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

【摘 要】“共建共治共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实践，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特征的内化体现。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要抓住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三大重点任务，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战略目标，作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部署，确认了“共建共治共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处的位置。

一、“共建共治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跨越式发展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演变，持续进行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一）1978—1992年是社会治理理论的孕育期

從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社会治理理论的孕育期。在孕育期内，党和国家正式文献中没有出现类似“社会治理”的表述，治理理论作为现代政府管理理论在西方国家还处于发展阶段，我国这一时期的社会治理活动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体制逐步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过渡，在稳固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性质的集体组织、企业组织、政府组织是社会基本的管理单元、生产单元，社会成员被分割在千千万万个基本单元内，人们的社会活动与生产活动被限定于此，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需要由基本单元提供，基本单元的模块管理与传统乡土关系的结合较好地满足了当时相对单一的社会需求。随着经济体制变革的成效日显和社会风气的开放包容，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开始松动并逐步解体，传统社会管理体制[1]随着新型经济社会体制的建立开始瓦解，但新型经济体制尚无法撼动建构于传统生产关系和乡土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管理体制，单位办社会、集体办社会、国有企业办社会的体制仍是我国社会治理活动的主要模式。

（二）1992—2003年是社会治理理论的萌芽期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和谐社会”，是党的社会治理理论的萌芽期。萌芽期的重要特征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并将之明确为政府的职能之一。在1998年3月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的方案》中，其中提到“要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2]，社会管理被定位为政府的三大职能之一。与此同时， 1998年我国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2000年出台了《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为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基础。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提出了“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3]，扩充了政府职能并再次强调了社会管理作为政府职能的定位，这在党代会报告中是首次出现，为其后党的社会治理理论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2004—2012年是社会治理理论的快速发展期

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是党的社会治理理论的快速发展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社会治理理论。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央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4]。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5]，专章论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6]，实现了“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还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历史任务和 “加强社会事业建设” “完善社会管理”等一系列部署。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强化农村社会管理”[7]。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行了重点阐述和部署[8]。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统筹兼顾、协商协调，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科学管理、提高效能的原则，立足基本国情，坚持正确方向，推进改革创新。”[9]。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四个加快”[10]。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构想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四个加快”的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期，党的社会治理理论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活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

（四）2013年至今是社会治理理论的成熟期

2013年至今，面对党情、世情、国情的重要变化，如何因应时代需要，提出符合社会发展进步潮流的社会治理理论是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社会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历史已经证明，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历史大势，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并持续深化党的社会治理理论，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政府自身的改革，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了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刀口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11]。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12]。2017年党的十九大回顾了党的十八来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历史性论断，并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3]，系统回答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制度层面，就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了战略部署，指明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二、“共建共治共享”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

社会治理，归根到底是以人为核心对象的治理。共建共治共享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关照社会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始终坚守为民情怀，回应人民期待，指引社会治理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充分展现党的社会治理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

（一）科学性

科学性体现在“共建共治共享”抓住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嬗变规律。在社会治理理论孕育期，我国社会治理活动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社会治理理论萌芽期，社会治理活动的重点是体制转换和机制衔接，就在这一时期，我们明确社会治理活动在政府工作中的职能定位，为社会治理活动留足充分发展空间。在快速发展期，我国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群体性事件、大规模维权事件、信访案件、违法犯罪事件和社会不文明现象次第呈现，收入差距拉大、男女比例失衡、人口老龄化、社会焦虑等问题不断凸显，社会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要求我们必须持续改进社会治理工作，这一时期党的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持续、深入、系统、高频、及时、有效。党的十八来以后，党的社会治理理论进行成熟期，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党的社会治理理论创新在快速发展期侧重于机制创新的基础上，触及制约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体制障碍，党的社会治理理论演变进入到全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环境中。

（二）实践性

实践性体现在党的社会治理理论始终坚守源于实践、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是党的社会治理理论渐进发展的阶段，也是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不断调整、需求结构不断升级、个体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阶段。从社会整体来看，阶层是有利益的，利益是有冲突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职业选择的多元化，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各阶层人员规模及力量对比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现代社会成员的个体意识快速崛起，权利意识不断增强，需求层次迭代上升。面对市场机制无所不在地渗透和无时无刻的社会风险、价值冲突，人的交往方式、心理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社会资源如何分配，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如何兼顾，社会心理如何引导干预，这都是应当充分考虑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众多社会矛盾和冲突都与资源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有关，众多越轨性社会问题和精神性社会问题就与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不及时有关。面对纷繁的社会事务和复杂的社会形态，党的社会治理理论提出诸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心理体系建设、促进治理重心下移等制度设计，推动社会朝着和谐善治的方向发展。

