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

摘 要：辽朝皇帝大都有过与臣下的“问”“对”活动，其场合大致有朝堂之上、军前行营或其他地方。“问”“对”的形式有专“问”专“对”和“问”群群“对”。“问”“对”的内容主要有：与制定国策及民生等重大问题相关的“问”“对”、与临时所遇各种军政问题相关的“问”“对”、与选拔任用官员相关的“问”“对”以及其他内容的“问”“对”。皇帝对臣下之“对”的反应有三种：满意、有疑义及不同意。辽朝君臣“问”“对”结果的影响分正负两方面，即：皇帝采纳了臣下所“对”之合理化建议，就会减少或避免因独断而产生的政策偏离及执政失误;反之则相反。

关键词：契丹辽朝;君臣“问”“对”;二元决策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7-0001-08

从上古先秦到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执政，在涉及制定一国大政方针及临时遇到执政难题时，大多都能向下问计于宰辅臣僚，并选择可以采纳者，最终形成决议而推行之。在先秦文献《尚书》《管子》及《战国策》中，常见先秦时期包括君王与臣下在内的各种“问”“对”。李乃龙先生曾总结这一时期诸种“问”“对”的形式与内容：“卜辞是人神问对，旨在决疑;《尚书》是君臣问对，旨在择贤;《论语》是师徒问对，旨在问道;《孟子》是君士问对，旨在问难;《庄子》是人物、物物问对，旨在说理;……《战国策》也是君士问对，旨在问计。”{1}“问”“对”种类、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还衍生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新的文体——“问对体”。{2}辽是公元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由中古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王朝。有辽一代二百余年，历朝皇帝亦大都有过与臣下的“问”“对”活动，彰显了所谓“北族王朝”与中原汉人王朝并无二致的君臣政务信息交流和二元决策形成之模式。目前，在中古君臣的“问”“对”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不久前出版的《面圣：宋代奏对活动研究》一书，作者王化雨博士依据相关史料，系统梳理了宋朝君臣视朝听政、经筵问对等奏对活动的制度沿革及其过程、功效等。{3}经笔者检索，迄今为止，有关辽朝君臣的“问”“对”研究尚未见有人涉猎。笔者不揣浅陋，钩沉相关文献史料，拟对辽朝君臣“问”“对”的场合、形式、内容，以及皇帝对臣下所“对”内容的反应，君臣“问”“对”对辽朝朝政的影响等，略作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君臣“问”“对”的场合与形式

辽朝史料稀缺，《辽史》记事简陋，因而，有关辽朝君臣“问”“对”场合的记载多缺漏不详。依《辽史》现有之记载，笔者归纳辽朝君臣“问”“对”的场合大致有如下几种：

其一，朝堂之上（包括四时捺钵行宫议事之殿帐）。辽朝皇帝于朝堂上与臣下议事，常就某事对某人或群臣发“问”，然后由被问者做以答“对”，构成君臣之间的“问”“对”活动。譬如辽兴宗与老臣张俭的一次“问”“对”。《辽史·张俭传》：“重熙五年，帝幸礼部贡院及亲试进士，皆俭发之。进见不名，赐诗褒美。俭衣唯纟由帛，食不重味，月俸有余，赒给亲旧。方冬，奏事便殿，帝见衣袍弊恶，密令近侍以火夹穿孔记之，屡见不易。帝问其故，俭对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时尚奢靡，故以此微讽喻之。上怜其清贫，令恣取内府物，俭奉诏持布三端而出，益见奖重。”{4}张俭是圣宗、兴宗两朝重臣。兴宗重熙初年，年事已高的张俭封陈王，官南院枢密使、中书令，兴宗皇帝为照顾老臣，允张俭可于便殿（皇帝临朝暂歇处）奏事，所以，兴宗皇帝令近侍在张俭旧袍上做记号，以及此后的君臣“问”“对”，应该都是在便殿之上。检索《辽史·兴宗纪》：重熙五年（1036）九月“癸巳，猎黄花山，获熊三十六”。冬十月丁未，兴宗皇帝“幸南京”。“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甲子，宰臣张俭等请幸礼部贡院，欢饮至暮而罢。”{5}由此可证，兴宗皇帝与老臣张俭的此次“问”“对”活动地点是在陪都南京元和殿附近之便殿。

