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在我，各族人民就能众志成城，民族团结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团结。”[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党中央为了宣传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传达对兄弟民族人民群众的关怀，进一步疏通民族关系，于1950年派出四个民族访问团，奔赴兄弟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重庆会见了西南访问团，听取了各学者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并提出民族工作的建议。费孝通先生作为访问团贵州分团团长率团到贵州访贫问苦，在半年时间里，费孝通及其工作组先后访问了贵州5个专区，开办了4次民族干部训练班，并协助贵州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和全省民族工作会议。[ ]《兄弟民族在贵州》这一调查报告就是在访问贵州之后完成的，当下再次探讨建国初期费孝通的民族工作，研究其民族思想及贵州民族工作的经验，对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族团结：建国初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

1950年7月，民族访问团（西南）到达重庆后，邓小平会见了访问团并与费孝通就民族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随后，在正式欢迎访问团的大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的讲话，对西南少数民族工作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当然，这篇报告也浸透着费孝通的心血。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指出了民族团结的重大现实意义。

建国初期，民族问题主要源于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表现为两种主义：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宣扬汉族优越论，否认兄弟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贡献;地方民族主义则过分强调本民族利益的一时得失，阻碍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针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当然这种隔阂不会立马取消，需要经历一个长的时段，才能消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兄弟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

就具体的工作方法而言，“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不能贸然地由外部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进行阶级斗争。以贵州苗族土改为例，邓小平指出，在民族地区，正确的阶级立场是“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进行减租、土改，但由于苗族人所种土地的地主大多为汉人地主，苗族人土改的愿望很迫切，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实行减租、土改，而针对少数苗族地主，应由其本民族慢慢采取协商的办法解决。

具体到工作态度，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复杂，而当时对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知之甚少，所以在工作中，“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正如上述土改问题一样，不能盲动、轻率地进行改革，从而犯了“急性病”，应当“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特别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要主动沟通，避免因风俗习惯不同而引起的不必要的误会，不要得罪了兄弟民族而不自知，对于一时难以习惯的风俗，也应当说明并请求原谅。

对比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大肆鼓吹宗族论，认为只有少数几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单位，将中国历史上的成就归功于汉民族等说法，邓小平指出悠久灿烂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在此思想指导下的民族访问活动，对于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感情交流，对于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感的提升，无疑将会起极大的促进作用。

以心换心：书写《兄弟民族在贵州》的篇章

贵州在历史上因交通闭塞而被称为“夜郎自大”，但其地理位置位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的边缘地带，对于各种不同的文化交流有着强大的包容性。明朝朱元璋建省贵州以牽制云南，在大兴屯田的同时，逐步实行改土归流。明清大规模汉族移民进入贵州后，对原有的民族地区结构造成冲击，很多移民过去的屯兵占有属于兄弟民族的原有熟田，将其赶入未开发的地区重新扎根生活，导致民族关系紧张。费孝通在《兄弟民族在贵州》[ ]中，就记述了咸丰年间、嘉庆年间对苗族、彝族的迫害。新中国成立后，平等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写入《共同纲领》，但由于兄弟民族地区革命经验少，加之民族隔阂的存在，使得各兄弟民族难以在短期内认识到民族关系的本质变化，但若兄弟民族感情上不能深刻反映出民族关系的变化，仍然存在民族隔阂，那么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民族工作在推行时也必然会遇到阻碍。邓小平对访问团寄予厚望，“我希望你们对少数民族同胞一定要以心换心，将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朋友，彻底把心交给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到他们之中去，才能做好工作。”[ ]

（一）血泪当初——各兄弟民族隔阂的由来

“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这句话，表明了部分兄弟民族在大汉族主义的迫害之下，很难信任汉人。历代封建统治及民国时期，汉族地主们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断言，利用了民族的名义对兄弟民族进行剥削和压迫，用侮辱性的称呼，在汉族的群众中培养歧视兄弟民族的感情。在访问团到达贵州之前，费孝通“只知道贵州有苗族”，后来经过访问才了解到贵州苗族只占兄弟民族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人数较多的兄弟民族除苗族外，还有仲家（布依族旧称），彝族、回族等;人数较少的民族，一是更早居住在贵州的民族，如仡佬族等，二是早年军屯驻扎的汉人，后不被本族所承认，如南京人，穿青等。

