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

摘要：[目的/意义]对高校智库进行满意度评价有助于揭示高校智库建设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征。[方法/过程]文章以安徽高校智库的发展现状为基础，从用户（智库研究人员）满意度的微观视角出发，对投入和产出满意度进行定量分析。[结果/结论]结果显示，高校智库研究人员的满意度评价指标包含资源配置、机构建设、设施及管理等投入因素;学术研究能力、政策应用能力、社会价值、传播影响能力等产出因素。最后针对实证分析中满意度偏低的评价指标，提出针对性改善措施，有助于实现高校智库用户满意的战略目标和评价结果，更有助于提升高校智库的服务效能，促进高校智库的供需平衡发展。

关键词：投入—产出    满意度    评价    高校智库    研究人员

分类号：G251.6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4.04

1  前言

高校智库在我国智库体系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它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的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成果优势转化为政府科学决策、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代高校智库承担新使命的必然选择[1]。高校智库发挥了信息咨询与决策、调研与区域规划、专业设置等基本功能与作用，其主要优势包括学科门类全面、学术知识丰厚、智库人才多、对外交流广等，2018年高校共计提供4.3万余份政策建议及咨询报告，逾40%被采纳，为党与政府的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借鉴;目前高校智库的研究能力得到持续提升，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8家智库第一批跻身于我国高端智库试点建设的行列中[2]。

2  研究问题及创新之处

2.1  相关研究成果梳理及研究问题

科学公正的评价为高校智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对其施行满意度评价是建设与发展高校智库的有力保障。笔者以“高校智库服务满意度评价”为篇名或主题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从2017年到2019年共检索到1篇文献，是吴娣妹的关于高校智库的知识服务模式研究[3];以“高校智库服务评价”为篇名检索，共检索到1篇文献，是何丽娜的关于高校智库信息服务平台的评价研究[4];以此为主题共检索到63篇文献。学者们对高校智库的战略定位与价值功能、建设路径与运行机制、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成果颇多，其中，围绕高校智库评价这一主题，郭瑞认为：智库评价包括制度与流程、方法、环境、指标体系等重要因素，各因素相得益彰，可以准确地进行预测与判别，发挥评价的导向性作用。高校智库拥有多元化评价方式，涵盖因子分析法、问卷调研法、回归分析方法等[5]。张日新等对高校智库的学术影响力进行细分，包括省域与国家层面上的影响力，其中异质性因素涵盖批准机构、所属高校、成立时间和学科等，这些因素是客观准确评价智库服务的关键环节[6]。金姗姗指出高校智库评价的主要策略是：评价标准应注重系统与结果相结合;评价内容应重视投入和产出相结合;评价对象应重视机构和项目相结合;评价主体重视同行与社会相结合;评价方法应重视定量和定性上相结合[7]。为科学评价我国高校智库的研究动态、热点及发展态势， 唐静以研究现状为依据，提出未来发展策略，包括明确高校智库的发展定位、功能价值，拓展高校智库的建设路径与运行机制，丰富高校智库的评价体系等[8]。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汇总和分析得知，目前针对高校智库服务满意度的评价研究较少，缺乏系统科学的服务评价指标，缺乏从智库研究人员的需求和行为出发，对智库的资源配置、机构建设、设施及管理等，尤其是对智库的服务效果进行有效评价。学术界急需对高校智库的发展情况及学术研究动态进行梳理和剖析，寻找高校智库满意度评价研究的突破点。本文以国内高校智库的现状调查为基础，从智库研究人员的需求和行为出发，即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研究或评价高校智库的服务质量及满意度，为智库发展提供量化的评价指标，有助于实现高校智库用户满意的战略目标和评价结果，更有助于提升高校智库的服务效能。

2.2  创新之处

本文在领域选择、视角切入、研究内容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第一，研究领域新颖。本文是用户满意度评价的延伸，研究领域选择在高校智库，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第二，研究视角創新。本文从智库研究人员的行为需求出发，在研究视角的切入上具有创新性。高校智库的现有学术研究多基于政府、高校、教育主管机构等构建主体出发，鲜有基于被服务者立场开展满意度的评价研究，这样做不利于发现智库机构中客观存在的诸多问题。第三，研究内容较新。本文创新性地构建基于投入—产出的高校智库满意度评价体系，有助于发现机构运营中的新问题。

