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姗姗, 乐菲菲, 崔丽华

(济南大学 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2)

近些年,政治关联作为广议话题热度不减。鉴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故大量企业希望借助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寻求政治庇护及资源补助,为企业发展谋福利。但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直广受争议。不少学者支持政治资源“诅咒效应”,即搭建政治背景使企业承担额外社会责任及义务(如:企业捐赠、增加就业岗位、迎合地方财政目标等),从而增加运营成本,导致企业绩效远低于预期。也有学者提出政治资源“效率理论”,即政治关联作为替代机制,可弥补环境的制度缺位,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如:税收减免、财政扶持、门槛降低、借贷便利等,从而趋利避害,助力于企业发展。目前来说,我国处于产业升级阶段,为迎合创新推动发展策略,提升企业自创能力,企业创新亟不可待。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出台创新引导激励政策,加大帮扶力度,鼓励企业强化自创能力,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窘境。而科研创新毕竟属于“双高”行业,企业往往畏于投资,但由于政府掌握着大量资金、信息、人才,可给企业带来大量扶持资助,提高创新自信心,缓解财务资金短缺、科研资金不足、人才队伍匮乏等问题,这无疑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尤其是国有企业有着先天的政治背景,减少了不必要的寻租支出,相对民企来说,其创新绩效表现则会更加优秀。因此,本文试图从财政补贴的资源效应角度来对比分析国有、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

一、 理论分析与提出假设

1. 政治关联与创新绩效

政府在资源配置与管理中担当重要角色。而在目前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及法律体系下,政治关联作为代替机制就显得极其重要。国有企业依靠天然政府关系享有资源配置优先权,而民营企业在资源分配及信息获取方面就存在先天的弱势。因此,民营企业家为实现长久发展,纷纷寻求政治庇护,以维系自身利益关系,提升企业绩效。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合法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源,通过与当局保持较稳定、隐性的关系,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虽然不少学者曾对此提出寻租理论、诅咒效应,认为搭建政治关系需付出较大的牺牲,承担额外的社会负担,导致企业没有过多的资金投资于自主研发与创新,从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消极作用[1]。但是拥有政治背景的民营企业,可以打破行业壁垒限制[2]、享受企业税收优惠[3]、获取政府支持性补贴[4]、降低融资难度,减少借贷利息,甚至延长借贷期限,进而抵消寻租成本,解决企业资金短缺及融通问题;以便获取高水平的科研资源支持,加大企业科研支出,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这些寻租及维系成本对于国有企业并不适用,因为国有企业与政府存在着天然的政治纽带,减少了不必要的寻租支出及维系成本;国有企业依靠额外的创新资源补助及稳定的市场订单,更有利于公司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故据此提出假设1: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民营企业。

2. 财政补助对创新绩效的资源效应

我国经济已转型为高质量发展时期,坚持不懈实行创新发展战略才是长久之计。政府不断推出创新激励、奖励机制,出台相关创新扶持政策,鼓励全民创新,减少对地产经济的依赖,向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化。尤其是中兴惨遭7年封杀禁令、奶粉巨头贝因美巨亏10亿等事件更使企业意识到把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因此,必须紧紧把握核心技术大方向,破除对创新体制机制的束缚,保护好科技创造成果,才能让企业创新力迸发。但是科技创新毕竟是一项高风险、高成本的项目,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往往望而却步,此时政府扶持补助就极其重要。对于企业而言,政策性补助可使企业解决资金短缺问题,降低投资风险,提升企业研究创新的自信心。尤其是当企业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时,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及发展资源,丰富其现金流,加大企业创新研究投入,进而对企业创新起到资源效应,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故据此提出假设2:财政补贴发挥其资源效应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3. 创新绩效的地方差异性

