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陆冰 常铭杰

【摘 要】 传统安全包括军事安全、外交安全、政治安全等等方面，长期困扰全球传统安全的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便是军事安全中的军备竞赛问题。而这又关系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安全困境”。“安全困境”问题古已有之，对“安全困境”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从二十世纪中后期至今，有许多的专家学者从自己的理论逻辑出发分析了“安全困境”问题，但并没有定论。总而言之国家间和地区性的“安全困境”现象依旧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本文从“安全困境”的成因起进行分析，探究解决“安全困境”问题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 安全困境 无政府状态 现实主义 路径研究

前 言

“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1]“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首先对“安全困境”这 一概念进行阐述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美国政治家约翰·赫兹。前者称之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 后者则是学术界用“安全困境”这一术语概括此类情势的第一人。两位学者一致认定“安全困境”这一概念的本质是一个“悲剧”。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罗伯特·杰维斯、杰克·史奈德、阿兰·柯林斯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但人们为“安全困境”所下的定义也越来越多，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如何界定“安全困境”的问题。根据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对以往学者对“安全困境”所下定義的总结，常见的大致有以下四种：

对别国安全的损害;所有各方安全的减损;意图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合适的政策。同时，国内学者对于“安全困境”现象的研究也非常之多，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有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尹树强教授，他对“安全困境”做了概念辨析，他认为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体系引导型”和“国家引导型”两类安全困境[2]。

一、“安全困境”现象理论阐释

（一）现实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认为导致“安全困境”的出发点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沃尔兹认为，“无论拥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也无论系统中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都不得不与安全困境并存，因为造成安全困境的不是各国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国家所处的环境。这一困境无法得到解决，只能加以或难或易的应对。[3]”这里的“环境”就是无政府状态，他用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把安全困境的生成机制，简化到了最精致的地步。“它的成立只需要两个最简单的前提条件：一是国际无政府和自助状态，二是国家求生存的意望。现实主义者认为“安全困境”会长期存在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之间，这一现象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二）自由主义视角

新自由主义认同了现实主义关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同时也从无政府状态出发分析了“安全困境”的成因，自由制度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的小约瑟夫·奈认为：“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即无政府状态，或国家之上缺少一个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势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这一现象无法被解决，例如自由制度主义便认为国家间可以通过合作和国际制度的建立来约束或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

（三）建构主义视角

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理论不同的是建构主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国际社会客观存在的，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不是静态的主体，而是互动的行为者，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正是通过行为体的互动而产生的，国家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一种结构。而建构主义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身份政治理论，不同的无政府文化确定行为体的不同身份，而行为体的身份决定了行为体的不同利益，而只有确定了不同的利益才能正确的分析行为体的行为。正因如此，当行为体间处在一种“霍布斯文化”下，那么安全困境的产生自然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下，国家间对于安全的预期都是最坏的，行为体之间的身份定位趋近于敌人，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方增加军备，就会让其他所有国家感到不安全。同时，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作用，而观念只有通过行为体的互动才会共同拥有并发挥作用，因此，当不具备共有观念的时候，行为体间是无法建构起良好的无政府文化，而这样也就导致“安全困境”现象的出现。

二、安全困境成因分析

综上所述，由于不同理论的出发点不同，导致对于“安全困境”问题的成因也有不同的定论。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安全困境”现象的出现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可分割。换句话说，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安全困境”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同时，国家间的不信任感是导致“安全困境”出现的第二个关键因素。还有便是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机制）环境的作用，现存的和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是由霸权国家主导建立的，无论是18世纪后期19世纪前期的英国，或是19世纪后期通过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建立起的德意志帝国，或是二战后的美国，都不可否认的通过霸权建立起来了霸权领导下的地区或国际制度，而这也正是导致“安全困境”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解决“安全困境”问题可行性路径分析

（一）改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客观存在性，这也是导致“安全困境”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无政府状态客观存在但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自助。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日益增多的国际合作与国际舞台上百花齐放的国际组织已经充分证明出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的可行性。其次，不仅是国际合作，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同样可以改善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需注意区分的是国际组织与政治军事联盟有本质上的区别，并且国际组织的建立与参与国影视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二）国家间身份认同建构

国家间身份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间关系的走向，身份的建构是解决安全困境问题的关键一步。例如，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由于成立时间较晚，并且在独立之初就得到了我国不遗余力的支持与帮助，无论是在经济上的援助或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声。导致非洲国家建构起了对我国友好关系的身份的认同。因此，中非之间就很难会产生“安全困境”现象。与此形成对比的便是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由于彼此在身份上的定位就是敌人，对手，因此，“安全困境”的产生就变成了必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对英国一百件核武器的担心没有对朝鲜一件核武器的担心多。身份的建构对于“安全困境”的解决是非常重要的。

（三）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霸权国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在事实上已经证明了并不能减少“安全困境”现象的产生，相反，还会加剧军备竞赛的严重性，因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他所建立的国际制度的稳定性，必然要保证自己的相对优势地位，也就必然要增加军备。这也是“霸权稳定论”的不合理之处。但也并不是说，由非霸权国家构建国际制度就一定能减少“安全困境”问题的出现。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不是一件易事，由谁来主导构建，国家间怎样合作参与，怎样才算真正的公正合理等等，这些都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途中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便是中国主导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良好实践，在构建的过程中，各国以平等互助的身份参与进来，经济互惠，文化包容，政治友好交流，参与进来的国家秉持命运互通，制度共建的理念，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就大大降低了“安全困境”现象出现的可能性。但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结语

“安全困境”现象由来已久，解决也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就無政府状态的改善而言，自1648年民族国家产生概念产生以来，已经过了将近四百年，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依旧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同时，身份的建构也一样困难，因为大多数国家对待其他国家的身份已经建构成型，并且根深蒂固，例如中美，中日。除非国家政府被重建才有可能使其他国家重新建构你的身份。但本文旨在探讨的是尽可能减少“安全困境”现象出现的可行性路径，无政府状态的略微改善，以及与其他小国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都是减少安全困境现象的可行措施。并且，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更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全球传统安全问题治理。因此，“安全困境”现象的一点改善，就是对全球传统安全问题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俊生.“安全困境”的形成与缓解——以冷战后东北亚安全为例[J].教学与研究，2014（11）：18-28.

[2] 尹树强.“安全困境”概念辨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3（01）：57-61.

[3] 刘儒鹏. 中国崛起与中日关系中的安全困境[D].中共中央党校，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