辽有“行朝”特色，契丹皇帝不常在五京宫殿办公，一年四季，春水秋山，夏凉冬暖，议事场所多在捺钵地之行宫殿帐。因而，辽朝君臣之“问”“对”，亦常在捺钵之行宫殿帐进行。譬如辽道宗咸雍年间，道宗皇帝与彰国军节度使耶律颇的一次“问”“对”，就是在道宗皇帝秋捺钵地之行宫殿帐。《辽史·耶律颇的传》：“咸雍八年，改彰国军节度使。上猎大牢古山，颇的谒于行宫。帝问边事，对曰：‘自应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地。清宁间，边将不谨，为宋所侵，烽堠内移，似非所宜。道宗然之。”{6}检索《辽史·道宗纪》，咸雍八年（1072）秋七月至九月，道宗皇帝的活动地点一直在“黑岭”“羖羊山”和“藕丝淀”等处。{7}“藕丝淀”，契丹语地名，汉语译为“广平淀”，约在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阿鲁科尔沁旗与通辽市开鲁县交汇的西辽河下游一带，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这里是辽朝中后期契丹皇帝冬捺钵避寒之处。九月下旬，道宗皇帝一行离开秋山射猎场所，来到“藕丝淀”（广平淀）准备坐冬避寒。所以说，道宗皇帝与耶律颇的“问”“对”场所一定是在至“藕丝淀”（广平淀）之前的“黑岭”或“羖羊山”附近的大牢古山秋猎之行宫殿帐。又，辽朝末年，天祚帝耶律延禧与叛臣耶律术者的一次“问”“对”，则是在天祚帝春捺钵之行宫殿帐。《辽史·耶律术者传》：术者“尝与耶律章奴谋立魏国王淳。及闻章奴自鸭子河亡去，即引麾下数人往会之。道为游兵所执，送行在所。上问曰：‘予何负卿而反？术者对曰：‘臣诚无憾。但以天下大乱，已非辽有，小人滿朝，贤臣窜斥，诚不忍见天皇帝艰难之业一旦土崩。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举，非为身计。”{8}“行在”，辽朝皇帝捺钵行宫之别称。“鸭子河”，又称“鸭子河泺”，即今吉林西部嫩江边的月亮泡，为辽朝中后期契丹皇帝春捺钵时凿冰钩鱼及射猎野鸭天鹅的主要场所。

其二，军前行营（或行宫）。有辽一代，内外战事较为频繁，诸如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的平乱及征服周边部族之战，灭渤海国之战;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的灭后唐、后晋之战;辽景宗、辽圣宗时期的辽与北宋之战;辽兴宗时期的辽与西夏之战;辽道宗时期的平定内乱之战;天祚帝时期的辽与女真之战，等等。契丹人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渔猎为主，故而，辽朝诸帝中多见“马上”皇帝，尤其是辽朝前期的太祖、太宗二帝，每大战都能御驾亲征，率军至前线指挥督战。在军前行营（宫），皇帝有时会遇到军事方面的难题，需要臣下答疑解惑，所以，《辽史》中常见军前行营（宫）内的君臣“问”“对”活动。如太宗会同九年（946）十一月，辽灭后晋之战，辽太宗耶律德光与北院大王耶律图鲁窘的一次“问”“对”，就是在军前行营（宫）之中。《辽史·耶律图鲁窘传》：“从讨石重贵，杜重威拥十万余众拒滹沱桥，力战数日，不得进。帝曰：‘两军争渡，人马疲矣，计安出？诸将请缓师，为后图，帝然之。图鲁窘厉色进曰：‘臣愚窃以为陛下乐于安逸，则谨守四境可也;既欲扩大疆宇，出师远攻，讵能无厪圣虑。若中路而止，适为贼利，则必陷南京，夷属邑。若此，则征战未已，吾民无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骑，何虑不克。况汉人足力弱而行缓，如选轻锐骑先绝其饷道，则事蔑不济矣。帝喜曰：‘国强则其人贤，海巨则其鱼大。”{9}