企业发展不仅依赖于内部管理环境,亦取决于其外部环境。罗党论等[5]曾提到法律制度环境怎样影响民营企业的行为及政治关联强弱;郑志刚等[6]发现制度法律环境的提高显著扩大了该地区资本市场规模以及银行借贷规模。由此可见,环境差异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影响极大。解维敏等[7]提出地区金融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研发支出水平起到促进作用。李诗田等[8]发现不同省份的企业,制度环境越好,其研发支出越多。近年来,虽然中国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但由于地方政府政策、地理环境及地区文化等差异,区域经济发展仍不平衡。相比东部,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及法制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会遭受各种研究创新的障碍,如融资困难、产权侵犯、政府掠夺等。而国企也可能会被作为工具,迎合政府的政绩目标,为实现短期的GDP增长,最终企业放弃创新转型策略,导致企业创新绩效变差。故据此提出假设3:经济及法律制度水平与创新绩效正相关。

二、 研究设计

1. 变量选择

(1) 政治关联(Pc)。由于政治关联的复杂性,国内外对于其界定尚未有统一的标准。本文借鉴Faccio学者的方法假定企业首席执行官(CEO)或董事长曾经或现任职于政府单位,或是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即拥有政治关联。假定虚拟变量Pc,是为1,否为0。

(2) 股权性质(Sh)。为了对比政治关联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绩效的反应,设置虚拟变量Sh,定义国有企业为1,民营企业为0。

(3) 财政补贴(F)。考虑到国有与民营企业规模的不同,仅仅采用补贴金额数会造成伪回归甚至异方差,导致结果不可靠,故取其对数作为衡量政府财政补贴的标准。

(4) 区域市场化水平(M)。采用王小鲁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的市场化总指数,衡量企业所在地市场化水平。

(5) 创新绩效(Rd)。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衡量多种多样,无固定标准,故本文借鉴罗明新等[1]的做法,把“专利申请对数/千万总资产对数”作为度量创新绩效的稳健指标。

(6) 控制变量(C)。为加强结论说服力,本文选择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资产负债率(Le)、主营收入增长率(G)、总资产收益率(Ro)、股权制衡(Li)、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Pr)、两职兼任(Pt)、税收优惠(T)、年度(Y)、行业(I)。详见表1。

2. 数据来源与检验模型

(1) 数据来源。本文为保证数据具有代表性及结论时效性,选取2012—2016年上市的所有非金融、非保险行业的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同时剔除被ST、PT的企业,并进行缩尾处理,减少非正常数据的干扰,最终得到12 181家公司数据。另外,政治关联数据通过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的高管政治背景手工整理而得。

(2) 模型设计。

式中,∑C表示各个控制变量总和,下同。第1个模型检验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第2个模型用作对比分析不同企业性质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第3个模型用来检测财政补贴的资源效应,第4个模型用来衡量市场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第5个模型检验政治关联与财政补贴及市场化水平的关系。

表1 变量说明

三、 实证检验

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见表2。总样本Pc均值达到了近89%,其中民营企业Pc均值近87%,国有企业Pc高达近92%,可见政治关联的普遍性;财政补贴F均值为15.636,可见政府对企业自主创新的财政补贴力度较大,但较大值与较小值存在一定差距,说明对财政补贴资源的配置公平性尚存质疑;另外税收T甚至出现负数,说明政府对创新的大力支持及较大的税收减免力度;市场化程度M仅为8.227且差距较大,显示我国市场经济化水平及法律环境较差,且东西部发展不协调;创新绩效Rd均值达0.097,最大值仅0.307,说明我国创新能力仍有待提高。

表2 总样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描述性统计数据

对比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可见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F均值15.962高于民营企业的15.452,但相差不大;另外民营企业市场化水平M均值8.464高于国有企业所处地区的7.808,注意到国有企业T均值高达0.244,但民营企业仅仅为0.113,但国有企业创新绩效Rd低于民营企业的0.101,说明即使国企享受较高的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但与民企创新绩效相比并不乐观。因此,推测市场化水平在企业发展中起到较大正向作用。

