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杰 阎林胤

摘要：[目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国智库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非常具体的挑战。本文聚焦政策可执行度这一提升智库研究成果影响力的有效抓手，提出并深入分析了提升智库科研影响力的关键策略。[方法/过程]从“智库研究的政策实用性”“专业协作能力”和“影响力累积程度”3个方面，研究提升智库影响力的策略。在提升智库研究的政策实用性方面，智库应当充分重视：智库研究的课题所对应的具体政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与机构;政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与机构和群体的立场与工作诉求;政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与机构和群体的立场与工作诉求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们与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有什么内在逻辑关系。提升智库的专业协作能力方面，智库应当同时加深研究深度，并加强成果推广能力。DIIS方法与多样的媒介拓展是有效途径。而且立足中国特色的角色定位，是中国智库协作能力提升的保证。智库建设不是短跑冲刺，在影响力的积累上，智库应该注意保障长期影响力。[结果/结论] 从上述3点出发，新兴智库影响力提升“最后一公里”的模糊问题将有清晰的检验标准。

关键词：新兴智库    智库研究    政策实用性    DIIS方法    定位

分类号：N01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4.02

1  引言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智库建设蓬勃发展，智库影响力不断提升，这与我国综合实力的客观提升相互印证[1]。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爆发给各行各业都带来巨大的挑战。从已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将有更多的重要决策期待智库的深度参与[2-3]。也就是说，中国智库在宏观上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期。同时，为了能够抓住这一机遇，担负起关键责任，中国智库在微观上也面临非常具体的挑战——快速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影响力，甚至快到超过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4-5]。

提升智库研究成果影响力的传统方法多种多样，相关研究通常强调情报的搜集、研究水平的深入与提高，以及不断训练一些有别于一般学术研究人员的专业化人才与搭建起智库和决策部门人才双向交流的桥梁、应用新兴技术和新的媒介与手段、深入和拓展智库网络等[6-7]。但对于不同层面的智库这些方法操作起来差别巨大。特别是新兴和新型智库，在提升自己研究成果影响力的工作上，感觉比较迷茫。因为缺少现成的模式与模型，通常觉得已有的提升智库研究成果影响力的经典理论方法，与他们具体开展的智库科研实践无法对接，难以落地[8]。而在新兴技术竞争的背景下，承担具体方面关键责任的智库正好是这些新兴智库与新型智库[9]。如何打破新兴与新型智库研究成果影响力拓展的壁垒，是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给种类繁多的新型与新兴智库研究成果找到内在统一的影响力提升思路，采取简单的对标类举的方法不可能达到目的。从智库建设目标的基本角度出发，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路与线索：智库为增进国家决策科学化、规范化而生，因而其研究成果的政策可执行度是评价智库影响力的最根本指标;同时也是可执行、可操作、可判断的指标。智库工作对政策的提出或执行有贡献，智库才有影响力。因此，本文聚焦政策可执行度这一提升智库研究成果影响力的有效抓手，从“智库研究的政策实用性”“专业协作能力”和“影响力累积程度”3个方面，提出和分析了提升智库科研影响力的关键策略。以上结果对于新型与新兴智库解决智库研究影响力提升“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有更强针对性。本文为智库克服影响力拓展的壁垒的后续研究做出铺垫，并为今后更深入地探讨智库科研如何进一步提升政策可执行度问题的研究抛砖引玉。

2  促进智库影响力提升的3个模块

政策可执行度的核心要素包括组织间的沟通和强制行为、政策执行机构的特性、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政策执行者的偏好[10]。以此4要素为特点，本文建立的智库研究提升智库影响力的飞轮模型如图1所示，并将智库研究的政策实用性、专业协作能力、影响力积累3个模块促进智库影响力提升的具体方法论述如下。

