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友泉

一

路像条洗白了的鸡肠子，又嫩又细地向后山撩。路边都是红土，红得瘆人。土是好土，埋得了种子，埋得了人。就是旱，捂着火一样，热力往外冒。这土还硬，硌我的脚。坡地里一溜黄，埋下的种子，吐不出芽，只長草。好草也被人收走，只有稀的、贴地皮的半茬口。我转到山北，山北不同，有一溜绿。

我心里的火又起：不看这地！硬让我挑筐。

垄沟里躺着个人。

这下我服父亲了，一般挖红苕，都是挑畚箕，再怎么掏，就只有几根耗子尾巴。我又望了一眼垄沟，那人蜷着，头耷拉在垄上，脸子条，一看就是个半大人。除非他硬在地垄里，照规矩，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就得把他担回去。

挖好一筐红苕，越挖越鬼火，都是一些耗子尾巴，这些尾巴里的纤维像骨骼，每次都嚼得腮帮子疼。其间，我抱了一把半大人，把他的头从垄子靠到垄边的山坡。苕叶异常肥厚，我咽了口唾液，我有种想把它吞下去的欲望。去年我曾经把这些叶片塞进嘴里，但现在我记不住它的味道。我瞅了一眼近在咫尺的那颗满是灰土的脑袋，它安静地躺在苕叶上，它止住了我的欲望。

父亲说你得挑筐，如果你还想活着回来的话，你就得挑筐！

“活着回来”硌痛了我，我大声反驳。不大声反驳，父亲就认为我还没有长大：

什么时候一块地挖出两筐来？两畚箕！最多！两畚箕！

你就是今天晚上不回来，你也得挖回两筐来。父亲的烟杆在地上急剧地舞蹈，挑水库不是脱衣裳，那是要脱皮的，也不是脱一层皮，是要脱几层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