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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我国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综述
——基于CNKI的文献统计分析

2020-09-03唐智芳

宜春学院学报 2020年7期
关键词:偏误语音汉语

邓 好,唐智芳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1984年鲁健骥将“中介语理论”和“偏误分析”这两个概念引入中国后,偏误分析便成为了对外汉语教学界的重要课题。在此之前,学界虽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音偏误进行过一些探讨,但多是对教学实践中的语音问题进行经验性总结,未结合第二语言习得理论阐述分析,因此,本文以1984年为时间节点,对有关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的相关文献加以统计分析,探讨该领域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特点等,以期对近三十年来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有较全面的认知。

本文将文献统计年份限定为1984年至2019年,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在“全文”中以“语音偏误”和“对外汉语”为检索字段,得到各类文献2980篇。剔除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语音偏误的研究文献1,以及部分与对外汉语语音偏误无关的文献,得到可分析文献690篇。笔者以该690篇文献为研究对象,结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从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的研究概况、研究内容、研究所呈现的特点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概况

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的基本情况,我们主要从文献总体数量、不同国别文献数量及文献来源三个方面展开。

(一)文献总体数量分析

对已搜集的690篇文献按年份统计分析后发现,总体而言,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成果数量迅猛增加,增长速度呈先慢后快、快速增长趋势。根据不同年份的文献数量和增长态势,近三十年来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文献数量增长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1984—2000年为慢速均衡发展阶段;2001—2010年为快速平缓上升阶段;2011—2019年为高速迅猛发展阶段。

表1 1984—2019年文献数量

从表1数据可知,慢速均衡发展阶段文献总数为26,占总文献数的3.8%。这一阶段每年的发文量都不超过10篇,文献总数较少,说明这一时期语音偏误研究还刚刚起步,并未引起学者们太多重视。快速平缓上升阶段的文献总数为104,占总文献数的15%。这一阶段的发文量相较于第一阶段而言,出现了小幅度的增长,说明新世纪前十年间,语音偏误研究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研究成果不断丰富。高速迅猛发展阶段的文献总数为560,占文献总数的81.2%。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语音偏误研究成果是前面二十年的四倍多,2015年发文量虽有短暂、少量回落,但总体而言急剧上升趋势明显,反映出近年来学者们对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的高度重视,研究数量大幅度提升。

(二)不同国别文献数量分析

受学习者母语影响,不同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在汉语语音偏误上会有不同表现,因而分国别研究是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对不同国别研究的数量和分布也进分类和统计②。

表2 国别化文献数量统计

分析上表数据可知,近三十年来,五大洲关于汉语学习者语音偏误的文献研究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最多,505篇,约占比74.7%;大洋洲最少,4篇,约占比0.6%。

亚洲地区文献数量最多的5个国家依次是:泰国﹥韩国﹥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最多,127篇,约占亚洲文献总数的25.1%;文献数量最少的国家分别是斯里兰卡、黎巴嫩和阿富汗,各1篇,约占比0.2%

欧洲地区文献数量最多的5个国家依次是:俄罗斯﹥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法国,俄罗斯最多,38篇,约占欧洲文献总数的46.9%;文献数量最少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北欧、南欧和西欧,如瑞典、塞尔维亚、荷兰,各1篇,约占比1.2%。

美洲地区文献数量最多的5个国家依次是:美国﹥秘鲁﹥智利﹥巴西=墨西哥,美国最多,33篇,约占美洲文献总数的60%;文献数量最少的国家分别是加拿大和阿根廷,各1篇,约占比1.8%。

非洲和大洋洲地区文献数量相对较少,非洲文献数量只有34篇,占文献总数的4.9%;大洋洲仅有4篇以澳大利亚学习者语音偏误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约占文献总数的0.6%。

(三)文献来源分析

从对外汉语语音偏误文献来源看,主要可分为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以及硕博论文三类。

表3 基于文献来源的文献数量统计

分析表3中的数据可以发现,当前各来源文献数量由多到少依次是硕博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论文最多,共计430篇,约占比62.3%,其中又以硕士论文居多,共计422篇,约占硕博论文总数的98.1%,数量上远超博士论文。会议论文最少,共计29篇,约占比4.2%。期刊论文中,发表在各类学报上的论文最多,共计93篇,约占期刊论文总数的40.3%,发表在核心期刊或CSSCI刊物上的论文最少,共计48篇,约占期刊论文总数的20.8%。

