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彦斌

影响性诉讼由诸种元素融合而成。就大的方面来说，传媒关注是第一种元素，促进改进是第二种元素。

不知不觉，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的评选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评出了150个重大案件。

在传媒时代，我们总是生活在震撼的新闻当中，这些影响性诉讼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新闻的意义往往在于“新”，从而，“旧”新闻往往被新的新闻所替代。正因如此，当我们回顾这150个影响性诉讼时，才有恍如隔世感，我们也知道了15年来累积的意义。

人们常说历史久远，似乎上了百年的历史才值得深切关注，才有一种基于知识的神秘感。其实，非也，就今天我们被新闻牵着走的快速信息更新而言，15年已是历史，我们已经可以深度关注、回顾和研究这进入历史的150个案子。这是一个巨大的库，借用巴尔扎克的说法，也可以被视为这个民族的秘史。

影响性诉讼由诸种元素融合而成。就大的方面来说，传媒关注是第一种元素。回顾百年前的历史，会发现那些大案往往与传媒关注有关，杨乃武案，是经过《申报》报道而发酵的轰动性案件，孙传芳被刺案的案情与审判也都在媒体的关注下。媒体人是民众的心灵捕手，新闻往往不是媒体人的制造，而是媒体人的发现，一则新闻引起热议，是因为拨动了民众的心弦。由此，影响性诉讼的表象，便是一个被传媒深度报道的民众热议的影响性新闻，实质是民众关注。

民众为何关注？　离奇是其中的一方面，但仍然只是表象，离奇的背后是价值冲突、既有秩序之失序、生活中的错谬感。感同身受是另一方面，既然是案件中的感同身受，便与案件所指的要点有关。当其为冤案，要点是为正义感，民众的正义感有时被指为舆论审判或者民粹式民愤，但是，总体而言，这当然是珍贵的社会情感，值得在理性熏染中实现转换和升级，实现新的赋能；当其为维权案件，要点便是权利意识，权利意识虽然需要启蒙，但总体是天生的或一点就通的。这些感同身受，有时候成为社会监督的组成部分，尽管有时表现为舆论压力甚至是颇为情绪化的舆论压力，但能砥砺公正审判。这些民众关注，是天生的，在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席，但是，唯有在传媒时代才能变得为公众所知，将其从一个小范围内甚至秘密状态的案件转换为有全国性影响的案件，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时刻将公众的心声、公众的眼球与全世界互联起来，也就更能迅速引爆一个个热点，诞生一个个影响性诉讼。

促进改进是第二种元素。这里的促进可分为压力型促进、动力型促进、示范型促进3种类型。

压力型促进，是司法机构基于传媒的关注而公正审判和改进制度。民众注定无法真正实现审判，即使是司法机构为了“社会效果”而审判，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照顾民众感受或讨好民众感受，而恐怕是结合了相对正确的民意，或者民众影响了能够影响案件审判的人。总归，压力不等于民众直接审判，而只是形成了一种促使公正审判的力量。

动力型促进，指的是在影响性诉讼中，当司法人员的正确行为受到了民众的点赞时，基于动力而为的正方向审判。当然，民意不等于法意，民众不等于法官。正确或者负面，是主观的感受，民粹或者民间智慧、民间正义感，都是民众的真实表达，高质量的审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的理性化程度和呵护正义感。双方基于良知、知识和历史判断，总能形成正确的共识，由此，亦非民意直接干预，而是司法人员得到了鼓舞。其中民意对于法意的误读之处，则可以视为法意对于民意的启蒙。

至于示范性促进，则与司法人员对时代的捕捉有关。时代必然有司法之内与之外的进步因素在其间，司法之内的因素，例如法律学说的演进，例如对良好的别国学说的借鉴；司法之外的因素，例如信息时代的诸种变化，例如全社会理念的变化，例如国家层面制度的改进，这些发生在司法领域之外，但总归会促进一个社会当中相对保守的司法力量的自身变革，而这些变革当中的先行者，也会被影响性诉讼的研究者捕捉到。

总体而言，影响性诉讼与指导性案例，是民间版、民心版和官方版、制度版的两大案例体系。前者震撼人心，从而也抚慰人心和实现启蒙，后者则经过司法机构内部的认定而在法律人共同体当中形成理念和原理意义上的共识，进而影响立法和助力审判。

期待无论将来遭遇什么，都要无问西东，都要像《无问西东》的台词说的那样：“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法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