3  研究数据来源及分析

3.1  指标设立及问卷调查

笔者首先利用文献研究和资料调查方法，在分析高校智库管理与服务现状的基础上，从机构研究人员的行为需求出发，设立投入-产出定量测度指标（表1）及指标说明（表2）。其次运用专家意见法构建基于高校智库的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遴选出：资源配置、机构建设、设施及管理等4个一级投入指标，学术研究能力、政策应用能力、社会价值、传播影响能力等 4个一级产出指标和52个二级指标。指标设置层次明晰，有助于机构研究人员的理解和调查过程的顺利开展。在此基础上，研究小组设计出高校智库研究人员满意度评价的调查问卷，问卷按照李克特五级量表将评价指标转化为问卷问题，请被调查者按照“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从5～1分进行打分。以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为样本（N=79），从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在省内的高校智库开展网络问卷及实地调研活动，共回收调查问卷76份;剔除无效问卷4份，得到有效问卷72份，有效回收率为95%。

3.2  数据的信度及效度分析

信度是数据分析的关键指标，旨在评价调研问卷或量表的优与劣，可体现随机误差影响测量结果的相应程度。Cronbachs Alpha系数愈与1接近，说明量表具备愈高的信度。研究结果表明此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等于0.932，说明量表的可靠性较高。效度又称作有效性，指的

是问卷或量表可测量出的内容准确程度，体现调研活动是否具备真实有效性，量表中各建构与问项间的合理性，在统计学中0.4以上为效度较好。测量结果表明，各因子的共同度指标均大于0.4，调研中的样本数据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可为高校智库的的满意度规划设计提供依据和借鉴。

4  投入-产出视角的满意度评价

4.1  高校智库的投入满意度评价

本文通过对高校智库服务满意度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建立智库机构投入-产出评价指标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包括投入和产出满意度评价两条逻辑线索，关注机构建设、资源配置、设施及管理等满意度投入要素，以及学术研究能力、政策应用能力、社会价值、传播影响能力等满意度产出要素，详细结果如下。

4.1.1  对机构建设投入的满意度评价  本文采用3个指标来评价研究人员对机构建设投入的满意度，其中涉及经费来源、资源配置及资源使用等指标，对机构建设投入的满意度评价指标描述及问卷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对高校智库机构建设投入中的资源配置相较于其他投入要素的满意度较高，反映出研究人员对空间硬件条件比较满意，对资源使用、经费来源等投入指标不太满意。省内大多数高校在资源配置上都占有优势，然而在资源使用上，多数智库机构的学术资源欠整合，资源分散于各系部、各学科，缺乏协同创新机制，缺乏研究人员的优化聚集和创新要素的有机整合，造成资源浪费与重复研究。在经费来源上，国内大多数高校智库，其资金和财务都无法独立管理，主要凭借政府与学校进行自主拨款，经由捐赠与市场等渠道的来源较少。总体上分析，高校智库在建设上缺乏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且资金数额较为匿乏，导致省内高校智库研究人员对资源使用和经费来源的投入满意度评价不是很高。

4.1.2  对机构人员配置投入的满意度评价  智库机构的人员配置投入是投入要素中的核心指标，本文采用5个指标来评价高校智库研究人员对人员配置投入的满意度，其中涉及专职人员、兼职人员、首席专家、政府官员、多学科背景人员及海外背景人员等指标，对机构人员配置的满意度评价描述及实证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在高校智库的人员配置投入过程中，研究人员对智库机构中的兼职人员、首席专家、多学科背景人员配置的满意度较高，对专职人员、政府官员、海外背景人员的配置不太满意。省内高校智库机构在人员配置上，尽管没有像胡佛研究所那样，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共享高校资源，但大部分都隶属于高校，不能凸显其重要性及独立性，造成现阶段高校虽人才济济、学科宽泛，不缺乏首席专家、多学科背景等人员在智库机构中担任兼职，但在人员配置中，专职人员、政府官员及具有海外背景的人员存在偏少的局面。尽管政府多次采取政产学研结合的名义与高校加强合作，且呈现出挂牌与剪彩等繁荣场景，但高校智库机构还未形成“请进与走出”的开放式合作研究制度，高校智库的市场化与国际化运行机制更是罕见，所以与兼职人数相比，机构研究人员对专职人员的配置状况不太满意。

4.1.3  对设施投入的满意度评价  本文采用3个指标来评价高校智库研究人员对设施投入的满意度，其中涉及设施配置、平台系统及设施使用等指标，对设施投入的满意度评价描述及实证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和资源配置的满意度评价一样，在高校智库的设施投入过程中，研究人员对智库机构硬件设施的配置、维护及管理的满意度评价较高，对智库平台系统的设置和设施的使用、维护及管理不太满意。