二、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内容

根据文献研究内容的不同,我们将搜索到的文献分为综述偏误分析、音类偏误分析、语流音变偏误分析和语句韵律偏误分析四类,具体分布情况见表4:

表4 基于文献内容的文献数量统计③

分析表4中的数据,按数量多少对各类型文献进行排序,可发现音类偏误相关文献﹥综述及总论类文献﹥语流音变类文献﹥语句韵律类文献。其中,以学习者音类偏误为内容的文献最多,共计309篇,约占比44.8%。以学习者语句韵律偏误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最少,共计23篇,约占比3.3%。

音类偏误研究中,声调偏误文献最多,共计155篇,约占音类偏误文献总数的50.2%,韵母偏误文献最少,共计52篇,约占比16.8%。语流音变偏误研究中,连读变调偏误文献最多,共计44篇,约占语流音变文献总数的78.6%,轻声和儿化偏误文献较少,约占比12.5%和5.4%。语句韵律偏误研究中,句调偏误文献最多,共计14篇,约占语句韵律偏误文献总数的60.9%,轻重音偏误文献最少,共计2篇,约占比8.7%。

(一)语音偏误综述研究

目前对外汉语语音偏误方面的综述成果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和语音偏误有关的文献进行综述。周小兵、王功平对1977年至2010年发表在各类刊物上的475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梳理了语音习得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并针对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1]。第二类,是对某一国家和地区的语音偏误进行综述。兰海洋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泰国学生语音偏误分析的6篇论文进行评议,发现研究存在四个特点:研究规模小、研究模式和方法单一化、静态研究占主导地位[2]。顾伽媛对近十年来和越南留学生语音偏误研究相关的文章进行了述评,概括分析了越南学生语音偏误产生的原因,并指出了研究所呈现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3]。张娟、杨新璐指出了俄罗斯和中亚留学生对外汉语语音习得研究存在的不足[4]。第三类,是对某一语音要素的偏误进行综述。王冰洁对泰国学生习得汉语声母偏误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5]。

总论类研究成果方面,学者们主要是对学习者声、韵、调方面的偏误进行整体论述,语流音变及语句韵律方面的偏误涉及极少。

(二)音类偏误研究

音类偏误研究文献主要是指外国学习者对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习得偏误研究成果。从已搜集文献数量来看,声调偏误类研究最多,韵母偏误类研究最少。从研究结果来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汉语语音中,声调最难,其次是声母,再次是韵母。

1.声母偏误研究。有关声母偏误研究的文献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汉语声母和学习者母语中的辅音加以对比后,指出学习者容易产生的偏误。如李红印发现对泰国学生而言,卷舌音“zh、ch、sh、r”是学习的难点[6](P67)。刘苏乔、齐冲归纳出法国人学习汉语辅音时最大的问题是难掌握[+/-送气]这一区别特征、难以控制[齿龈塞音+i]组合中的辅音腭化[7]。梅丽发现日本学习者习得普通话舌尖后音zh、ch、sh的过程中存在系统语音变异,变异一定程度上受到语言语境、情景语境的影响[8]。

第二类是通过语音实验,从听觉感知和发音生理之间的关系入手,基于实验得出的相关语图分析学习者的语音偏误。王韫佳、上官雪娜发现日本学习者习得汉语声母时的偏误多集中在阴平音节中的不送气声母上[9]。林奕高、王功平将印尼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汉语语流中塞音的发音时长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印尼学生易将不送气的塞音发得过长或把送气的塞音发得过短[10]。

从声母偏误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汉语二语学习者都易产生偏误的声母是z/c/s、zh/ch/sh/r和j/q/x,除此之外的其他声母对学习者而言则相对较为简单。

2.韵母偏误研究。目前学界有关韵母的偏误研究集中在复韵母方面,且大都基于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来进行偏误分析。蔡整莹、曹文对录音样本进行声学分析后,发现泰国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常混读ua—uo、ia—ie,也存在用i[i]来代替ü[y]的现象[11](P87)。王韫佳基于Best的知觉同化模型理论,发现日本学习者对韵尾[]的知觉正确率和发音正确率都高于韵尾[n][12]。陈彧利用声学实验测量出意大利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的声学参数,并进行了三变量判别分析,总结出了意大利学生者的四种动态偏误类型[13]。