又如，太宗大同元年（947）四月，辽太宗耶律德光病死于灭后晋从中原汴州返回草原的途中（栾城），随行的“让国皇帝”耶律倍之子、永康王耶律阮于军前即位，是为辽世宗。远在辽上京的述律太后“闻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10}两军对峙，内战一触即发。于是，职任惕隐的耶律屋质受太后委托，来到军前世宗行营（宫）进行斡旋调解。世宗皇帝与耶律屋质的君臣“问”“对”，即在世宗军前行营（宫）展开。《辽史·耶律屋质传》：“帝良久，问曰：‘若何而和？屋质对曰：‘与太后相见，各紓忿恚，和之不难;不然，决战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诣太后约和。往返数日，议乃定。”{11}

其三，其他场合。辽朝君臣之“问”“对”，也不仅仅限于朝堂和军前等正式的议事场合，其它的任何地方亦都有可能。

譬如，大臣们的府第。《辽史·张俭传》：俭“致政归第，会宋书辞不如礼，上（辽兴宗）将亲征。幸俭第，尚食先往具馔，却之;进葵羹干饭，帝食之美。徐问以策，俭极陈利害，且曰：‘第遣一使问之，何必远劳车驾？上悦而止。”{12}兴宗皇帝来到致仕老臣张俭家里，问询可否伐宋？不仅得到了张俭的回“对”劝谏，还美美地享用了一顿张府的“葵羹干饭”。

又如，大臣患病卧床，皇帝有时也会亲到其府第看望，在病榻前进行一番君臣“问”“对”。如太祖神册三年（918）七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与阿鲁敦于越耶律曷鲁的一次“问”“对”，就是在曷鲁临终前的病榻旁。《辽史·耶律曷鲁传》：“初，曷鲁病革，太祖临视，问所欲言。曷鲁曰：‘陛下圣德宽仁，群生咸遂，帝业隆兴。臣既蒙宠遇，虽瞑目无憾。惟析迭剌部议未决，愿亟行之。及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载，吾谋蔑不济矣！”{13}

再如，宴饮场所。文献史料显示，辽朝皇帝时常同某些大臣一起饮酒作乐（如春捺钵地的“头鱼宴”“头鹅宴”等），因而，一些君臣宴饮之地也可能变成了二者之间的“问”“对”场所。如《辽史·王继忠传》：“上（辽圣宗）尝燕饮，议以萧合卓为北院枢密使，继忠曰：‘合卓虽有刀笔才，暗于大体。萧敌烈才行兼备，可任。上不纳，竟用合卓。”{14}又《遼史·太宗纪》：太宗会同八年（945）“九月壬寅，次赤岗，宴从臣，问军国要务，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上以为然。”{15}等等。

辽朝君臣“问”“对”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专“问”与专“对”。即一问一答，皇帝就某一问题，专问身边某一大臣，该大臣就皇帝所问之事，予以相应回“对”。这种“问”“对”形式最为常见。如上述世宗皇帝与耶律屋质的“问”“对”、兴宗皇帝与老臣张俭的两次“问”“对”、道宗皇帝与耶律颇的的“问”“对”、天祚帝与耶律术者的“问”“对”，等等，均是。

二是“问”群与群“对”。这种“问”“对”形式的场合大多比较国定，一般是在朝堂议事场所、军前议事场所或君臣宴饮场合等皇帝身边大臣较多的地方。皇帝就某一问题问及群臣，回对者往往并非一人。如上述会同八年（945）九月太宗皇帝在赤岗秋捺钵宴饮场所的“军国要务”之“问”，问及的对象就是群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辽史·太宗纪上》：天显三年（928）十二月，“庚戌，闻唐主复遣使来聘，上（辽太宗）问左右，皆曰：‘唐数遣使来，实畏威也。未可轻举，观衅而动可也。上然之。”{16}此前，辽太宗耶律德光“自将伐唐”，但后唐却频频遣使朝贡，太宗皇帝开始犹豫不决，便问计于臣下。

二、君臣“问”“对”的主要内容

辽朝君臣的“问”“对”内容比较繁复，大到军国要务，小至日常琐事，皇帝有疑则“问”，臣下听“问”必“对”，由此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君臣“问”“对”活动。经笔者归纳，辽朝君臣之“问”“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与制定国策及民生等重大问题相关的“问”“对”。

契丹辽朝虽亦属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国家，但皇帝在制定涉及稳固政权、边疆安全及社会发展、国计民生等大政方针之时，大多要召集群臣议事讨论。朝堂议事会上，主持人皇帝往往就需要讨论的某问题进行发“问”，要求群臣或某位大臣给予回“对”。这样的事例不少。