2.1  提升智库研究的政策实用性

智库应保证其大量研究成果具有政策实用性。政策实用性是指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具有政策制定的实用性。具有政策实用性的研究成果的有效推出，将为智库带来显著的影响力。例如当今非常知名的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它们都能够立足具体问题，在战略高度提出具有政策实用性的研究成果。这样的成果为智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目前，有经验的智库都非常注重政策实用性指标。也就是说，能够在政策层面被提出并被顺利执行，是这些高水平智库研究成果的归属。反之，如果预期的研究成果，在政策层面的实用性不足，则极有可能给智库的科研资源带来重大风险。同时，不具政策实用性的科研成果的对外发布，对智库影响力也是一种冲击。特别是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当一个信息提供源被它的受众当做是“不实用”或者“难以执行”时，它的影响力将迅速下降，甚至沦为“垃圾”信息來源。智库与其受众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情况，特别是在新型与新兴智库的影响目标大多为科技政策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实力急速增长、创新模式不断更新的大背景下，科技政策表现出在效力与效果上有所不足。这就对智库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防止科研资源的浪费，在新型与新兴智库科研开始之初，就需要对关键体系的政策环境有详尽的了解，并初步了解相关领域政策与影响力的运作与调节机制。在开题时对以下3个状况的明确将帮助智库优选出符合政策实用性标准的项目与课题。

（1）智库研究的课题所对应的具体政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与机构。以对科技创新政策进行影响的智库科研为例，科研中需要进行多层次的考虑。既需要充分考虑科技创新人才、科技基础设施等要素;也要考虑创新企业、事业单位（高校与科研院所）等关键机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到创新所在的产业政策环境（如电动车产业、集成电路产业等创新政策环境都有各自的特色）;除此之外，还需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区域创新政策因素（自主创新区政策、高新区政策等）与相关政策的监督评价政策[11-12]。

（2）政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与机构和群体的立场及工作诉求。政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与机构和群体的立场及工作诉求是“听得见炮声的人”最真实的反馈，是战略理论落地过程最需要考虑的实践补充。掌握这些具体立场与工作诉求，才有可能实现在现有政策与社会环境下，建立合理的影响力机制，使智库研究成果能够深入政策体系的各个要素，以最大影响力的形式发布与推广。如果研究成果有与关键群体的关键立场诉求抵觸，或者存在矛盾的风险，在开题过程中就一定要尽可能地发现。

（3）政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与机构和群体的立场及工作诉求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们与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有什么内在的逻辑关系。静态地了解政策体系中各个要素、机构与群体的具体立场及工作诉求虽然可以保证研究成果在现有政策环境下的实用性;但是，真正成功的智库的成果是在长远的一段时间，持续发挥巨大的政策影响力。所以，对上述立场及工作诉求之间的逻辑的认识应该深入到了解其内在逻辑关系的水平。同时，开题之前应该以一个更大的视野重新审视该科研课题，从国家大政方针层面理解现有的政策系统，以及各方诉求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哪些问题是局部问题，哪些问题是全局的难题。比如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针对某一地区的发展理念，就有大观念和小观念的不同。智库开展的科研，就可聚焦在有没有逻辑使当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鱼和熊掌兼得”;如果没有，哪一方面更重要一些，哪一方面可以优先发展。只有着眼大局，深入细节，才能免于让研究成果随波逐流、流于形式，而更加地求真务实，能够让智库研究成果在大量的学术流行观念中脱颖而出，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政策实用性的分量。

一言蔽之，智库，特别是新型智库应本着“政策可执行度为王”的方针，以政策可执行性为工作核心，开展整个政策系统中各个要素、机构与团体都关注的科研工作。能够触及各方的关注，才有可能让智库的研究工作有进一步推广的影响力，才能进一步进入社会协作的环节。也只有能够推动大量这样有意义的工作，才能不断提升智库的影响力。以上3点可以作为验证科研开题“政策可执行度”的明确指标。

