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岑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北京 100871）

文化遗产保护是对遗产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评估。大学校园文化遗产保护，既要对物质空间进行修缮与活化使用，还要系统认识不同时期校园空间的场所精神。大学校园是大学精神的载体，分析校园中具体景观与建筑遗存有助于理解大学的意义所在。诺伯舒茨认为对建筑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符合各种“科学性”指标（如功能、结构、材料）的建筑实体，还应让人在空间中“体验环境是充满意义的”。他认为海德格尔“栖居（dwelling）”概念（即存在的立足点）是建筑的目的，“人要栖居下来，必须在环境中能辨别方向并与环境认同”。因此探究建筑精神上的含义（而非实用层面的作用），创造有意义的场所（生活发生的空间），成为诺伯舒茨的主要任务[1]。诺氏的“场所精神”是从设计师角度对空间进行预设，本文借用这一概念，除考虑到设计师的空间构思外，还将建造完成后人与场地的互动关系纳入“场所精神”的构建中来。意在说明，作为“场所”的大学校园，由设计师与生活其中的师生合力完成其意义的建立。

燕京大学（下文简称“燕大”）于1919年由3所学校（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而成；1926年正式搬入新校址，即海淀燕园；1952年因院系调整并入其他几所学校，燕园校址由北京大学接管。燕园作为燕京大学留下的校园，与北大的关系虽不能称为“代际传承”[2]，但燕大的终结证明燕园本身具有“唯一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因而燕园可被归为文化遗产。未名湖燕园建筑确实在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北大享有对燕园的享用（接触、欣赏、占有、使用、有限处分）、传承（学习、研究、传播）与发展（演绎、创新、改造）的权利[3]。后两项权利使这一承袭更具责任性。正由于此，进一步追问燕园文化遗产在历史中的存在意义，才显得格外重要。

夏洞奇认为，燕园有两次“成为燕园”的过程：第一次是燕京大学的建设，从物质意义上展开；第二次是“北大校园”的“燕园化”，从文化意义上展开。他指出“有形的建筑符号可以有效地将无形的历史记忆传输回来”，因而燕大的记忆可以从中受益，却无法垄断。截至目前，燕园形成“一种前清、燕大、北大三重历史记忆相互竞争的格局”[4]。本文选择孤岛时期燕大校园进行研究，某种程度上属于文化意义上的“燕园化”解读，研究目的并非沉溺于历史构建，而是从历史中发现一种存在状态，从而与当今北大校园的自我认同产生对话。

本文聚焦燕园中临湖轩在抗日孤岛时期处于前台面向观众的“显白书写”和面向少数人的“隐微书写”。临湖轩作为一个场所，不同于文字书写，具有直接的个体表达效果；但当这一场所以不同的使用方式来传达集体立场和诉求，并被在场者所领会时，它便具备清晰的表达能力。孤岛时期，基于这种表达，临湖轩以非武力手段将日伪阻挡在外，学校课程得以正常开展，燕大“自由、真理、服务”精神得以保存。这一非常时期对大学本质的保存，是临湖轩此间最重要的意义。“孤岛”，在本文中有双重含义，既指1937—1941年间的燕京大学这样一个时空范围，又指所有大学在历史上可能遭遇的能否自由办学的困境。

1 临湖轩的枢纽地位与景观特征

对于燕园中前清遗留的私园及皇家赐园，燕大教授洪业在二三十年代即做过勺园、淑春园、蔚秀园的历史考证；侯仁之从北京西郊历史地理的整体脉络中，分析燕园的水道组织，并将燕园诸园历史和现状进行逐一分析[5]。谢凝高认为园中山水体系是校园规划的基底，从落成效果来看，其可贵之处在于轴线明确、体量不等且满足大学功能的建筑，能够与山水基底完美契合；而燕园各处的植物景观能够因地制宜，呈现不同面貌，亦是校园营造的重要贡献[6]。方拥认为燕园集合了圆明园园林和紫禁城建筑的特点[7]，但对传统建筑概念的误用显示出墨菲设计时的一知半解[8]。舒衡哲曾以鸣鹤园为线索，串联起前清、燕大、北大的整个历史，着重分析“仙鹤”精神在园中的体现[9]。唐克扬通过重构司徒雷登、墨菲、翟伯（John Mc Gregor Gibb学校基建部门负责人）、美国托事部的博弈过程，呈现校园规划与落成效果的差异，从而完成对墨菲的去魅[10]。