调研显示，省内多数高校智库对平台系统的建设及设施使用的投入不够重视，没有将智库研究与高校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和管理服务等优势结合起来，加强对软件系统的开发和利用。在平台系统的建设和维护上存在一些漏洞，没有充分挖掘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术的先进性、实用性和兼容性;没有紧密契合国情、校情，使项目设计、研究与国家需求、学校发展、地方建设保持一致;没有加强对外交流，获取更多的数据资源和服务项目，长此以往，造成机构的设施投入没有能够为高校和社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4.1.4  对管理投入的满意度评价  本文采用5个指标来评价高校智库研究人员对管理投入的满意度，其中涉及功能设置、管理机构、管理制度、活动策划、成果评价及成果转换等指标，对管理投入的满意度评价及实证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对高校智库管理投入中的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功能设置等指标的满意度较高，包括智库机构的设立及功能设置，机构制度的设立、监督及完善情况，机构人、财、物的整体协调与管理等;对成果评价、成果转换及项目策划等指标不太满意，包括服务项目及活动的策划及管理，机构成果的评价体系、执行及成果转化情况等。我国高校科研管理中一直存在“忽略横向、重视纵向”的倾向，在评职称、认定资质、激励考核等人事管理环节中，高校对论著、省部级与国家级项目等指标都赋予绝对或很高的权重，无视或忽略其他成果指标。久而久之使论著、纵向课题成为衡量研究者以及教师科研能力的标尺，而对于担当横向课题、应用研究产出的报告与对策建议等相应成果，则缺失科学公正的机制进行考核[9]。由于机制不合理，影响了智库的成果评价、转换以及研究项目的策划。2016年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和发展方面共计出版27，522部专著，发表322，274篇论文（包括国外期刊中发表的1，0903篇）;向政府提交10，659份咨询调研报告（其中采纳5，138份）。假如把向政府提交的咨询报告当作成果产出能力的重要指标，则咨政能力约为3.1%，假如把政府所采纳的建议与决策当作转化成果的质量指标，政策影响力约为1.5%，成果产出率与转化率过低，体现高校智库的管理投入与产出不匹配[10]。所以，目前還是以论著与论文以及纵向课题作为高校学术评价的主要标准，为政府提供的调研报告与政策咨询，以及政府规划建议等相应成果，没有纳入考核范畴中，也未与评定职称相衔接。实质上，智库研究者要侧重于决策咨询的运用性研究，而以职称晋升为目的的学术评价则偏重于理论研究，两者陷入矛盾之中。一些智库研究者指出，如果片面强调实用性以及为社会提供咨政服务的话，将会降低理论研究的能力。上述认知削弱了研究者在应用研究中的积极主动性，使智库的创新发展实践受到限制，同时也影响了研究人员对成果评价、成果转换及项目策划等指标的满意度评价。

4.2  高校智库的产出满意度评价

考察高校智库产出效率的重要指标就是智库研究人员对智库机构咨政能力的评价及认可，即对学术研究能力、政策应用能力、社会价值、传播影响能力等指标的满意度评价，详细结果如下。

4.2.1  学术研究能力产出的满意度评价指标  本文采用5个指标来评价研究人员对学术研究能力产出的满意度，其中涉及咨政报告数量、论文数量、专著数量、课题数量、成果报告数量及学术成果获奖数量等指标，学术研究产出能力评价指标和满意度调查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在高校智库的学术研究能力产出满意度评价中，研究人员对智库机构中的论文数量、专著数量等指标的满意度评价较高;对成果报告、咨政报告及学术成果获奖数量等指标不太满意。尽管近几年以来，高校系统在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然而仅有极小的成果在国家建设中被施行和应用，也就是说最终能够被国家采纳的成果数量偏少，如表8所示[11]。针对人文社科层面的成果，绝大部分是通过论著与论文形式而存在，且只滞留于书面与学术层面上，也就是说研究成果很少能够提升至决策咨询的高度。可知，目前高校智库发挥的社会功能较弱，产生的学术研究能力、社会价值及政策应用能力不是很强，很难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4.2.2  政策应用能力的产出满意度评价指标  智库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影响和服务决策，政策应用能力的产出存在众多衡量指标，本文将其区分为研究成果获国家级批示数量、获省级及以下批示数量，参与政府规划、提供决策咨询的数量、做政府报告、讲座的数量等指标，政策应用能力的产出评价指标和满意度调查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在高校智库的政策应用能力产出满意度评价中，研究人员对研究成果获省级及以下批示数量、做政府报告、讲座等指标的满意度较高;对成果获国家级批示数量、参与政府规划、提供决策咨询数量等指标不太满意。尽管高校智库历经长期的积累与沉淀，自身的研究梯队已形成，在一些领域存在独特的研究优势，且掌握诸多研究资料与数据信息，然而现阶段高校智库形成的政府决策成果，大多数还是经验的归纳、政策的解读与评估等，没有真正地发挥前瞻性、引领性作用。且国内多数高校智库没有正确处理好服务当前和引领未来的关系，没有发挥预测性作用，没有深入研究地方经济社会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没有形成“预见性研究-实质性研究-操作性研究”的决策服务模式，因而提供的决策咨询及建议，既缺乏理论的先导性又缺乏实践的预见性，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成果数量并不多，参与政府规划、获得国家级批示的成果数量更少，研究人员对这类指标在政策应用能力产出方面的满意度评价不太满意。

