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青海师范大学）校园里的波斯菊开得可真欢啊！秋天的阳光下，白色、黄色、紫色、粉红色、深红色，各色花朵多姿多彩，轻盈艳丽，繁茂绚烂，一畦畦的颇有野生情趣。走在花中的青春少女，自有一种格外的美丽，成为后来大学生活最好的回忆，并进入我的笔下写作凌须斌的这篇文章。借用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尾句赞一个：“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屈指数来，“故园三十二年前”。1982年国庆节，我刚入校不久，历史系81级王定邦牵头组织，全校来自冷湖油田的职工子弟聚会，忽拉拉到了二十几号人。不用说都是兄弟姐妹，大家亲切得不得了，兴奋得不得了，唱啊，跳啊，笑啊，闹啊，真是不亦乐乎。内中有一位个子高高大大，眼睛笑咪咪的男生，自我介绍“中文系80级凌须斌，江苏镇江人”，又能说，又能唱，又能吃，又能喝，话语诙谐，反应机敏，气场特别强大，不但男生喜欢，女生更加爱慕，成了聚会的中心人物。

王定邦向大家伙儿介绍说，今年暑假，凌须斌曾有一个轰动高原大学生的壮举。7月12日早晨，熬夜看完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他和同班同学李建海，挥手作别西宁古城的云彩，开始了骑车长途漫游的征程。一路上，过甘肃，穿陕西，越河南，二十几天跑了3000多公里，到了齐鲁大地的泰山脚下。可惜那时候打电话不方便，更没有手机随时通报、电脑即时微博，所有的影响都是后来听说的。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堪称当代第一拨驴友。我们想象着那样的漫漫长途，两个大学生骑车东行的风光，与旧时唐僧西天取经大有不同，真是羡慕得不得了。

这就是我和须斌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我们终生友谊的开始。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无日不见，每天中、晚餐端着饭盆，坐在校园随便哪个角落，听他侃大山、讲笑话，一顿淡出鸟来的饭食，居然吃得有滋有味。我这个地理系学生，仅有的一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和外国文学概论常识，也是先从他和中文系其他学长那儿知道一鳞半爪，再到图书馆或新华书店找书苦读。譬如，他们说“要了解西方现代文学，绝对绕不过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我就赶快去读《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集》，那些突然而来的漂亮句式和华丽词语，让我遭遇了心中的一个梦和一团火。又说“欧丽雅娜·法拉奇（OrianaFallaci）是20世纪最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和小说家之一”，我就赶快去读《风云人物采访记》，不但买了简译本，并且买了全译本。再说“台湾有个龙应台，以热烈似火、犀利如锋的杂文，同她生活的那个丑陋世界短兵相接，她是你们湖南衡阳人”，于是“龙应台旋风”从台岛刮到了万里以外的高原学子心中。

须斌在他们班学习成绩优秀，性格活泼可爱，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毕业分配时，他私底下跟我说：“以后要想干一番事业，得有一个大企业支撑。我们是油田职工子弟，在西宁也没有什么人脉，青海这个地方又比较排外，还是回油田稳妥些。”他就这样踏上了西去的路程，到了离西宁1200公里的花土沟镇，成了青海油田西部职工子弟学校的一名高中语文教师，我的弟弟妹妹后来都成了他的学生。

须斌离开校园后，我在湟水河畔苦熬着青春岁月，罗高河成了我的带头大哥。我们继续办文学社、广播站、学生会、师大报，各种社团活动接二连三，让我从不同的方面接受锻炼，学到了书本以外的许多知识。我与须斌通信不断，彼此交换两地信息，互相砥砺，以期将来。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股“沈从文热”，《边城》《长河》成为我们顶礼膜拜的文学作品。学校图书馆有一套五卷本《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一版一印，印数15000册。第一卷散文，1.75元；第二、三卷短篇小说，各1.80元、1.90元；第四卷中篇小说，2.10元；第五卷文论，1.60元，合计9.15元。我看过后，非常喜欢，先是到西宁市各书店寻购，无功而返，写信到出版社邮购，说是早已售磬。图书馆规定，学生每次只能借3本书，还后再借，借期最多3个月。我先借了前3本，几天后，再拿一个同学的借书证借来后两本。半年后，图书馆一再催我还书，我谎说书丢了，被告知必须课以5倍罚金。当时学校给我们生活补助费每月20多元，家里每个月再给20元，刚够开销，现在要我一个穷学生一下子拿出45.75元，困难可想而知。为了偿还这笔巨债，我整整吃了一个月的豆腐乳和四川榨菜。罚款总算缴了，我也因营养不良而昏倒，看病和补充营养又花了20多元。当我把这事告诉须斌后，他马上给我寄来50元钱，拿着汇款单的那一刻，我的泪水溢满了眼眶。我后来能成为一个写作者，与《沈从文选集》对我的影响不无关系。我们老甘家2013年荣膺全国首届“书香之家”的藏书经历，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将近30年了，我们无数次见面小聚，电话、邮件、微信不断，但两人从来没有提及过这件事，也许须斌压根儿就不记得了。