2. 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Pearson分析,发现各变量相关系数均较小,故两两数据之间相关性较低。表3显示,政治关联Pc与创新绩效Rd相关系数为-0.025,且在1%水平显著;且公司股权性质Sh与创业绩效Rd相关系数为负数,并1%水平上显著,即政治联系不利于创新绩效,且对国有企业的消极作用大于民营企业,与原假设1出现分歧;同时政治关联Pc与财政补贴F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0.018),F与创新绩效Rd亦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0.313),故假设2有一定意义;另外Pc与市场化程度M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M与Rd系数却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数,即经济制度环境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的创新,故假设3有意义。由于此操作仅仅针对于两变量之间探讨,欲证实结论还需进一步检验。

表3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

3. 线性回归分析

根据表4,模型均通过了F检验。其中:模型(1)检验政治关联的提升作用;模型(2)检验企业性质对创新绩效影响;模型(3)检验财政补贴的资源效应;模型(4)检验市场化水平的激励效应;模型(5)用来检验Pc与Sh、Mr及F的对应关系。

表4 线性回归结果

(1) 模型(1)中显示政治关联Pc与创新绩效Rd在5%水平上明显负相关,模型(2)显示股权性质Sh与创新绩效Rd在1%程度上负关联,即政治关系损伤公司自主创新积极性,尤其是对国有企业负面作用更大,故假设1不成立。

(2)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中间变量政府补贴F,最后Pc回归系数在5%程度上显著负关联。但是系数较之前有了一定降低且模型拟合度有了提高,推测F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亏损起到一定遮盖作用。由模型(5)可以看出政治关联Pc和财政补贴F在1%上明显正相关,而财政补贴F与创新绩效Rd,见模型(3),在1%水平上正向相关。因此,政府财政补贴作为一项企业经济资源,在企业研发创新的过程中丰富了企业自由现金流,减轻了企业的财务运转负担,使企业有更多的财务精力集中于研发创新。说明财政补贴在企业创新中起到一定资源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创新绩效不佳的窘境。

(3) 模型(4)中将市场因素考虑进去。虽然M与Pc明显的负关联,见模型(5),但市场M与创新绩效Rd在1%水平上正向相关,即经济及制度环境越完善,创新及各种发展资源分配越具公平性。企业搭建政治关联的动机越小,越减少不必要的运营成本;企业处于竞争激烈的大市场,为巩固市场地位,扩大市场份额,就会刺激企业不断更新换代,加大对于科研创新的支出,进行自主创新。假设3得证。

考虑到多重共线性问题也可能造成结论失真,故选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进一步验证,见表5,VIF远小于10,故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5 多重共线性检验

4. 双重差分法

为减少数据内生性偏差,增加结论稳健性。在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本文继续采取DID固定效应模型再次检验。首先将样本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作为实验组,无政治关联的作为对照组,即虚拟变量Pc。其次根据企业产权性质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记国有企业为1,民营企业为0,即虚拟变量Sh。最后控制其他相关变量,构建双重差分模型(6)(7)(8),如下:

其中,模型(6)检验企业创新绩效与政治关联和企业性质交叉项之间的关系;模型(7)考察政府补贴是否具有资源效应;模型(8)考察外部经营环境对企业创新影响。

见表6。模型(6)为双重差分结果,其中政治关联和企业性质交叉项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故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消极影响,并且对国企负面作用更大(-0.017),与之前结论一致。本文认为原因有3点。

(1) 是国有企业性质决定的。企业虽然有先天的政治优势,不存在寻租成本,但也承担着比民营企业更重大的社会责任及义务。如,提供基建服务、创造就业岗位等,这无疑会增加国企运作成本,使高管对创新心有余而力不足。

(2) 国有企业经营及管理问题。国有企业与政府存在天然政治纽带,与民营企业对比,劳动生产力效率相对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缺少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及完善的绩效激励机制,最终造成公司自主创新积极性较低,国有企业被民营企业创新所赶超。