目前，临湖轩多与燕园其他建筑和景观一起，被列入导览式介绍中，并未出现专门研究，以还原其最初的精神基底。临湖轩是一个院落，包含建筑主体、院落本身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因此本文所引“场所精神”概念虽源自对建筑的理解，但同样适用于临湖轩这样一个整体的“景观”。

临湖轩是校长住宅，位于校园中心①临湖轩是费城乔治·柯里夫妇（Mr & Mrs George）给司徒雷登的赠礼，他们坚持建造一幢校长住宅（President House），且规定要按中国样式建造，位置靠近湖边，居于校园中心。当时司徒雷登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决定自己只留一个小套间，客厅、饭厅、两三间卧室为大学公用。。燕园很多建筑和景观具有对重要人物的纪念性质，命名局限性较大，而临湖轩因景得名，与地理位置和对景观特征的尊重相关。轩作为建筑物，常出现于中国古典园林中，《园冶》曾载：“轩式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宜置高敞，以助胜则称”[11]。园林中，“轩”没有固定样式，只需如驾车一样，取高敞之意，来点染园林景色。临湖轩台基东北侧与湖滨高差较大，从临湖轩正屋凭窗北望未名湖，视野开敞，正合轩轩韶举之意（图1）。加上北侧植物争相掩映，使建筑主体隐没于山崖之上，只有夜晚才能在未名湖北岸远远看到临湖轩透出的整齐灯火。临湖轩的建设不是为纪念司徒雷登，而是让他居住其中。这便是设计师的用心所在，这一用心被冰心女士所意会，提出这样一个贴切的名字。一般在传统私家园林中，园中景物的命名过程比建造过程更为重要[12]，命名过程能表达主人对自然的微妙体验，拥有这种体验才能宣告对园子的实际拥有。大学校园景观是否也值得追求这种与自然对话的过程，并以命名过程来呈现，并未引起人们关注。相比私家园林，大学校园需要表达对捐资人和作出重大贡献人物的敬意，需要具有训诫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大学本质的曲解。

图1 临湖轩位置（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圈注为作者自绘）

当今国内关于“大学”本质的一般看法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培养人才，服务社会”[13]，这种观点无意中综合了西方现代大学的3种主流观点。

第一，19世纪初，德国大学推动者洪堡认为“大学的存在主要为了发起研究”，科学研究是接近真理的重要途径[14]；到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澄明科学的限度，称以科学为志业（天职）的学者自身非常清楚，纯科学只能保证3个贡献：可以通过计算支配生活，提供思维的方法、工具和训练，以及清明的头脑[15]。

第二，19世纪中叶，传统教育方式拥护者、英国的纽曼论证了大学主要任务是对人“进行心智培养”，心智的完善可体验“知识自为目的”的自由，培养有完善人格的年轻人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16]。

第三，19世纪后半叶，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鼓励大学“为社会服务”，认为所学知识对人们的实际生活有用才有价值[17]。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所办燕京大学自然地继承了这3种观念，只是因中国社会基础和民族危亡的时代而对“服务社会”观念有所侧重，这在燕大的课程设置中有所体现。

“服务社会”是燕大校训的落脚点。司徒雷登曾说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源自圣经中两句话：“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18]70。虽然司徒认为他所说的“服务”源自宗教中的“服侍人”，实际上是在宗教中找到其合法性。而“自由”状态，按司徒的想法，需通过“真理”获得，即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达到自由状态。在燕大校训中，心智培养不是主要动机，只能算作基本素养，通过校园环境和社区营造慢慢渗入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如此看来，作为大学的燕园为何选用“园林”般的景观规划，便不难理解；而临湖轩也以“园林”式的姿态向师生敞开。这种姿态，是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且充分表达大学“自由”精神的状态。这种“自由”状态，与中国文人理解的园林不谋而合，对燕大来说也是“服务社会”的基础。

临湖轩东北侧临崖而立，南侧入口自然嵌入校园之中（图2、图3）。谢凝高先生曾说，临湖轩远观只见屋脊，入内则别有天地，在布局上突出一个“藏”字[19]。其地理的枢纽地位与院落主“藏”的设计形成某种张力，这种由景观构思构建的地理性格，与司徒雷登的处世方式产生某种暗合。

