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冬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对于南诏世系、年号和族属的研究，是20世纪南诏史研究的热点。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前辈学者李家瑞、张增祺等都曾作出精深论述。(1)有关南诏年号的研究，张增祺先生着力颇多。见张增祺：《关于南诏、大理国纪年资料的订正》(刊载于《考古》，1983年1月)；张增祺：《〈中兴图传〉文字卷所见南诏纪年考》(刊载于《思想战线》，1984年4月)。张先生依次对保和天启等年号进行了订正。此外，相关研究还有：李家瑞的《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刊载于《历史研究》，1958年7月)、梁银的《云南发现的南诏纪年文物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刊载于《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2012年7月)。在订正南诏年号时，正是由于文物资料中大量使用汉历干支法，才得以和唐历对校。应该说，在既有资料已被充分挖掘的情况下，对于南诏年号的考证已趋于饱和。然而回顾既往研究，一些细节方面仍缺乏必要论述。本文拟就南诏“贞明”年号进行重新考证，同时探讨南诏年号从“长寿”到“天启”在唐宋中原典籍中的蹊跷史载，以兹补充。不周不确之处，还望师友批评指正。

一、南诏的历法系统

回顾以往南诏年号考证的基本方法，主要是通过考古文物中的时历信息和文献记载相参照，再将其订正的年号与中原汉历干支纪年相对。

对于南诏的历法使用情况。依《通典》所记，南诏未立之前的松外诸蛮，“颇解阴阳历数……以十二月为岁首，”[1]说明当地有自己的历法体系。《资治通鉴》载：“梁建方击松外诸蛮，破之……自云本皆华人，其所异者以十二月为岁首。”[2]也提到洱海诸蛮使用以“十二月”为岁首的历法。从历法角度看，以十二月为岁首是建丑，而唐历是建寅，以正月为岁首，二者不同。但根据《蛮书》和《新唐书》的记载来看，南诏应是在与唐交往中，逐渐吸收了中原的历法体系。《蛮书》载：“改年即用建寅之月，其余节日，粗与汉同，唯不知有清明寒食耳。”[3]《新唐书·南蛮传》也说：“俗以寅为正，四时大抵与中国小差。”[4]因此，伴随着交往增多，南诏已经普遍使用和唐历一样以寅为正的历法了。

此外南诏与唐朝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曾一度派遣贵族子弟去成都研习汉化。中原历法在南诏传播甚广，史载：“剑南两(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5]因此中原的历法体系，尤其是干支计时法，在南诏影响深广。

现存的南诏石刻上含有大量的时历信息，其年号使用南诏自建年号，而具体计时方式则用干支法。如大理崇圣寺梵钟铭文载：“维建极十二年岁次辛卯三月丁未朔二十四日庚午铸。”[6]建极为世隆年号，建极十二年为唐咸通十二年(871年)，该年正是汉历的辛卯年。

以上分析可知，南诏未立之前应有自己的历法系统。但在与唐交往中，其历法体系逐渐受到影响。同时，汉历干支法使用已经十分普遍。由此，今人才得以用干支相对考订南诏年号。

二、“贞明”年号新考

尽管南诏年号大部分均已订正，但至今为止，有关隆舜的年号问题，依旧处于存疑状态。

对于隆舜年号，诸说不一。《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记相同，有贞明、承智、大同三个，《纪古滇说集》和《滇云历年传》只记贞明一个，《南诏野史》和《滇载记》记有贞明、嵯耶两个。而《滇史》记载：“改元贞明、承智、大同，自号大封人……唐昭宗大顺元年庚戌，隆舜改元嵯耶。”[7]记载四个，且明确记载嵯耶元年是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嵯耶”起止年为889—897年，共九年，《滇史》所载与真实情况只差一年，当有所据。

“贞明”是世隆的第一个年号，“贞明”之前的年号，“建极”最后一年是877年。值得注意的是，南诏有新君继立当年即改元的做法。(2)依中原王朝的改元传统，新君继立一般次年才改元。但南诏年号却有继位当年就改元的做法，南诏拥有年号的9位统治者，其中，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劝利晟、隆舜、舜化六位均是继位当年就改元。应该说，继位即改元在南诏不是特殊现象，这可能是南诏学习中原王朝建元不彻底的缘故，即没有理解或者说意识到依中原传统，新君继位次年才改元。总之，对此客观存在的问题目前缺乏强有力的论据予以解释。因此，如果世隆继位当年就改元，则贞明元年是877年，如果是次年改元，则贞明元年是878年。

梁晓强先生认为《僰古通纪》一书中有“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一句，是目前所见唯一关于贞明年号使用时间的记录。贞明九年乙巳，干支纪年无误，是年正是唐僖宗改元后的光启元年(885年)。[8]据此，他将贞明考订为877—885年，共九年，世隆即位当年即改元，其推论不免有些缺乏论证。