（三）人民性

人民性体现在党的社会治理理论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观点、人民方法，把一切为了人民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他还指出，“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政策，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政策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想，制定改革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我们必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体制机制，人民群众参与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因素和成败的关键，是我们处理复杂社会事务的重要力量。这都是新时代党的社会治理理论对人民立场、人民观点、人民方法的最好注脚。

三、坚持和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的方向

共建共治共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动员人民、服务人民，抓住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三大重点任务，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制

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理顺自身与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政府要制定明规则，明确多元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分工和行为边界，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为社会治理活动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要监督规则的运行，确保社会服务沿着政府设定的轨道运行;要做好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备胎”，当多元治理主体缺位时或者治理行为引发社会冲突和社会纠纷时，政府要发挥备胎作用，及时弥补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减轻社会治理成本。

二要大力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要把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作为政府转变职能、提升服务水平的重要抓手，把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作为衡量自身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充分调动社会协同作用，提高社会治理的专业化社会化水平，特别是推动建立联系和服务中低收入群体、外来务工群体的公益性社团组织，建立政府与重点人群的沟通渠道，更好满足重点人群发展要求。在提高社会组织增量的同时做好存量盘活工作，加快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团体与行政机关脱钩，释放行业组织更大的作用发挥空间。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的代表群众利益、表达群众诉求，更好服务社会，真正起到政府联系社会、稳定社会的作用。

三要促进经济组织发挥治理主体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目标需要包括经济组织在内的社会主体和社会成员共同努力，政府要通过多种举措推动经济组织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和内部人文关怀建设，经济组织作为现代社会的三大部门，应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肩负起应有的社会道义和社会责任，发挥经济组织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动形成良好的社会心态

价值观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源，是人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和外部世界协调互动后形成的价值理念，对人的行为举止起着前置引领作用，我们必须培育和践行共同价值观，发挥共同价值观在弥合社会分歧、涵养社会道德、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心理、推动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共同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要靠有效的途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立竿见影，也不会自然形成，需要依靠长期的努力，采用老百姓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能够将共同价值观内化为个人理念的途径，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文艺精品，用各行各業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感召人、教育人、引导人。二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培育和践行共同价值观是一项人心工程，润化人心不能靠大水漫灌，要靠精准滴灌，从社会的实际需要、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点滴积累带动老百姓去追求更高的价值追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三）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一要把社区作为基本的治理单位，构建社区治理体系。夯实社区治理平台，要把社区打造为“群众之家”，延伸政务服务、集聚公共服务、囊括社会服务、做实心理服务，让群众在社区甚至小区就可以获得必需的各种服务，通过社区治理平台，弥合社区关系、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要根据居民活动半径合理配置“群众之家”，加大硬件投入，提供软件标准，满足群众对高质量生活的要求，使社区真正成为群众的精神家园。

二要推动社会组织深入社区提供服务，政府要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在缓解政府治理压力、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稳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作用，把社会组织当作政府的“合作伙伴”，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社会服务资源投入社区，社会组织要发挥自身在社会服务中的“中立”作用，积极反应群众诉求，弥补服务缺失，为政府排忧解难。

三要创新志愿服务载体和形式，大力推进居民自治，建立志愿服务组织，培育志愿服务文化，倡导正能量，抵制负能量，以点带面，提高志愿者的崇高感和获得感，以点滴积累形成人人向善、人人参与的自我服务氛围。

四要促进资源向一线倾斜，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平台作用，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对公平、和谐、有序社会环境需要的角度提出服务内容、服务项目、服务标准，实施清单责任制，加大督导落实，确保社区拥有充足的服务资源，要加大社区治理平台与资源投入的联通协调，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在基层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孙涛，刘小利.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3）.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8.

[3] 编写组.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編写组.《中央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编写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6] 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 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8] 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9] 胡锦涛.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发表的讲话.

[10] 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2] 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3] 编写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张 晓（1985.11—）男，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治理、村（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