4.2.3  社会价值产出的满意度评价指标  社会价值产出存在众多衡量指标，本文将其区分为外界业务合作交流、教育培训数量、媒体采访报道数量、区域产业报告、区域行业报告以及公益性咨询服务等指标，社会价值的产出评价指标和满意度调查结果如表10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在高校智库社会价值的产出满意度评价中，研究人员对智库机构的外界业务合作交流、教育培训数量等指标的满意度评价较高;对区域产业报告、区域行业报告以及公益性咨询服务等指标不太满意。目前，由于社会体制与法律政策以及文化传媒等多元化因素的影响，我国大部分高校智库还是以官方主导为主，缺乏独立自主的物质基础，研究政策时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特别在课题申请与研究过程中，多数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其研究成果大多是为政府代言，不能运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服务社会的广泛性，提供区域产业报告、区域行业报告，以及参与公益性咨询服务的数量不是很多，不能很好地引导舆论，缺乏应用推广的价值，社会影响力不强，导致研究人员对这类指标的社会价值产出满意度评价不太高。

4.2.4  传播影响能力产出的满意度评价指标  传播影响能力产出也存在众多衡量指标，本文将其区分为参加国内学术会议、专题论坛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次数，主办或承办专业期刊、提供政府简报或资讯的数量，报纸、网络及媒体的发文数量等指标，传播影响能力的产出评价指标和满意度调查分析结果如表11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在高校智库的传播影响能力产出满意度评价中，研究人员对高校智库参加国内学术会议数量、举办专题论坛数量等指标的满意度较高;对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提供政府简报或资讯，以及报纸、网络及媒体发文数量等指标不太满意。传播力是提升智库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而成果输送渠道多样化是发布高校智库决策咨询成果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决定了传播影响力的产出效率。目前省内高校智库的成果传输渠道较为闭塞，研究人员没有清晰地掌握成果需经什么样的渠道方可进驻应用领域，目前仅以举办国内学术会议、专题论坛为主，报纸、网络及媒体的报道数量以及提交政府简报或资讯的数量并不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更少。同时政府与企业作为成果运用的主体，也不知晓采取什么方式与渠道才能获取真正满足需求的成果。造成研究人员与企业以及政府间缺失有效的沟通渠道，致使咨询决策成果与企业以及政府的需求不契合，缺乏对应性。研究人员不能及时有效地报送成果，也不能更好地反馈领导指示，研究者的劳动成果要么束之高阁，要么送达到领导时已时过境迁，没有太大的应用价值[12]，导致研究者的积极主动性降低，致使研究者对智库影响力产出环节的一些指标缺乏良好的评价。

5  原因分析

目前，高校以科研与教学为核心，围绕上述功能配置了相应的考核制度、资金经费与人力资源等。高校的普遍情况是“通过授课了解教学、通过发表了解科研”，智库研究没有计算在工作量与科研成果之中，大部分高校缺乏相应的经费对智库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大部分研究者仅采取兼职方式施行智库研究，相当于自力更生的义务性劳动，有时还要自掏腰包。张新培等指出，诸多高校智库是以研究所与研究中心为基础建成的，依然承袭既有的组织框架与管理方式，在人力资源、编制、资金、交流沟通、考评制度上遇到种种限制，使智库发展缺乏动力[13]。通过省内外纸质调研、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发现，主要根源在于：与政府型智库相比，高校智库建设起步较晚，管理体制机制相对落后，不利于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智库研究人员没有深入了解与掌握政府的运作与决策机制，对于行政组织方式不熟悉，缺乏便捷的沟通交流渠道，缺乏转化为政府服务成果的纽带，以上因素制约着智库机构的服务成效，导致高校智库咨政能力与研究时效不强，缺乏前瞻性、科学性预判能力，智库发展存在成果质量不高、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可知，为推进高校智库的快速发展，需以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为平台，构建与优化与之相匹配的管理運作机制。

