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平, 张 洋, 白鸣辉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一、 相关研究综述

民主决策是指居民对社区重大事项,如规划制定、章程修改、公共事务施行等提出建议和意见,并通过会议集体讨论决定的行为,在日常事务决策中,协商属于民主决策的重要部分。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其中重点强调民主决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凡涉及城乡社区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关乎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困难问题和矛盾纠纷,原则上由社区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牵头,组织居民群众协商解决”。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要通过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大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和政府的这些指导思想阐明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地位和未来发展走向。

同时,学界在这一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1. 民主决策的表现

国内学者通过总结各地区有关社区协商议事的创新举措丰富民主决策实践。以杭州市上城区城乡社区的“湖滨晴雨”工作室为例,其通过开创“一室六站两员四报”的新型模式,鼓励党员干部、社区居民以及辖区企业共同参与、多方协商,解决社区工作难点[1];武汉市政府为解决居民参与决策社区公共事务程度不高的问题,创新社区论坛丰富协商民主实践方式,但收效甚微,民主决策新渠道的实际利用情况并不理想[2];浙江台州温岭市民主恳谈的个案实践丰富了商谈式民主决策及其社会行动的相关机制,为探索基层民主决策的实践形式提供了重要支撑[3]。国外学者则发现在决策实行过程中,仍然存在“民主不真实”的情况,即居民表面得到了授权,但官员则保留了最终决策权,要想彻底解决民主决策的不真实问题,就要从基层,即社区居民自身探索原因[4]。

2. 民主决策的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认为民主决策可以看作一个完整的系统,分为输入和过程两大要素。输入要素包括成员差异化、代表性及领导能力等;过程要素包括系统运行的客观性、利益相关者之间充分的信息提供和分享、决策的透明度等。为了实现民主决策成果的最大化,过程要素必须优先满足,之后再考虑输入要素[5]。我国学界关于民主决策影响因素集中于三点主张。其一是党政机关因素。当前党政机关对社区自治存在过度干预问题,居民参与民主决策的领域被挤压、通道被垄断,导致居民对民主决策事务的实际控制感低落[6]。其二是社区居委会及自治组织因素。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对国家治理体系结构的重置和优化提出的新要求,国家采取强化社区居委会作用的战略,促使其成为政权的末梢,推动社区居民大力参与民主决策需从社会资本培育、经济资源开发、公共议题创设及组织主体转换四个方面进行改善[7]。其三是居民个体因素。在商品性住房盛行的当今,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大,邻里间的熟识度也日益下降。人际关系的薄弱使大多数居民为他人和公共事务付出的可能性直线降低,居民并未对所居住社区产生足够的依恋和归属感,其社区意识有待形成,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被认为是耽误时间,呈现明显的敷衍甚至抵触情绪,状态非常消极[8]。

3. 民主决策的提升策略

国外学者主要从政府、居民自治委员会和社区自治组织及社区居民三个角度总结了促进民主决策发展的建议,如通过完备的制度设计,保证其在社区公共决策事务中的高层次参与[5]以及通过培育居民的社区荣誉感和社区主人翁意识激发其参与社区民主决策的热情[9]。国内学者则认为在基层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民主决策需要围绕三个方向进行。一是理顺政府和居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权力分配与社会关系,完善相关法律来保障民主决策进一步开展;二是建立“社区属于居民”的理念,促进政府转型,提高服务性,树立居民主人翁意识,培育自主性;三是引进专业技术和社会工作人员,积极引导居民学习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社会工作,发展新形式,扩充新内容[10]。

综上所述,在理论层面,学界对于社区民主决策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探索;在政策层面,国家作出了社区民主决策的方针指引;在实践层面,各地都在拓展社区协商议事的创新举措。然而,理论、政策和实践层面的探索多为宏观角度的分析,鲜有从微观视角描述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决策的现实样态,以实证手段客观、科学地分析居民参与社区民主决策的影响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以社区民主决策行为为切入点,依据社会心理学计划行为理论及社区社会资本理论,采用文献梳理与数据分析两种方式,通过实测数据构建适应中国特色文化背景的民主决策行为影响因素模型,论析阻碍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因素,解释其内在心理动力,以期为党和政府以及有关组织引导居民积极从事社区民主决策活动提供依据,进而为探索基层社区治理良性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二、 研究方法