2.2  提升智库的专业协作能力

西方智库从1830年至今的近190年发展中，历经了技术革命、经济萧条、世界大战与冷战等大事件，积累了广泛的专业协作经验。深度的专业协作水平是这些智库影响力独步全球的重要原因。相对于它们，中国智库的发展时间更短，经验相对缺乏，走中国特色道路将是中国智库的发展之道。（1）微观来看中国特色体现在，面对近年来的科技爆发与经济转型，每一个中国的智库都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其中包括：专业技术升级压力以及同行或者跨界的竞争压力。但是由于国家与社会对信息的巨大需求，中国智库迎来的机遇更加显著。（2）宏观来看智库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在这巨大的变革时刻，智库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通过竞争的历练，与政府、企事业单位、营利与非营利机构、各种社会团体建立更深入的协作关系。① 在政治层面，官方、半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智库，都能逐步通过自己的定位，为国家、政府或者社会提供量身定制的咨询建议与理论体系，进一步满足决策的需求。② 在经济层面，随着智库研究经费全部由政府资助的局面被打破，高水平、高技术的智库在多领域、多行业、多层面的研究中得到了锻炼，这进一步提升了智库政策制定的水平。③ 在社会层面，智库将作为大众与各个领域精英阶层认知沟通的优质桥梁。特别是在医药、健康、能源、环境、食品安全等认知门槛颇高，高新技术扎堆的领域，专家或精英阶层与公众之间的认知差距造成了很多政策执行问题。这些都将通过智库这种负责任的渠道来化解。

2.2.1  提升专业协作能力的两个方面  在具体研究课题的过程中，智库将通过DIIS方法进行综合性或一般性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报告[13-14]。如希望不断提升智库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在该领域研究项目中的专业协作深度上也需要不断拓展[15]。专业协作的能力包括两个方面：研究深度和成果推广能力。

（1）研究深度。研究深度体现了智库的特征、定位与不可取代性。特别是对于新型与新兴智库来说，独一无二的深度是相关产业、行业，或者研究领域对此类智库的期待。预见性、先导性和引领性是其研究成果的生命线;一旦成果的深度下降，优势位置将被其竞争智库取代。泛泛开展的研究或者近乎大众常识的研究成果，对智库影响力的提升几乎帮助不大。在智库研究深度的提升方面，DIIS理论模型为智库系统地解析了提升研究深度的流程管理、研究导向以及研究方法工具。

（2）成果推广能力。智库不仅仅是研究成果的“生产者”，更是研究成果的“推广者”。研究成果推广能力对于智库影响力提升也至关重要。在提升智库影响力这个角度上来说，同样研究深度的成果，能够广泛被人接受的成果价值远大于不为人知的成果;能够通过政策、教育、媒介等多方渠道影响一线人员的研究成果，比无法落地的小范围精英认知更有价值。阻碍智库研究成果推广，以及进而阻碍形成深度专业协作的原因主要是：研究成果所包含的信息整理的程度没有达到决策者、相关机构、群体或社会大众的需求，因而无法形成可操作性。

2.2.2  中国特色的协作能力提升

（1）与政府部门协作中的精准角色定位。不同于西方的是，具备直属研究机构的中国政府部门，本身兼顾了部分的智库功能。新型与新兴智库与他们的协作水平提升，本身就是一个颇具挑战的工作。一方面，政府部门在相关层面的信息搜集与整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行政需求。初步的智库工作，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太大价值的。在与他们的协作中，智库应最大程度地瞄准施政痛点投入研究资源，获得新信息、新观点，避免重复工作。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工作重心更加关注行政质量，不能将很大比例的资源投入远离行政的研究或者更加基础、更加从学术出发的研究。在与他们的协作中，如果新型或者新兴智库更加重视学术，更加倾向于从基层实验或者本土化等基础问题入手，得到一些“第一性原理”的思路，将显著提升智库的专业协作水平。

（2）区分“0—1”的成果创新和“1—100”的智库工作。回到智库的专业协作能力的整体来看，虽然中国智库，特别是新型或新兴智库，需要从更深的理论深度和学术高度出发，做出创新的研究成果，但把成果创新与智库工作等价就会造成工作偏差。因为智库的研究资源是有限的，这些宝贵的资源应该充分关注在重要的项目与议题上，而不是最有可能得到创新的次要课题上。作为智库，首要任务在于能够提供在整个政策体系中最优的政策或决策，并推动执行。单纯的学术突破与没有战略意义的基础突破，不能占用智库太多资源。简而言之，从0到1的创新工作，不能作为智库科研项目的终结。智库的科研项目还一定要具备从1到100的推广可实践性。作为连接精英观点与大众观点的负责任桥梁，如果智库的研究项目能高效执行从1到100的项目，则体现了智库在相关领域显著的权威性。这比少许的几个从0到1的原创，对智库的影响力提升有着更大的作用。