图2 南立面图（来源：耶鲁大学档案馆藏，Murphy工作室绘制版本）

这样一座藏在校园腹地的院落，在实际使用中却是一个显性存在。它除了私人居住功能外，还具有公开招待军政官员、教职员工、学生及其他人员的公共属性。孤岛时期，临湖轩在与日方代表互动过程中，作为校长权力的话语场所意义更加突出。这些公共职能分摊了办公主楼的职能，而这种分摊有注重私人关系的“中国式交往”方面的考虑，也体现出大学对于社区平等观念的理解。

临湖轩这一兼具私人与公共属性的场所，在孤岛时期扮演多种角色，但其本质对于“真理、自由、服务”的坚守，始终未变。当栖居被经验为人的存在方式时，终有一死者“即被带向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都保护在其本质之中”，所以，“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一种保护”[20]156。虽然，临湖轩很少直接使人展开与天、地、真理的交往对话，但它带给师生这样一种可能；它的存在实际上保证了整个燕园的活动自由，这种世俗意义上的自由，给师生追求真理、培养心智、立志服务社会留出了生长空间，这正是一所大学存在的理由。孤岛时期，临湖轩使燕园成为栖居之所的意义尤为突出。

图3 东立面图（来源：耶鲁大学档案馆藏，Murphy工作室绘制版本）

2 临湖轩多面向的空间使用方式

2.1 处理对外关系的中枢场所

1937年北平沦陷后，北大、清华等公办大学纷纷南迁，其校址被用来建立伪大学，或改为日军医院、卧室、马厩、牢房。私立中法大学继战争初期停办一段时间后，借日伪“恢复”学校教育的机会，重新如常开学，却于1938年10月被迫宣告停办。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系美国人所办，从战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维持较为平稳的教学秩序。辅仁大学名义上为罗马教廷资助，副校长为德国人，因此得以在抗战期间一直坚持下来。私立中国大学原不是很知名，因揭去“排日色彩”得以开办，而当时学生宁愿入私立学校，不愿入日伪大学，因此中国大学扬名一时，未曾在北平沦陷时期关闭[21]。

燕大选择在沦陷区继续办学，并登报告知同学，“仍在北平原址开学，新生须于10月1日来校报到”[22]。这条消息载于上海《申报》，意在向上海及南方城市的学生传达校方办学信心。从1937年秋季报到人数来看，相比1936年在校人数825人，骤减为501人[23]，就连平津本地学生及中国籍教师，也多选择南下。可见，北平沦陷初期，不少师生对燕大能否继续自由办学持怀疑态度。

沦陷后燕大首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日本宪兵及伪政府相处。司徒雷登的做法是，宣示主权，表明燕大属于美国财产，“于校内悬挂美国旗”，校长职位由中国人（陆志韦）换成美国人（司徒雷登）；然后，申明燕大政治“中立”立场，不承认伪政府，禁止校内政治（抗日）活动，聘请日文秘书和一位日籍学者；同时，与日本东京、美国政府、北平伪政府、重庆国民政府、共产党政权保持密切联系，以国际主义视角充当调节人[24]。但是，燕大始终与日伪处于紧张拉锯状态中，校内活动受到日军特务严密监控，时不时有学生被逮捕，司徒雷登只能让秘书周旋营救。孤岛时期，燕大校园空间总体上得以保留，使师生能够自由活动，其中，临湖轩是负责拉锯战和周旋对抗的核心场所。

2.1.1 悬挂美国旗、校长改换美国人

悬挂美国旗，表明燕校属于美国财产，此时美日尚未交战，日军不敢强力占有。当时曾有国内报道称，“其校门由美国兵看守保护”[25]，美国兵帮助燕大看守校门，只能解一时之需，并在双方初次或激烈碰撞时才会发生。由此可知，战争初期新闻报道也有信息不实之嫌。另一佐证新闻报道不可尽信的材料，也发生在大公报上。届时内地盛传燕大已停课，大公报便称有校友“电询母校停课真相,并慰问校长司徒雷登”[26]，而不过半月即在同一版面辟谣“北平燕京大学,日前传闻有被迫停课之讯,武汉该校同学曾去信询问真像……略谓：校中自十五日课以来,一切课程至今仍照既定计划进行”[27]。对大公报来说，关于燕大是否停课这种大事件，有必要求证消息真实性，而校门是否由美国兵看守这种细节，不会引起广泛关注，也无须进行验证。但从燕大自身保持独立角度看，其作为教育机构，根本无力维持一支武装力量长期看守，而必须有更具韧性的立足之道。如果尽信报中所说由美国兵看守，便给普通人一种不真实的印象，认为燕大由使馆和武装力量保护，将其能够独立办学看成理所当然之事。这种想当然的认识，会遮蔽燕大当局为维持独立局面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学校与日伪的紧张关系。在校内悬挂美国旗，是司徒回忆录中提到且被师生证明的事实，这种提醒日军财产归属的方式，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但这只是系列行动中的一个举措，只表明态度和立场，具有示威效应，不能期望有实际抵抗效果。

