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揭示、评介陈东成教授的著作《大易翻译学》的“创新成务”之道，认为其道可为中国翻译研究者推陈出新、著书立说、弘扬中国译学提供宝贵借鉴。《周易》弥纶天地之道，蕴涵丰富的哲学思想，大易翻译学援易入译，以易治译，以易弘译，通过立足于哲学高度、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寻找理论源泉与支撑、演绎-归纳等创新性译学研究策略与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以致成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易翻译学》的创新成务之道彷佛一股清流为中国翻译研究带来新的思考与启示。

关键词：大易翻译学 创新成务 启示

陈东成教授的著作《大易翻译学》于2016年首次出版，得到成中英、方梦之、蒋骁华、赖贵三、李亚舒、谭载喜、赵彦春等众多专家学者的一致推崇，认为该书视角新颖，观点独到，论述充分，拓宽了中国译学研究，“是一部难得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1]“成为新世纪中国译学体系构建本土化的又一大标志”。[2] 如此广受赞誉的著作，其“创新成务”之道必定富有启发性。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翻译研究取得的喜人成果与近十多年来大量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与应用密不可分，西方译学研究，理论众多，精工细详，在给予中国译学研究极大启发的同时，也一度将中国翻译理论推向边缘化，“西强中弱”不符合翻译研究潮流，也无益于世界翻译事业的持续繁荣，于是不少中国学者致力于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创新，试图为中国翻译研究正名，陈东成教授的专著《大易翻译学》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作者要“走出把中国译论置于西方译论的标准中进行定位的做法，彰显中国译论的优势”[3]。我们认为，弘扬中国译论，在“西强中弱”的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境况中争取一席之地，并非刻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亦非“弃西学之通则，返尘封之国故”[4]而违背译学研究国际化潮流，更非违背《周易》所阐释的“保合太和”的终极追求，而实为致力于寻求译学研究的中西平衡、中西和谐，最终到达翻译世界的“保合太和”;事实上，陈东成教授于书中也表达了“古今贯通、中西结合、体用融合，使大易翻译学形成一个时空交汇、旁通统贯、开放和谐的译学体系”[5]的理想。这在中国翻译研究道路上具有突破、创新、发展的重大意义。

道一：立足于哲学的高度

《大易翻译学》自构思之始，便着眼于哲学的高度，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试图揭示翻译的本质与原理。何谓哲学的高度？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初心是要探寻世界的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规律，“所追问的是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的解答，是依据理性对这些问题的探寻和反思”。[6]《大易翻译学》立足于哲学的高度，其初心正是要就翻译的现象与问题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揭示翻译之“道”，是翻译的“形而上”研究，是翻译本体论研究。要在翻译理论悖论中推陈出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这样的定位无疑是创新的、必要的、成功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译学研究较为明显的是：“在‘器上做文章者多，在‘道上探究者少。”“翻译理论要真正创新和彰显魅力，相关研究必须由‘器上升至‘道。而达至此‘道的良策莫过于将翻译的有关问题置于哲学的高度加以透视并进行系统研究”。[7]《大易翻译学》“以‘翻译为‘经，以‘大易为‘纬，‘经‘纬交织，从哲学的高度将‘体‘相‘用贯通，以致‘成务，构建大易翻译学，援易入译，以易治译，以易弘译”。[8]大易翻译学从哲学的高度，透过现象看本质，探寻翻译的原理，发掘翻译最本体、最本原的道理，提出了以易理为哲学依据构建大易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弥补中国翻译哲学视角研究的不足，为当下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此创新点是非常值得中国翻译研究者参考借鉴的。

道二：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寻找理论源泉与支撑

《大易翻译学》独辟蹊径，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之中寻找理论源泉与支撑，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别于西方译学的翻译研究光明大道。大易翻译学以精密的思虑、独特的视角毅然选择了“六经之首、三玄之冠”的《周易》为智慧与理论之源泉，构建新型的译学理论体系，这在当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潮中，颇具创新勇气、眼光与意义。