实际上，梁先生所引用的“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一句，是尤中先生校订句：“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二月初八日，遣杨奇肱迎公主还”的前半句。依先生注解可知，原句是：“九年乙巳，改元天启元年，二月初八日，遣杨奇肱送公主还。”[9]其中的“送”也被尤先生改为“迎”。

从语境看该史料应是先表时间，再叙事。“遣杨奇肱(迎)送公主还”一事若存在，在将其和前句“九年乙巳，改元天启元年”订正后，可以干支相对，方可考出有关年号的起用时间，这才是依据该史料订正“贞明”年号的思路。即先考证事件，再对校时间。

隆舜请婚于唐，唐欲下嫁安化公主一事，最原始的记载来自《新唐书·南蛮传》。其中载：“法遣宰相赵隆眉、杨奇混、段义宗朝行在，迎公主……中和元年，复遣使者来迎主，献珍怪氈罽百床，帝以方议公主车服为解。后二年，又遣布燮杨奇肱来迎……未行，而黄巢平，帝东还，乃归其使。”[4]6292-6293

这里提到三次“迎”公主，第一次“迎”时间不明。对校其他史料，《资治通鉴》载僖宗乾符五年(878年)，“南诏遣其酋望赵宗政来请和亲，无表。”[2]8204此外《滇云历年传》也载：“五年(公元878年)四月，隆舜请和无表。”[10]则隆舜请婚当在878年。因此，南诏第一次来“迎”公主的时间一定在878年“请婚”到中和元年(881年)第二次来“迎”之间。

但问题在于，无论是878—881年中哪一年第一次来迎公主，还是第二次中和元年(881年)和第三次中和三年(883年)来迎。以干支相对，878—883年中的任何一年都不是乙巳年，即唐光启元年。也就是说，尤先生点校后的句子，“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二月初八日，遣杨奇肱迎公主还”一句自相矛盾。

事实上，“送”公主一事确有。据《滇云历年传》载：“中和元年(881年)八月，隆舜遣使朝行在，上表款附。三年(883年)七月，隆舜遣杨奇肱迎公主。十月，以宗女为安化长公主，妻隆舜。光启元年(885年)，昆仑国进美女于隆舜，受之。隆舜遣杨奇肱送公主归唐。”[10]152-153该史料和《新唐书》一样时间无差的记载了后两次“迎”公主，同时也记载安化公主的确是“妻”了隆舜。

然而“受美女”与“遣归”公主是否有联系，倪蜕亦感到困惑，他按语说：“此岂欲反而归唐乎……皆不可得而考矣。”[10]153但无论如何，遣归公主一事实有。《新唐书·南蛮传》所记亦不为失实，黄巢之乱于884年平定，送归公主在885年，诸事发生在一年之间。《新唐书》修史者应不知安化公主短期到过南诏，因此记载缺漏。而由于不同的撰述者记述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此事被《僰古通纪》和《滇云历年传》记了下来。尤先生应是资料受限，只见《新唐书》的记载，因其中只有“迎”公主的记录，并且都有杨奇肱。因此认为是作者故意将“迎”附会为“送”，实乃一大误会。事实上，安化公主确实被“迎”到南诏，这才有后来又由杨奇肱送归之举。

总之，“送”公主不能改为“迎”公主，否则，校订后的“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遣杨奇肱迎公主还”一句，将会前后时序矛盾、不合史实。

再校“九年乙巳，改元天启元年”一句。“天启”是南诏劝丰祐的年号无疑，但劝丰祐时期与请婚安化公主一事相去二三十年，更何况天启元年是庚申年，因此该句中的天启一定是讹写。上文已确定“送”公主是在唐光启元年(885年)，唐在中和五年(885年)时改元光启元年，中和没有九年。因此，“九年乙巳”说的只能是南诏年号的“九年乙巳”。对校其他史料，《僰古通纪》中有：“隆，唐僖宗乾符四年即位，改元贞明”的记载。”[9]81唐乾符四年到光启元年(877—885年)隔九年，正对应南诏“九年乙巳”一句元年到九年。而“贞明”是隆舜的第一个年号，因此唐乾符四年到光启元年对应南诏贞明元年到九年，“贞明”是即位就改元。再加上光启元年(贞明九年)干支为乙巳年，所以“九年乙巳”说的是“贞明九年乙巳”，“天启元年”必定是“光启元年”的误写。

