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丽姗，何 亮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中古汉语在汉语史上有其独特地位。王云路认为中古汉语以其口语化特色在汉语史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1]张赪指出：“在中古时期，复音词迅猛增长，基本改变了以单音词为主的词汇系统面貌。复音化或双音化是中古汉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2](P132)梁晓虹等曾以“新词”系联口语和双音化，认为新词一般是作为口语出现的，而新词又是多以双音形式出现的，汉魏六朝的口语新词为双音化奠定基础。[3](P140)可见，中古时期口语与双音化之间是存在关联的，那么，这种关联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笔者将以东晋时期的《拾遗记》和竺昙无兰译经为研究对象，窥探中古时期口语化与双音化的之间的关系。《拾遗记》选取出自王嘉的部分，竺昙无兰选取12篇字数与《拾遗记》相当的译经，这些译经分别是：《佛说寂志果经》《铁城泥犁经》《佛说阿耨风经》《佛说新岁经》《佛说泥犁经》《玉耶经》《迦叶赴佛般涅槃经》《比丘听施经》《采花违王上佛授决号妙花经》《五苦章句经》《佛说自爱经》《佛说见正经》。

一、《拾遗记》和竺昙无兰译经的口语性比较

《拾遗记》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以叙事为主，鲁迅评价其“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谩无实”[4](P50)。《拾遗记》作者王嘉是陇西安阳人，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的著名方士，道教重要人物。竺昙无兰是东晋译经僧，西域人。

关于志怪小说与译经的语体性质，吕叔湘、江蓝生认为魏晋南北朝小说是书面语和口语的杂糅。[5](P1-3)卢巧琴、朱庆之认为汉译佛经是既包含口语又包含书面语的一种特殊语体。[6](P13)[7](P15)由此，我们可以将《拾遗记》和竺昙无兰译经定性为包含口语成分的书面语。

正如方一新、王云路在《中古汉语读本》中所说：由于多种原因(诸如为了便于传教、译师汉语水平不高、笔受者便于记录等)，东汉以至隋代间为数众多的翻译佛经，其口语成分较之同时代中土固有文献要大得多。[8](P1)所以《拾遗记》和译经之间存在口语化程度存在差异。根据上述各家观点，可以认为竺昙无兰译经的口语化程度要高于《拾遗记》。

胡敕瑞比较东汉支谶译的《道行般若经》和三国支谦译的《大明度经》两部同经异译经，总结了十五条中古文言与白话的特点，其中有一条为“常用词不同”。[9](P173)从客观的数据统计来看，也可印证译经口语性高于中土文献。

《拾遗记》和竺昙无兰译经的口语化程度差异情况如何呢？下面笔者从常用词的口/书词的使用比例来进行考察。

根据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的研究结果，此期“眼”“泪”“翅”“看”是口语词，“目”“涕”“翼”“视”是书面语词。[10](P31-130)对这四组常用词进行考察的结果如下：

表1 四组常用词在《拾遗记》和译经中的使用情况

统计发现，除了“看”只出现在译经中以外，其他各个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在两种文献中都存在，可见这两种文献确实为包含口语成分的书面语。另外，竺昙无兰译经中表示名词“眼泪”的“泪”与“涕”的比例(口语词：书面语词)为1：1，低于《拾遗记》的3：1，但其他三组口语词的比例都高于《拾遗记》，由此看来竺昙无兰译经的口语化程度确实高于《拾遗记》。

如前所述，一般都认为中古时期复音词大量增加是其突出特点，汉译佛经的口语性强于中土文献。那么，跟口语性的高低有无关联呢？下面笔者通过考察《拾遗记》和竺昙无兰译经双音化的差异，探讨词语双音化与口语性关系。

二、《拾遗记》和竺昙无兰译经双音化的比较

许理和将“大量复合词的存在”作为东汉佛经译文区别于标准文言文的五个特殊语言现象之一，[11](P203-204)胡敕瑞也从“单复音词不同”这一条比较过中古文白差别。⑤[9](P173-175)但他们仅是强调了单复音词在不同语体中的差异，并未涉及口语性高低与双音化的具体关系。与词义相同的单音形式对应的包含该单音形式的复音形式可视为双音化的体现，对《拾遗记》和竺昙无兰译经的同义同词性单双音词的使用进行量化统，以探究口语化程度与双音化之间的关系。

