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的一个夏天，我赶到兰州大学，参加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全国统一“对外（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考试”，取得了良好成绩，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高级）证书》。2007年5月，教育部正式通知，派遣我赴蒙古国高校任教两年。

赴蒙古国前夕，在2007年暑假，国家汉办委托清华大学承办，在清华大学本部和清华大学河北发展研究院（廊坊）两地举行的严格培训。这一期培训共有118名学员，全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语言（英语或汉语）专业的教师。我也参加了这次培训。

培训班期间，我改编了当时由我独力创制、使用、渐趋成熟的“精品课程·现代汉语”课件，并演示了这个适应对外汉语教学的Microsoft PowerPoint（PPT）课件，反响很热烈，汉办和学员们纷纷点赞好评。培训班因此指定我在结业典礼上逐件点评了培训期间学员们所制作的18个风格各异的中国文化和汉语教学课件。

2007年9月18日，我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作为中国政府公派的汉语教师，任蒙古人文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汉语教研室教授教职。

刚到乌兰巴托不久，蒙古人文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高大的蒙古姑娘朝伦，就带我乘她的威猛大越野车满城奔驰，为我寻找合适的居所。当我们登上城市西北的高地，放眼望去，整个乌兰巴托尽收眼底。这座城市只有很少几座直插云霄的高层建筑，肯特山在东北方若隐若现，博格达山下清澈的图拉河奔向西方，太阳辉煌地照耀在辽阔城市上空，城市看起来恢宏平坦。令人恍然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实际上，乌兰巴托并不遥远。

在原苏联长达60年的浸染影响下，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形成了一种俄罗斯——蒙古式的独特城市风格。以著名的苏赫巴托广场为中心的“井”字形布局的大小街道，显然是早年精心规划和努力建设的结果。但是由于建成于久远年代，街面道路已经显得破败。且车水马龙，人车混杂，拥挤不堪。城里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住宅小区，几乎每座居民楼都有电梯，但这种电梯容积小得像大衣柜，站三个人就显得拥挤。

蒙古人文大学没有规整严密的校园，学校就坐落在著名的苏赫巴托广场东北角的街道边。校园和所有小区、单位一样都没有围墙。两座楼房一片院落，就囊括了全部的教室、图书馆、艺术馆、体操房、行政和教师办公室，甚至包括一个食堂。全体学生都是所谓的“走读生”，看起来，蒙古高校不存在教职工住房和学生的住宿等等后勤问题。

从2007年到2009年两个学年中，我承担了本科一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共9个班和8名研究生的总共6门课（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汉语听力口语阅读、中国简史与国情、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的教学。每周上课时16节到22节，工作量实在是充分饱满啊！

我在青海省海西州当年的怀头他拉公社，有过三年的下乡经历，那时候，还记住了几个蒙古语单词。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蒙古话是咋说的。

好在蒙古国居民的外语水平不低，很多人都会说俄语和（或）英语。我不能说蒙古语，上街买菜，日常交往的时候，只能说英语，大家都能很顺利的交流。我给房东打电话，也必须使用英语，否则大家都陷入交际困境。

蒙古学生也喜欢学习汉语，孩子们掌握语言很有天分，一学就会。我的学生，一名叫赞娜的漂亮哈萨克女孩子除了哈萨克语、蒙古语之外，已经掌握了好几种外语：英语、俄语、朝鲜语，正在学习汉语。她一有机会，就会找我来说汉语，进步很快。

在蒙古国的大学课堂上，我以英语作为教学中介语，结合实际，尽量减少阐述，多做语言习得训练，课堂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可能是经费问题为主的种种原因，汉语教材在那里十分金贵。乌兰巴托的几所大学的图书馆和城里的书店我几乎都走遍了，却也见不到更多的汉语书籍。虽然人文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些我国高校和国家汉办赠送的汉语教材，却做不到全部借出来让学生人手一册。上课用的教材只好由我自编，再用笔记本电脑编辑教材和讲稿，随时瞅空利用教研室的复印机，尽量多印几份，随着课程进程发给学生，改变“凭空听课”的旧习。学生很高兴，有兴趣。

蒙古大学教学中的考试方式很灵活很多变。也可以说很随意，很不讲章法。我认为，还是应当坚持基本要求，不可放弃底线。我的所有考试，全都考前制作出书面试卷，坚持闭卷考试，考后正规阅卷评分，卷子可以查阅，禁绝“相面打分”，分数数据坚持有充分依据。这种刻板的做法，也曾经引起一些学生的不满和抗议，甚至个别老师的误会。但是最终为师生所称道。

