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骁远

摘 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广、差异大，如何通过促进贸易便利化来发展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长期以来一直是政策难题，牵涉到国家的战略投资方针。在内容上，本文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沿线亚欧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探究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其各要素对中国出口流量的影响，评价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在结构上，本文从区分不同区域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入手，试图从贸易便利化的角度回答“投不投”、“投什么”、“如何投”的问题（即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各项细分指标的显著性、资源分配的地域性和时间性）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出口贸易;引力模型

一、引言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区域合作成为了经济合作的重要趋势。“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发展沿线各国的经贸关系、提高合作效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持续扩大，2018年向沿线国家每年的出口额达到0.71万亿美元，占同期出口总额的29%，平均年增长率接近5%。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动力十分强劲，这也体现了近年来我国采取诸如建设自由贸易区、签署贸易协定、降低贸易壁垒、增加贸易合作等多种措施的努力与成效，以确保贸易的畅通。

本文基于已有文献的研究，以区域作为归类依据，逐层深入讨论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各项细分因素的显著性以及资源分配的地域性和时间性。本文将测算沿线各地区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探究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其各要素对中国出口流量的影响，评价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最后提出政策建议，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策略提供思路。

二、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

1.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贸易便利化通常是指政府通过简化程序、协调法律法规标准，采用有效方法消除或减少资源跨国流动和配置的机制性和技术性障碍，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贸易摩擦、提高贸易的运作效率，实现国际贸易的自由与开放。目前，虽然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发会等权威国际经济组织对贸易便利化评估的指标不尽相同，但基于对贸易便利化概念的普遍共识，这些组织的评估内容不仅包括与国际货物贸易流动直接相关的行政程序的各方面，还包括涉及贸易过程的所有环节，且其涵盖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论述，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符合科学性、可操作性、数字化、层次性和完整性的原则（王中美，2014）。本文结合有关国际组织和学者的分类依据，构建4个一级指标和17个二级指标，具体内容如表所示。该指标体系反映了在货物贸易流动过程中从市场准入到边境再到国内所面临的不同层次的障碍：其中，口岸设施衡量一国口岸的交通情况和工作效率，海关管理衡量通关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规制环境从宏观角度衡量国家政策环境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商务环境从微观角度衡量现代化的手段在国际贸易的使用以及企业在该国开展经营活动的商业风险。

本文引用的指标数据来自2010年-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和弗雷泽研究所经济自由度数据库，由于数据来源、分值和单位不同，因此对这些数据进行线性变换法处理，标准化为指数形式。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的权重赋值，因为主成分分析相比于以往研究者采用的其他方法更为客观，且减少了数据的共线性，从而能使指标测算更为准确地反映贸易便利化程度。使用Stata14.0软件分析，得到5个主成分提取了所有指标中84.23%的信息量。参照李豫新和郭颖慧（2013）的方法，分别用每个主成分各项指标对应的系数乘上该主成分的贡献率再除以累计贡献率，最后相加求和，再对得到的综合评价模型的系数做归一化处理以得到二级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现状

本文根据以上方法测算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数（TFI）并以所在区域作为归类标准，分别汇总了各地区贸易便利度与从中国进口规模的数据，如图1所示。从动态的视角可以看出，（1）除个别年份外，近年来六个地区贸易便利度与贸易规模均呈现相同的上升趋势;贸易便利度基本与贸易规模同方向变动，说明贸易便利化可以促进国際贸易。（2）我国对东南亚、西亚、南亚国家的贸易出口额占所有“一带一路”国家的主要部分，并且这对这三个地区出口额的增长也更为迅速;而我国对其他地区的出口额不仅占比较小，而且增长缓慢。（3）贸易便利度水平越低的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幅越大，其增长潜力的发挥导致经济带沿线地区便利化水平差距逐渐缩小，这为后文研究各区域贸易流量潜力提供重要参考。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流量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

国际贸易的标准引力模型通常包括三类解释变量：市场规模、地理位置、贸易政策或自由贸易安排。本文纳入贸易便利化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拓展引力模型。此外，由于本文仅研究我国作为出口国的情况，因此将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稍作调整，用单边贸易流量代替原模型中的双边贸易流量。为了研究各自变量的增长率对因变量增长率的作用及消除异方差问题，对除虚拟变量以外的变量取对数，使引力公式线性化，设定如下模型进行分析：

上式中因变量Ycit为t期中国对经济体i的贸易出口额，α为常数项，β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

2.样本与数据来源

样本选择上，本文运用2010年-2017年中国对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流量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剔除部分数据缺失的老挝和不丹）。