(一)同义同词性单双音词语量化统计

检索《拾遗记》和12篇竺昙无兰译经，共找到40组同义同词性对应单双音成分。一个单音形式往往对应多个双音形式的情况，其中以单音形式为构词语素最为常见。对应于同义单音词的双音词，他们的结构主要有重叠型和复合型，复合型双音形式以同义连用为主。以下是40组单双音形式的数据统计结果：

表2 《拾遗记》和译经中40组同义同性质单双音对应形式统计

类型词性词义词《拾遗记》竺昙无兰译经说明复合型副词形容词名词都一起,都相互随即完成欢喜(液体)干涸睡眠担心皆/悉131/2191/31皆悉03共522皆共01相4497互相01即/便50/377即便02毕812毕竟03毕讫01悦 123欣悦01喜悦14怡悦11悦怿01踊悦01悦豫01竭 60枯竭01干竭01空竭01眠10睡眠04忧16忧虑01

《拾遗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面对意义相同语法性质相同的词，《拾遗记》有的只有单音词的用法，如：起、浴、眠：

(1)舜于坛下起月馆，以望夕月。(《拾遗记》卷一·高辛)

(2)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拾遗记》卷三·鲁僖公)

(3)宫人年二七已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解其上衣，惟着内服，或共裸浴。(《拾遗记》卷六·后汉)

(4)浴罢，泄水于宫外。水流之所，名“温香渠”。(《拾遗记》卷九·晋时事)

(5)宫人皆效其断袖。又曰，割袖恐惊其眠。(《拾遗记》卷六·前汉下)

2.有的单双音形式并存，如：灭—消灭、悦—喜悦、彻—远彻：

(6)有石璘之玉，号曰“夜明”，以暗投水，浮而不灭。(《拾遗记》卷一·炎帝神农)

(7)有宵明草，夜视如列烛，昼则无光，自消灭也。(《拾遗记》卷六·前汉下)

(8)帝大悦，问少君曰：“可得近乎？”(《拾遗记》卷五·前汉上)

(9)工人写其真状以进，吴主见而喜悦，以虎魄如意抚按即折。(《拾遗记》卷八·吴)

(10)花叶难萎，芬馥之气，彻十余里。(《拾遗记》卷六·前汉下)

(11)建安三年，胥徒国献沉明石鸡，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应时而鸣，声能远彻。(《拾遗记》卷七·魏)

《拾遗记》中不存在只有双音形式的情况。

昙无兰译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竺昙无兰译经的用词情况与《拾遗记》相反。有的只有对应的双音形式的用法，如：与表示“(声、味)通，透”的“彻”同义的“远彻”，

(12)发箧视之满中好华须曼杂香。香薰郁郁远彻四面。(东晋·竺昙无兰译《采花违王上佛授决号妙花经》，T14n0510_p0778c09-11)

与动词“抱”同义的“怀抱”，

(13)既得娩身。从死得生。乳哺怀抱。推燥居湿。迟得长大。(东晋·竺昙无兰译《五苦章句经》，T17n0741_p0547a23-24)

以及与表“(液体)干涸”的“竭”同义的“枯竭”“干竭”“空竭”，

(14)若见流水。往即枯竭。不得一咽。(东晋·竺昙无兰译《五苦章句经》，T17n0741_p0544a15-16)

(15)复一比丘梦见四十里泉水皆干竭华悉零落。(东晋·竺昙无兰译《迦叶赴佛般涅槃经》，T12n0393_p1115b21-22)

(16)趣饮食水空竭。或时有水化作消铜。或碱水沸如汤。(东晋·竺昙无兰译《佛说泥犁经》，T01n0086_p0909a01-02)

2.有的单双音形式共存，如：表“完成”的“毕”和“毕竟”：

(17)对已毕。泥犁旁即牵持去。(东晋·竺昙无兰译《铁城泥犁经》，T01n042_p0827b27)

