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它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一样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玄学不是道家思想的变革，而是儒家思想的延续，是儒道合流的思想体系。这一时期的思想体系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文化，出现了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代表人物，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传统衣着服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 魏晋 儒学 玄学 传统服饰

一、魏晋玄学的产生发展

东汉末年曹魏、蜀汉、孙吴三国战争不断，使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公元220年曹操因病而逝，其子曹丕迫使汉献帝让位，改国号为魏，史称曹魏。由此东汉灭亡，正式进入三国时期。公元263年，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蜀汉亡。两年后司马昭去世，其子司马炎废魏元帝自立，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曹魏亡。后来西晋发动灭吴之战，孙吴亡。至此三国时期结束，进入晋朝。到了晋朝又分为两个时期，即东晋和西晋。司马炎建立西晋，定都洛阳;司马睿建立东晋，定都建康。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17年，东晋建立。东晋后期又发生了诸多战乱，后来刘裕平定诸乱，夺取帝位，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之前，国家经历了诸多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汉代以前，政权在华夏，汉代以后政权不完全归于华夏，尤其是北魏时期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更说明了政权更替之复杂。在“五胡十六国”时代，运、匈奴、鲜卑、氐、羌、羯等这些少数民族更在北方和四川一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由此可见魏晋之际社会形势非常复杂。在此大背景下，中原文化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也进行了交融。当时天下大乱，儒学渐衰，许多魏晋名士想要寻求一种能顺应时代变化的处世之道，在这种“时之将变”的动荡时代，儒学需要新的延续，玄学开始兴起。

从汉初的儒、道之争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确立，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吸取诸家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为汉代的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两汉之际，社会动荡不安，谶纬之学盛行，同时经学内部又出现了新的派别——古文经学。它主要以六国古文字所留下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文献为主。东汉时期，王充以坚持真理的态度对经学、谶纬等作了批评和考订，在理论思维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到了汉末之际，两汉经学已经衰落，要想使儒学得以发展，就必须突破汉代经学的形式，寻求新的发展方式。

魏晋时期的名士不满足于汉代经学，他们以“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为他们所讨论的理论基础。他们希望从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中进行抽象的思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无”，“妙”即“始”，可引申为“有”。魏晋之士在讨论有无、本末的关系时，以“无”不能生“有”为核心，以此形成不同流派，统称为“玄学”。 魏晋时期的动荡与灾难使名士们对于生死存亡的关注、哀伤和人生短暂的感慨、喟叹尤为突出。在这种政局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人们常常为生死而担忧，稍有不慎，性命不保。因此一些名士放浪不羁，醉生梦死;一些名士则不问世事，草间求活。由此清议之风转向了清谈的思辨。

玄学的初始流派是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他们的“正始之音”完成了从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变。其论证的主要内容是“无中生有”。他们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这里的“无”是《老子》所言的“道”，一切有形之物只有靠它才能产生，才能发生作用。何晏认为：“有之为有，恃無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王弼认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他们皆以“有”、“无”对比，认为“无”比“有”更重要。

第二个流派主要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他们与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合称“竹林七贤”，他们生活在司马氏与曹魏政治斗争最残酷的阶段，正如阮籍所言“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所以他们或不满现实，纵酒谈玄，或以清高自居，抨击时政，又或放浪形骸，不问世事。阮籍认为“自然”生万物，嵇康主张“以无为贵”。他们都反对“名教”，崇尚“自然”，认为“名教”禁锢人心，要求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们这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个流派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他们的《庄子注》，力图以《庄子》的形式，吸收更多儒家的内容。向秀和郭象不赞同何晏、王弼的观点，他们认为“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生“有”，他们提出“自生”，即“不知所以然而然”“不知所以生而生”，一切现象皆孤立存在，没有因果联系。郭象还认为，一切现象的变化转瞬即逝，无法捉摸，人们不必执着于“无”生“有”，还是“有”生“有”，这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到了东晋时期，玄学与佛学合流。由于三国、西晋时期玄学盛行，许多僧人采用“格义”的方法译经，使佛学在玄学的影响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许多名士与高僧交往频繁，佛、玄逐渐合流。直至南北朝时期，佛学与玄学的结合达到鼎盛，成为了历史上的“佛玄”时期。

二、魏晋玄学对传统服饰之影响

魏晋时期的思想体系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传统衣着服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服”即“汉民族的传统服饰”，主要指清代以前形成的、以上溯炎黄，下至宋明的华夏（汉）文化为基础，以此演变发展而来的、展现民族个性与特色的服饰的总和。“汉服”最早出现于西汉竹简：“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关于这四件“雕衣俑”所雕衣着为交领右衽长袍，黑地上彩绘信期乡纹样，边缘起绒棉式样，下裾朱绘。这大概就是《礼记·玉藻》中所记载的深衣了。外为对襟短襦，上有彩绘绣花纹样。”西汉的《独断》中记载：“通天冠：天子常服，汉服受之秦，《礼》无文。”东汉的《汉书》写到龟兹公主多次来朝贺，非常喜欢汉家服饰制度，回国后整治宫室，也向汉家学习。虽然这些记载中的“汉”只是偏狭义的汉朝、汉地，但是后来人们逐渐用“汉”来代表华夏族群。

传统服饰作为华夏民族内在文化的外在表现，它的形制与特色不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水平，更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追求。上溯炎黄、下至宋明，每个朝代的汉服都有其独特的形制和意义。魏晋时期战乱频发，朝代更替，使当时的百姓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承受着极大地痛苦和压力。文人名士们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看破了虚伪和杀戮，开始在精神上谋求解脱。他们致力于玄学，追求奔放洒脱的精神境界。魏晋名士与传统文人的风格大不相同，他们的思维方式，举止言谈，道德情操都透出了人的自然本性的觉醒，他们蔑视礼教、行为洒脱，又崇尚自我、热爱自然，因此在服饰上竭力营造一种超凡脱俗的味道，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纵观历史的各个朝代，最为飘逸自在的衣着当属魏晋。《抱朴子·刺骄篇》这样记载“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世说新语·任誕》中说道刘伶曾今穿着袒露的衣服坐着鹿车，纵情饮酒。《世说新语·容止》中记载：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袒胸露臂、洒脱豪放等穿着虽在儒家伦理中是有失礼教的装扮，但是在魏晋之士看来却是一种不被礼法桎梏的体现。

这一时期的男子着装首服主要以巾帛包头，或以“笼冠”为主，衣着以袖口宽大、不收衣祛约束的长衫为主。女子的发饰主要是以假髻为主。妇女们继承了秦汉时期的着装风格，并对此发展改进，上穿衫、袄、襦，下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宽大，下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自然洒脱、俊俏飘逸之感。

此外，魏晋时期的足服主要是用葛、麻、皮、丝等质料制成的履和木屐。履的形制一般为高头大履，虽行走不便，却有逍遥之致，大體分为凤头履、聚云履、五杂履、鸠头履等。与履相比，木屐却更受欢迎，它穿着方便，不拘于形式，显得潇洒飘逸，与魏晋名士的放达行为正相吻合。

魏晋时期，传统服饰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玄学思潮在服装上的体现，同时魏晋服饰也反映出了这个时期的文化内涵和心理状态，成为了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中一道清新淡雅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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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姓名：柴根（1995—），性别：女，研究生在读，单位：西北大学，研究方向：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