北平沦陷前，为获得存在合法性，燕大曾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其中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所以当时司徒雷登身份为校务长。此时为表明燕大为美国人管理，便将校长改换为司徒雷登。在1938年的迎新会上，“陆志韦先生和司徒雷登都站在临湖轩门外，逐一与新同学握手”[28]。陆志韦是换届前担任校长的中国籍教员，与司徒雷登同时出席迎新会，一方面告诉日本人校长确实由美国人担任；另一方面学生见到陆先生，情感上仍可感到安慰，陆先生自己也不至于感到冷落。这种态度上明确坚决、情感上照顾师生的做法，是司徒雷登一贯的处事方式，在孤岛时期，这种方式足以使燕大保持独立，且获得师生的好感与信任。从事外人角度看，这仍然是大学机构的做事方式，而非依靠武装力量。燕大重新让日军“武力可以解决一切”的思维回归理性，来关注法和理的存在，它强调燕大享有治外法权，这在国民政府时期便适用，如果伪政府不承认这项权利，伪政府本身便不会得到承认。显然，逻辑合理性也不是真正挡住日军的盾牌，而只是作为一种提示，使其意识到侵犯燕大会给美日关系造成影响。能够触发美国军事的威慑作用，来保护一所大学，是大学管理者的有为所在。

于是，临湖轩在开学典礼仪式中，被注入前台表演性质和安抚性质。作为前台面向日本人表演，借以提示背后的力量；对日本人来说，临湖轩即是触发“提示”机制的巧妙机关，它的每一次出场，都暗示美军力量和燕大的联系，甚至它本身就代表这种联系，从而实际上使日军与燕大保持距离。

临湖轩对师生的安抚作用，体现在“形变质存”，即外在形式上的变动，和内在本质的保存。悬挂美国旗、改换美国校长，都是表面形式的变化，其办学理念和方式不曾改变。理想状态下，“形质统一”或“形质皆存”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沦陷语境下，能够保存内在本质已属不易，而将外在形式变化作为保存内在本质的庇护措施，亦不失为一种应对之法。正如袁一丹在剖析沦陷北平读书人的伦理境遇时所说，在沦陷的特定时空下，被迫在字里行间表达微言大义成为他们的表达策略[29]。这种策略的本质即是“形变质存”。对燕大师生来说，临湖轩成为表明学校办学态度的场所，不论外在条件如何变化，它意味着对于本质保存的决心；而这种理解只存在于燕大师生的认知中，他们是临湖轩指定的“读者”。

2.1.2 中立立场、日文秘书、日籍学者

从心理角度去理解日军行为的动机，是司徒雷登深悉日本人恐惧的原因，“占领军是在一个不受欢迎的国土上，自然会有一种狐疑心理”，他发现同日本人打交道的秘诀在于“把坚定和友好结合起来”，于是他严正申明“既不参与一切政治活动，亦拒绝伪组织之命”，同时在态度上又热情友好，常常在临湖轩招待日本考察团[18]119-120。

为了避免语言不通引发误会，司徒聘请萧正谊担任校长室日文秘书。萧是燕大毕业生，“讲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语，而且深懂日本礼仪的细节”[30]。在萧正谊安排下，临湖轩承担了款待日本军政官员及商业、教育、基督教等各方面代表团的重任。“只有经过特殊的安排，日本人才能进学校大门，而且总是由我的秘书或别的人陪着。”校园内其他地方都不便正面“欢迎”日本人，因恐其招待日本人而遭玷污，背上叛国骂名。只有临湖轩可以免遭误会，因为它已和燕大师生达成共识，形式上的招待对于燕大本质保存有保护作用。此时，临湖轩已具备某种澄明性，使发生于其间的任何事件，都不会引起师生误会，这些活动在他们眼里都处于合理范围。