1986年夏天，我谢绝罗高河再三叫我留在學校团委的要求，义无反顾地踏上前往柴达木盆地的道路，先是在青海石油管理局教育处做干事一年，接着到了《青海石油报》，开始了欢欣与痛苦并存的岁月。我在创造“西部之西”这个文学版图时，以“聚宝盆”为主阵地，后来又创办“柴达木广场”综合副刊，培养、扶持了一大批文学新人，甚至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一些工人从野外小队调进了二级厂矿机关，一些机关干部拿起笔来写起了小说、散文、诗歌。在那个喧哗与骚动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柴达木油田居然一下子涌现出了十几个文学社团，我也无形中成为他们某一时段的交集中心。虽然也有那样一些人将我当做跳板，“一阔脸就变”，或者尚未过河就拆桥，但绝大多数是正直善良懂得感恩的，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和纯洁的友谊。2002年5月初，我在敦煌七里镇四方宾馆，与须斌和几个朋友正聊得高兴，一个至今还在文学门外徘徊的人，见我之后扑地跪在面前，一个劲儿地说：“我对不起您！对不起您啊！”闹得众人面面相觑，我和须斌至今还是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冷湖与花土沟相距300公里，我经常来往于两地，每次去花土沟首先要拜望的自然是须斌。他那时在西部名声响亮，口若悬河的演讲才能，丰富充沛的知识储备，满面春风的天生表情，两斤不醉的海量豪情，让他走到哪儿都有一大帮朋友。那些野性难驯的井队钻工、采油工，都以结识凌须斌、与他喝过酒而自鸣得意。就像民国年间人们动辄说“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样，花土沟的小伙子到处炫耀“我的哥们凌须斌”。可以说，在当时的西部之西，“凌须斌”的名字就是一张最好的饭票，朋友们走到哪儿都有人管吃管喝。

那一回，我随着教育处老处长李大全等人，到学校听须斌的作文公开课：《如何进行逆向思维》。只见他健步走上讲台，根本不看教案，轻轻一咳，微微一笑，音调铿锵，出语惊人：“逆向思维也叫求异思维，现实生活中即有鲜明一例，就是我们在敦煌城里看到的反弹琵琶。”又随手拈来一个“司马光砸缸”的典故，说：“由于司马光年幼，无法通过爬进缸中救人的手段解决问题，因而他就转换为另一手段，破缸救人，进而顺利地解决了问题。”这样新颖独到的讲解，不带一句重复的话语，不但增加了中学生的求知欲，也让听课的老处长眉开眼笑，赞叹道：“小凌老师果真名不虚传啊！”我据此写了一篇特写《一堂别开生面的作文课》，发表在《青海石油报》上，这应该是世人描写须斌的第一篇文章。

1988年，敦煌石油轮休基地建设好后，盆地内的中学开始搬迁，须斌也到了基地中学，成为李正强校长麾下的得力干将，进入更宽广的天地纵横驰骋。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文学兴趣和写作才能，他在校园里办起了渥洼池文学社。渥洼池位于敦煌市西南60公里处的南湖农场。据敦煌遗书记载，西汉时有一个名叫暴利长的囚徒屯田敦煌时，在渥洼池设计捕捉到一匹野马，献与汉武帝刘彻，刘彻见其马体态魁伟，骨胳非凡，以为是他最尊崇的太乙真神赐予的宝马，起名为太乙天马，并作《太乙之歌》。从此，渥洼池成了天马的故乡，也成了天马的代名词。须斌亲自撰写发刊词：“我们要用十五六岁新奇的感受，以十五六岁独特的目光，来反映周围的环境和社会，从我们的折光里来映现当代青年学生的心灵历程。”“我们相信，美好的明天是会在开拓中闪光的。”