（3）不仅能做政策的首创者，还能做政策的宣传者。与具备高水平信息整理能力的政府部门进行协作，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能够提出比现行政策更优的方案。更可能的情况是，通过基础的研究，未找到更优方案，而是证明了现行政策即是最优方案。这时，智库应将政策优点的逻辑关系对相关机构或群体深入阐释和宣传推广。以智库研究的逻辑性和科学性，让相关群体意识到现行政策方案即是达到了各个群体的利益最优化。所以，在智库的科研立项过程中，不要拘泥于只做政策的首次提出者，也可以做政策的深度解读者和广泛宣传者。但是考虑的问题一定要是如前文讨论的，即关键政策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这样的选题策略对智库有两方面的好处：① 对外——政策执行中的相关机构和群体都意识到，现行政策是他们利益的最优选择;② 对内——针对每一个研究课题，智库都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倒逼智库只研究最有意义的课题，最大程度提高智库自身的影响力，发表最具深度的思想成果，防止智库的资源耗散在海量没有完成的小课题之中。

2.3  智库影响力的积累

前面两个部分主要从智库开展研究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具备政策实用性的研究如何为智库带来影响力。诚然，即使是在西方这样有智库政治传统的环境中，新兴智库的规模也越来越小[16]。为了保持竞争力，他们在专业领域的研究，也做得越来越深刻。这使得小型智库的团队结构逐步接近了项目团队或者研究小组。但是智库终究不是项目团队或者研究小组，他们是永久性实体。项目团队的科研项目，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一次性的。但是智库的科研项目的投入，需尽量防止进入一次性的研究领域。影响力在特定领域的积累对于智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以智库的常规活动为例，智库在其明确开展的项目中将投入宝贵的资源，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和政策分析，为保证其结果的准确性，除了特定的技术细节外，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和国际关系等专家与知识都会有所涉及。而且，最终这些研究成果将以图书、专著、报告、政策宣传等出版物形式发布，或者通过媒体、网络平台向关键群体投放。智库相关人员还需要广泛参与学术会议、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并与决策者、政府官员或者行业权威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进行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整个环节中，智库要在制定政策的机构或群体中，保持能见度，保持能持续给出可执行的政策的能力与学术权威地位。智库的上述影响力，会随着从事相关工作时间的增加而积累。

立足自身特点，在特定领域，给出具有长期影响力、持久显示度的研究工作成果将为智库带来显著的声誉;反之，中途放弃将为智库带来资源的浪费。

3  结论

21世纪的技术爆发与中国的崛起，在宏观条件下为中国智库，特别是基于前沿科技的新型与新兴智库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对于微观的智库个体来说，这一历史环境更带来了源自技术革新与跨界竞争的双重发展压力。然而，智库工作的核心是最优政策的催化剂。新兴智库只有使自己的影响力遍布政策环境中的各个要素中，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壮大。充分结合自己的技术优势与政策可执行度才能使智库的研究影响力得到有效的提升。“智库研究的政策实用性”“专业协作能力”和“影响力累积程度”3个易于定量的指标，可以作为智库影响力提升的标尺和提升标准，帮助新型与新兴智库解决智库研究影响力提升“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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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文彦杰：撰写与修改论文;

阎林胤：设计研究思路，指导论文写作，审核论文。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ith the great atten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Chinese think tanks have not only ushered in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but also faced very specific challeng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policy implement ability， proposes and analyzes the key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 research.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trategi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olicy practicability of think tank research， the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abilit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influence. To improve the policy practicability of think tank research， think tank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element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specific policy system corresponding to the subject of think tank research， the positions and work demands of various elements in the policy system and institutions and group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policy system and the positions and demands of institutions and groups，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them and the polic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terms of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ability of think tanks， think tanks should deepen their research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promote the results. DIIS method and multi-media expansion are effective ways. The positioning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a and Chinese feature is the guarante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think tank collaboration ability.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is not a sprint. In terms of the accumulation of influence， think tank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nsuring long-term influence. [Result/conclusion] Starting from these three points， a clear standard could be established to test the potential solution to raise think-tank influence.

Keywords： emerging think tank    think tank research    practical policy    DIIS method    positioning

收稿日期：2019-12-03      修回日期：202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