1. 研究工具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是应用于解读个体行为决策过程的理论。该理论有四个主要观点:一是行为发出者的行动能力、行动机会以及社会资源等实质支配条件的约束使行为意向成为影响非独立意志完全控制行为的不完全因素;二是正确的感知行为控制是实际控制条件的重要反映,由此可得其是实际控制条件的代替性测量标准,可用来预测行为实施;三是对行为意向起决定作用的三个主要变量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四是居民本人以及社会文化等背景因素(如工作经历、性别、年龄等)通过中间变量间接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并最终影响行为意向和行为[11]。

基于以上观点,中国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参与也可应用计划行为理论,由研究学者适当添加中国化变量,以对中国民主政治视角下公民个体的一系列社区自治行为作出更深刻的预判,并成为深入探究基层民主政治的有效参考。

2. 问卷编制

借助计划行为理论以及相关文献资料,构建包含民主决策行为、自治意识、自治态度、自治效能感、自治外部控制、社区社会资本和人格倾向共计7个维度27道定量分析题目的预调查问卷。用拦截式访谈在沈阳市随机选取50名居民开展预调查。通过对预调查的分析,结合被试反应,删除部分信度较低的题目,并对表达晦涩或有歧义的题目进行了调整和修正,得出7个维度27道定量分析题目的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决策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3. 被 试

本研究所指的城市是我国的各类地级市和直辖市,被试即来自此类城市中的社区居民。调查城市为20个,调查居民人数为2 000人。将居民界定为于样本城市生活12个月以上,且年满18周岁的公民。

采用四阶段分层抽样方式抽取被试。第一阶段,将我国城市划为四类,并依照人口比例计算每类抽取城市数量;第二阶段,于每一类中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确定抽取的城市名单;第三阶段,根据人口比例为所取城市匹配样本数量;第四阶段,在照顾性别、年龄、职业等类别基础上,以方便抽样方式抽取受访者。正式调查共回收问卷2 000份,无效问卷44份,有效率为97.8%。所得样本各层次均有涉及,来源涵盖全国16个省级行政区和20个城市,符合多阶段分层抽样设计原则,样本具有一定科学性和代表性。

4. 数据处理

把有效问卷数据录入Excel,运用Mplus 7.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索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构,构建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模型。

三、 研究结果

1. 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 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一种常用的、关键的通用统计建模方法,广泛应用于与社会学相关的多学科中,是厘清各变量内在关系的统计工具。为深入探讨影响居民参与民主决策行为的多方因素,本研究将变量引入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分析。

依据计划行为理论及相关文献分析,提出12条研究假设,并构建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箭头表示指向潜变量对被指向潜变量的直接作用,正号表示这种影响为正向。可以看出,12条研究假设皆显示正向作用。

(2) 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首先对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即将中国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样本数据随机分半,两份均为978份。对其中一份978名被试数据(测定样本模型)进行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另一份978名被试数据(效度样本模型)进行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究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模型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可靠性。本研究采用Mplus 7.0软件分析数据,采用带有稳健标准误差的极大似然估计(MLR)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拟合度检验,指标见表1。

图1 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表1 测定样本模型拟合度指标检验

表1所列各项指标中:X2是最常用的拟合优度指标,df为样本自由度,其二者比值(X2/df)是直接检验样本协方差矩阵和估计方差矩阵之间相似程度的统计量;CFI和TLI为比较拟合指数;SRMR为标准化残差均方根;RMSEA为近似误差的均方根。由表1可知,X2=966.758,df=287,其比值为3.368<5,表明量表能够准确反映观察所得资料;当RMSEA≤0.05时,表明拟合水平达到良好,0.05～0.08之间算是不错的拟合,0.08～0.10之间则是中度拟合,该模型的RMSEA=0.049,为拟合良好;模型的CFI=0.915,TLI=0.904,一般认为,这两个指数>0.9为良好拟合,故该模型拟合较好;SRMR=0.055<判断值0.08,表明模型整体的残差很小,拟合很好。总体看来,该样本模型已经达到良好拟合。

将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与假设模型相对照,即可以得出模型的假设验证结果,如图2所示。模型中12条研究假设全部得到验证,都能够得到理论上的支持,且P值均小于0.05,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其效应并非是由随机因素引起的。因此,该模型能够支持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关系假设。