6  提升研究人员投入满意度的改善措施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剖析，高校智库研究人员对机构人员配置、机构建设、设施及管理中的投入因素，对学术研究能力、政策应用能力、社会价值、传播影响能力中的产出因素，都有不太满意的评价指标，为进一步提升研究人员对智库管理与服务的满意度，实现高校智库用户满意的战略目标和评价结果，促进智库的投入-产出效率的平衡发展，本文针对实证分析中满意度偏低的评价指标，提出以下针对性改进措施。

6.1  针对机构建设投入的改进措施

6.1.1  加大政府对经费的扶持力度，完善配套政策   现阶段高校智库的经费来源，由于缺乏社会捐助的制度性渠道和政府采购智库成果的相关规范，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来自学校或政府资助，经费来源单一。为改善机构建设的经费投入状况，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在资金上对智库给予足够的扶持，同时可参考国外高校智库在资金投入上的经验与做法，发挥社会资源的引导及保障性作用，健全智库经费支撑制度。诸如构建启动研究基金机制，政府可向高校智库预先支付相应经费，对智库前期的研究予以支持，假如成果获政府的采纳或批复后，可为智库提供奖励性经费补贴，即采取预付与补贴相结合的形式，可有效缓解智库缺乏经费投入的问题[14]。今后，高校智库还可采取学校、社会和政府等多方投入的方式，加大对智库建设的经费投入，并加强对经费的使用管理，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6.1.2  多措并举，提高资源的使用率  调查显示，省里的一些高校智库因为缺乏数据共享意识，导致数据资源呈现分散状态，降低了数据的利用效率，影响了决策影响力的发挥。因此，为提高智库资源的使用率，提升研究人员对机构建设投入的满意度，智库机构及组织要实时动态地追踪党与政府的重大决策与部署，加大监测力度，合理有效地评估数据使用效果，及时反馈信息，要围绕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前瞻性分析、研判，建立各种资源数据库，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储备;应建设和完善智库大数据共享平台，加强信息的整合和利用;多利用现代化技术及手段，详细分析与党和政府决策密切相关的数据，进行专业化提炼和加工，开展应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系统化研究，为决策者提供准确、有效的智力产品。

6.2  针对机构人员配置投入的改进措施

6.2.1  优化配置机构的专职、兼职研究人员  智库的中心任务是研究，人才建设是高校智库发展的关键环节，坚持人才为先，凝聚一流团队，是高校智库增强研究实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高校智库应优化机构人员配置投入，合理配置专职和兼职研究人员。第一，吸纳、聚集各类高端人才，融入院校人才培养体系、培育发展复合型智库人才。高校智库应探索设立特聘岗位、兼职岗位的年薪制，吸引政府、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优秀人员到智库从事咨询研究工作，还应打造一批立场坚定、理论深厚、视野开阔、掌握政策、联系实际、相对稳定的专职智库咨政研究团队，为智库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人才支持。第二，重点打造以领军型首席专家为核心的专家队伍，建立咨政研究核心专家库，使参与智库的首席专家拥有丰厚的知识储备，同时具备极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拥有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激发智库研究的潜在活力和动力。第三，发挥高校的人才与学科优势，在智库机构适当增加有海外背景的人员比例，推动智库机构由学者型向智库型转变、学术成果向对策型转变，为高校智库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提供支撑。

6.2.2  积极搭建中国式“旋转门”机制  高校智库应根据智库运行的规律和特点，构建开放的、竞争的智库人才运作与管理制度，完善与优化组织与管理模式。其中最为有效的就是旋转门机制，它是美国智库的特色之一，这种机制有效融合了政府职员与高校研究者的职能，使政府官员具备了研究背景，同时使研究者取得了丰富的从政经验[15]。现阶段我国高校智库几乎不存在这种机制，但是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实施政府职员与高校研究者互聘制度，智库机构适度保持固定人员的数量，其余人员可采取横向委托、申報以及有偿转让等方式，与校外联合构建流动的研究团队。这样，有助于构建高校与政府间的多元关系网络，促进智库研究者和企业以及政府间双向流动，增强高校智库获取信息、参与决策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6.2.3  简化外聘研究人员的审批与管理制度  积极开展跨学科、跨校以及跨界研究是哲学社科以及学科建设的大趋势，但现阶段我国高校智库针对管理中的人员聘任、劳务费发放以及绩效考核等层面存在诸多约束，需主管机构颁布相应细则或条例，简化外聘人员的审批与管理制度，才能为智库研究需要的编外人员开辟“绿色通道”。诸如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以既有的教授团队为基础，开辟研究员新团队，为研究员赋予事业编制，其薪酬水平及待遇类似于教授，有效解决了研究者编制与发展的瓶颈问题[16]。今后，高校智库应加强、拓展外部合作支撑资源，简化外聘研究人员的管理程序，聘请部委或省市政府部门的研究者到智库机构挂职、指导，增强智库机构的研发能力。

