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欣

一、晋商书迹的概况

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称雄商界五百多年，创造了惊人的业绩，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我们仍可以通过晋商遗留的书迹唤起对那段岁月的记忆。晋商书迹主要包括书信、账簿、票贴、商书等，与晋商的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时间上看，晋商书迹主要集中在清代民国，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历史；从地域上看，晋商书迹跨越国内外，不仅在山西商人的集中地祁县、平遥、太谷等处书迹众多，且南到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东到大阪、长崎，西到塔尔巴哈台、喀什葛尔等都留下了众多的晋商书迹；从内容上看，晋商书迹涉及民俗、科技、语言、中外交通等方面，几乎涵盖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0 世纪80 年代，山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著名收藏家、著名钱币学专家刘建民先生整理著录的《晋商史料集成》问世，使许多从未见诸世人的一手资料呈现在广大学者面前，从《晋商史料集成》中收录的书迹来看，其种类齐全，数量丰富。例如，书中所收录的书信数量就达到了九千二百多封，分为商函和家书两大类。商函是当铺、票号、银号、布商、粮商、茶商、药商等之间的往来信函，提供了不同行业之间的交往线索，将市场、商品、价格等相互串联形成信息网，便于彼此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家书展现了组成晋商群体的个人在阔别家乡之后与亲人、朋友之间的对话，真实地透露出他们在漫漫商路上的情感与喜怒哀乐。除了书信以外，其他晋商书迹同样展现了晋商的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等的众多细节，这些资料以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独具魅力的艺术价值，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对晋商文化的研究中来。《晋商史料集成》中所展示的晋商书迹不仅为后人研究晋商的经营活动、经商策略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补充，而且对研究和探讨晋商书迹的书法艺术也大有裨益，对这些书迹的书法艺术价值和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充实书法艺术宝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晋商书迹的书法艺术价值

早期，学者们对晋商书迹的研究多从其内容出发，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在“文革”时期的研究有所停滞外，其余对晋商书迹的研究多集中于晋商的发展、兴衰以及经营之道。20 世纪80 年代，刘建民先生倾三十年心力，孜孜不倦多方搜集，日积月累将有关晋商书迹汇集成册，通过对这些原始文献资料的解读，使得晋商在经济史、商业史等方面的研究有了更大的进步，使我们通过文献再次感受和触摸到兴起于贫瘠黄土高原的人们如何走出民间，带着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去探索和总结，最终形成晋商。以上这些研究均表现出“就商言商”的视野局限而忽略其艺术价值，对书迹所具有的艺术价值的研究远远不够。事实上，晋商书迹绝大多数由当时的学徒、账房先生、信房先生等书写，其中一些手书文字的书法艺术水平是很高的，通过对这些手书文字的研究，不仅可以透露出时代书风对晋商书迹的影响，而且也反映出晋商的书风特点。学界之所以对晋商书迹的艺术价值关注甚微，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晋商经营范围广，晋商书迹遍布国内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散落在国外的书迹一时无法觅得或早已失传，这就无法对晋商书迹的全貌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因而也就不能把晋商书迹归为一个系统性的研究对象；其次，由于晋商称雄商界数百年之久，其产生的晋商书迹数不胜数，并且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研究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最后，晋商书迹在书写过程中有一些程式化内容，例如记载货物、运输时间、运送地点等，这些以实用为目的的书写给书法界学者们的印象只是文字遗存，而不具备书法艺术研究的价值。