譬如，有辽一代，从皇帝到臣民，既尊儒又崇佛。儒学为入世之哲学，主张人生应积极进取，为国为民，要有所作为，因而，儒学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积极倡导、极力推行的治国御民学说。契丹立国之后，为确立何为本国的统治思想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便召集群臣会议，首先要在执政的高层官员中形成统一认识。于是，一场君臣之间的“问”“对”活动开始了。《辽史·义宗倍传》：“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群臣）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17}就这样，通过一场“问”“对”式的研讨，最终确立了儒学在契丹辽朝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

国计民生问题如何协调和解决得好，关涉到封建王朝统治的根基能否稳固，因而，该问题一直颇为历朝历代有作为君主的高度重视。辽朝亦然。如辽圣宗耶律隆绪与南面林牙萧朴的“问”“对”即属此类。《辽史·萧朴传》：“帝问以政，朴具陈百姓疾苦，国用丰耗，帝悦曰：‘吾得人矣！擢左夷离毕。”{18}又，辽兴宗耶律宗真亦曾就国计民生问题与彰愍宫使、著名契丹族理论家萧韩家奴有过一次非常严肃而深刻的书面“问”“对”。《辽史·萧韩家奴传》：“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问：‘徭役不加于旧，征伐亦不常有，年谷既登，帑廪既实，而民重困，岂为吏者慢、为民者惰欤？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则为便益？补役之法何可以复？盗贼之害何可以止？”{19}萧韩家奴针对兴宗皇帝的“制问”，一一作了详细回“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是辽朝君臣之间一次比较特殊的“问”“对”形式。兴宗皇帝此“制问”，应属于用诏书的形式发布的“问”题，被“问”的对象应是群臣。萧韩家奴的“对”，亦属于书面上的奏“对”，篇幅较长，内容详细而具体。{20}

其二，与临时所遇各种军、政具体问题相关的“问”“对”。

辽朝皇帝在处理日常军事或行政事务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棘手的难题，每每至此，大都要“问”计于臣下。辽朝这类的君臣“问”“对”事例也比较多。

譬如有关军事方面问题的“问”“对”。辽朝皇帝在率领军队征战过程中遇到军事难题，往往要“问”计于随军的将领，如上引会同九年（946）十一月辽太宗耶律德光与耶律图鲁窘的“问”“对”即属此类。又如，辽圣宗开泰年间，辽准备征讨高丽，圣宗皇帝首先想要了解高丽境内的军事设施、物资储备及道路交通等情况。于是，他便“问”询于从高丽归来者。《辽史·圣宗纪》：开泰二年（1013）十月“丙寅，详稳张马留献女直人知高丽事者。上问之，曰：‘臣三年前为高丽所虏，为郎官，故知之。自开京东马行七日，有大寨，广如开京，旁州所贡珍异，皆积于此。胜、罗等州之南，亦有二大寨，所积如之。若大军行由前路，取曷苏馆女直北，直渡鸭绿江，并大河而上，至郭州与大路会，高丽可取而有也。上纳之。”{21}

外敌入侵，契丹辽国的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皇帝往往也要“问”计于臣下，商讨如何应对。《辽史·萧陶苏斡传》：“时金兵初起，攻陷宁江洲。天祚召群臣议，陶苏斡曰：‘女直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自执我叛人萧海里，势益张。我兵久不练，若遇强敌，稍有不利，诸部离心，不可制矣。为今之计，莫若大发诸道兵，以威压之，庶可服也。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曰：‘如陶苏斡之谋，徒示弱耳。但发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遂不用其（萧陶苏斡）计。”{22}

又如有关行政（或执政）方面问题的“问”“对”。辽朝皇帝或摄政的皇太后，在执政或摄政过程中，往往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难题，每至此，皇帝或太后都要“问”计于臣下。如《辽史·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景宗崩，尊为皇太后，摄国政。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耶律斜轸、韩德让进曰：‘信任臣等，何虑之有！于是，后与斜轸、德让参决大政，委于越休哥以南边事。”{23}又，辽太宗耶律德光突然驾崩于灭后晋回归塞外草原的途中，众将欲拥立随军的永康王耶律阮为新帝。耶律阮因顾虑述律太后、耶律李胡及耶律璟等朝中的反对势力，对是否即位执掌朝政颇为犹豫，便“问”计于臣下。《辽史·耶律安抟传》：“太宗伐晋还，至栾城崩，诸将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寿安王在朝，犹豫未决。时安抟直宿卫，世宗密召问计。安抟曰：大王聪安宽恕，人皇王之嫡长;先帝虽有寿安，天下属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断，后悔无及。”{24}