(3) 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利用随机分半的另一份数据(效度样本数据),探求测定样本模型的稳定性和科学性。本研究采用宽松验证策略,即两样本仅需维持相同的因素结构,参数无需进行任何等同设定。两样本模型拟合度指标对比如表2所示。

图2 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

表2 两样本模型拟合度指标对比

由表2可知,两模型自由度相同,这表示两个模型的界定与因素结果完全相等。在效度样本模型中,X2=1 060.318,df=287,其比值为3.694,RMSEA=0.052,CFI=0.925,TLI=0.915, SRMR=0.059, 均到达各指标拟合良好的参考范围。 总体看来, 该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模型整体拟合良好, 效度数据可以支持该模型。

将效度样本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与测定样本模型相对照,即可以得出模型的假设验证结果,如图3所示。12条研究假设中有10条完全通过交叉验证,即效度样本的路径系数和测定样本的路径系数方向一致,且达到显著性水平。仅有两条假设未通过交叉验证,即人格倾向对社区居民自治外部控制的影响由正向显著变为负向不显著,社区社会资本对决策行为的影响由正向显著变为负向不显著。上述测定样本和效度样本研究假设相左的地方可能来自样本的方便抽样误差和1 956个总样本分半时的误差。总体来看,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行为影响因素测定样本的模型经受住了效度样本数据的考验,它具备较好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完全可以用于后文的相关分析。

图3 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

2. 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总数据分析

综上所述,这一具有很好拟合度的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的其他问题。

(1) 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模型拟合度指标分析。利用1 956份总数据进行模型拟合度指标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表3 总数据模型拟合度检验指标

从表3可以看出,RMSEA=0.051,CFI=0.943,TLI=0.935,SRMR=0.047,均符合相关判断值标准,总体看来,该样本模型已经达到良好的拟合。

(2) 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模型假设检验。使用总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究出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路径及其参数,如图4所示。

图4 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模型路径系数

图4是验证后的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模型路径系数,共有12条,因素之间的假设关系全部得到验证,且P<0.05,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假设效应并非随机因素产生。总体看,该模型能够支持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关系假设。

(3) 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模型路径系数总效应。为深入探究每个影响因子之间的总效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更为全面有效地指出其对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决策的作用及影响程度,将模型路径系数直接、间接和总效应进行比较。相关数据见表4。

表4 民主决策行为效应影响因子系数比较

由表4可知,对民主决策行为产生直接效应的因素中,按照路径系数大小排列,依次是社区居民自治效能感(0.470)、社区社会资本(0.147)。对民主决策行为产生间接效应的因素中,按照路径系数大小排列,依次是人格倾向(0.432)、社区社会资本(0.245)、社区居民自治外部控制(0.223)、社区居民自治态度(0.222)和社区居民自治意识(0.083)。

对民主决策行为的总效应分析可见,社区居民自治效能感(0.470)是最大的影响因素,第二位影响因素是人格倾向(0.432),第三位是社区社会资本(0.392),第四位是社区居民自治外部控制(0.223),第五位是社区居民自治态度(0.222),第六位是社区居民自治意识(0.083)。

考虑到总效应不仅综合了各因素间的直接效应,还将间接效应融合在内,而且将全部的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一并纳入,因此,本研究将总效应比较得出的各个因素对社区居民民主决策的影响度大小作为研究结论。

四、 讨 论

将社区居民自治效能感、外部控制、自治态度、自治意识、社区社会资本及人格倾向的维度均值整理为表5,并结合前述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总效应分析结果,深入讨论各影响因素对于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决策行为的内在影响。

表5 各影响因素维度均值

自治效能感是对民主决策行为具有核心作用的关键因素。该变量可以解读为居民对自我是否有能力参与民主决策、观点能否被采纳并实施的判定,这是其参与决策控制程度的表现,体现其是否信任自己足以完成民主决策行为。然而现代社区人口流动频繁,社区内部信息传递困难加大,加之相关制度体系的不健全,多数居民反映自己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往往石沉大海,无法获知是否真正影响了某一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居民自治效能感的产生。此外,长期以来社区自治呈现“自上而下”模式,是党政机关在基层的延续和抓手,自主能力较差,居民个人的建议和意见对社区决策最终结果的影响还相当有限,导致居民参与民主决策的信心低下,自然不愿意更多参与相关讨论。