图一 光绪二十五年一月立协同信票号三原总结账（局部）

然而，我们纵观中国书法史，“乾嘉”以前的一千二百多年，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书风一直位于书坛正统，直至“道咸”时期，出现了由帖到碑的转折期，尔后碑学迅速崛起并取代帖学，清末民国已是碑派书法一统天下。在这样一个主流书风不断推进与演变的过程中，殷商甲骨、简牍帛书、瓦当砖文、楼兰残纸、敦煌写经、契约账簿不断发掘，为书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让书家从传统的碑、帖之外看到了新的美学观点，对书法艺术有了更新的认识，期间甲骨文、敦煌写经等成为一时显学，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中国书法史的空白。乔棕在“第二届当代青年书法教育论坛”中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在新世纪，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发现更新的书法资源，但能对已知的书法资源做出新的解读和运用方式，这对于中国书法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1]晋商书迹的书体大部分为楷书、行书，隶书、篆书偶有所见，有的端庄稳健、有的古朴凝重、有的行云流水，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如图一、二所示）。因此，对晋商书迹进行艺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宽学术视野，同时也可以对山西书法史乃至中国书法史做一定的补充，具有不容忽视的书法艺术价值。

图二 宣统二年八月初五日田继魁致连的信

三、晋商书迹的特征

（一）地域性

一个地域的地域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地域各种文化艺术的总体风貌。在已有的地域性特征中，对这一地域的文化艺术可以起到理论上的支持作用。晋商书迹是山西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因此，地域性特征影响着晋商书迹的形成。明清时期山西自然条件恶劣，地狭人稠，因此，外出经商常常是晋商的不二选择，他们背井离乡，远涉塞外不毛之地，期间遇到的各种风险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他们顽强进取，一步步拓展事业，开辟出继我国丝绸之路衰落后兴起于清代的又一条国际商路。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晋商磨炼出了吃苦耐劳、崇尚简朴、不畏艰险的优良品质，处处散发着阳刚之气。表现在晋商书迹中，其书风与晋商的地域性特点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几乎没有欹侧夸张的怪异之美，大都是对传统书风的继承和发扬，虽然晋商书迹的侧重点不是将书法创作与书法审美放在首位，但其仍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晋商书手们这种日常记录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似乎与艺术创作毫不相关，但却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雄伟壮阔、质朴自然的阳刚之美，这种审美趣味本身也与端庄工稳、字迹清晰、易于辨认的书写准则相统一，符合晋商大众群体的审美要求，与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学识深度相吻合。

（二）实用性

晋商书迹中的账簿、书信、票贴等是通过书写来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从书写的实用性这一角度出发，晋商书迹要求书写相对工整，字迹清晰，易于准确辨认等。在特殊情况下，比如遇到某种紧急事件需要节约时间快速书写，会表现得略微粗糙，甚至龙飞凤舞。不管怎样，晋商书迹字里行间凝聚着晋商的智慧、感情与理想，晋商忙碌的经营生活是晋商书迹的重要来源，或稚拙或成熟的线条表现均来源于现实生活。正如丛文俊先生所述：“从现传世和出土的各类古代书法作品来看，绝大多数是实用的文字遗迹。对古人来说，三千年的书法史只是文字应用的一个自然过程，并不是今天讲的‘艺术创作’，书法史不能视为艺术创作的发展史。”[2]因此，虽然晋商书迹的实用性造成了它与当下艺术创作的旨意不同，但其作为“实用的文字遗存”为研究晋商文化艺术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三）民间性

晋商书迹具有显著的民间性特征。学界书法家们常常将民间文字遗存作为民间书法来看待，“民间书法，顾名思义来自民间，而所谓民间，其主体自然就是那些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头百姓。这些平头百姓中，有账房库管、有抄经手、有铸刻工匠、有戍边官兵。尽管他们身份卑微、文化不高、生活窘困，但由于长年累月的书法，磨砺了一身过硬的本领，成为民间书法的主体。”[3]民间书法为研究古代历史、风俗人情、典章制度提供了可靠依据，并推动了中国书法的发展与演变，使得无意识的创作逐渐转变为有意识的行为，从而进一步发展为自觉的书法，为书法理论与创作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民间书法是中国书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书法文化的宝库和艺术源泉。