(18)食澡毕竟。王取小榻。而坐佛前。听佛说经。(东晋·竺昙无兰译《佛说寂志果经》，T01n0022_p0276a20-21)

表“随即”的“即”和“即便”，

(19)时以到。愿尊自屈。佛即与比丘僧俱。眷属围绕。往诣王宫。(东晋·竺昙无兰译《佛说寂志果经》，T01n0022_p0276a17-19)

(20)问其所言。不以开解。即便舍去。(东晋·竺昙无兰译《佛说寂志果经》，T01n0022_p0271c13-14)

还有表示“相互”的“相”和“互相”：

(21)令现世人。或受福。或受殃。或相怜。或相憎。(东晋·竺昙无兰译《佛说见正经》，T17n0796_p0742a28)

(22)颠倒错乱。互相绊绕。无有解已。(东晋·竺昙无兰译《五苦章句经》，T17n0741_p0546c02-03)

竺昙无兰译经中不存在只有单音形式的情况。就此而言，竺昙无兰译经的双音化程度高于《拾遗记》。

这40个双音词在译经中都能找到用例，而在《拾遗记》中仅能找到其中的5个，即“久久”“消灭”“犹如”“喜悦”“怡悦”。这40组双音词对应的26个单音形式在《拾遗记》中都能找到用例，而译经中有6个单音形式无用例(即“起”“浴”“怀”“彻”“竭”“眠”)。

从每一组的单双比例上看，译经中只有表示“好像”义的这组词在单音：双音的比例(译经4：1，《拾遗记》2:1)上比《拾遗记》高，其余39组单双音形式的比例都比《拾遗记》中的低。比例低意味着面对同义同词性单双音形式，译经中单音词使用率低于《拾遗记》，而双音形式则高于《拾遗记》。由此可见，在双音化程度上，译经是高于《拾遗记》的。

(二)语体特点与双音化的关联性

上面对《拾遗记》和竺昙无兰译经口/书语体与双音化的考察表明，竺昙无兰译经口语化程度高于《拾遗记》；在同义词语单双音的使用上，译经中双音形式的使用高于《拾遗记》，即在双音化程度上，译经高于《拾遗记》。

因此，笔者认为，从《拾遗记》和竺昙无兰译经的用语对比来看，口语化程度越高，双音化程度也越高。

梁晓虹认为魏晋六朝的译经是比较接近当时口语的通俗语体，佛经通俗化的文体决定了佛经中多双音词语。[13]胡敕瑞认为“文言语料多使用单音词，白话语料多使用复音词”。[9](P173)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古时期书面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口语以双音节词为主。

本文的考察证明了口语性高低与复音词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高口语化意味着高双音化”，这一规律应该是中古文献的普遍规律。

三、结论

《拾遗记》和竺昙无兰译经同属东晋时期的带口语成分的书面语。通过对两种文献中同义单双音词对应形式比例关系的量化研究，笔者认为口语化程度越高，用词的双音化趋势也越鲜明。中古时期这种口语化与双音化的对应关系普遍存在。

李仕春曾讨论过历时层面上口语和书面语用词的双音化程度差别，认为在同一时代的语料中，汉语复音化之初越是口语性强的作品复音化的程度越高，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的各个时期，却反过来越是书面语强的作品复音化的程度越高。[14]我们的结论与他不同。关于双音化与口语化的关系在历时上的变化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汪维辉认为至迟到汉末表示名词“眼睛”的单音形式“眼”已经在口语中替代“目”，六朝后期的文学语言中这种替代也已完成。

②汪维辉认为表示名词“眼泪”的“泪”在口语中取代了“涕、泣”不晚于汉末，六朝后期在文学语言中也已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拾遗记》和竺昙无兰译经中“泣”都做动词，所以只统计“泪”和“涕”。

③汪维辉推测口语中“翅”替代“翼”不晚于汉末；到六朝后期，“翅”在书面文学语言中也已取代“翼”而占据主导地位。

④汪维辉推断到三国时，口语中“看”已经取代了“视”。

⑤文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书面语，白话是在汉魏六朝的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兴书面语，而先秦时期书面语跟口语的差别是比较小的，书面语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口语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