综上，这则史料正确的校订是：“(南诏)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二月初八日，遣杨奇肱送公主还。”至于尤先生为何校对前句，改错后句。应是资料受限，属情理之中，将这一件表时序的事当成两句话分开校了。尤先生在注解中也说，他是先根据《南诏野史》中隆舜于唐僖宗乾符四年丁酉即位，改元贞明的记载来对校的。[9]87-88这里涉及一个史料理解的问题，《南诏野史》中载：“蒙隆舜，世隆子，唐僖宗乾符四年立……改元真(贞)明。”[11]在此句句意理解上，尤先生应是将即位与改元理解成当年同时发生的事，真实情况也是如此。然而这则史料也可以理解成乾符四年即位后改元，未必就是当年改元。

事实上，依中原传统，新君继立改元多在次年。如唐人马总所撰《通纪》卷十一载：“太宗崩，即位，改元永徽。”这里说的是唐太宗之后高宗即位改元一事，乍一看似乎可以理解成即位当年就改元，实际上唐高宗公元649年就已经即位，但次年(650年)才改元为永徽元年。

可见《南诏野史》中该史料也存在辨析究竟是当年还是次年改元的问题，仅凭该史料不能确证隆舜是即位当年改元。尤先生应是直接将其理解成即位当年就改元来处理的，但他没有提及也没有排除为什么不是次年改元这种情况。由此不难看出，同一则史料之理解并非一种固定线索，在多种可能的情况下，考证者还需更有力的证据审辩。

总之，依《南诏野史》中的记载，《僰古通纪》中“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一句被尤先生校对了，但那仍是一则自相矛盾的史料。而梁先生又据此考订出“贞明”起始年，则属事有凑巧。

通过校订，隆舜即位当年就改元，贞明元年是877年，贞明至少使用9年，止于何年无从可考。贞明九年(885年)离嵯耶元年(889年)只隔3年时间，梁先生认为从史料看，南诏与唐的年号有对应之处，因此判断贞明使用了9年，且将承智、大同两个年号，与唐朝光启二、三年(887年)和文德元年(888年)对应。[8]其说有一定道理，从史料看，贞明的确有可能只使用了9年，史载：“二年(886年)，地震，龙首，龙尾二关及三阳城俱崩。”[10]153即南诏在886年发生破坏力巨大的地震，依改元的传统以及诉求看，逢“大变故”改元符合常理，贞明九年(886年)极有可能出现改元，即将“贞明”改“承智”。

以上分析也可推知，“承智”和“大同”两个年号也是存在的。其一，《滇史》中记四个年号，“嵯耶”只差一年，必有所本，可信度较高。其次，《新唐书》所记除了“嵯耶”以外三个年号，但“嵯耶”已被考订。世隆起公开称帝建元，唐廷不知隆舜年号的可能性很小。而失载“嵯耶”，则应是改元过频的缘故。如以上所考贞明为877—885年，至少明确使用九年来算，嵯耶已知是889—897年。则“贞明”改“承智”，“承智”改“大同”，“大同”改“嵯耶”这个过程，是在885—889年短短三四年间进行的。《新唐书》失载“嵯耶”，应和隆舜改元太频有关。

至于承智、大同三年之间各用多久，只能期待往后新资料的补正了。南诏历代统治者年号资料如表1所示。

表1 南诏年号对照

续表1

注：该表内容参考梁晓强先生《南诏史》一书《南诏历代帝王纪年表》，详见梁晓强著《南诏史》[12]。

三、关于唐宋时期南诏年号的失载

贞元九年(793年)，异牟寻遣使者出使唐朝。贞元十年(794年)正月，异牟寻与唐朝崔佐时使团在点苍山会盟，点苍山会盟对南诏与唐均有深远影响，双方结束了自天宝战争后将近四十余年的对峙局面。

会盟之外，唐朝还向南诏颁布了中原历法，以示“奉唐正朔”。会盟的誓文中就有“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的记载，[3]261说明至少在官方交往中，南诏已经开始使用唐历。同时，袁滋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时说：“宣敕书读册文迄，相者引南诏蒙异牟寻离位授册，次受贞元十年历日。”[3]251这里更是说得清清楚楚，唐朝向南诏颁赐了自己的历法。此外又有记载说南诏“清平官尹辅酋来朝……异牟寻上表陈谢，册命及颁赐正朔。”[13]也提到唐对南诏颁赐历法，“奉唐正朔”。

从异牟寻中期到世隆即位前的数十年间，唐诏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贞元会盟后，南诏重新奉唐。唐朝还向南诏颁布了历法，在南诏广为传播，其中干支法影响深远。尽管南诏对内使用自建年号，但在与唐的官方交往中，往往使用唐历。