其三，与选拔任用官员相关的“问”“对”。

对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官员的选拔和任用非常重要。选对了人，用对了人，即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如果选错了人，用错了人，其后果则可想而知。契丹辽朝亦不例外。辽朝皇帝很重视对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并时常就此“问”询于臣下。如辽景宗耶律贤与萧思温、耶律斜轸的“问”“对”即属此类。《辽史·耶律斜轸传》：“保宁元年，枢密使萧思温荐斜轸有经国才，上曰：‘朕知之，第佚荡，岂可羁屈？对曰：‘外虽佚荡，中未可量。乃召问以时政，占对剀切，帝器重之。妻以皇后之姪，命节制西南面诸军，扔援河东。”{25}

圣宗朝，时任北院枢密使的重臣韩德让病重，圣宗皇帝“问”谁可替代他继任枢密使？《辽史·耶律世良传》：“时北院枢密使韩德让病，帝问：‘孰可代卿？德让曰：‘世良可。北院大王耶律室鲁复问北院之选，德让曰：‘无出世良。”{26}

道宗朝，道宗皇帝亦曾就北枢密院长官人选问题，“问”询于臣下。《辽史·萧陶隗传》：“大康中，……上尝谓群臣曰：‘北枢密院军国重任，久缺其人，耶律阿思、萧斡特剌二人孰愈？群臣各誉所长，陶隗独默然。上问：‘卿何不言？陶隗曰：‘斡特剌懦而败事，阿思有才而贪，将为祸基。不得已而用，败事犹胜基祸。上曰：‘陶隗虽魏征不能过，但恨吾不及太宗尔！然竟以阿思为枢密使。”{27}

其四，其他内容的“问”“对”。

除了上述三类内容的“问”“对”之外，《辽史》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些内容的君臣“问”“对”，有些看似无关紧要，但其中却暗含哲理，颇值玩味。

如何对待外来人才。譬如辽太祖与韩延徽之间、辽太宗与张砺之间的“问”“对”。《辽史·韩延徽傳》：后唐官员韩延徽出使契丹被留不遣，且渐得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重用。“（延徽）居久之，慨然怀其乡里，赋诗见意，遂亡归唐。已而与他将王缄有隙，惧及难，乃省亲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问所适，延徽曰：‘吾将复走契丹。德明不以为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见我必喜。既至，太祖问故。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上大悦，赐名‘匣列。‘匣列，辽言复来也。”{28}韩延徽对自己的才能和复归契丹后阿保机对自己的态度非常自信;辽太祖十分爱护和尊重外来人才，一番“问”“对”之后，不仅没有责怪韩延徽，反而异常高兴，重新重用了韩延徽。又《辽史·张砺传》：后唐张砺兵败被辽军俘虏，“太宗见砺刚直，有文彩，擢翰林学士。砺临事必尽言，无所避，上益重之。未几，谋亡归，为追骑所获。上责曰：‘汝何故亡？砺对曰：‘臣不习北方土俗、饮食、居处，意常郁郁，以是亡耳。上顾通事高彦英曰：‘朕尝戒汝善遇此人，何乃使失所而亡？砺去，可再得耶？遂杖彦英而谢砺。”{29}张砺逃走被抓回，通过一番“问”“对”，太宗知道真相后，致谢并安慰，没有对他施行任何惩罚，而被惩处的却是负责此事的通事高彦英。由此亦见太宗皇帝对外来人才的高度重视。

私人关系和社稷孰重。如辽世宗与耶律屋质之间的“问”“对”。辽世宗耶律阮于军前即位，惹恼了祖母述律太后等朝中反对派。祖孙之间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关键时刻，在太后身边的大臣耶律屋质出面从中斡旋调解，最终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保障了契丹辽朝统治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事后，“帝（世宗）谓屋质曰：‘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对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上嘉其忠。”{30}