我将这篇《渥洼池随想》发表在《青海石油报》，并配发他几个学生的习作组成一个专版，顿时引起了油田师生们、家长们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反响。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这可能是须斌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自从认识他以来，我一直坚持创作不休，作品发表不断，但只见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每每劝他把那些精彩的故事、人物、语言写下来，他总是“笑而不答心自闲”。就连我在大学毕业前夕，主编的青海师范大学第一部学生文学作品集《这里也是一片沃土》，从头至尾也没见他的半个字。可一旦真的写作起来，就鲜有人能与他相颉颃。

谓予不信，请看《西去路漫漫》的开头：“通往柴达木油田的路逶迤在中国西部苍茫的戈壁滩上，也逶迤在人们的心头，漫漫西去长路上所诞生的许多悲壮故事，已永远地熔铸在荒凉的土地上，萦绕在人们的心头。”这样的语言读来如闻天籁之声，如果没有曾经生活于斯的深刻感受，是断然不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准的。再说那篇长达七八千字的《苍茫与原始的诱惑》，写的是他随同茫崖行委的同志深入昆仑西缘景忍山一带考察野生动物的情景，我至少读了十几遍，只能发自内心地赞叹：“I服了YOU！”我经常鼓励油田作者阅读须斌的散文，希望他们从中得到良多的启迪。

等到十几年后，当我再见须斌时，他已经出版了6部散文、报告文学、新闻作品集：《西去路漫漫》《圣火高原》《行吟无涯》《走进瀚海有多宽》《军魂耀昆仑》《昆仑雪韵》，近200万字，数十次获省部级新闻、文学奖，数十篇作品被收录进《中华散文百年精华》《中华当代散文大观》等各种选本，参与编辑出版十几本文集，入选《青海文艺家传略》《中华文艺家大辞典》等。我既惊叹于他每天喝得腾云驾雾，还有如此旺盛的写作能力，也感佩于他愈写愈精、愈写愈神的创作才能。我在最近写作《西部之西地理辞典》《盆地文坛艺苑轶事》时，一些词条和轶事就征引自他的那些美文。譬如“花土沟”这一词条，就来自于他的散文名篇《夏天到花土沟来看山》：“面对花土沟，你会悚然一惊，山也有这个样子的么？被雨水冲刷的沟壑，像是被犁铧深深地耕耘过，干坼的黄土被漠风一遍遍地剥蚀，皱皱巴巴。花土沟孤立于中国古代山水诗审美意境之外。”严重赞赏最后一句！也许有人能够想到，但为什么没有人写出来？

那时我极力向报社头儿推荐他，希望能够把他调进报社，为油田新闻事业增添新鲜的血液，开创一种崭新的盆地办报局面。无奈报社多的是初中生，一个甘某就够他们头疼的了，再加上后面来了一个青海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康文训，须斌又是我们的铁哥学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怎么可能还会自寻烦恼呢？直到我调离西部之西，梁泽祥先生从局党委宣传部调来担任《中国石油报》《青海日报》记者站站长，经我极力举荐，梁公慧眼识才，须斌得偿所愿，并很快成为一颗令人眩目的新闻之星。两年之后，须斌接替梁公担任站长，后来兼任油田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年，中国石油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首屆百佳新闻工作者”，须斌榜上有名。《青海日报》的领导和同志们则告诉我，须斌是他们所有驻站记者中发稿最多、质量最高的一个。

柴达木盆地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生命的禁区”就是它的外在标签。原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李敬当年在油田视察时，曾不无感慨道：“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别说工作，只要能待住，就是睡大觉，生活下去，也是英雄啊！”柴达木油田的英雄们不但呆下来了，生活下来了，而且以三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积60年2万多个日夜之功，造就了一个千万吨级的大油气田！无数的英雄儿女中，秦文贵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而宣传、推广这位全国重大典型、首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须斌功莫大焉。自1995年采写发表长篇通讯《井架坐标》后，秦文贵开始逐渐为外界知晓，1999年中央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黄金时间连续推出关于秦文贵的报道，那些有良知的新闻界同行在署名时，都没有忘记写上“凌须斌”3个字。