本文将晋书迹定义为民间书法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晋商以经商为重，书手们一般为学徒、账房先生、信房先生，这些人一般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底层读书人，跻身当时书家之列的寥寥无几，名留史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就决定了书手们不可能成为文人书家。二，晋商书迹以实用为基础，而文人书家对书法的钟爱并不是以实用为目的，而是以审美为追求，传承有序、稳中求变是他们的书法特征。三，晋文书迹数量众多，就书信来看，目前已知的就有九千二百多封，这么庞大的数量仅个别书家是难以完成的，也就说明了书手们的书写技能是普遍性的而非专业性的，而文人书法的书写者一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书写时专业性更强。四，晋商书迹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书风多变，书写质量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而文人书法则经过一定的训练，在时间、精力上的投入更多，因此书法作品质量精良。综上所述，晋商书迹被定义为重要的民间遗存，即民间书法。

然而，一部完整的书法史，离不开各个时期影响书体形成与发展的民间书法。纵观中国古代书法史，甲骨文、敦煌写经中许多经典之作恰恰出自民间书家之手，在叙述书法史时如果将书法的民间性泯灭是不完整的，正如《敦煌写经丛帖》出版前言这样说：“在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书法长河中，产生了丰富而多彩的书体以及数不胜数的不朽作品，至今为人所乐道。然而，有一种书体形式，在其创制、发展乃至成熟时不被书法主流所重视，不能步入书法艺术朝堂，其后由于历史原因尘封近千年，几乎被人遗忘，仅仅一个偶然的考古发现，才为人们所关注、熟悉重视。这就是现在书家们常常提到的敦煌写经书法，并称之为‘写经体’。敦煌写经书法以其丰富的艺术内涵、高超的书法技艺、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书法史上确立了自己应有的艺术地位。”[4]可见，敦煌写经并没有因为它的民间性而失去价值，同样的，晋商书迹因产生和服务于民间而具有强烈的民间性，晋商书迹的书手们是构成书法艺术的实践者，是构成民间书法的主要部分，正是因为这些民间书手的参与才能使艺术产生强大的生命力。正如书法艺术每一种风格的形成不可能只有少数名垂青史的书家所为，普通民间群众的不懈实践亦可推动书法艺术向更高层次迈进。

（四）自由性

晋商书迹数量众多，风格各异，表现出自由的书写风格。书手们在书写时虽然都遵守约定俗成的书写规矩，有时显得略微程式化，但是还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这是由于书手不同而造成的，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文化修养、个性差异等使得晋商书迹存在不同的书写风格。此外，不同的书手在书写过程中由于心态不同、环境不同、书写时选用的书体不同，进一步造成了书写风格的千变万化。这些书迹，在用笔上更加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虽然与经典法帖相比少了藏锋、逆入等动作，但表现出一种阳刚之气；在字体结构上高低、宽窄、欹正、开合、避让等表现丰富，形态各异；在章法的处理上，顾盼、呼应等恰到好处，或疏可走马或密不透风（如图三、图四所示）。

综上所述，晋商书迹的书法风格表现出一种自由的特性，是一种非自觉的艺术。从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来看，更多的人是为了艺术而进行艺术创作，晋商书迹表现出的“无意乃佳”的书写状态正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只有把这种无意而为之的心态融入创作，才能使作品更自然，否则犹如今天的“展览体”，雷同的书风必然令艺术创作失去生机。

图三 光绪九年宏盛当记清单（局部）

图四 清代王振荣诵格言楷则要元普生意论（局部）

四、总结

晋商书迹是明清至民国时期山西商人生活的缩影，这些书迹在实用书写的大背景下，融入了书手们对书法艺术的理解与创新，并表现出了属于晋商自己的个性风格和内在精神。晋商书迹出自于传统书法的范畴但不囿于传统，拓宽了书家视野。因此，晋商书迹对当代书家的书法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用笔结构到章法布局都带给人们新的启迪。此外，晋商书迹书法艺术价值的彰显也是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精神的感悟与弘扬，与晋商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辉煌的晋商书迹史。目前对这些书迹的书法艺术价值和特性进行初步研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对这些书迹进行充分的挖掘与应用，定会是一项艰巨而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