从韵母偏误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汉语二语学习者都易产生偏误的韵母是e、ü、er、iao、iu、ui、ia、ie、ua、uo以及鼻音韵母,除此之外的其他韵母对学习者而言则相对较为简单。

3.声调偏误研究。目前关于声调偏误的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分国别调查研究学习者声调偏误。如沈晓楠认为对美国学生来说,第4声和第1声比第2声、第3声、轻声更易受到干扰,并提出了教声调应从调域的不同音高出发,而不应从调型入手的观点[14]。李红印认为泰国学生的声调偏误主要体现在调域上[6](P68)。蔡整莹、曹文认为泰国学生的声调偏误表现为:阴平不够高;阳平和去声因有较长的预备段而使整个音节增长;上声则总以[211]形式出现[11](P87)。吴门吉、胡明光对越南学生汉语声调偏误进行分析之后,将越南学生的声调偏误分成了四类[15]。

第二类是通过声学实验,对不同国别二语学习者发音中的声调偏误进行分析。刘艺在进行发音实验后,基于实验产生的语图,指出日韩学生很容易将阳平和去声这样的斜调念成低平调,另外,去声偏误的主要问题集中在调型上面不是调域上[16]。漆玉平、王茂林利用Praat对学习者的上声格局图进行分析,归纳分析出缅甸中高级华裔留学生习得汉语双音节上声调的主要偏误类型和特点是:调型趋平、调域过窄、调长过长等[17]。

从声调偏误研究成果来看,对大部分汉语二语学习者而言,上声是最难掌握的,其次是去声和阳平,最容易掌握的是阴平。

(三)语流音变偏误研究

语流音变偏误研究文献主要是指对于汉语连续变调、轻声和儿化的偏误成果。其中,连读变调偏误研究最多,儿化偏误研究最少。从研究结果来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汉语语流音变中,连读变调最难,其次是轻声,再次是儿化。

1.连读变调偏误研究。目前关于连读变调偏误的研究,主要基于听辨实验和发音实验来进行偏误分析。王功平利用Praat对印尼华裔留学生和中国人的普通话双音节上上连续调发音材料进行分析后,指出印尼学生的主要发音偏误是:调域偏小、最大音高值偏低、音节发音时长偏长且前后字时长比例不当。[18]冯丽萍、胡秀梅使用K3700语音分析软件,分析研究了零起点韩国留学生的阳平二字组声调发音格局,发现逆向同化是阳平二字组发音中的一种重要现象[19]。吴程前运用Praat和T值归一法,将捷克汉语学习者的语音材料和汉语标准音材料进行声学方面的分析比对,发现在学习三字调连上的声调组合时,捷克汉语学习者的后字上声原调调型线平缓、曲折度不够。[20]从连读变调偏误研究成果来看,对大部分汉语二语学习者而言,双音节上声变调是较难掌握的。

2.轻声偏误研究。目前关于轻声偏误的研究,主要利用专业录音软件和相关语音学软件,对学习者的偏误进行分析。汤平用Adobe Audition 1.5录制了5名日本高级汉语学习者在自然状态下的二字组和三字组轻声词朗读,采用Praat 5.3进行分析后发现,日本学习者的轻声音节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调型基频曲拱偏平、调域偏窄、声调时长过长。[21]黄麒利用Mini-Speech-Lab获取到泰国学生汉语双音节轻声词实验语图和数据,发现泰国学生在习得汉语轻声二字组时,存在轻声发音“不短却长”、调型升降明显但调域和标准调域差距较大的特点。[22]从轻声偏误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汉语学习者在习得轻声时,调型、调域、发音时长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

3.儿化偏误研究。目前关于儿化偏误的研究,主要也是利用专业录音软件和相关语音学软件,对学习者的偏误进行分析。宋美玲利用Cool Edit对泰国小学汉语学习者的儿化韵发音情况进行搜集统计和分析,发现泰国学生发音时习惯于将音节向后拖延,且在发儿化音时,唇形及舌位和中国学生具有一定的不同之处。[23]洪丹丹借助Cool Edit、Format Factory和Praat分析俄罗斯留学生的儿化韵语音样本,发现俄罗斯学生发儿化音时音长比中国学生长,唇形和舌位也和中国学生存在差异,且学习者个体差异明显。[24]从儿化偏误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汉语学习者习得儿化音时存在音长过长、唇形及舌位不标准的问题。

