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皇甫思逸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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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许霆眼下的烦恼是，怕自己坐牢的经历，影响孩子读书。这也是支撑他不断申诉的精神动力。在此之前，他不会主动把这段经历告诉儿子。

在中国，已决案例对同类型案件无法定约束力，可能致使各地的“许霆们”难以复制许霆的幸运。

不过，中国法律界一直试图打破这种局面。

广东省高院就是最早的一批改革者，其在2009年推出了案例指导的试行意见，规定省高院和部分市中级法院可以发布指导性案例，下级法院背离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规则，可能导致案例被改判或被发回重审。

2010年，最高法酝酿五年之久的案例指导制度出台。为了保证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最高法把法院系统公布指导性案例的权力收回，各级法院只能发布参考性案例。此后，指导性案例具有了明显的约束性。

在许霆眼里，他的牺牲是有价值的，这仿佛是上天安排给自己的使命，“就是让和我有类似遭遇的人少受点苦”。

入狱后，许霆开始不停地写信，希望家里人能把钱退给银行。“我当时一肚子委屈，一直写信让家里退钱，可是家里死活不退。”许霆记得，他母亲曾来看过他一次。那时候他才知道，家里先后卖了两套房，一次卖了26万，一次卖了43万，但始终没有将钱还给银行。他的父亲认为，还了钱就是认了罪。

不愿暴露的入狱经历

由于服刑表现良好，且缴纳了2万元罚金，他被裁定予以假释。2010年7月30日，踏出监区，重新回到外面的世界，许霆一再感叹“自由真好”。晚上，他坐上前往老家山西临汾的列车。

2011年初经朋友介绍，他跑到江苏打工，在园林里挖沟、种树、打药，从早上6点干到下午6点，那是最苦最累的活，常常精疲力尽。

一年后的2012年，许霆回到了老家霍州（临汾代管的省辖县级市），换了几份工作，但都是临时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人提过他当年坐牢的事情，或许是大家不知道，或许是大家默契地选择避而不谈。

尴尬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过。现在许霆在某个政府单位做临时工，平日里统计一些经济报表。有人觉得他工作卖力，建议他积极申请入党，但他拒绝了。他心里清楚，一申请自己的身份也就露馅了。

“别人知道了或者谈起你的入狱经历，你会很不舒服吗？”南方周末记者问。

许霆没有正面回答，转而反问：“因为我的心态和能力，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还能走出来。换个人，他能吗？”

在许霆的自我认知里，他始终是个坚强的人，努力地活着，但生活的重担还是让他常常喘不过气。

2019年3月，许霆和妻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新房。代价是，每个月除了要还2100元房贷，还有为期两年、每月4900元的装修贷，这都远远高于他1600元的月薪。

没办法，白天下了班，他晚上就去跑出租车，一个月能补贴2000元。

和妻子结婚快8年了，小两口也常吵架。吵架时，妻子从来不提他蹲过监狱的事，只是抱怨没有安全感，总觉得活得比别人累。

许霆总用同样的口吻回应妻子，人应该活在当下，有什么就珍惜什么。经历过牢狱之灾的他，已经有了一套自我安慰的理论。“这么大的苦难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采访中，他反复提及“要放平心态”。

谈到自己的孩子时，许霆才会无意识地抽掉那层坚强的外壳，语气中流露出少有的温柔。相比于在学习上要求更加严苛的教师母亲，儿子更喜欢和他待在一起，他为此感到骄傲。

父子俩常常一起运动，在家一起做俯卧撑。每个礼拜出门打篮球，许霆也喜欢带上儿子，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和中国的很多父母一样，自己苦点累点没关系，也要为孩子提供好的条件。假期里，许霆为儿子报了游泳和跆拳道两个兴趣班。

儿子即将年满7岁，马上就要上小学了。许霆眼下的烦恼是，怕自己坐牢的经历，影响孩子读书。这也是支撑他不断申诉的精神动力。在此之前，他不会主动把这段经历告诉儿子。假如有一天儿子碰巧知道了，他再和儿子好好聊。

有时，许霆也会陷入到一种美好的想象中：如果当初没有发生这件事，他现在将会是什么样？“至少不管干什么，我都会很占优势”。

按照计划，许霆和律师约定到最高检再去申诉，受困于疫情，计划暂时作罢。但他还是要继续申诉，他说：“也许我这辈子看不见了，但这案子迟早会翻。”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皇甫思逸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许霆　农健　❘　插画

●案情回顾

2006年4月，打工者许霆发现ATM机故障，趁机提取17.5万元后携款潜逃。2007年11月，广州市中院一审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其无期徒刑，后重审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许霆案入选2007年十大影响性诉讼。