虽然如此，燕大对于日方要求，并不全盘照做。日方曾强迫燕大招收日本学生，但校方指出入学需通过考试，因考生必须精通中、英双语，对日本学生来说，很少能同时掌握这两种语言，因此考试均未合格，亦未被录取。日方想通过日本学生完成对燕大的渗透，而被这种方式巧妙回绝，自然不肯罢休，司徒考虑到这一点，为争取主动权，在聘请日籍教师方面先行一步，他找到一位“声望可以排除任何政治嫌疑的日本学者”，就是鸟居龙藏博士 (Dr,Ryuzo Torii)。鸟居不同情日军，亦不听其指挥，无法满足日方窃取抗日情报的需求，“为了减少日军给他找麻烦，燕大常让他外出做考古研究”,当日本人来查问时，就在临湖轩展出他的考古作品[31]。此时，临湖轩成为一块挡箭牌，用非野蛮方式将日本人的骚扰阻挡在外。

2.1.3 多个政权之间的调节人

作为大学校长，司徒本没有义务做政府间调节人，这是他辗转为学校争取权益时附带产生的效果。司徒多次飞往武汉、重庆，是去参加中华教育基金会年会，为燕大争取国民政府教育拨款[32]；途经香港除了参加中英庚款董事会年会获取教育补助外[33]，还为考察拟办燕大附属中学的校址，并组织筹款②“北平燕京大学决定在本港设立中学一所。筹募开办费港币一万元”（香港通讯.北平燕京大学 决在港设中学觅得校址秋季可开学[N].申报,1940-06-18(08).）；赴上海是与各教会学校当局商讨与时局关系问题③“商讨教会学校与时局之关系”（本报讯.燕大校长司徒雷登 谈学校现状师生镇静各尽其责 司徒已乘机由沪北返[N].申报,1941-02-27(09).），向燕大校友宣传燕大现状，并为解决生源单一问题，组织在上海招生④“在上海招生，将于七月六日举行”（本报讯.燕大在沪招生[N].申报,1941-05-17(09).）。司徒与延安共产党方面没有直接接触，但根据学生意愿向延安输送燕大学生，使其与延安方面产生间接联系；北平王克敏伪政府，并未得到燕大承认，其处于日美关系中间，进退维谷，司徒对其采取强硬态度。与美国托事部频繁联络，除了商讨应对时局方法，重在筹措教育经费；与日本东京方面，主要是在临湖轩接见日本各方面考察团。司徒雷登始终以教育者身份，突破政治壁垒，为燕大获取生存空间。他与各方交涉教育问题时，不可避免会谈及北平时局和各地见闻，传达各方政府讯息，他对各方政府来说也是较为重要的一手信息传导途径。

司徒雷登频繁外出，为临湖轩的使用留下巨大使用空间。司徒规定在他外出期间，如有借用场地举办活动的需求，可向厨房大师傅申请预约，也可出借小汽车。成为公开应对日本人场所的临湖轩，反而使师生活动获得更大灵活性。

2.2 社区中心与地下活动场所

通过墨菲工作室设计的图纸可以发现，临湖轩最初意在建立四面围合的院落，中间留有入口空间，符合北方民居的四合院布局。但最终落地效果为三合院落，南边没有建筑，不设围墙，由竹子隔障视线，两端围篱引到入口。损失整个南部建筑使用空间，使院落得以向公众敞开，是司徒有意营造平等性社区感的结果（图4～图6）。而不同体量的三合院遍布整个燕园社区（图7）。