6.3  针对设施投入和平台建设的改进措施

6.3.1  对内重视和完善智库平台建设，发挥高校智库的政治引领作用  高校智库要以平台建设为抓手，一方面加强与高端智库的对接，构建智库科研协作平台、咨政合作平台，并以这些平台为依托，全面深化教学、科研、咨政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依托高校现有的科研平台，构建专题数据库，通过社会调研、统计分析、追踪和选取数据、集成案例等环节，筹建软科研基地与社科实验室，将模拟仿真以及实验研究作为主体方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高校智库的服务层次和服务效能。

6.3.2  对外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共建校政智库合作平台，完善智库成果共享数据库  虽然我国高校智库均存在各自的研究优势，然而要独立承担完成全部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任务，依然是困难重重。所以要尽可能地破除校际壁垒，有效整合省内外资源，提高协同创新能力，联合开展政策研究。建议高校智库在省级政府的领导下，围绕共同研究领域构建校政智库合作平台，协调与统筹政府与高校的优势要素与人才，有效开展协同创新活动。另外，国外智库十分重视平台的构建，集中建成了各类数据库与知识库。兰德公司在研究业务过程中，开发与积累了诸多有特色的数据库;伦敦战略研究所构建有关武装方面的数据库，能够查阅与检索从1997年伊始、有关冲突武装方面的各类信息与报告[17]。我国高校智库应加强成果数据库的建设，为研究者提供海量信息，为研究人员的在线查阅、检索、咨询与利用提供便利，这样，通过对智库机构的有效管理和成果共享，有助于完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各项功能，提升软件开发能力，产生更多高质量的智库产品。

6.4  针对管理投入的改进措施

6.4.1  注重顶层设计和制度引导，形成形式灵活、方式多样、效果突出的智库管理运行机制  机制创新是高校智库建设的制度保障，先进的管理运行机制对提升智库水平和影响力至关重要。高校智库应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实践出题目、调研做文章、研究出精品、成果进课堂、思想入决策”，融合发展新思路，形成有利于激发智库活力的管理体制，如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广泛合作交流机制、信息共享机制、持续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科学的成果考核与评估制度等，加强高校智库和科研机构及民间智库等部门的合作，真正做到强强联手，取长补短，相互间深层次地融合且共享资源，广泛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创新与完善智库管理运行机制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从“虚拟智库”转向“实体智库”。研究小组经过调研发现，如果实体智库具备独立的编制、办公场所，甚至拥有独立法人地位，其所形成的智库成果质量远高于虚拟智库。今后，国内高校智库应突破体制约束，参照国外高校智库的运行模式，勇于探索、大胆进行机制创新，使虚拟智库向实体转型。可考虑通过平行二级单位的方式构建实体智库，有效配备专职研究人员，并针对智库研究项目少缴或免缴相应的管理费，其所得盈余也要用在智库的发展或激励方面。第二，建设跨校、跨学科的高校智库联盟。智库是个综合平台，政府要有开放性、战略性视野，合理调配国内外的优质资源，逐步实现研究、运营的国际化沟通模式，促进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高校智库应建设跨学科与跨校的智库联盟，指导与协助高校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提高智库研究的前瞻性、开拓性，提升研究人员的创新和发展能力。高校智库以联盟为依托，可打破组织间的管理壁垒，合理释放并输送资源、技术以及人才等要素，提升资源获取与成果产出的效率[18]。从资源共享的角度来看，既可承袭和发挥既有研究優势，又可补充专业领域中的不足，还可以更便捷地与省内外其他智库机构实现深度合作，促进智库间的人文交流和信息输通。

6.4.2  改善管理范式，优化项目研究内容  对比于企业智库、党政军智库，高校智库的最强优势是学科齐全、研究基础扎实。高校智库需发挥这种优势，加快向应用与政策研究的转化速度。第一，平衡理论及对策研究。智库研究人员特别是应用学科的研究人员应摆脱“象牙塔”情结，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牢固树立服务社会发展的应用研究意识，并将研究重心放在服务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上。研究时，要妥善处理好理论和对策研究的关联度，基于理论研究，以对策研究为核心，不断提高决策咨询的服务能力。第二，丰富高校问题驱动型管理范式。张明等指出高校智库应采取矩阵制组织架构，即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基于多学科、多视角、多领域分析问题，追求实用性与新颖性，为经济发展及公共政策等领域提供可以利用的决策与建议[19]。采取这种问题驱动型管理范式，可优化项目研究内容，提升智库机构的组织效能。