有一次考试结束后，一群女生围上来没完没了地叽叽喳喳，那种夹杂着蒙古语、汉语和英语的语句之间，似乎是埋怨我，要请老师给个“说法”。我叫其中汉语口语学习比较好的阿伦图雅同学给我说清楚一点。她就一字一顿，郑重其事地说：

“老师，您这样对我们考试，我们都要不能成：单、身、汉、了！”

“什么？”我实在是感到莫名奇妙，就大声问：

“你们是这次考试没考好，很不高兴是吗？可是，这与‘单身汉有什么关系呀？”

这一问，几个姑娘就都举着砖头一样的精装《蒙汉大词典》怼到我眼前。我拿过一本，看到她们手指的一个西里尔文的蒙古语单词，该词条下面的蒙古语汉语双语解释的多个义项中，有一项是“单身汉”，还有一项是“获得学士学位的人”。

啊！原来如此！我只好先解释“一个单词可能具有多个义项，而在不同语言中并不对等”的情况，说明“考试和成不成单身汉没关系”，听得她们也嘻嘻哈哈起来。再接着进行鼓励：一次考试不理想，没事儿，别气馁，继续努力学汉语，获得学士学位，莫问题！她们这才散了。

除了上課，我还和我的学生们经常去乌兰巴托的各个博物馆参观，孩子们抢着给我当翻译，语言学习的效果很明显。

平时我常给蒙古学生教唱中国歌曲，推广“青海民歌”。在乌兰巴托国家青少年宫，我登台高歌一曲《青春舞曲》，下台后，被簇拥的孩子们抛向空中。

国外学习汉语的大学里，“汉语节”是一件盛事。蒙古人文大学的2008、2009年度汉语节组织、指导和节目编排，语言指导，都由我承担责任，工作圆满成功。

我担任了2007、2008、2009年度共四次HSK（“汉语水平考试”）和2009年5月30日的新HSK实验测试的蒙古考区大考场的主考官。

我负责组织完成了人文大学学生的作文比赛，参与了蒙古国第二届大中学生汉语作文比赛的阅卷工作。

第六届、第七届“蒙古国汉语奥林匹克暨中国2008、2009年世界汉语桥大学生、中学生中文比赛”的选拔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都又分初、中、高三级），是蒙古国汉语教学界的非常重要而又非常琐碎繁重的工作。承蒙蒙古国汉语教师协会信赖，他们把这些麻烦的工作都委托给我做。为保证试卷不出错，保证其信度和效度，保证其准确和精致，我曾经多次整星期地伏在电脑前面，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不顾颈椎增生，遑论腰酸背痛。最终圆满完成了两届比赛的成套（每年六套）试卷的拟题印制任务。

蒙古国参加中国2008年首届“汉语桥”中学生中文比赛的准备工作在2009年夏天暑期进行，我主导了参赛选手的赛前辅导，最终取得了骄人成绩：蒙古队获团体三等奖，一名选手获个人二等奖。

在蒙古国忙碌的工作之余，我写了三篇新闻稿，及时反映了蒙古国的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推广的情况。三篇文章发表在蒙古国国家级通讯社唯一的汉文报纸《蒙古消息报》上（2009年4月1日、29日、6月3日）。文章和相关图片同时刊载（上网）于国家汉办官网。

在蒙古国的业余生活充实丰富，2008年冬天，我们几位中国教师朋友自费去蒙古北方的额尔登特、达尔罕两个城市旅行。2009年春天，和中国志愿者老师们一起去乌兰巴托以东观光，我们购买了树苗，植树造林，为茫茫荒漠抹上一点儿绿色，感到十分欣慰。

我和几位公派汉语老师经常光顾“蒙古国家大剧院”，领略由蒙古艺术家们演绎的中国话剧《雷雨》以及世界著名歌剧、舞剧。我们也常光临电影院、展览馆、博物馆，走进书法、绘画、摄影的艺术殿堂，登临巨大纪念碑之山，远足滔滔图拉河畔，参观总统府，跻身节日的苏赫巴托广场……我们作为中国的教师，文化的使者，也感受着这些无比丰富辉煌的人类文化。

当我告别的时候，我的蒙古同事朋友和许多蒙古学生，表达了依依惜别的美好情谊，甚至流下了真挚的眼泪，我将会永远记着他们，珍藏他们的友谊。

两年时光，我写下了30万字的日记。这些日记，结集为《乌兰巴托并不遥远》，由青海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日月何其忽淹兮，遣蒙教学的岁月，忽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写下此文，以郑重纪念之。

【作者简介】刘钦明，青海循化人。青海民族大学退休教授。学术论文22篇，发表于国内核心学术期刊。评论、札记、科普文章、散文、新聞稿约23篇，发表于国内外报刊、文学期刊。长篇日记体纪实文学作品《乌兰巴托并不遥远》，青海民族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