《易经》雄踞六经之首、三玄之冠，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智慧中之智慧”，[9]蕴藏无穷智慧，拥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周易》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揭示的是宇宙万事万物的规律，“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传》）。易道完备精微，思想深邃浩瀚，天文、地理、治国、齐家、修身、文化交流等等诸多方面的研究皆可从《周易》中寻找解决办法。翻译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文化交易活动，自然也在《周易》所阐释的范畴之内。程铖指出，《易经》具有两大特色：“一是大智慧，二是大系统。‘变通、‘趣时、‘知几是《易经》的大智慧，‘变通是《易经》的灵魂，‘知几是《易经》的神智，‘趣时是《易经》的脉搏;系统模式和系统理论是《易经》的又一大特色，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整体，强调对立双方的共生共存，侧重于对世界的整体性、动态性的把握”。[10]大易翻译学正是精确地抓住了《易经》的这两个“大智慧”与“大系统”，即“生”与“和”：“生”，于是“变通”“趣时”“知几”;“和”因而侧重“系统”、“整体”、“动态”，并以此推演出翻译的原理与方法。“‘生命范畴为大易翻译学体系的核心”。[11]“‘生是翻譯哲学的根本，翻译研究，特别是其哲学思考与审美观照应以‘生为核心展开”。[12]生生，即创生、化生，相生、共生，生生不息，万物化生，创生万物，而翻译本身就是创生、创新的过程，是谓生生;“和”是《周易》的终极追问，保合太和，是微观系统与宏观系统的至和、最和谐，就翻译而言，则是译学研究的形形色色，诸方力量，和衷共济，并行发展，译学世界因此而和谐有序，繁荣昌盛。这是翻译生态环境中难得的、满满正能量的倡导与乐观态度！《大易翻译学》洞悉天机，抓住了易经与译学各自的精髓，以易道推演译事，探寻译道;易为体，译为用，体用一源，易译相通。《大易翻译学》每一处观点的提出与论述皆有《周易》的理论支撑，皆有来源，皆有依据，皆有出处。如“改进性复译：渐臻至善”乃受到“《序卦传》曰：‘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之言的启发，推演出翻译要循善而进，止于至善，从而丰富了复译的策略，结论令人信服。又如“见仁见智”解释译者的主体性，“言随时变”解释语言的时代性等等，书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周易》蕴涵无穷智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易翻译学》只取一瓢，已有建树，这启示我们，作为后来者完全可以继续挖掘《周易》的智慧，或拓宽大易翻译学研究，或再立新说，又或指导翻译实践。当然，中国经典文献还有很多，如《道德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淮南子》、《论衡》、《水经注》、《韩非子》、《文心雕龙》等等，都值得深入挖掘其理义精要，都可以运用于翻译研究，因为翻译的本质就是文化交易，而中国经典文献就是文化的源泉。何刚强曾指出，“中国翻译的基础理论若要有实质性突破，必须在我国传统的文字文化、广义文论中发掘整理出有价值的相关论述，形成系统，推陈出新，使其转变为新时代中国翻译的基础理论”。[13]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无穷智慧，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应尽可能地从中汲取养分，构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论学说，这也是《大易翻译学》给予我们的启示。

道三：演绎-归纳

所谓演绎推理，就是从一般性的前提出发，通过推导即“演绎”，得出具体陈述或个别结论的过程;归纳则是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方法;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归纳和演绎的统一的过程，是以个别、普遍、一般的辩证关系为基础，以辩证归纳法、辩证演绎法为中介，并在人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不断结合并不断得出趋向于绝对真理的过程”。[14]《周易》弥纶天地之道，包罗万象，蕴涵丰富的哲学思想，是演绎推理的前提;大易翻译学的独到之处正是善于从《周易》这个前提出发，推导、演绎至翻译研究，归纳出翻译的本质、原则与策略，且有别于零星散论，其构建的是系统的易译学理论，是一次从演绎到归纳、实现演绎与归纳研究的辩证统一的成功实践。“用《周易》这个‘空套子去‘套翻译，翻译研究的相关问题能以易理作为哲学依据，从《周易》这‘宇宙代数学中寻求答案”。[14]翻译的规律符合《周易》所揭示的大道，大易翻译学能以《周易》为理论依据;《大易翻译学》的话语表述与译学观点直接借用、移植、演绎于《周易》，易为体，译为用，易译相通。陈东成教授缜密思考，系统探究，综合分析，以相关易理为理论支撑，以客观翻译现象和现有翻译理论为事实依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出大易翻译学，可谓理之所至，浑然天成。读者通读《大易翻译学》将会是一次愉快的易理与译理完美结合之旅，满脑子都将充溢着“交感成和”“和而不同”“相生相克”“生生不息”“保合太和”“修辞立诚”“精义入神”“立象尽意”等等易学大智慧！

从内容上说，《大易翻译学》全书共十三章，从《周易》演绎而来的两大观点是“变化与和谐”，并贯穿于“翻译本质、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翻译审美、翻译伦理、翻译风格、翻译距离、翻译批评、翻译生态环境”等十大研究焦点之中。

对于翻译本质，从《易》之三易，推演出译之三易，阐述了简易、变易、不易、“生生不已之谓易”、“生生之谓译”的道理，在变与不变之中，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文化交易的过程。论述了最具有翻译实践指导意义的“太和”翻译标准、“求同存异，守经达权”的翻译原则、归纳了“阳译”和“阴译”的翻译方法。“太和”翻译标准，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审美性、动态性等特性;并从大易翻译学的独特视角来看待翻译策略，提出“阴化”与“阳化”翻译策略，作为实现“太和”翻译标准的路径，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不同于归化与异化具有排他性，易译学指出阴化与阳化强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相附抱，互相依存，是相对统一的;且具有动态性，译者可根据翻译实际情况灵活择取而不拘于一端，从而解决了归化异化矛盾对立的问题。