人格倾向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决策行为的第二大重要因素。在社区中,居民个体的人格倾向表现为是否外向,是否乐意与人沟通,是否愿意尝试并接受新鲜事物,是否与人相处融洽,是否办事严谨,等等。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基本观点,人格倾向是需要通过影响基础变量才能发挥作用的背景性变量。本研究中,人格倾向只有间接效应而无直接效应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社区民主决策活动中,拥有外向型人格、具备进取心、创新性人格的居民通常更有意愿也更有信心参与民主决策,此类居民更愿意在民主决策活动中展露锋芒。而人格倾向也是相对于其他变量来说最难进行提升和培育的影响因素,如何塑造更为积极向上的人格,应当成为日后研究的重点。

社区社会资本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决策行为的第三个重要因素。该变量主要来自社会资本理论,解读为居民之间友好信赖、互利互信的和谐关系网络,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对社区居委会和自治组织的信任程度,邻里间是否存在互帮互助的和谐氛围,以及居民对生活在该社区的体验感是否良好等。有别于以往封闭式的社区治理模式,现代社区的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强,居民间缺少共事的机会,邻里之间缺乏一定的信任基础,人际关系比较疏远,无法形成互相鼓励互相守望的和睦邻里关系,社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尚未形成。因此,居民在参与社区民主决策的过程中无法做到相互告知和共同参与,居民很难对自己所在社区怀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意识比较淡薄,参与社区民主决策也就自然呈现出消极低落的状态。因而,社区社会资本的加强,是居民切实参与社区民主决策的前提和保障。

自治外部控制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决策行为的第四个重要因素。主要指社区内居民所感受到的促进或阻碍居民参与民主决策行为的各类客观因素,如社区民主政治环境、社区经济发展程度、社区文化建设程度等。社区文化建设的缺失、社区民主法治的不健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社区民主宣传方式的单一等诸多问题造成社区居民外部控制较为缺乏。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观点,足够的客观因素会对主观意识造成影响,居民能够感受到的客观因素的不完善积累到一定程度容易导致他们产生消极情绪,最终漠视甚至抵触参与民主决策。本研究发现,社区居民自治外部控制维度的均值为6.154,虽然已经达到及格水平,但与最大值10相比仍有一定提升空间。随着社区居民自治意识的逐渐觉醒,社区外部客观因素的制约已经成为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决策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迫切需要相关组织予以回应和解决。

自治态度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决策行为的第五个重要因素。本研究发现,社区居民越是具有正向积极的自治态度,越愿意参与社区民主决策;反之,社区居民越是具有负向消极的自治态度,越不愿意参与社区民主决策。本研究显示社区居民自治态度维度的均值为6.913,虽然已经达到及格水平,但距离最大值10仍有提升空间。尽管党和政府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和解释居民所拥有的自治权,然而对于社区民主决策权利规定的不清楚、对于决策流程的不了解、对于决策机制的不信任等原因最终导致了居民负向消极的参与态度,以及不愿意参与决策活动的行为。

自治意识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决策行为的最后一个因素。在社区民主决策活动中,这一变量为居民对社区民主决策基本内涵和相应权利的认识和理解,社区居民自治意识的觉醒有助于其充分认识参与民主决策的重要性,并激发参与热情。本研究显示社区居民自治意识维度的均值为7.270,是6个影响因素之中均值最高的一个,这一结果比之前研究的6.549有了明显提高[6]。这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可喜成果,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社区居民自治意识的觉醒。

五、 建 议

根据中国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总效应结果,影响居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因素排序由大到小依次为自治效能感、人格倾向、社区社会资本、外部控制、自治态度、自治意识。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引导策略,以期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提供有益指引,为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础。

1. 增加居民经验获得,提升自治效能感

具体可从两方面努力。一是给社区居民提供直接的自治参与经验,增强其自治参与信心。结合当下网络问政的有益实践,可通过构建智慧社区完整网络,将城市基层政府、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具体有效的信息反馈,增强居民的亲历感。二是要通过展示自治参与的替代性经验,促进自治效能感的生成。比如在社区中树立典型人物,充分发动党员、组长和楼长等居民代表的带头作用,让其积极参与社区自治活动并带动普通居民,让居民间接感受到参与社区自治的收获与成就,营造居民参与自治的优良氛围,提升居民对社区自治的关注和认可,切实增强居民获得感,最终促成自治效能感的提升。

