀，犹如算子状，全无跌宕之意。多用方笔，骨力有余，而意蕴不足，故结体难有雍容之态。在《太白诗卷》所作五跋中，当属下者。正如跋中所言“此帖清奇超妙，蔡卫公首发明之，施先生继品题之。顾如晚进，安敢措辞于其后哉。姑记姓名，以见荣观之幸焉”。[11]据词意，推测其时当仕宦在朝并追随于蔡氏者。

4.高衎（？—1167），字穆仲，辽阳渤海人。“敏而好学，自少有能赋声。同舍生欲试其才，使一日赋十题戏之，衎执笔怡然，未暮十赋皆就，彬彬然有可观”。[12]高衎二十六岁进士及第，可谓少年得志，惜“词赋不传”。观高衎跋《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如图6）笔法精致，结字稍取纵势。与刘沂墨迹相比，结字显纵长，虽字字独立，无有连带，字与字之间较为茂密，姿态妍美，行气更显贯注。显然高衎的字迹多一些凌厉之势，不仅备苏氏之面貌，同时受米芾影响颇多。高衎跋文称：“太白清奇出尘之诗，老泉飘逸绝伦之字，非卫公品题，无以发明。施老以为二公仙去已久，萧闲今此身，是诚非虚语。”

除墨迹之外，高衎还有铭石书迹存世。天德四年（1152）四月书《传戒大师遗行碑》，此碑拓文收在《北图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字迹已不甚清晰。尹葆力评其书迹“碑文书法体兼褚遂良、虞世南，结字精严，笔画劲拔，清雅可观”，[13]此言可信。由拓本书迹看，仍然能看到苏轼书风的影子。通篇宏大，用笔无一懈怠，结体精严之外，亦颇有神采，总体气息高出其墨迹书法一筹。

图6 高衎跋《太白诗卷》

5.蔡珪（1131-1174），字正甫，蔡松年之子。《中州集》卷一《蔡太常》记载：蔡松年七岁能赋《菊》诗，常常出惊人之语，日授数千言。天德三年中进士，擢第后不赴选调。求未见书读之，学识广博，号为天下第一。蔡珪作为蔡松年之长子，其在文学上的影响不低于蔡松年。因为“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蔡正甫为正传之宗”。[14]元好问视其为“国朝文派”之宗，可见蔡珪在金世宗时期，已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持者，起到了领袖作用。蔡珪除了拥有金源文派之宗的崇高地位外，书法上，也有不俗表现。在元好问提及的金初善书者中，即有蔡珪。因与蔡松年的父子关系，通常以蔡丞相伯坚父子称谓。元好问曾言：“自大学至正甫，皆有书名，其笔法如出一手。前辈之贵家学，盖如此。”[15]蔡珪崇苏书法风格的形成，首先因其家学的影响，是对蔡松年书风的继承。观其唯一流传墨迹—跋《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如图7）可以看出蔡珪书迹面貌多有蔡松年之遗风，如将二人书风作一对比，能发现其不同之处。蔡珪章法较其父茂密，结字较为紧密团结，同时弱化了用笔的提按，不乏灵动气息。比蔡松年书法平淡清雅的气息似乎少了些饱满丰盈，显得锋颖毕露，那种蕴藉流美之气已经不复存在。总体而言，蔡珪注重了笔锋的变化和结体的参差，少了些温润气质。毕竟蔡珪去北宋稍远，已近金并立的南宋书法对金代书风的影响朝中期，书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崇苏的审美大环境依然是这一时期的的主流，故一时难以脱掉苏轼书风的藩篱。同时在蔡珪身上，看到了家学传承的重大影响。

图7 蔡珪跋《太白诗卷》

三、苏轼对金代初期书风的影响

检阅文献，金朝“书艺事迹，至少专论，文献简略，年代虽近，墨迹罕传”。[16]金朝初期，更难得墨迹。以上五人，除蔡珪稍后，属金代中期文人外，其余四人，皆紧随蔡松年其后，为地道的“异代之才”。因题跋《李太白诗卷》，而使得墨迹流传，使后世得见金初书法面目。“金人笔墨世尤罕见，当与苏公所书并传……今之传世中，元人墨迹尚可得，金人墨迹甚少。此不仅坡公书法高妙，诸跋字迹皆佳。故各书大略，后之览者，当并跋宝而藏之。”[17]

不论以上金初五人的书法佳与不佳，能题于《李太白诗》卷后，与苏轼书迹一并流传，毫无疑问，此五人是“一时名辈”。事实上，苏轼的《李太白诗卷》卷本身，“笔墨苍奇，纸色完好”，在清人高士奇眼里，《李太白诗卷》是与苏轼《寒食诗帖》并论的惟一墨迹，“惟《寒食》诗与此卷流传”，艺术水准颇高。能与苏公所书并传，从一侧面反映出，蔡松年父子、施宜生、刘沂、高衎等人在金初的较高地位，他们的墨迹很大程度上反映并体现金代初期的书法水准及审美趋向。

苏轼在金初的影响甚众，作为北宋余绪的仕金文人，不论在人生态度、学术思想，还是文学及艺术门类，大都以效仿苏轼为标尺，一时天下景从，“从苏学”成为金初的时代风气。从他们遗存的书法并立的南宋书法对金代书风的影响墨迹看，也契合了这一时代特色。“苏东坡、米元章、张即之（1186-1263）为金之学者所推崇，书学楷模。”[18]在这几家中，尤以崇苏为最。从仅存几幅墨迹看，金初完全继承了苏轼书风，这种崇尚“苏学”的趋势，是北宋末年文化环境的一种惯性承接，也是书法艺术自身一种无意识的自然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