出狱10年，37岁的许霆结了婚、有了小孩，但他还是难以摆脱曾因“盗窃罪”入狱的标签。

这些年，他在园林挖过土，在饭店打过工，在商贸公司装卸过货物，工种不停地换。因为有“前科”，许霆总是小心翼翼，避免在工作中提及往事，但总有躲不掉的时候。有一次，他觉得开滴滴很赚钱，跑去申请滴滴大王卡（滴滴司机专用工作手机号），在填写资料时，滴滴取消了他的司机资格。

这一切都和14年前的一起震动全国的盗窃案有关。

2006年4月，在广州打工的许霆利用自动提款机故障，凭借一张仅有176.97元余额的银行卡，前后共取出了17.5万元。一年后，因犯盗窃罪，他先被判无期徒刑，后重审改判。

许霆最终获刑5年。宣判当晚，也就是2008年3月31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案件，虽只有几十秒，但个案上《新闻联播》，足以显示此案的全国影响。

在类似的所谓盗窃案中，许霆案为其他“许霆”提供了判例支持。此后，用许霆判决统一“许霆们”的遭遇，这样的声音此起彼伏，推动了中国式判例制度的试验。

2010年，最高法出台了案例指导规定，首次明确各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最高法公布的指导性案例。有意思的是，许霆案从来没有入选过指导性案例。一位学者指出，在类似案件中是否应该遵循许霆案，司法实务界仍有分歧。

尽管如此，许霆从来没有放弃过申诉，直到现在他都认为这是个“错案”。

多次申诉无果

严格说来，许霆觉得这是个“错案”，发生在出狱后的第3年，也就是2013年。一条微博私信改变了他的想法。

发私信的人姓胡，是一位资深的银行员工。他认为许霆案属于透支事故，不能算盗窃。这句话点醒了许霆，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除了赚钱养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申诉上。

2013年，许霆向广东省高院递交了申诉材料，请求案件重审，撤销当初的刑事裁定。根据当年的认定结果，许霆明知每输入取款1000元的指令，自动柜员机会出钞1000元，但账户实际扣款1元，仍然多次提取。其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银行经营资金，已构成盗窃罪。

而许霆的辩护律师黄智鑫认为，法院认定，许霆的银行卡扣了1元，实际取款1000元，多出的999元属于盗窃金额。但问题在于，同一个行为中，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合法和盗窃的部分？　简单地说，应该将取出的1元作为正常取款，多出的999元作为透支金额，而不是将两者分裂为合法交易和盗窃。

在黄智鑫看来，许霆取出1000元，银行只扣1元，属于错误的账户记录。银行应该有催收的义务，催收之后对方拒不配合、不偿还，法院再定盗窃或者侵占，才更合理。

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黄智鑫说，他去过广东省高级法院，也到过最高法申诉，均被口头驳回。

2018年8月，许霆从山西赶赴深圳，希望向最高法巡回法庭递交申诉材料。法官告诉他，按照最高院的申诉规定，上一次接待后的3个月后，才能重新提交材料。而半个月前，黄智鑫已经交过一次。

同年11月，再次前往深圳的许霆又一次无功而返。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许霆屡次提到，刑法是来惩治那些对社会、他人造成极大危害的行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动用。“就我这件事，不足以让我遭到如此大的惩罚，把我的整个青春都毁了。”

改判影响“许霆们”

3次申诉没有结果，许霆仍没死心。他希望自己能像13年前那样，再次获得命运的眷顾。

上一次眷顾发生在2007年，一审宣判无期徒刑后，许霆案在社会上引发巨大争议，网络舆论显示出强大力量，专家、学者、律师以及一些司法系统内部人士不断发表各自看法，反复辩论。有人认为无罪，有人认为错在银行，“无期徒刑”判得过重，还有人认为银行只是在维护合法利益，法院应依法审判。

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当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明显过重。”

在律师的建议下，一度认命的许霆最终决定上诉。他记得，当时上诉时，他手上甚至没有笔，只有一支非常不好用的圆珠笔芯。写一会儿，要划好几下它才会出墨。他没日没夜地写，最终写了10页上诉书。

上诉后，广东省高院来看守所见了一次许霆。那一行人中有许霆的旧识，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要改判了。宣判之前，许霆猜测可能会判成10年，没想到最后判了5年。

减轻处罚的结果在很多法律界人士的意料之中，但此案的争论并未停止：许霆的行为是否属于盗窃？“从无期到五年”减轻处罚的依据何在？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多大，能否受到制约？　面对这些疑问，法庭的审判并没有给公众一个交代，直到现在，关于许霆案的量刑、法理思考也从未停止。

改判之后，许霆再次上诉，广东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许霆案的示范效应随即扩散，各地相继披露了数起与自动提款机相关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和律师，都以许霆案为理由和动力，提起上诉或者申诉，争取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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