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蕾

《明史·张献忠传》载其“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塚。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縊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眷。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顺治三年，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

此谓张献忠共杀“六万万有奇”，显然夸大难以置信。史载明季四川总人口约一千万，历朝史书所载，四川从未达到过六亿人口。清毛奇龄《后鉴录》所记平东、抚南、安西、定北“命四路将军分路剿杀”所报数字相加的总数正好是6·0748亿完全吻合，说明源出《后鉴录》，毛康熙时曾任明史修纂官，夸大其词的根源就出于此。

明末清初遗民所撰史书都写了张献忠在蜀杀人无数，但都没有如此夸张骇人的数字。如王夫之《永历实录》：“献忠之在蜀也，杀掠尤惨，城邑村野，至数百里无人迹。民逃入深山，不得食而死者委填岸谷，或采草木叶食之，得生者乃化为野人，裸处林栖，体生白毛，遇人则搏杀之而吮其血。”温睿临《南疆逸史》载：“贼性喜杀，乱蜀时立赏格：凡部卒日得男壮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童稚不计。”吴伟业《绥寇纪略》：“献贼欲屠成都民，孙可望谏曰：其名等随王多年，身经数百战，所得之地即行杀戮，不留尺寸以作根本。士民既杀，地方取之何用？苟不修王业，将士随王亦无益矣。必欲屠民，其名愿刎颈以代民死。”查继佐《罪惟录》载献忠“具榜取士，士争乞生，复以兵围之，数千人咸振筆携策而死。”

由此可证，《明史》本传除杀人数字夸大不实外，其在蜀残忍乱杀无辜之事，应当属实。史载明末四川人口约一千万，顺治十八年只剩八万，康熙二十四年只有一万八千零九十一丁。人口巨減的罪魁祸首，虽明、清官兵、姚黄义军、张献忠、吴三桂叛军等都各自有份，但张献忠和清军杀戮最多。偏袒任何一方均不合史实。

如果认为上述史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捏造污蔑和仇恨”，那么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官吏和外国传教士在成都所记的史料，则不存在仇恨和污蔑，而且都是亲眼所见的事实，应该是最可靠的确凿证据。

据当时供职大西政权幕府的欧阳直《欧阳氏遗书》载：“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生员听考，到即禁之大慈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剁手无算。”“抚南营内逃去都司张斗南……凡南路全营大小官悉诛之……四路追拿，遇兵民即杀。”“移师出城，驻营于郊，令各营纵火烧毁房屋，一时各郡县城野庐舍俱烬。”“弃成都北去，行次顺庆界，大阅，杀尽川兵，不留一卒，川兵尽。”

又因张献忠亲近天主教，封当时在成都传教的意大利人利类思和葡萄牙人安文思两人为“天学国师”，他们目睹所记文字，后被法国传教士译成中文《圣教入川记》出版。现摘录数段如下：

此时成都僧人最多，已达二千之数。因献忠惨杀，无一漏网者。其余住川中各州县人民，多受杀戮，因献忠疑若辈所谋为谋乱之尤，故下令清剿。……大加杀戮，已杀去川人十四万之多，拟将川省变为旷野，无人居住。

南京明军1645年秋间入川……及闻刘清（进）忠在汉中兵败，属下之兵皆系川人，于是狂怒大发，虐杀川人，以雪其恨。此次杀伐，不知死人若干……各州县城边皆有大坟名万人坟者，其中所葬尸骨不知凡几。

1645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献忠欲剿洗全城居民。先遣一人捏词诳报以安民心。……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杀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之故，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剿灭全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留军情”云云。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外，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下，云：“大王万岁，大王为我等之王，我等为大王之民。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耶？我等无兵器，非兵非敌，乃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等无辜小民。”云云。献忠……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众将士急速动刑，……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处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献忠分兵四出，……无论男女老幼及畜类等，悉行诛灭，几无遗类。凡城镇村庄房屋无人居者，皆放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亦受毁灭。……献忠由川往陕，离成都时下令将皇宫焚毁。在城外见隆烟腾起，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实属可惜。

我们长期一直坚信：“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选》第二卷619页）张献忠虽出身农民，但他起义后从未提出过其他农民起义“杀富济贫”、“均贫富”、“均田免赋”等代表农民利益的口号纲领，反而不分贫富善恶，大量屠杀军民士子僧人和妇女，烧毁宫殿民房，使成都全城化为焦土，这主要发生在他称王之后，足以说明农民起义已经完全蜕化变质，成为严重破坏生产力和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反动势力了。所以我认为对农民起义的评价，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新评估其功过是非，而不能笼统肯定他们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至于如何具体甄别，重新评价，笔者水平有限，只有翘首盼望历史学家们的新著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