2. 多措并举,合力培育居民积极人格倾向

(1) 把家庭作为个体早期教育的重要阵地,有意识地培养孩童积极、开朗、乐观的人格特征,帮助其从小形成活泼、乐观、自立、善于交往、富于合作、思想活跃、乐于助人的性格特征,使家庭人格不断得到优化,进而为参与自治活动创造良好条件。

(2)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同学等群体对学生的人格形成影响显著。教师应该严于律己,采取民主、合作的方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努力构建平等、向上、互助、和谐的师生关系。同时,注重同伴群体的影响作用,构建不同形式的学生团体,让学生在集体活动中相互帮助、团结友爱,逐步培养其集体意识和荣誉感,养成责任、担当、创造、乐观的人格品质,为他们日后参与社区的民主实践活动奠定基础。

(3) 社区社会组织需要丰富居民社会关系,打造居民心理港湾。如开展衣物捐助、广场舞大赛、书画艺术展等公共活动,减少社会孤立,强调共享意识的价值,进而培育居民形成外向开放的社区型人格,形成团结友爱的人格倾向。

(4) 搞好职场民主实践,鼓励工会代表和组织带动职工民主参与单位经济和管理活动。通过职代会、民主评议监督会、厂务公开会等制度提升职工民主精神及健康积极人格,为形成职工民主参与的人格品质注入强大的活力。

3. 大力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作用,培育丰厚的社区社会资本

对政府来说,要加快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提升社区居委会及社区社会组织自主权,变以往的领导关系为指导关系,还权于社区。对社区来说,要完善自身组织体系,在建立社区主体组织的基础上,充分征求民意,下设如志愿者协会、传统文化交流协会、法律协会、治安协会等与居民密切相关的各类组织,不断积淀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增加社区居民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推动社区共同体形成,进而潜移默化地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民主决策活动。

4. 多管齐下,着力提升社区自治外部控制

社区居民自治外部控制可划分为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两方面。优化社区物质条件意味着党和政府必须扮演好自身政策制定者和社区工作监管者的角色,提供政策和财力支持。社区需要在严格遵守党和政府重要指示精神和政策导向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基层政策文本的多重意义,严格依照中央文件或会议精神探索“费随事转”“区站分离”“三社联动”等区域化发展的优秀经验,利用财政拨款多渠道筹集资金,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及增加公共物品数量,扩大社区公共服务区域;优化社区文化条件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平等对待社区生活中的全部个体。根据居民的兴趣爱好,举办特色文化活动,支持群众文化活动可持续性发展,根据本区群团特色打造社区品牌文化。大力发挥社区居委会的引导作用及亲朋好友的示范作用,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民主决策的巨大拉力。

5. 开展新型社区活动,促进良好自治态度的形成

社区应开展一些居民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如“社区好歌手”“一站到底”等文艺活动,还可以举办一些扶贫助残、捐献衣物等公益性活动,让居民可以真正参与其中,实现自我价值,不断提升融入感,从而改善居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态度。

六、 总结与展望

从总效应来看,正向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因素依次为自治效能感、人格倾向、社区社会资本、外部控制、自治态度、自治意识。这充分印证了内外因的关系,即效能感、人格等内在因素是根本,社区社会资本、外部控制等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居民自治行为。据此提出增加居民经验获得,提升自治效能感、多措并举、合力培育居民积极人格倾向及大力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作用,培育丰厚的社区社会资本等引导策略。

在未来的研究中,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城市社区居民民主决策发展,可以逐步增加抽样地区和抽样范围,探索更加严谨的抽样方法使被试样本更具代表性,充实被试样本数量,使研究结论更具真实性、说服性和参考性。从理论方面说,未来要更加注重扩展居民自治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探索构建更有中国特色的多种理论整合研究模型,添加本土化变量,增强模型适用性。

社区居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生动展现,亦是基层民主政治制度之应有内涵。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自治活动,不仅有利于涵养居民的民主精神,更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进而使我国的社区居民自治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