临湖轩向来是燕大的社区中心，常举行迎新会、校庆日聚会、教师婚礼⑤“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选自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62.）、电影放映及宣讲会⑥在临湖轩有迹可循的电影放映为1937年初的3次，放的是同一部电影（埃德加·斯诺拍的有关陕北红军及苏区生活的无声影片）：第一次为秘密首映，斯诺要求绝对机密，因此悌万同学借用临湖轩客厅，只邀20几名同学参加，斯诺未出席。（悌万.临湖轩看电影：燕园旧事[J].燕大校友通讯,1992(12):28-29.）；第二次除斯诺放映影片外，斯诺夫人还展出百余张苏区照片，参加者200余人，清华学生、上海劳军代表亦有参加。（临湖轩中新闻学会全体大会·施乐放映苏区影片[N].燕京新闻,1937,3(31)第2版；第三次，增加斯诺做报告，参加者300余 人，清华学生、本校教授、电影演员都有参加。（历史学会选举会·放映苏区生活电影·观众三百拥挤异常[N].燕京新闻,1937,3(34)第2版）、记者招待会⑦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经斯诺建议，于12月12日在燕大临湖轩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由龚普生主持。会上，向外国媒体宣传“一二·九”的真实情况，以及学生对时局的看法与要求。（张兆林.埃德加·斯诺:我的良师和益友.选自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07.）等活动。司徒雷登有意营造“燕大一家”的氛围，而临湖轩就是这个“家”的中心。在司徒雷登看来，构建社区型校园是化解学生等级观念的重要方法，等级观念的淡化是心智培养的重要任务，而只有完善的心智才可担负起为社会服务的责任。因此，作为燕大校园的社区中心，临湖轩企图解除作为中心的威严感，开启“家”的归属感。

图4 一层平面图（来源：耶鲁大学档案馆藏，Murphy工作室绘制版本）

燕大师生有很多抗日活动，司徒雷登除口头劝说外，从未实施打击，反为很多同学提供便利。司徒曾委托侯仁之先生成立学生辅导委员会，明确告诉他，“凡是自愿离开沦陷区的学生，无论是要去大后方（指重庆），还是要去解放区（指延安），都由他们自己决定。凡有经济困难的，都可由学校给予资助。……临行前他都要在临湖轩设宴送行”[34]。李镇同学1941年7月要去大后方，于是接到司徒请帖，至临湖轩共进晚餐，同席还有邱裕仁同学[35]。魏灼文同学临走前也被邀至临湖轩，由人介绍路线和走法，和李际成一起上路。行至西安已“弹尽粮绝”，司徒汇钱过来才得以抵达重庆，并由原燕大教师吴文藻先生安排工作[36]。组织行程使身处困境学生得到妥善安排，建立在司徒对自己学生无比珍爱的基础上。此时，同学们所经验的临湖轩不只是物质实体，而是一个饱含感恩、理解、宽容等复杂情感的地方，成为艰难处境下的栖居之所。

图5 二层平面图（来源：耶鲁大学档案馆藏，Murphy工作室绘制版本）

图6 地下室平面图（来源：耶鲁大学档案馆藏，Murphy工作室绘制版本）

临湖轩居民除了司徒雷登，还有林迈可先生，他是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哲学家林赛的儿子，于1937年7月来到燕京大学，协助试办导师制。林先生的教学、抗日活动和恋爱过程，都由临湖轩见证。1938年及1939年暑假，林迈可曾两次深入根据地，结识很多抗日将领[37]。“校长住在东厢房，林先生住在西厢房，各有卧室、书房和浴室，他们共用北边的客厅和饭厅”。可以推测，李效黎等8位同学上林迈可的导师制课程，便是在临湖轩宽敞的客厅或西厢房林先生的书房里。在西厢房小小的书房内，抗日活动主要集中在药品订购和通信器材组装方面。李效黎曾在1939年夏初，在此帮助将化学物品或药品的订货单翻译成英文。也曾在同年冬帮助将药品瓶子上的英文标签换成中文，这条线索表明，林迈可从八路军处获得订购单，到国外或其他地方订购药品，到货后将其送往根据地。林迈可观察到，“这支军队在大山里非常缺乏药品。这可能是唯一一支能在根本没有正常的物资供应的恶劣环境中作战的军队”。1941年6月25日林李结婚后仍寓居临湖轩，“迈可的休息时间大部分都用在装配收音机上，房间里也摆满了收音机的零部件。”而“焊接工作几乎一直没有停过”。有时，八路军地下联络员来看他们，李效黎便充当双方的翻译。8月底，林李二人搬离临湖轩，曾3次向西山游击队输送军需物资，每次行动都借用司徒小汽车[38]26-50。

图7 三合院式布局院落（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圈注为作者自绘）

此类秘密活动发生于临湖轩，显得格外富有戏剧性。侯仁之先生曾回忆，抗战时期司徒便有偏重重庆国民政府的倾向。但对比邻而居的同事，司徒并未带入政治偏见，这种尊重在日常生活中无须刻意，只是一种基于个人友谊，而非政治立场的相处方式。