又如，耶律阿保机采纳耶律曷鲁临终前的“对”策，析分了强大的契丹迭剌部以及北大浓兀部，达到了强干弱枝、防止内乱、中央集权的政治目的，为统一的契丹王朝顺利向前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迭剌部原为契丹早期部落之一，是遥辇联盟中最强的大部。迭剌部的首任军事长官夷离堇曾兼任遥辇联盟的军事首长。此后，迭剌部的历任夷离堇一直从耶律氏家族中产生。所以，为争夺夷离堇职位，迭剌部耶律氏家族内斗始终不断。譬如耶律阿保機的祖父耶律匀德实出任夷离堇，即被族人耶律狠（狼）德杀死，耶律狠（狼）德如愿继任夷离堇。耶律阿保机任夷离堇兼部落联盟首领后，又发生了长达三年多的诸弟夺权叛乱，亦是迭剌部耶律氏家族争权内斗的延续。“枝”的过分强大，必定影响“干”的生存。为此，称帝建国后的耶律阿保机身边包括耶律曷鲁在内的有识之士，均认识到迭剌等契丹大部的存在是危及契丹王朝皇权稳固的主要原因，因此，曷鲁在临终前再一次提出“析迭剌部议未决，愿亟行之”的建议。当然，提出相同建议者还有阿保机的叔父耶律辖底。辖底曾参与耶律剌葛等人发动的诸弟夺权叛乱，兵败后被俘，“囚数月，缢杀之。将刑，太祖谓曰：‘叔父罪当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国者，宜悉言之。辖底曰：‘迭剌部人众势强，故多为乱，宜分为二，以弱其势”。{50}于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接受了耶律曷鲁、耶律辖底等人的建议，于天赞元年（922）十月，“分迭剌部为二院：斜涅赤为北院夷离堇，绾思为南院夷离堇。诏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立两节度使以统之。”{51}从此，契丹辽朝迭剌部内大规模、长时段的夺权内乱，再没有发生过。

类似的辽朝皇帝接受臣下“对”策，或有利于辽朝政局稳定，避免内乱发生，如前引世宗皇帝和述律太后同时接受耶律屋质调解之“对”，即避免了一场因皇位继承引发的契丹皇室内战;或扭转了战局，反败为胜，如前引太宗皇帝接受耶律图鲁窘之“对”，绝境反击，“于是晋兵内外隔绝，食尽势穷”，{52}辽军最终取得了灭亡后晋的决定性胜利;或用人得当，在行政或军事领域充分发挥才能，成就斐然，如前引太祖皇帝接受韩延徽之“对”并重用之，“中外事悉令参决”，结果是契丹辽朝“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53}等等。

再说负面影响。

辽朝君“问”臣“对”，臣下的建议多数时候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前瞻性，皇帝如果满意并采纳，其结果就会如上所述，影响是正面的，有利于契丹辽朝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如果皇帝对臣下的“对”策建议因种种缘故而没有采纳，那么，影响可能就是负面的，其结局亦可想而知。

譬如，前引圣宗皇帝与王继忠的“问”“对”，圣宗皇帝不同意王继忠提出用萧敌烈为北院枢密使，执意擢升萧合卓任之。结果因萧合卓能力有限，在统兵征伐高丽战争中未能取胜。至此，圣宗皇帝才幡然悔悟，知道王继忠视觉敏锐，知人善任。《辽史·圣宗纪》：圣宗开泰六年（1017）“五月戊戌朔，命枢密使萧合卓为都统，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为副，殿前都点检萧屈烈为都监以伐高丽”。九月“乙卯，萧合卓等攻高丽兴化军不克，还师”。{54}《辽史·王继忠传》：“及遣合卓伐高丽，继忠为行军副部署，攻兴化镇，月余不下。师还，上谓（继忠）明于知人，拜枢密使。”{55}