表6 双重差分结果

(3) 无科学的高管选拔机制。国企高管大多由政府任命。一方面这些高管缺少专业知识及经验,对企业发展不具有前瞻性;另一方面一些高管会把国企作为政治晋升工具,迎合政府目标,甚至牟取自身利益。因此,国有企业高管更关注GDP短期增长,而忽略创新发展问题,故国企创新显得逊色不少。

模型(7)在模型(6)基础上将财政补贴考虑进去,结果显示三者交叉项回归系数虽显著,但负面影响略有降低,说明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确有资源效应。但是其推动作用并未达到预期猜想,因为研发创新不属于“明星”或“现金牛”投资领域,企业家对此持有迟疑态度,畏于投资是可理解的,故假设2财政补贴资源效应得以成立。

模型(8)在模型(7)基础上加入了市场因素,其交叉项负面影响减小的同时,模型显著性降低到了1%,可见企业外部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较大。市场经济及法制水平越完善,资源配置越合理化、公平化,市场竞争就越激烈,政府对企业干预也越少,企业寻租动机就越小;从而降低了企业不必要的成本开支,节省了更多创新资金,加大了科研投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故假设3市场激励作用得以验证。

四、 结论与启示

1. 结 论

本文以2012—2016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论证政治关联对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问题。实证结果如下:

(1) 政治关联对于公司创新绩效具有负面作用,且国有企业遭受影响更大,与假设1相悖。①民营企业在搭建政治关联以寻求政治庇护过程中,寻租成本及维系成本会加重企业运营负担,使企业入不敷出,创新绩效不佳;而对于国企来说,虽节省了不必要寻租成本,但国企比民企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及义务,往往忽略自主创新。②国企高管大多政府委派,任期较短,较民企来说,企业管理略有逊色,甚至带有政治目的性,易导致公司绩效短期性增长,不太注重企业自主创新。③国企大多从事高门槛,高收益的行业,注重国际化及多元化发展策略,往往忽视科技创新。④国企依靠天然的政治背景,不乏市场订单及经济来源,造成企业缺少创新动力。

(2) 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资源效应,从而对政治关联的“诅咒效应”起到了一定的遮掩效应,与假设2一致。拥有政治关系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丰富企业现金流,减少财务资金短缺问题,使企业有资金增加科研支出。但其对政治关联“诅咒效应”的遮掩效应并非特别显著,因为科技创新属于高投资、高风险项目,沉没成本巨大,而企业往往将现有资金投资于“明星”业务或稳收入、低风险的业务。因此,企业家对创新投资要量力而行。

(3) 市场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激励作用。市场经济及法制环境越完善,资源配置就越公平,寻租动机越小,成本开支越低;另外竞争越激烈,产品更新换代越快,公司要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位,就必须加快创新,把握核心技术,利用技术创造消费、占领市场。

2. 启 示

通过对以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政治关联与创新绩效对比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政治关联是把双刃剑,寻租要有度。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税收减免、财政支持、融资便利、借贷方便等优势,但民营企业家应该考虑自身承受能力,做好财务预算,权衡寻租利弊,尽可能使利润最大化。

(2) 国有企业应继续推进改革,加快技术创新。对于国企高管选择要任人唯贤,选择具有专业技术经验的人才或者加强高管实战培训;针对国企“内耗”严重及资产流失问题,应加大监管力度,充分利用社会舆论及媒体监督作用;同时加大科研投入,加快技术创新,发挥其技术创新的领军作用。

(3) 政府应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国家在加大创新扶持力度时,应合理配置资源,加快解决限制中小企业创新的瓶颈问题;健全市场经济及法律机制,保护企业产权,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

(4) 企业家要具有冒险精神和前瞻性眼光。对于企业来说,仅局限于当前利润格局,不求进取,就会落尾为诺基亚。因此企业家应利用政府对于创新的补贴、税收优惠,加大创新投资。只有抓住核心技术,才能掌舵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