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显清

元业叔姓李，名元业，曾是我们在故乡生活时的庄员（庄邻），也是我父亲的挚友。我们属同一社，两个庄子。那会儿，社里每逢红白事时，两庄子的人就攒集起来共同去帮助事主家。

元业叔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比我父亲小六岁，上有一姐和一哥，九岁时父亲因病过世，在母亲及哥姐的支持下一直读书到高中毕业，那个年代里，在当地算是高文化的人了。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元业叔细高端正的中上等身材，时常穿着整洁得体的衣裤，黝黑的头发，留着“三七”式分头，爱穿双高靿厚底系着带的白球鞋，显得很标致。据说当年他篮球打得特棒，在校期间是篮球队的主力。

元业叔于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那年也是刚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他倒是参加了那次高考，但名落孙山，出于多种原因，未再复读，就回家入农劳动了，天天去生产队里挣工分。按元业叔的话说，那时山区的教育质量极差，学生们到了学校，时常被组织起来去队里干农活或修整校园之类的，不怎么看书学习，老师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平时也懒得讲授，几乎天天混日子。

元业叔无论干啥都能吃苦耐劳，再加上有文化，很受村委负责人的待见。另外，他思想进步，辍学后不久就入了党，尔后，又被挑选至隶属县农业局的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驻我乡防雹站当零时工。夏秋两季，为防雹雨袭击庄稼，在当地北部的数个山乡均设有防雹点（俗称“炮点”），配有一门“三七”式高炮。每遇到黑云翻滚自北部天空涌来时，炮点的工作人员就装上碘化银炮弹，对着那些黑云浓密之处开炮，当地俗称“打过雨”或“打炮”。载有碘化银的弹头入云爆炸后释放大量热量，将云里凝结成的冰雹熔化后变成雨滴落下来，起到了化雹为雨的作用。

当然，那门炮不是随便能开的，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每逢雷阵雨来临之际，工作人员就紧守在那部专用电话机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令，只有接到他们的应允后才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开炮。据元业叔透露，开炮前，先是省级主管部门与兰州军区有关部门协商，确定那会儿的雨云中及云上一定范围内无飞行器后才逐级指令下属部门，逐级转达，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开炮，每次所用的炮弹数量一般不限。

我家地处一山坳大湾处，离当地炮点有两公里多，因大山阻隔，看不见炮点。每次打炮时，我们在家的话就会闻及自炮点处传来有相当音量的响声，此时若站在院子里抬头望天空，就见一连串火红的弹头陆续入云，随后自云中传来断断续续的沉闷爆炸声，尤其在夜间，煞是壮观。打炮时传来的声响随炮筒方向的变化而变化，时大时小。打炮需三人配合，一人左右上下地打方向盘调控方向，一人一下下猛踩启动器，连续发射炮弹，另一人需及时装弹。

小时候，当预感到有雷阵雨来临时，我们有时会到炮点现场守候，伺机凑热闹，遇到打炮时就兴致勃勃地观看。当然，出于安全考虑，这时元业叔不会让闲杂人员接近炮台，大伙只能站远处。为防止巨大声响对耳膜的刺激，我们会紧盯着操作人员的动作而及时紧紧捂住两耳。随着炮筒口冒出的阵阵白烟，枚枚火炭般红的炮弹头喷出，飞速射向对准的云端，与此同时传来阵阵闷响，并能感到地皮的震颤……打炮结束后我们趁机上前抢捡弹壳，带回家玩耍。

通常，每枚约一尺长的炮弹是被装进白色或淡绿色的专用硬塑料管筒内密封起来后码放在配备的木箱内保存着的。打完炮后的弹壳和那塑料管筒上面不回收，元业叔们收集起来送人或自用，截去多余部分后可用来当笔筒，装调料、洗衣粉等的。那时，父亲常要拿回家来使用，尤其那塑料管筒，裁截至适当的长度，再配上盖，便是装刷牙用具的好物什。

每年夏秋两季里，素常炮点上最少得留两人值班，几人轮流，二十四小时坚守岗位，其余人员暂可回家自由活动，一旦有雷阵来临的迹象时，大伙再不约而同相聚炮点，严阵以待。元业叔在炮点上前前后后总共干了四十多年。期间，虽说薪水菲薄，但他无怨无悔，勤勤恳恳，除按时“打炮”外，还得时不时将那门炮擦洗保养一番。平日里，为防止风吹、雨淋、日晒及其它意外情况，高炮不上子弹，身着厚实的黄色帆布外套，每每雷阵雨来临前才解衣装弹，全副武装。