从文献学角度看，有关南诏年号的史籍资料，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中原记述，主要是元朝以前的《旧唐书》《新唐书》和唐人撰的《蛮书》。另外就是元朝以后的云南本地著述，其编撰者多为滇人或有宦滇经历者，其中，以《僰古通纪》和《云南志略》最早。大部分南诏年号，均载于元以后的云南本地著述，而少见于元之前的中原记载。何也？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南诏的年号从阁罗凤“长寿”直到劝丰祐“天启”，在现今可见元朝以前的中原典籍中皆失载。笔者通检《蛮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发现其有关南诏年号的记载，《蛮书》和《旧唐书》仅有“赞普钟”一个。《旧唐书》有关南诏之史料不为多，已为世人所知。《通鉴》与《新唐书》关于南诏年号的记载词句几乎约同，不无借鉴之嫌。《新唐书》中对南诏年号的记载则更令人疑惑，其中，首先记载了“赞普钟”，但从“赞普钟”之后直到世隆“建极”之前的10个年号(从长寿直到天启)全部失载。从“建极”开始，之后除“嵯耶”以外，又全部连顺序都不变地记了下来。

南诏在“赞普钟”以后已长期自建年号是无疑的，即便不提后人已考订出的结果，这一时期的考古实物也可直接证明此事。如昆明西寺塔有铭文塔砖载：“天启十年正月廿五日段义造砖处题书。”剑川石钟山石窟中有刻铭载：“国王天启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题记。”《南诏图传·文字卷》载：“全义四年己亥岁”和“保和二年乙巳岁”。[14]“全义”“保和”“天启”均是“赞普钟”到“建极”之间的年号。

《蛮书》所记，依常理，樊绰跟随安南经略使蔡袭的时间在唐咸通三至四年(862—863年)，等于世隆建极三四年。樊绰为当事人，且撰书时曾参考包括袁滋《云南记》等资料，不应对南诏年号记载疏漏如此，何解？

贞元会盟以后世隆以前，唐朝依制要对南诏领主册封、祭悼。《新唐书》对此记载颇详，“元和三年，异牟寻死，诏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子寻阁劝立……改赐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劝龙晟立……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诏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长庆三年，始赐印。是岁死，弟丰祐立……穆宗使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丰祐遣洪成酋、赵龙些、杨定奇入谢天子。”[4]6281官方交往频率颇高，对南诏情况应知晓更多才对，为何出现反而失载的情况？

新、旧《唐书》和《蛮书》的记载，恰好表明由于南诏对外“奉唐正朔”，在官方交往中的确是使用唐历。因此唐朝在世隆以前，不知南诏自建年号一事。从世隆起公开称帝建元，后世修史时，《新唐书》才得以将之后的年号记载下来。《新唐书》的记载亦可间接说明，不但唐朝不知世隆以前曾长期自建年号，就是到北宋欧阳修等人修史时，也未必知晓此事。

此外新旧《唐书》和《蛮书》都记载了“赞普钟”，是南诏将其刻在《德化碑》上的缘故，而《德化碑》本就是南诏亲唐的一大物证。至于樊绰为唐咸通(南诏建极)时人，为何只记下“赞普钟”？首先，撰书的目的乃是为战争服务；其次，樊绰毕竟随蔡袭到西南时间不长(蔡袭862年上任安南经略使到863年战死，前后就一年)。樊绰应不知之前的年号，对于后来年号，私家撰书，时人不可知后来情况。今天所见这段失载的年号史料，多是成书于元朝以后的云南本地著述，尤以更原始的《僰古通纪》为主。其中自有一条云南区域文献史承袭的脉络，这些年号史料因此被流传下来。除了前述自建年号的碑刻证据外，两类时间不同，撰述主体不同的年号史料对比更加说明，唐人不知世隆以前南诏自建年号一事。

事实上从寻阁劝开始，南诏历代统治者均自称“骠信”，“骠信，夷语君也。”[4]6281即“骠信”就是汉语君，皇帝之意。同时我们从年号表中也可看出，南诏的自建年号，无论是“见龙”“应道”，还是“保和”“中兴”，都具有明显“临摹”中原的意味，其中多寄托国家复兴、图腾保佑、真龙天子皇权神授等寓意。

综上所论，隆舜是即位当年就改元，贞明元年是877年。同时，对于南诏年号从“长寿”到“天启”在元以前中原典籍中的失载，则是南诏对内自建年号一事长期不为唐知的结果。其历史背景是贞元会盟后南诏重新奉唐，在历法使用上需“奉唐正朔”，保有臣属意义。因此，南诏民间使用和唐朝一致的干支计时法，与唐交往时亦使用唐朝年号纪年，而对内则使用自建年号纪年。南诏年号的蹊跷失载恰能说明南诏与唐交往中，“奉唐正朔”的属国性质，也表现出南诏统治者对外奉唐，对内则自统一方的矛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