又如，道宗皇帝与萧陶隗的“问”“对”，道宗不同意萧陶隗否定耶律阿思为枢密使人选的建议，“竟以阿思为枢密使。由是阿思衔之。”耶律阿思品行欠佳，记恨萧陶隗，便伺机报复，竟然在萧陶隗肩负守边御敌重任之时，不顾国家边疆之安危，为一己之私怨，设计陷害萧陶隗。“九年，西圉不宁，阿思奏曰：‘边隅事大，可择重臣镇抚。上曰：‘陶隗如何？阿思曰：‘诚如圣旨。遂拜（萧陶隗）西南面招讨使。阿思阴与萧阿忽带诬奏贼掠漠南牧马及居民畜产，陶隗不急追捕，罪当死，诏免官。”{56}耶律阿思之所为与道宗皇帝之不察均无异于自毁辽朝之长城。

再如，天祚帝与萧陶苏斡的“问”“对”，天祚帝没有采纳萧陶苏斡鉴于辽军“久不练”之现状而提出发重兵以威慑女真的建议，相反，却接受了萧得里底“但发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的所谓“对”策。结果是“数月间，边兵屡北，人益不安”。{57}而最终的结局是女真金军势如破竹，一路南下西进，“横扫千军如卷席”，立国二百余年的契丹辽朝顷刻间灰飞烟灭。

四、结语

有学者认为先秦时期涉及为政、选贤和君臣之道等内容的君臣“问”“对”的出现与惯常，与西周至春秋时期存在的贵族议事会有关。“议事会由周王主持，全国重大问题由会议磋商决定。”“国君或执政作为主持人，虽有左右会议的权力，但必须同与会者商讨，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臣卿的意见，对国事的决策应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无论国事大小，君主都应该向臣下咨询意见。君臣问对就是在这种相对民主的氛围中滋长而成的。”{58}的确如此。笔者以为，辽朝君臣“问”“对”所体现出的朝政决策的二元或多元，除了立国北方、与五代诸朝及北宋北南对峙的契丹辽朝热衷学习中原汉族政治文化，诸种制度承唐仿宋之外，亦与其沿承契丹民族传统的早期军政决策之民主化习俗不无关系。譬如，早期契丹部落联盟之首领（大汗），是由部落酋长会议推荐、选举产生的。若草原遭遇灾疾荒旱，部族酋长会议还可以随时更换被选出的联盟首领。《通鉴考异》引庆历年间入宋的契丹归明人赵志忠所著《虏庭杂记》即云：契丹“凡立王则众部酋长皆集会，议其有德行功业者立之。或灾害不生，群牧孳盛，人民安堵，则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诸酋会众部，别选一名为王。”{59}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变家为国，中央集权之专制制度虽渐趋完善，但早期契丹人的民主政治之遗痕，仍有所存留。比如辽朝某些官吏的“世选制”，诚如清代史家赵翼于《廿二史札记》卷27《辽官世选之例》中所言：“辽官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盖世袭则听其子孙自为承袭，世选则于子孙内量材授之，世宗诏世选之官，从各部耆旧择贤能者用之是也。”也就是说，辽朝政治文化中残存的原始民主化风习，必定会对包括君臣“问”“对”在内所体现出的朝政决策之二元或多元化倾向产生较大的影响。当然，影响契丹辽朝君臣“问”“对”所体现的朝政决策二元或多元化形成之因素，应该还包括有辽一代耶律姓皇族与萧姓后族联合执政局面的长期、稳定之存在。《辽史·卓行传》即云：“辽之共国任事，耶律、萧二族而已。”{60}《辽史·外戚表》亦载：“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以翰邦家，是或一道。”{61}辽圣宗太平九年（1029）的《萧仅墓志》亦有“耶律世保承祧之业，箫（萧）氏家传内助之风”说法。{62}等等。

ZHANG Guo-qing

（History Institut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The emperors of the Liao Dynasty mostly had 'ask' and 'answer' activities with their ministers. The occasions were generally above the emperor court， the military camps， or other places. The forms of the 'ask' and 'answer' includes the specialized 'ask' and 'answer' and the group 'ask' and 'answer'.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ask' and 'answer' includes the major issues such as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he variou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ssues encountered temporarily，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and other contents. The emperor's response to the 'answer' was satisfaction， doubt， and disagreement. The influence of the Liao dynasty's 'ask' and 'answer' results can be divided in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That is， the emperor's adoption of th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of "answer" will reduce or avoid policy deviations and ruling errors caused by arbitrariness; otherwise in contrast.

Keywords： Khitan Liao Dynasty; The 'ask' and 'answer' between Emperor and Ministers;; Two-sided Dec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