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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生命的意象叙事

2020-09-06程莎莎

北方文学 2020年12期
关键词:理想意象生命

程莎莎

摘 要:意象作为作家对客观物象主观化的表现,在丰富作品内容、加强叙事效果的同时,也表达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内心情怀。红柯在小说《生命树》中通过自然、神话和民俗三类主要的意象书写,从不同视角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和主题。用意象推动叙事发展,为小说增添了诗意色彩和神秘感,更具民间趣味,体现出草原风情的独特意味。

关键词:《生命树》;意象;意象叙事;生命;理想

“中国叙事文学是一种高文化浓度的文学,这种文化浓度不仅存在于它的结构、时间意识和视角形态之中,而且更具体而真切地容纳在它的意象之中。”[1]吴晟在《中国意象诗探索》中指出,意象是“艺术家内在情绪或思想与外部对象相互融化、融合的复合物,是客观物象主观化的表现”[2]。叙事作品的意象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更深刻地揭示了作家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作家的思想。红柯在《生命树》中,书写了不同类型的意象,这些意象贯穿整部小说,推动了小说叙事发展。从对四个女性在不同阶段角色的生命体验描写,表达对草原女性生命的赞美;从探索生命新生到死亡的历程,思考自然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灵魂的归源。红柯用意象丰富小说的叙事,使故事叙述具有诗意和神秘色彩,也更富有民间趣味和文化内涵。《生命树》中,红柯描写的意象主要有三类:自然意象、神话意象和民俗意象,这三类意象不仅丰富了故事内容,加强了小说的叙事效果,也是作家对自己创作主题和内心思想的表达。

一、自然意象:生命意识的表达

“中国人遵循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很早就养成对自然景物的敏感,常常体验着自然物象的人间意义和诗学情趣。”[3]红柯在《生命树》中最先表现的就是自然意象。这些自然意象与人物生命相联系,成为叙事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物生活和命运的导向。小说核心人物马燕红在她人生最美好的年纪遭遇强暴,生活完全转变了轨迹。在生命的低谷,她却从四棵树河源头处子般的溪水和泉眼中,从神秘的“太阳雨”中感悟了自然之道,领悟了生命真谛。在四棵树河的上源,“有许多细如蜘蛛网的小溪以及星星点点的泉眼……太阳雨跟这些细流混在一起”[4]。红柯写到溪水、泉眼、“太阳雨”等自然意象,水的特点即纯净、清澈,水与女性之间的微妙联系在传统文化中就有体现。《红楼梦》中贾宝玉就有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现代文学大家沈从文善借助水这一意象关照生命。如荣格所说:“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引、压倒并且同时提升了他寻找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超出了偶然的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5]水是滋养万物的,是生命的源泉。新疆大漠中的那些细流更是自然生命的奇观。红柯在这些意象上寄寓着自己理想的生命意识。正是“那些处子般的溪水和泉眼让我想到我曾经是一个姑娘”[6],马燕红在自然物中感受到姑娘的美好,感受到生命的纯净与豁达。老子《道德经》中也讲“上善若水”,人类最美好的品性,正如水的品性。红柯正是在水这一意象上寄寓了对自然生命的感悟,并透过小说人物马燕红的生命体验,探视生命自然本真的纯净与美好、善良与豁达。另外红柯还写到洋芋这一自然意象。洋芋一直贯穿在马燕红的生命中,对马燕红的人生有特殊的意义,也是作家借此对生命本体的关照和感悟。洋芋的生长条件极为恶劣,生命力却极强。马燕红在洋芋这一物象上感受到了非凡的生命气象,所以她之后的人生选择了种洋芋。洋芋还能治疗伤疤,它也治好了马燕红的伤疤,让她重获新生。红柯对这一意象的选择和描写有受萨满文化中“万物有灵”论的影响,也有庄子齐物论思想的体现。他将人的生命和自然物的生命相联系,借由自然意象表达对人生存和生命的思考,即生命在困境中的坚强与美好。文中还有大漠中的其他动植物意象表达,如四脚蛇、自己调节生长的植物等,红柯在这些显现生命奇观的意象上,通过小说人物的视角,表达对现实生活中生命本体的关照,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与感悟。将自己的情思灌注于这些自然意象,“这些动植物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概念,它们凝聚着红柯对于當下人类生命及其生存方式的理性考量”[7]。