社区中心的公开性与抗日活动的私密性，使临湖轩成为一个矛盾场所，这种情况可以用俗语“里子”和“面子”来形容。通常只要区分里子和面子，就有内外不一的嫌疑。反观燕大处境，里子不容于沦陷语境，需极力保持低调和隐秘；面子不得不维持正常秩序，必须展示场所公开性。这对矛盾关系看起来极为分裂，实际上却是特定时空下，一个场所得到充分使用和思考的表现，它的主人掌握着分裂两极的微妙平衡，使临湖轩达到自身的结构完整，至此方可承认，作为一个成熟的场所，临湖轩被构建起来。

2.3 教育理念实践与适应的决策场所

孤岛时期，燕大教学安排“一切如故”，指的是教学初衷、方式和课程结构不变，是对照北平各伪大学的奴化教育而言。在此特殊时期，燕大教学规模势必受到影响，尤其对于将实验区设在华北、山东等地的院系，就不得不考虑停办或另设实验区。幸运的是，燕大除战争初期课程数量因学生人数减少而缩减外，很快便恢复到原有规模，甚至开辟出新的领域。这些新领域的探索，具备这一时期的特殊性，有的仅只存在于孤岛时期，因此在关注这些课程实验的同时，也不得不考察其创办的现实基础。

临湖轩与教学实验区并无直接地缘关系，却成为实验区计划的重要策源地。教育系坚持乡建救国理念[39]，它引导学生把目光投向广大农村社会，意图以教育为根本来建设乡村。过去，燕大教育系农村建设基地设在河北定县，华北沦陷后，不得不在燕大周边重新选址，因此1938年秋季学期选定城孚和冉村两地作为教育实验区，在其中建立师范学校和小学，从而带动乡村建设。有一次为讨论冉村实验区中心小学校址问题，系主任周学章特意在临湖轩邀集乡民代表和各位教师进行磋商[40]。这显然受临湖轩“招牌效应”影响，使乡民代表能够认同乡建救国的理念。其中，城孚师范学校在孤岛时期办得有声有色，为周边农村及居民带来诸多裨益，若1941年12月8日未遭闭校，很可能探索出一条有效的乡建道路。

北平沦陷前，燕大即与北平协和医学院合作，在校内开设医预系、护预系课程，学生在燕大学习两年基础知识通过考试后，便转入协和医学院继续学习。这是适应学校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的举措。沦陷后，协和与燕大都因美国背景继续开办，双方教育支持更为紧密。于是，参照医护预系经验，燕大拟开设工预系，与其他大学工学院相衔接。对此，朱良漪同学曾回忆说，由于条件不足以成立工学院，燕大意图建立“工预系”作为过渡，为此司徒邀请刚在物理系报道的朱同学到临湖轩交流意见[41]。听取学生意见在当时并非必须，然而在临湖轩招待学生，除了吸引其进入新的学系，还能使学生了解学校的理念和行事逻辑，从而产生心理认同。在司徒看来，对办学理念的心理认同是大学培养的重要环节。

表面上看，在这些教学实践中，临湖轩只充当穿针引线的作用；但从一个大学的思想中枢角度看，所有教学实验都需得到临湖轩的支持，甚至有些概念源头（如工预系）即来自这里，临湖轩就是燕大的中枢系统，它是连接教授智库的中心场所。

3 师生眼中的校长住宅

燕大学生陈加在散文《燕园梦》中，采用曹雪芹描写太虚幻境的手法，把燕园比作仙境，在梦里由黄衣使者带领游历一番，在一处修舍中获得天机，即鹤发老者赠予锦绣花囊中六字：“真理、自由、服务”[42]。显然，这处修舍即是临湖轩，而鹤发老者便是司徒雷登。这篇在孤岛时期刊于《燕京水星》的文章，表面上是在表达对校园的喜爱，但考察与原始文本《红楼梦》的叠合之处，不难发现除梦中游历外，燕园面临与大观园相似的危机四伏的现实处境，这正是作者担忧学校处境的隐微表达。《燕园梦》可以看作一种“隐微修辞”，在不能自由表达对时局的担忧时，它抛出的睡梦成为显白文本，而对于现实的反思才是文章隐藏的真实文本。这是在沦陷这一特定时空中采取的修辞策略，这种加密文本在学生中获得广泛理解，也使日伪察觉到某种不妥之处，于是《燕京水星》出版3期后即被迫停刊。