(四)语句韵律偏误

语句韵律偏误研究文献主要是指对于汉语停连、轻重音和句调的偏误成果。从已搜集到的文献数量上看,句调偏误被研究得最多,轻重音偏误被研究得最少。从研究成果上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汉语语句韵律中,句调最难,停连次之,轻重音最易。

1.停连偏误研究。目前关于停连偏误的研究,主要是利用Praat软件,对搜集到的学习者停连语音样本进行偏误分析。毛世桢认为外国学生的停连偏误表现在词内部,有时在句子中也会出现多处停顿中级别处理不当的问题;结构轻重音方面外国学生则因为处理轻重读的语音能力不足,而会将词组或说得非常别扭。[25]陈默研究韩国汉语学习者朗读汉语动词谓语句中的停顿表现后,发现韩国学生在停顿次数、音节长度和停顿前音节缩短量上都多于汉语母语者,但无声段长度差异不大。[26]从停连偏误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汉语学习者均存在停延次数、位置、时长不当的问题。

2.轻重音偏误研究。目前关于轻重音偏误的研究较少,主要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进行偏误分析。金枚指出对外汉语重音教学的关键是音长,重要信息才重读是对外汉语句重音教学的关键。[27]高明明利用音高仪和计算机对录制好的美国学习者轻重音词组语料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学生在轻声音高与前字声调中调音高间的相对关系方面存在问题。[28]从轻重音偏误研究成果看,大部分汉语学习者易因为无法很好地习得汉语轻重音,而出现“洋腔洋调”的问题。

3.句调偏误研究。目前关于句调偏误的研究,主要是借助相关声学分析软件展开。高涵利用Cool Edit,对比分析中泰学生陈述和疑问两类汉语“重·轻”结构双音节句的录音样本,发现泰国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疑问句调时,主要存在时长和调域两方面的偏误。[29]李晓朋利用Adobe Audition 1.5、Praat和C-TOBI标注系统,分析英语母语者汉语陈述句和疑问语气句中的语句韵律偏误,发现学习者有重读句中焦点音节的意识,但是他们利用音高手段凸显重音的能力较弱。[30]宋时黄利用Cool Edit和Praat,对韩国学生习得汉语简单介绍句的语调特征进行研究,发现韩国学生的语调不会影响到字调,但是字调会影响语调,得出了加强学生语用焦点意识的结论。[31]从句调偏误研究成果看,大部分汉语学习者在习得汉语陈述句和疑问句时都存在时长、调域、句中重音混乱等问题。

三、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呈现的特点

纵观近三十年来的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可发现:该领域研究数量上大大丰富,研究内容上日趋全面精细,研究方法上更加科学先进。具体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研究数量日益丰富,研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近三十年来的语音偏误研究,经历了慢速均衡发展(1984-2000)、快速平缓上升(2001-2010)和高速迅猛发展(2011-2019)三个阶段,文献数量日益丰富。

自上个世纪开始,二语学习者的汉语语音偏误研究就已经有了分国别研究意识,如沈晓楠[14]、王韫佳[9,12]、李红印[6]等。此后的研究更是顺应了这个趋势,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有针对性,语音偏误的研究对象也日益丰富。就目前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学者们的主要研究重心都放在了以韩语、英语、日语和泰语为母语的学习者身上,针对其他语种,如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所做的语音偏误研究很少。这与我国对外汉语推广事业的发展情况有很大的关联。根据国家汉办2019年发布的《2018年度孔子学院发展报告》所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主要分布在美洲、亚洲和欧洲地区。[32]根据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所提供的数据,目前来华留学生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亚洲学生,其中,又以来自韩国、泰国和巴基斯坦的学生居多。[33]面向非洲和美洲地区外国学习者汉语语音偏误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受“一带一路”战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近年来这些地区汉语学习者数量日趋增多,加强面向这些地区学习者的汉语语音偏误研究,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学习者在语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帮助汉语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

另外,目前的研究也存在研究成果级别不高、研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的问题。分析所搜集到的所有文献可发现占比最大的是硕博论文,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虽也占据一定的比重,但核心期刊论文占比较小。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重要刊物较少、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类研究存在经验之谈和学术性不强,是造成目前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日后的研究需要发现并试图更好地解决各国汉语学习者的语音偏误难题,并基于更完善缜密的理论、运用更科学的实验方法和应对策略来进行研究,以提高论文的学术价值。