在人的五伦之中，只有兄弟、父子关系，是所谓“天合”的血亲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兄弟之间的生存关系并不是理想化的和睦状态。贵州的兄弟民族和汉族接触较为频繁，由民族矛盾引发的战争也较多，其中苗族首当其冲。从分布情况来看，“苗家住山头，仲家住水头，客家住街头”，在封建统治及国民党统治下，“汉到夷走”一直没有停过。在一次座谈会上，苗族同胞讲出了“杀人洞”的血泪故事，《贵州通志》记载咸丰四年，以苗制苗;嘉庆二年，利用盘江暴动对仲家进行杀害。这些战役在史书上一笔带过，但对于兄弟民族而言，却是刻骨铭心的仇恨。经济层面，汉族封建势力对苗族开垦的熟地进行占领，当苗家农民经济势力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反抗当地汉族封建势力的压迫时，也就发生了武装起义，而封建势力以“平苗乱”的口实征剿并占领土地，这就构成了在历史上不断遭受破坏——恢复成长的血泪循环过程。

仲家的中心区在靠近广西的边境，他们占有水田，不上高山，他们不像苗家那样被打击得“老鸦无松桩，苗家无地方”。由于安定的环境和较肥沃的土壤，内部农业经济也发生了封建主义：本族有了地主阶级，土地较为集中，在个别地区仲家地主数目甚至超过汉人。此外，宗派斗争在仲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仲家依附于汉族统治，汉族封建统治对仲家“分而治之”，造成其内部宗派斗争严重，伪国大的贵州少数民族代表就出在仲家，在1950年反动势力武装暴动中，依附于伪国大的部分仲家上层做了土匪。仲家人民在宗派斗争中没有好处，反而多了一层剥削，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悲惨。

彝族主要位于贵州西部地区，有较完整的政治组织，是开发西南的老民族。历史上，贵州的乌撒、永宁及水西等彝族土司实力比较雄厚，但明末到清康熙，逐一被改土归流，建国初期，永宁和水西区彝族所余人口已很稀少，只有乌撒区还有一部分余留，彝族在贵州的统治势力被打击或消灭了。土司制度利用各民族原有的政治基础，对兄弟民族进行统治和剥削，改土归流“是进行同化政策的开始”，另外，汉官不但不禁止黑彝土目之间的斗争残杀，反而从中煽动火拼兼并，给彝族同胞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历史上，贵州各兄弟民族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鲜血与泪水加深了各兄弟民族的深层记忆，封建统治者们引以为傲的平乱开疆，对于他们却是残酷和创伤。各兄弟民族的血泪历史由谁负责呢？在访问团组织的座谈会上，通过访贫问苦、“诉苦”，普遍认为是汉族压迫了少数民族，但享受的人是谁呢，是汉族的地主，而不是客家，汉族农民不但没有利益反而会被征兵。“客家的穷人还不是和我们苗家一样苦”，这样通过座谈会倒苦水的形式，兄弟民族逐步区分出敌友。当然，汉族人民过去在封建统治的民族隔离政策下，受了统治者的麻醉和欺骗，歧视兄弟民族，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新中国成立后，造成血泪斑斑的历史主犯已被打倒，民族间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转变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了，但是在西南兄弟民族地区，同胞们对新的民族政策知之甚少，宣传新型民族政策、帮助兄弟民族翻身翻心志在必行。