二、神话意象:生命状态的思考

进入叙事文学的神话意象,是和神话有联系的自然物与文化思考的结合物。“神话意象借神话的由头或某种神话元素,对人间意义进行特殊的象征或暗示”。“这里的神话已经被哲理化和诗化了,作家借这种神话色彩来增强意象叙事的神圣感、神秘感和象征的力度。”[8]红柯在《生命树》的第五章开始插入了神话传说的叙事片段,在为文本增添了一定神秘色彩的同时,也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生命象征。

《生命树》中表现的神话意象主要是来自准噶尔盆地卫拉特蒙古草原上的古老传说:创造地球的女天神、支撑地球的大公牛和乌龟。红柯借此解释地球生命的起源和新生,也是他对生命初生的思考。神话意象叙事占据了小说的一大章节,穿插在人物故事章节之间,联系叙事的同时突出小说主题。天神是女的,是对女性繁育创造生命的表达。大公牛意象富含作家多重意义的表达。其一是对繁育后代生命的述说,其二是对传统美德的表现。大公牛起初就是支撑地球生命的神物,后来到地上帮助人们劳作,最后变为生命树的种子,继续繁衍生命。作家选用大公牛这一神话意象,是对草原古老传说的运用和衍生,牛卵子在文中就是生命之根基的象征。大公牛是繁衍后代的神物,也是生命起源的象征,是善与力的和谐统一。另外,在中国农耕、游牧时期,牛就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是勤劳的象征;“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牛也是善良、敦厚、勤劳的审美对象”[9]。由于牛“在生活中的不可须臾离,赋予了这个充满力量的形象更多的精神意蕴,进而演化为神的化身”[10]。因此红柯在这里用牛这一意象寄寓了传统美德,表达生命应该具备的美好品质,也是作家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作为地球的另一支撑:乌龟,也有它自身的文化意蕴。在蒙古族的创世神话中,乌龟是世界最初的本源,有孕育世界的功能,它维护宇宙最初的混沌秩序。在藏族神话中有乌龟是宇宙守护者的含义,“乌龟在汉族神话中也与宇宙起源有关,《淮南子》就记载女娲创世后,曾以五色石补天,然后再断巨龟之足以立四极,宇宙才最后得以安定的神话”[11]。小说中还有龟卵孕育大洋芋的描写,乌龟是卵生动物,“苯教神话与佛教神话都有大量的‘宇宙之卵化成万物的观念”[12]。红柯在这里借乌龟意象思考宇宙起源、生命的孕育新生,是呼应小说主题的叙事意象。

与大公牛有紧密联系的生命树,是小说最核心的神话意象。以“生命树”命名,联系整篇,是推动叙事发展的主线。“生命树”传说是哈萨克人对宇宙起源的解释。在草原民族神话传说与英雄史诗里,树总是与女人、与生育连在一起。树作为现实的生命存在,就是生命本体的象征,从地心长出来的“生命树”更是一种精神。红柯在小说中讲到的大公牛是生命树的种子,生命树长出的树叶都有灵魂,人类因此也会获得灵魂。生命树长成后走出来一个美丽的少女,少女是新生命,亦是生命的创造本体。小说中的四个女性在生活历尽美好与波折之后,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了生命树,重新感悟了生命。这里“生命树”这一意象推波助澜,在制造神秘氛围中暗示故事发展方向,推动人物命运走向。这一系列对生命树意象的描写,是作家对生命过程的感受和思考,生命从新生、繁盛到死亡再到下一次新生,人类是不断繁衍的,但有灵魂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有精神的存在才是生命的理想状态。红柯曾说“在西域大漠,我体验最深的是生命的渺小和局限……于是动植物成了我膜拜的生命景观,牛羊马雄鹰和树构成小说的主题”[13]。红柯正是借这样的神话意象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即对生命本体状态的关照,对理想生命状态的思考,对完整灵魂意义的探视。