6.4.3  促进成果评价实施，加快成果转化  这样做的主要措施有：第一，构建智库评估体系，确立客观评价标准。目前，高校智库评价未融入以论文、著作为核心的主体学术评价领域中，学术共同体对智库成果存在模糊的评价标准，缺乏相应的认同与可操作性[20]。所以高校要制定客观、准确、有效的评价标准，侧重于政策与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使智库成果与评价及转化标准无缝对接，促进智库评价体系的健康发展：一是进一步构建与完善成果评价机制，在学术评价体系中融合智库成果，将政府所采纳的智库成果与相关建议，转化为职称评审与考核工作量的重要标准;二是在立项与评估社科项目时，对智库研究要予以一定程度的倾斜，在重大攻关课题项目中，要适当增加应用研究的比率;三是规范智库成立标准和运作流程，可从研究支撑力、思想创新力、社会传播力、国际传播力、决策影响力5个方面构建高校智库的评价体系。如针对安徽高校智库，省教育厅将咨询成果变为核心考核指标，以上述评价标准为借鉴，每年度发布智库成果排行榜，如果持续两年跻身于前10名之列，则将其列在省高校培育智库的名单中，持续3年躜于前10名之列，可以向省教育厅提出认定“安徽高校智库”的申请。同时，根据智库成果排行榜，评选产生“年度十佳智库专家”，列入咨政研究核心人才库候选人名单，逐步完善以质量、贡献为导向的评价办法和以用户、同行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第二，创新智库薪酬与绩效管理办法，激发智库研究人员的积极性。问卷调查显示，有15.86%的被调查者对智库机构中的论文及专著数量等指标的满意度较高，把纵向课题与学术论文作为第一重要指标，而对咨政报告、课题数量及学术成果获奖数量等指标的满意度偏低，分别是：6.72%、6.86%、7.14%。由于衡量教师的科研水平、职称晋升主要依靠论文、专著的发表数量，导致智库类成果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缺失，高校智库机构的研究人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论文、著作的发表上，对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缺乏积极性。在公共政策研究上，也缺乏一套完整的、合理的、符合智库发展的考评和激励机制，制约了机构研究人员从事智库工作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今后，高校智库机构应创新成果评估及考核机制，科学认定研究人员的实际贡献，实施适宜的薪酬标准，完善研究者的激励机制，这是促进成果评价及成果转换的重要渠道。

7  提升研究人员产出满意度的改善措施

7.1  学术研究能力产出：提高成果报告及咨政报告的数量，提升学术成果获奖的次数（质量）

智库成果的主体形式是图书、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研究报告、简报等出版物，它们是体现智库学术研究能力产出的重要衡量准则。高校的学术研究具有长期性与开创性等特点，研究成果一般侧重于理论架构与学术创新等方面，以学术论文、专著的产出占多数。今后，为提升研究人员对学术研究能力产出的满意度，高校智库应挖掘潜能、汇聚优势，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更完备的理论支撑，注重提高成果报告及咨政报告的数量和质量，提升学术成果的获奖次数。同时，对研究人员的考核评价以及职位晋升，不仅要侧重于决策成果的影响力与层次上，还要对研究人员的高质量成果实行奖励，促进智库成果的收集、保存和传播等活动，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高质量输出和推广。

7.2  政策应用能力产出：多参与政府规划、决策咨询活动，提高研究成果获国家级批示的数量

高校智库为提升政策应用能力，应鼓励智库参与公共决策，实现智库参与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多提供适应政府需求的智库产品，同时，可通过兼职聘任的方式，聘请对某一经济社会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人员加盟智库，和专职研究人员形成优势互补，形成开放式智库组织架构模式，避免“孤岛”效应。如深圳大学积极参与政府规划、决策咨询活动，着力打造政策应用能力高的智库产品。第一，加快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等协同创新平台的培育和建设。依托这些高层次平台，构建与国家相关部门对接的咨政关系，产出影响力强的应用对策类成果。第二，突破人文社科的专业壁垒和院系分割，筹建“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院”，大力开展跨学科应用对策研究。第三，探索建立社会科学综合研究室，强化文理工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注重现代实验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为应用对策的定量化、实验性拓展研究提供技术支撑[21]。这样，便于智库研究人员专心从事应用性研究，撰写高质量的政策咨询报告，提高研究成果获国家级批示的数量，为研究人员提升政策应用能力铺路架桥。