一个新闻记者一辈子能够摊上一个好题材，写出一两篇好文章，那是多么幸运，又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须斌的机遇正是青海油田二次创业的黄金时期，大量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例风起云涌，几届油田领导对他委以重任，真是应了他当初的预期“大企业支撑大事业”啊！他不但加入了青海省作家协会、中国石油作家协会，而且成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荣获“2010抗震救灾优秀摄影家”称号。每当捷报传来，我和家人都在千里之外的湖南衡阳，为他把酒临风，祝贺再上层楼。

须斌天生的福相，天生的好脾气，没有一般文人的酸腐清高，但心智很高，情商也很高，因此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人缘可不是一般的好。他有一个绝招，就是任你随便说一句话，哪怕你是在骂人，他都能往下接龙，而且天衣无缝合人心意。那些年，中国许多文化名人都往敦煌跑，到了敦煌都要会一会须斌。像著名作家李若冰、贾平凹、陈忠实、肖復兴、雷抒雁、赵瑜、杨志军、张洪波、刘元举，大导演张艺谋，棋圣聂卫平，相声大师姜昆，等等，都与他有过茶酒之叙合影之欢。他甚至与到格尔木炼油厂视察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都有过合影，这是一个新闻记者的无限荣光。2000年10月，须斌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出访奥地利，采访当时的议长、现在的总统海因茨·菲舍尔（HeinzFischer），人家居然主动挽起他的左胳膊，拍摄了一张红花衬托绿叶的照片。每当提起这段域外往事，须斌顿时满面红光神采飞扬。

我和妻子1992年调回家乡，须斌先后来过两次雁城。第一次是与爱妻许新革新婚旅行，时在1994年金秋十月。说来有趣，须斌喝遍北方无敌手，堪称西北第一杯，孰料在衡阳走了麦城。那天在衡阳啤酒厂，营销老总刘显辉听闻须斌酒名之盛，特地安排厂里几名美丽的公关小姐前来作陪，我则退居幕后观战。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贤主、嘉宾，恰应了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四美具，二难并。”须斌豪气干云，逸兴遄飞，吟诗作赋，杯杯见底，现场气氛之热烈，可谓该厂迄今所未见。几个小时下来，公关小姐们面泛酡红，花枝乱颤，眼看着须斌一摇一晃地想站起身来，皆拊掌齐呼：“倒也！倒也！倒也！”一代酒仙应声不起，只听轰隆隆一声玉山倾倒，哗啦啦一片碗盘飞溅，真个是人仰马翻不亦乐乎。日后提起衡阳美女美酒，须斌总是感慨不已，说：“佩服佩服！不得不服！”

第二次是2001年8月，须斌有了爱子凌航，锵锵三人行。啊，对了，好友徐继成也随同一起来了。我们畅游湘江，登临南岳，走访石鼓书院，赏不完的美景，叙不完的友情。那日看到一场结婚盛典，驻足观望节目主持人搞笑，继成夫子问道：“似此等司仪，索价几何？”我回答：“大约一二千元吧！”继成说：“这厮比起须斌来，可就差得忒远了。”我和妻子当年在冷湖结婚，就是须斌主持的，现场效果那可真叫一个好。须斌以婚宴、寿宴“金牌司仪”饮誉塞外名城，朋友们有好事都找他，不是朋友也托朋友来请他，有时一天两三场，他竟然忙而不乱，应付裕如。我问他一场下来红包多少，须斌挠挠头说：“他们都拿酒相抵销，不但分文未得，相反的有时碍于人情，还得再贴一个红包。”我闻言大笑：“现在内地城市的司仪都已经走向市场，你在西北也应导入商品经济观念，既然已经做出了凌氏品牌，不收红包就是扰乱中国庆典市场。”继成大呼：“徐某做你的经纪人如何？不怕那些熊们不派利是！”焉知回到敦煌当天，即有人在门口坐等，说是家有喜事，可把您给盼回来了，一把拽上车去。继成闻讯赶到，正想报价商量，人家根本不听，大着舌头说：“喝酒喝酒！开心开心！”得！又混了个酒醉饭饱，人人叫好。

2011年秋天，须斌调离敦煌，到了中石油海南销售公司党群处（企业文化处）任职，结束了与妻儿长期分居两地的生活。从此，西部之西少了一道风景；从此，西部之西多了一些传说。

【作者简介】甘建华，湖南衡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文化学者，地理学教授，书画鉴藏家，中诗网驻站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