三、民俗意象:人性存在的反思

民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意象属于广义的社会意象之列,更注重其间的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的价值。民俗意象不仅涉及节日惯例、人生礼仪,而且涉及物质生产和生活中具有浓郁风土人情的名物”[14]。红柯在《生命树》中主要写到了两种民俗意象,一是草原民族的劝奶歌,一是维吾尔族的“玖宛托依”仪式。这两种民俗意象的采用,增添了作品的民族色彩和民间趣味。其中劝奶歌最早来自昭苏草原,草原牧区产羔季节“妇女们一边劳作一边唱奶歌,没有词,像蒙古长调又不是长调”[15],唱劝奶歌是一种唤醒母羊的母性亲情的方式,母羊刚产下羊羔的时候还不适应做妈妈,不认羊羔,妇女们用劝奶歌劝醒母羊,让母羊成为真正的母亲。这一过程中她们倾注了自己伟大善良的母性之爱,这是一首充满善和爱的歌。小说人物牛禄喜的形象就是在劝奶歌中丰富起来的,他的生活和劝奶歌联系密切。女性孕育生命,用爱哺育生命,草原民族的女性对牲畜也是如此,这是作家对至真至善至美的草原生命的歌颂,因此劝奶歌这一意象是作家在小说中的美好寄寓,是他对女性生命和爱的赞颂,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另外,红柯还写到了维吾尔人的一种仪式“玖宛托依”,就是少妇的喜庆仪式。这是为好媳妇们举办的盛大庆典,也是贤妻良母的聚会。“出嫁后姑娘生第一胎成为少妇,成为操持一家事物的女主人,进入生命中美好成熟的成年期,真正体会到做女人的自豪与喜悦,就用玖宛托依这种喜庆来祝贺。”[16]小说中徐莉莉后来成为和田人心中的好媳妇,在舞会上解开了自己多年的心结,“玖宛托依”改变了徐莉莉的心态,让她走向了另一种结局,重新感悟生命的美好与幸福。红柯采用民俗意象叙事的作用由此体现。还有李爱琴,这个善良宽容的女人,小说最后写到过世的婆婆给她留下的银首饰——一个好儿媳的标志。不管是徐莉莉,还是李爱琴,她们都是善良、宽容、真诚的女性,都有纯净美好的心灵,正如红柯写到的这一民族仪式,象征好媳妇、好母亲的典礼,也是他借这一民俗意象对草原女性美好品性的称赞。文中还有写到关中地区媳妇的势利和心机,这是作家的一种揭露和反思,以美好关照丑陋。民俗文化是文学表达的載体,红柯借民俗意象要表达一种真善美的主题,对人性善良的发现,对纯净灵魂的追求,对理想生命精神的一种向往和表达,这也是民俗意象叙事美学价值的体现。

作为“诗性小说”的创作者,红柯在《生命树》中通过三类主要的意象书写,建构小说叙事,从不同视角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和主题,这样的意象叙事为整部小说增添了诗意色彩和神秘感,使叙事更具民间趣味。作家在小说中引入自然、神话和民俗意象叙事,在加强叙事空间化的同时,寄寓自己理想的生命意识。通过《生命树》这部小说,表达自己对原始自然生命本体和存在意识的感悟,对至真至善至美人性的思考,对善良、纯净、美好灵魂的追寻。

参考文献

[1][3][8][14] 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7–295.

[2]吴晟.中国意象诗探索[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14.

[4][6][15][16]红柯.生命树[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34–39,89,214.

[5]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121.

[7]陈晓辉.红柯小说的叙事空间 [J]. 当代文坛,2013(02):81–84.

[9][10]王立民 . 中国农耕时代牛的文化意象 [J]. 南通大学学报,2015(02):83–87.

[11][12]孙林,保罗,张月芬.藏族乌龟神话及其神秘主义宇宙观散议 [J]. 民族文学研究,1992(02):39–45.

[13]红柯.敬畏苍天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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