(二)研究内容日渐全面,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

传统的语音偏误研究以静态性的横向对比研究为主,研究对象主要是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李红印[6]、刘艺[16]。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中高级汉语学习者的语音偏误情况,动态性的纵向对比研究以及面向学习者语流音变偏误和语句韵律偏误展开的研究有所增加,如陈默[26]、毛世桢[25]。总体而言,研究内容日臻全面。

但当前研究中不同研究内容之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这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宏观层面上,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共时的角度来探讨学习者的语音偏误,从历时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从共时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对象及语料均易获取,研究中的不可控因素较少,研究成本较低。而从历时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较难处于长期可控的状态,研究耗时耗力且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当下,大部分国内研究者所选取的研究对象都是来华进行短期学习的留学生,以他们为研究对象进行为期较长的跟踪调查不太现实,而大部分海外汉语研究者主要是国家汉办外派的任期较短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和公派汉语教师,他们虽能接触到大量长期进行汉语学习的学习者,但由于任期原因,也很少有进行历时研究的条件。微观层面上,目前涉及汉语声韵调系统的研究较多,涉及语流和韵律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和汉语本体研究的重点及薄弱之处有很大的关系。当前,面向连读变调和语句韵律展开的汉语本体研究本就不多,也不够深入,导致已有研究成果未能很好地指导对外汉语教学,与此相关的语音偏误文献数量上也很有限。而面向汉语音类展开的汉语本体研究较为丰富,给对外汉语语音偏误研究也提供了更多可参考的材料,相关研究也随之增加。因此,目前需要加强面向学习者的历时的、语流层面的偏误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高级学习者们更好地摆脱“洋腔洋调”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日趋科学,研究手段有待进一步更新

慢速均衡发展阶段时期(1984—2000年),学者们主要是利用传统的口耳听辨来进行语音偏误研究,如李红印[6]、郭锦桴等人的研究。近二十年来,随着实验语音学理论和技术在语音教学研究领域的运用和普及,学者们逐渐舍弃了单一的口耳听辨实验方法,日趋倾向于将听辨实验和声学实验结合起来,利用语音软件、引进数学统计方法,对学习者的偏误语料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研究方法日趋科学。目前学者们主要是运用Pratt、Wincecil、Mini-Speech Labs、K3700、Cool Edit Pro等语音学软件进行研究,这些软件,帮助克服了以往研究中的主观臆断性和经验性,能得出更为客观的研究结论。

但是目前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的主要是考察语音物理性质的声学设备,对能直观、动态展示学习者发音生理变化的仪器,如喉光镜、颚位仪、气流机等使用得较少。这种现状的出现,与研究者无法获得并运用这些仪器有很大的关系,有必要在将来的研究中借助其他更为先进的设备和科学手段,以便更好地开展语音研究。

总之,近三十年来,语音偏误相关文献研究呈现出先慢后快、迅猛增长之势,研究成果受地缘因素的影响很大,亚欧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研究得较为充分,研究内容则以声、韵、调尤其是声调偏误研究为主,语流音变和语句韵律偏误研究明显不足。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目前的研究数量日益丰富、研究内容日臻完善、研究方法日趋科学,但也存在研究质量有待提升、研究主体有待充实、研究手段有待更新等问题。对汉语语音偏误分析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明确了语音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为对外汉语语音的针对性教学提供了实践价值的依据和参考,有利于促进整个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近三十年来,对外汉语学界和语音偏误相关的文献发表趋势总的来说是上升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了很强的地缘性;研究内容则以声韵调偏误,尤其是声调偏误为主,语流音变和语句韵律偏误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纵观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研究者们越来越注意学习者的母语背景差异;研究方法也越来越科学;另外,语音偏误方面的深入研究也促进了语音教学领域的发展。虽近三十年间研究成果颇丰,但现有研究成果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改进。比如要积极开展针对小语种的语音偏误研究、要注重对语音偏误的历时研究和语流方面的研究。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的语音偏误研究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领域,相信我们的不懈努力能给今后的研究带来更丰硕的成果。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对外汉语教学,只指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

②由于部分文献的研究对象是多国学习者,因此在进行文献统计时,我们会将该文献分别计入其研究的不同国别之中。另外,由于我们在统计过程中剔除了并非国别化偏误研究的文献(如某些综述类文献),因此国别化文献总数少于实际文献总数。

③总论即对学习者语音偏误面貌进行整体论述而非专项研究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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