审美的本原源于生命，周易的美学是生命的美学，据此演绎，《大易翻译学》论述了“生命即美”的终极翻译审美。所谓生生之谓易，创生万物，万物相生;审美表现为立象尽意，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译者要以言造象，以象传意;审美态度在于贵时通变，一切皆变，万物常新，需察时、明时、贵时，从而顺时而动，依时而行;由于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和文本的潜在意义不可能挖掘穷尽，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本被赋予新的意义，其翻译也要变通趋时，与时偕行;审美境界在于精义入神，得到“神似”译作;审美理想是止于太和，著（原作）、（翻）译、经（营）、管（理）、（出版）商，各色人等，各尽其才，各显神通，翻译世界繁荣昌盛。

根据《周易》关于人伦的观点，该书还演绎归纳了“修辞立诚”、“利以合义”、“交通成和”、“以同而异”、“进德修业”等翻译伦理观点。为实现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的统一，该书提出各从其类选择材料，心悟神解理解原文，适中得当表达译文。总结了翻译距离的成因为时空距离、语言距离、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并提出翻译距离的调整应以“和谐”为终极目标，调整原则为适旨、适性、适变、适度。

和谐共生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本原与终极追求，是《周易》所揭示的最核心的大道，也是大易翻译学始终遵循、演绎、借用的理念。该书归纳了宇宙万物和谐共生之本性的“中和”翻译批评标准，“善、公、实、全”的翻译批评原则，“多层次、多视角、多途径”的翻译批评方法。根据“保合太和” 的翻译生态环境观，提出要交感成和、和而不同、相生相克、生生不息、保合太和，不断改善翻译生态环境，始终保持翻译生态环境的“太和”状态，促进翻译事业持续繁荣发展。

《大易翻譯学》的核心话语与重要概念，皆从《周易》演绎而来，是《周易》视角下译学的一次系统阐述，是译学本质、原理、策略、方法的充分归纳。

道四：刻苦钻研

陈东成教授能够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洞悉天机，看破易学与译学之间的关系，是多年来刻苦钻研的结果。古人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玄奘也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方方取回真经，翻译研究同样需要研究者呕心沥血、孜孜不倦、专注探微。陈东成教授穷其半生沉浸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研究，刻苦钻研，将多年心血致力于易学与译学研究，方有所成。《大易翻译学》是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更需披荆斩棘的勇气，更需为弘扬中国译学研究而殚精竭虑、“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精神。他在本书后记中写道“一连三个月，我很少外出，在家‘闭门造车……后来，边学边思边写边改，经过三年多的耕耘，这本书终能付梓”。作者一心弘扬中国本土翻译研究，唯求译有所为，译事亨通，终有所获。

译学研究还需要研究者刻苦钻研多学科知识，广泛涉猎，构建丰富的跨学科知识体系，厚积薄发，增强跨学科研究能力，方可提出突破性理论。翻译研究者众多，易经研究也汗牛充栋，但把易学与译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却不多。陈东成教授孜孜以求，锲而不舍，问道于《周易》，精义入神;曾出版《文化差异与翻译》[15]、《文化视野下的广告翻译研究》[16]等著作，深谙译学之道;既懂易道又识译道，易译贯通，以致成务。总之，刻苦钻研，博览群书，博古通今，融会贯通，是《大易翻译学》“创新成务”给予我们的又一启示。

结语：诚如赵彦春所言“《大易翻译学》可以看作一个总纲，具体的问题还需要专书来细化”。陈东成教授也诚恳地提出希望：“大易翻译学是个新生事物，正值处屯之时，发展道路漫长，但其发展前景广阔光明，有望在翻译研究的世界里开拓出一条光辉灿烂的康庄大道。诚望相关研究后继有人，英才辈出，弘前人之智慧，补笔者之不足，推动大易翻译学蓬勃发展”。展望未来，继续汲取《周易》的智慧，覆盖更多翻译问题并力求精深细化应是大易翻译学的研究之事，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研究也将是其未来发展方向，运用于翻译教学、培养更多翻译人才也是亟待完成的使命。总之，《大易翻译学》以崭新的视角，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提出了诸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令人信服，引人深思，丰富了翻译研究的范式，其创新成务之道值得学习借鉴;大易翻译学值得继续推动发展，大易翻译学强大的理论解释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必将在翻译研究世界里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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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程铖.解析《易经》的大智慧和大系统[J].今日中国论坛，2009：149-150

[11][12][18]陈东成.基于《周易》哲学思想的翻译研究——以《大易翻译学》为例[J].上海翻译，2018（6）：9

[13]何刚强.我国翻译基础理论亟待实质性突破[J].上海翻译，2019（6）：12

[14]焦冉.论马克思主义的归纳—演绎法[J].理论月刊，2015（1）：14

[15]陈东成.文化差异与翻译[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

[16]陈东成.文化视野下的广告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作者介绍：李伟容，硕士，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