3.综合实证结果分析

先对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进行检验，通过计算得VIF最大值为1.77，低于传统阈值，可以忽略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使用Stata 14.0软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1）是用混合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回归（2）是使用面板数据国别个体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回归（3）、（4）和（5）都是使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估计的结果。

混合模型评估结果中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与预期一致，但拟合优度较低，无法反映时间和个体的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相比于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更为全面地将贸易政策纳入模型;此外Hausman检验结果也表明随机效应的估计优于固定效应，因此接受随机效应的假设。

在全部样本的范围内，经济规模、地理距离、贸易便利化水平和自贸协定对我国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人口规模对贸易的作用不确定。具体来说，我国与进口国的经济规模每增加1%分别可以使我国出口额增加3.16%和0.81%;由地理距离反映的运输成本每增加1%将使我国出口额降低1.09%;贸易伙伴的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将会导致我国出口增加约0.72%;缔结自贸协定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协定的签署可以增加每年0.27%的出口，但由于实施条件严苛、普及范围有限的原因，其降低壁垒、增强要素流动性的作用不及相对灵活的贸易便利化手段;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人口规模对贸易额的显著性并不一致，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将人口变量剔除。

将所有“一带一路”国家按照贸易便利化程度的相对高低分成两类，可以看到各变量的显著性相似，说明剔除人口因素后的模型是较为稳健的。从两类国家回归结果的特征看，自贸协定对贸易便利度高的国家作用更明显，这是因为目前与我国有优惠安排的贸易伙伴多为开放度高、壁垒低、制度完善的国家，表明我国应当优先同这些国家签订自贸协定以促进出口。此外，贸易便利度水平对向这两类国家出口的积极作用在所有影响因素中都是最突出的，且对贸易便利度低的国家作用更明显;这意味着虽然我国与贸易不便利的国家签订综合的自贸协定不存在优势，但是可以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度的各项指标来产生更高的边际效益，充分发挥这些国家的贸易增长潜力。由此可见，提升贸易便利度的手段能够广泛适用于不同地区便利化程度有差异的国家，这也是下文分指标研究贸易便利度对贸易促进作用的意义所在。

4.分指标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构成贸易便利化的不同指标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本文在拓展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引入口岸设施（P）、海关管理（C）、规制环境（R）和商务环境（F）四个一级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替代原模型中的综合指标（TFI）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对“一带一路”国家总体来看，贸易便利化指标中的边境海关管理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最为显著，每提高1%会使中国出口增加1.05%，这说明进口国与贸易管理直接相关的主观因素比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因素或宏观环境更为重要。要进一步促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需更加关注伙伴国直接影响贸易的边境政策。

此外，商务环境、规制环境和口岸设施对贸易流量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实际改善这些因素时需要考虑区域和国别的差异。对中东欧、东南亚、西亚地区贸易便利度较高的国家应当促进规制环境的建设;对东亚、西亚、南亚地区贸易便利度较低的国家应当加大对商业环境的投入和口岸基础设施的投资，则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战略收益。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广、差异大，如何通过促进贸易便利化来发展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长期以来一直是政策难题，牵涉到国家的战略投资方针。本文得到如下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地域环境复杂，贸易便利化水平在各区域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区域内各国的便利化程度相对集中，东南亚、西亚和中东欧地区的便利度普遍高于东亚、南亚和中亚地区。

第二，对贸易便利度水平不同的国家，贸易便利度始终是影响我国出口流量最显著的解释变量。与签订自贸协定等手段相比，提升贸易便利度可以广泛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类型的国家。因此，我国一方面在积极与高便利度国家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改善边境措施的同时，另一方面更应兼顾低便利度的国家，通过投资或合作的方式对沿线各国都加大投入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邊境内措施。

第三，在贸易便利化各项指标中，涉及到边境措施和市场准入的海关管理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最显著;涉及到边境内措施的商务环境、规制环境和口岸设施对贸易流量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因国别而异。因此，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合作方面重点要有所区分，对中东欧、东南亚、西亚地区的国家应当促进规制环境的建设;对东亚、西亚、南亚地区的国家应当加大对商业环境的投入和口岸基础设施的投资。

第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巨大，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将发挥贸易潜力、提升贸易流量。在开展贸易便利化合作和交流时，我国可以根据各个国家潜力采用分阶段发展策略：短期内重点拓展与东亚和西亚地区潜力较强的国家间的交流合作，长期内争取打通与中东欧和南亚国家的贸易障碍。

参考文献：

[1]王中美.全球贸易便利化的评估研究与趋势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4（03）：47-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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