元业叔年近三十岁那年又被推选为我村村委书记。这样，除日常农活外，既要履行村委书记的职责，又得兼顾炮点的工作，不过，他对哪一件事都没耽误过。在他担任村委书记一职将近三十年之久的时间里，始终尽心尽力，忠于职守。那时的村干部均由村民担任，上面不发工资，每年年终时，三个村干部（书记，村长，會计）凑在一起，拿上秤，带上麻袋，去挨家挨户收取点粮食作为劳务费，有的人家还不愿给好粮食。遇到那样的情况时，元业叔也不怎么在乎，更不发牢骚。村长、书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但日常的零碎事还真不少，除不定期组织村民开会，传达有关政策法规外，还得时不时为有些村民“断官司”。因他主事公道，向来对事不对人，向理不向情，在任期内化解了诸多村民间的矛盾，稳定了村里的局面。

在元业叔的张罗奔波下，村里修建了村委办公室和党员活动室，并配备完善了部分办公设施。后来，当他看到村里其它三个社尚未通自来水，还赶着牲口搭着水桶去山泉驮水吃的现状后急在心里，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争取啃下这块硬骨头。他走乡里、跑县上，一遍遍找相关部门苦口婆心地表达诉求，经过一番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一现实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不久，在他的操持下，又争取到了整村推进项目，村里五个社各修建了一个广场，打上了水泥硬化路，且户户门前均铺通了。依托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绩，元业叔在村里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和拥戴。

除务劳好庄稼，干好村委书记的本职工作，打理好炮点上的事而外，元业叔还搞起了一些副业。他在当地的水渠保护站上打过十来年零工，到过甘肃武威、窑街等地贩卖过羊绒、羊皮、羊毛、洋芋等的。有时起早贪黑，奔走他乡，倒也吃了不少苦头。真应了那句话，世间自有公道，付出就有回报，元业叔以一贯吃苦耐劳的精神，通过个人的艰苦努力，有力缓解了家中的困境，早早脱了贫，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先后将一儿一女供帮上完学就业后又协助他们买了房，成了家，自己还在县城买了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二手房。

元业叔不仅能写会算，也能说会道，颇有口才，再加上生性活跃，风趣幽默，人品又端正，干啥事都认真踏实，尽心尽力。故此，多年来，每逢村里谁家有红白事时，大伙就不约而同地推选他负责主持，喜事上当“东爷”（司仪），丧事上是“主丧”（丧官），每次他都会乐乐呵呵地接受任务。无论是谁家的事，元业叔均会主持办理得顺顺当当，圆圆满满，深受大伙的好评。

元业叔与我父亲是多年的至交，二人一直常有走动，无话不谈，还时不时会相聚畅饮一番。他一直尊称我父母为“哥嫂”。我清楚记得，那时每每酒酣耳热之际，元业叔常常高歌几曲，唱点当地人耳熟能详的民间小调、酒曲之类的。他的歌声时而清亮高亢，时而悠扬婉转，极能吸引感染人。

我上高中和大学期间，两弟也在上学，家里经济境况时常显得很是紧巴，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时，父亲就去找元业叔借，而每次去了，元业叔都是有求必应。这点上，当年他确是帮了大忙，值得我们终身感念。父母向来硬气，轻易不向人开口求助，尤其是借钱，唯独对元业叔例外。那时他的孩子们还小，家里开支不大，常有些积蓄。再后来，在元业叔的介绍举荐下，我父亲入了党，还担任了十来年的村主任。

两年前，元业叔待卸任了村委书记，办理了炮点上的离职手续后，老两口离开了故乡的山村，前往大通工作的儿子家里，替他们照看孩子，享起了天伦之乐。不过，他与我父亲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和往来，相互间时常打电话闲聊一番。近几年，我父亲身体不好，和我三弟一家在乐都县城居住，元业叔每次路过那里时，总不忘去看看，二人叙叙旧，唠唠家常，这样对我父母也是一种莫大的心灵安慰了。

如今的元业叔已过花甲之年，但身子骨还算硬朗，没啥大毛病，一天与老伴儿含饴弄孙，再者，子孝媳疼，生活过得倒也幸福自在，其乐融融，优哉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