在隐微书写中，《燕园梦》点出大学抵抗强权的关键在于“真理、自由、服务”，却没道出这抽象“天机”的具体表现。落实到大学运作中，可以理解为课程设置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视，以及对于正义的抗日活动的保护。临湖轩和司徒雷登一样，开始具备某种可识别性：它在空间上聚集所有景物又隐匿其中,对于燕大来说，它成为思想聚集的中心场所。

关于临湖轩的书写，有两个节点值得注意。北平初被占领时，朱焘谱同学曾被邀至临湖轩面谈：“虽值暑热高峰，清晨却依然凉爽。司徒校务长正坐在景色清幽的住所临湖轩院内的一把藤椅上，手捧《圣经》，慢条斯理地翻阅着。远处传来的是依稀可闻的隆隆炮声”[43]。在朱同学记忆中，沦陷初期，临湖轩虽危机四伏，却澄明可期。

1941年12月2日，林迈可、李效黎夫妇回临湖轩准备司徒委托的座谈会，与外国教职员商讨可能发生的避难问题，然而与会者多未引起重视。12月4日，二人在临湖轩大客厅里，告知司徒开会的结果，“那天晚上灯光昏暗，司徒校长的声音也比平时低沉。他告诉我们一些燕京的同学在游击队的工作情况。……司徒校长最后说，至少有15个人应该去，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38]56-58

最后一次与司徒会面，得到理性、慈厚、深情的印象，这次不是明媚院落，而是室内昏暗灯光下的黑沙发。澄明的安稳和厚重的忧思是两位作者分别留下的回忆文字，其中固然饱含作者的主观表达，却不约而同地在自己所处的时间节点描绘出临湖轩的动人气质。在两位作者撰写回忆录时，已无须再采用隐微修辞来表达心事怀抱，他们书写的文字正是经岁月沉淀后，依然定格于心的画面。大概所有回忆录都具有这种性质，它会使鲜明者更鲜明，无关者被遗忘；它会保存回忆者本人最受触动的瞬间，这个瞬间所蕴藏的含义和色调事关个人主观经验，但从无数主观经验中找到的共性，似乎已距离普遍性不远。无疑，澄明和忧思已渗入临湖轩的主要性格特征。

海德格尔认为，栖居表示“持留、逗留”，“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人与空间的关系无非就是从根本上得到思考的栖居”[20]166。思考自己与空间的关系，就是栖居，这不是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人在思考过程中，处在一种思的存在状态里。这种思的状态，是人区别于物及其他生命的主要特征。燕园空间是很多学生经受过的场所，他们的回忆凝固成文字，得以让后人反思：他们曾与燕园有过哪些互动，他们曾以什么状态存在于与燕园的互动中。这种反思也是现存于燕园中的人的存在方式。

4 结束语

大学校园是让人栖居的场所，其中蕴含着大学精神。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对19世纪西方大学理念发展的综合继承，并因国内社会贫弱及民族危亡现实，而尤以“服务”为重点。临湖轩在保存这一大学本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临湖轩的命名过程表达出设计师赋予的“轩轩欲举”性格，其“前藏后露”的院落布局提示出朴素亲和、内有丘壑的景观构思，符合临湖轩主人司徒雷登的精神气质。孤岛时期，临湖轩是负责与日方进行拉锯战和周旋对抗的核心场所；它作为前台面向日本人表演，是暗示背后美军力量的“提示”机关；同时，它面向校内师生表示坚决的办学立场，意味着对大学本质保存的决心。作为燕园的社区中心，临湖轩企图解除中心的威严感，开启“家”的归属感。而这种公共属性与抗日活动的秘密属性使临湖轩作为一个结构完整的场所，被构建起来。学生书写中的临湖轩，包含澄明与忧思两种基调，足以成为临湖轩作为场所的性格特写。

临湖轩遗产价值在孤岛时期的体现，正在于它以“低调”的大学中枢场所的身份，成功抵御日军渗透，将燕大保护在其本质之内，成为让师生自由栖居的场所。临湖轩不仅回应了设计师对场所精神的预设，还在特殊时期的使用中，重新构建起更为丰满的场所意义。作为校园遗产保护对象，临湖轩在不同时期的场所意义需要继续发掘，并由生活于燕园中的人与之产生新的互动，生发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