7.3  社会价值产出：参与公益性咨询服务，多提供区域产业报告、区域行业报告

长期以来，高校智库的发展一直受制于高校学科发展的禁锢，各学科与院系形成封闭的行政壁垒，研究力量较分散，对某一社会问题仅做单一解读，缺乏分析问题的开阔视野，很难产生具备品牌影响力的高质量智库产品。为此，高校智库应组建跨学科团队，实现研究人员和创新要素的交叉集成，打破校际壁垒，密切与政府、高校、企业的联系，协同推进创新活动。如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构建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研究院，设置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地，和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签署合作战略协议，和省信访局联合构建信访与综合治理研究中心，和安徽大学等高校联合构建红色文化传承创新中心。该高校智库发挥省级重点智库的龙头作用，以共建智库作为重点，与创新团队协同合作，为党校智库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可知，高校智库除积极参与公益性咨询服务外，还应积极主动地和企业开展合作，在解决企业问题获取丰富的经验与优质资源，为区域合作提供产业报告、区域行业报告，企业也可采取购置高校智力成果等方式，为智库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增加机构的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产出量。

7.4  传播影响能力产出：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扩大视野，为政府多提供简报或资讯，增加在报纸、网络及媒体的发文数量

高校智库为提升传播影响力，首先，应增加在报纸、网络及媒体的发文数量，实现从“咨议”到“外宣”的拓展。高校智库要切实创新研究产品发布方式，采取决策、报告、访谈资料等多元化发布形式，加大传播力度，增加在报纸、网络及媒体的发文数量，增强与媒体间的协作，对上在制定方案策略中融合公众特别是边缘群体的利益，对下形成与施行民众解读的政策，提升传播的公信力[22]。以政府委托和公众市场彼此制衡约束为媒介，推动决策部门主动采购智库产品，形成“政府-智库-公众”共同作用的智库产品竞争机制，提升智库成果的传播影响力和产出效率。其次，加强智库媒介传播平台建设，为政府输送更多的简报或资讯。扩大智库影响力，应注重打造全方位传播方式，加强智库媒介传播平台建设，有效融合成果和传播渠道。第一，以人际传播为媒介，采取交流与成果汇报等形式。第二，以组织为依托進行传播，采取中小型论坛、研讨会及座谈会等形式，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各界精英积极参加，集中研讨，发布成果。第三，在充分利用主流媒体的同时，积极建设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创办内刊并送达给决策机构，扩大成果的传播途径和范围，促进智库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今后，智库机构除积极参加省内外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学术讲座及学术论坛等交流活动之外，还应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扩大视野、增长知识，提升研究人员的服务满意度，增强智库的传播影响力。

8  结语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及实证分析，从高校智库研究人员的微观视角出发，对投入和产出满意度进行定量分析，并针对机构研究人员对资源配置、机构建设、设施及管理等投入因素，对学术研究能力、政策应用能力、社会价值、传播影响能力等产出因素的满意度评价结果，在管理机制、经费投入、人员配置、平台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改善措施。希望省内外高校智库能依托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强化问题意识，凝聚主攻方向，聚焦国家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的重大领域，加强舆论指导，提高理论创新水平，打造一批具有高校特色和优势的高端智库，为党委与政府决策提供服务与借鉴;激励与支持高校智库和研究机构优势互补、共享资源，形成多学科交叉的协同创新机制;在高校的考核内容中融入智库的建设效果，在教师的晋级、晋升中融入智库的发展成果;冲破学科与机构壁垒，遵循小组织与大网络原则，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智库联盟组织，整合、调配与优化优质要素，不断提升高校智库投入-产出效率，为智库研究人员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参考，增强高校智库作为创新主体的动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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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think-tank is a powerful impetus and guarantee for it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Method/process] Taking the university think-tanks in Anhui as examples， this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atisfaction of input and output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of users （institutional researchers）satisfaction.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indexes of the university think-tank researchers include input factors such as resource allocation，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and management; and output factors such as academic research ability， policy application ability， social value，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ability. Finally， for the evaluation index with low satisfaction in the analy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improvement measures， which will help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and evaluation result of users satisfactio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think-tanks， and promote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think-tanks in university.

Keywords：  input-output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university think-tanks    researchers

收稿日期：2020-03-01      修回日期：2020-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