（二）以心换心——翻身翻心的兄弟民族

人民群众在土改运动中经济、政治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土改运动又被称作翻身运动，与之相伴的观念变化被称作“翻心”。在贵州兄弟民族地区，通过土改、减租等摆脱汉人或其他大民族的压迫是为翻身，认清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隔阂是为翻心。就翻身而言，三个兄弟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苗族地区，由于苗族在历史中不断往山上撤退，明清以来苗族内部形成的地主阶级并不多，个别地主亦不脱离劳动，至多是半地主式富农;另外苗族内部租佃关系的剥削不及汉苗之间。苗族地主数量少，是受到大民族的压迫而发生的，汉族封建势力在苗族提出政治经济诉求时便进行征剿，使苗族本身不易生长出地主阶级。仲家地区，挑拨离间和分裂兄弟民族的主犯封建势力已被打到，在仲家的部分上层分子土匪被肃清后，仲家人民的公敌也大多被清剿，使仲家社会本质上起了变化。仲家土地集中程度较高，西南当局不强制实行减租、土改，不是从外部做决定，而是由仲家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彝族地区，解放后比较原始的劳役地租和任意摊牌，事实上已经大部分取消了，反动的土目当了匪的业已肃清，开明的土目正在主动减租。费孝通认为，若反动的封建统治没有被打倒，“贵州彝族的前途也只有继续走上消灭的道路”。

翻心而言，过去兄弟民族与汉族农民都被汉族地主压迫，民族隔阂很深，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共同的利害，一直要到民族压迫消灭以后，才发生阶级友爱的关系。凯里的座谈会上，一位60多岁的苗家老人对访问团唱了从来没有在汉人面前唱过的“反歌”，这位老者破了例并坚定的认为“从此苗汉是一家人了，汉人不会再欺辱苗家，苗家也不会再造反了”，过去的民族隔阂在这一刻得到消融。镇宁仲家地区，访问团将封建地主“分而治之”的道理讲给同胞们听后，仲家同胞感动地说：“国民党就是要挑拨我们闹不团结，只有共产党才真是要我们好，我们不团结，就不能翻身”。访问团宣传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根据共同纲领说明了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是各民族的自由后，苗家妇女特别高兴，纷纷向访问团控诉杨森逼她们剪发改装的压迫，苗家妇女总会找出花条条，交予访问团。

封建统治者大都将兄弟民族作为权力奴役的对象，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造就了各民族间长期存在隔阂的现状，通过民族访问，费孝通强调了各民族在贵州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与贡献，赞扬了各族劳动人民，温暖了兄弟民族被旧社会统治者伤害了的心，民族地区随后开展的民主改革，领导各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正是这些举措，弥合了旧社会遗留下的民族间隙，奠定了新中国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团结起来：进一步的讨论及结语

每个民族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脱离一定社会的民族是不存在的，一定的社会又是由民族组成的。[ ]历史上，各兄弟民族有和睦相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一面，也有隔阂误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一面。新中国成立伊始，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民族隔阂和民族成见依然很深重。民族访问团访贫问苦，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与兄弟民族以心换心，与他们一起翻身翻心，书写了民族团结的佳话。贵州仍广泛流传着《十兄弟》的故事，各兄弟民族同父共母的文化认同凝结着人们对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希望，团结或是隔阂，总归是一家人的同胞兄弟。

建国初期的民族访问工作被认为是，“所问的问题和关注的焦点也是预先设计好的，期待着所搜集上来的结果有着民族独特性以及借此可以把彼此区分开来的那些特性，由此而完成民族识别的新国家的新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学者难以将问题集中在人类学的调查领域，因此很难说学者们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尽管这次调查并非一次纯粹学理意义上的调查，但这一时期开展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无疑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酝酿具有重要意义。抗战时期，费孝通就曾对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法表示了异议，建国初期通过深入兄弟民族地区，费孝通更加认识到中国社会族类和文化多样性，民族访问工作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程。对于建国初期民族团结思想的探究，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我国民族理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而且为当下民族政策的制订提供了思路。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总之，建国初期民族访问团的工作，密切了党及政府与西南各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通过访贫问苦，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也为以后的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当下全球的巨大变局中，“部分与整体”、“中心与边缘”的问题仍然需要回答，尤其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这些问题似乎比建国初期的“兄弟民族”，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多元一体”的问题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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