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小盼

[摘    要]民间叙事长诗《双合莲》是崇阳人自由价值观和诗歌传唱习性的经典呈现，强调了崇阳人对自由的文化认同这一核心品质。《双合莲》多变的叙述视角和表演性的语言，传承了中国民歌的传统叙事手法。男女主人公绝不妥协的气节与献身的悲壮，反映了崇阳地区的民俗风情及独特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心理。

[关键词]汉民族叙事长诗;崇阳《双合莲》;文化认同;诗性传统

崇阳县隶属于湖北省咸宁市，位于湖北省南陲，居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崇阳县历史悠久，早在唐天宝二年（743年）置唐年县，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始名崇阳县。崇阳县四面环山，地处大幕山、大湖山、大药姑山之间，属低山丘陵区。境内隽水自西南向东北流经陆水水库，注入长江。较为封闭的地形和楚、吴、越文化的交错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独特的吴楚文化。陈建宪先生将鄂东南的咸宁、黄石、黄冈划入“吴楚文化圈”，吴楚文化圈的地形为两山夹一水，通过长江联通华中与华东。湖北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倾轧带来的文化交融自楚国始兴之时的向外扩张，直至解放战争时期。《越人歌》就是古楚文化与越文化交融的见证。战争带来的文化交融、移民带来的文化流通和边陲地区的文化交流使吴楚文化带有特殊的文化融合印记。悠久的历史与移民的融合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据《荆楚民间文化》所载，吴楚文化圈中列入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崇阳提琴戏、阳新采茶戏、禅宗祖师传说（黄梅）、李时珍传说、钟九闹漕、双合莲、钱六姐的故事、李闯王传说、文曲戏、玉连环、长篇叙事山歌、浠水民歌等。①涉及民间曲艺、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等多种类型。早在1955年、1957年，崇阳地区的两部民间叙事长诗《双合莲》和《钟九闹漕》相继出版，引起学界关注。2001年，崇阳县被原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008年，崇阳提琴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崇阳地区的民间文化从鄂东南的山区进入了国内民间文学研究的领域。

《钟九闹漕》和《双合莲》是崇阳地区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民间文学作品，二者都是根据湖北省崇阳地区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民间长篇叙事诗，是咸宁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双合莲》的故事发生在清道光年间，相传崇阳地区的男女青年胡道先（胡三保）和郑秀英一见钟情，互定终身。郑氏族长认定秀英败坏门风，遂将她卖给刘宇卿。秀英不从刘宇卿，刘又将她卖出。胡三保同媒人巧买秀英失败，秀英悬梁自尽，胡三保也因此陷入牢狱之灾，后郁郁而终。《双合莲》和《钟九闹漕》的出现，在民间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打破了“汉族无史诗”的说法。《双合莲》长诗结构完整、严谨，多种叙事技巧的运用十分娴熟，生动传神地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通过男女主人公对理想爱情的不懈追求以及愿为之牺牲的极端抗争精神，鞭挞了封建礼教对男女主人公的迫害。其展现的对于压迫的抗争与争取自由的坚韧意志，反映出吴楚地区坚韧不拔的文化精神与自主自由的价值认同。《双合莲》内容丰富，蕴含丰富的民俗文化，可以作为帮助我们认识、了解崇阳地区的传统心理和文化特征的一个缩影。

一、多元的价值体现

从《越人歌》开始，吴楚文化圈就融汇了华中、华南和华东三个地区的民歌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歌文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篇叙事歌。①据陈建宪先生所撰《荆楚民间文化》的记录，吴楚文化圈中千行以上的民间叙事长诗有近30部。正是在悠久的民歌历史的基础之上，才有了崇阳地区两部成熟的民间叙事长诗作品，它们既是对崇阳文化精神的凝练，也影响了一代代崇阳人文化性格的形成。饶学刚先生介绍说：“我听唱《钟九闹漕》和《双合莲》两部汉族民间叙事诗是在孩提时期，在上山砍柴时，我听唱《钟九闹漕》，大人豪情奔放，在家门口乘凉时，我听唱《双合莲》，姐姐眼泪横流。凡20世纪30—40年代以前出生的崇阳男女，都能传唱其中的重要情节，有的能背诵全诗，甚至作为传家宝而代代相传。”②在这两部叙事长诗中，突出地展现出崇阳地区“不服周”的抗争精神与追求自主的毅力。《双合莲》更是在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抗争中反映出崇阳人民对于自由的极度渴望。

《双合莲》是湖北省鄂东南崇阳地区的文化瑰宝，对于此诗的价值，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主席刘守华先生曾指出：“至于近代汉族民间叙事诗的代表作，可能就是19世纪中叶产生在我省崇阳一带的两部叙事诗《钟九闹漕》和《双合莲》了。它们和其他兄弟民族中流传的许多叙事诗一道，构成我国诗歌艺术宝库中一份极为珍贵的财富，具有万古不朽的价值。”③《双合莲》的价值是多元的，它是崇阳地区悠久的山歌传唱习俗的产物，它歌颂了男女主人公绝不妥协的气节与献身的悲壮，反映了崇阳地区的民俗风情及独特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心理，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和史学价值。

鄂东南民风淳朴，崇尚自由，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勇于反抗的自由价值观和传唱民歌的诗歌传统。崇阳民间叙事长诗《双合莲》和《钟九闹漕》突出地反映出咸宁地区的文化认同。崇阳有革命传统，从楚国抗周的“不服周”开始，到近现代时期，革命与斗争一直是崇阳历史中的主旋律。武力抗争，弘扬的是崇阳民众对于不合理法制的反抗与自由的精神追求。叙事长诗《双合莲》就塑造了两个绝不妥协的抗争人物，反映了崇阳地区独特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心理。《双合莲》是一部反封建的爱情剧，生动地反映了秀英与三保对封建势力异常坚决的反抗，其锋芒直指封建社会的政权、族权和夫权。族长郑楚方秉持着家法比王法大，对秀英母女毒打威逼，又将秀英嫁去夏家，遭拒后，将其卖给刘宇卿。婚后半年，秀英依然挂念胡三保，坚守“烈女不嫁二夫君”。④刘宇卿在旁人的讥笑之下，愤而殴打并转卖秀英。秀英死后，刘宇卿買通讼师，最终三保以莫须有的“六宗罪”身陷牢狱。胡、郑二人一直在对抗着政权、族权和夫权，他们始终顽强地在不利的情境下为自由和幸福努力，自主婚嫁、拒不从婚、巧买都体现了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过程。胡三保和郑秀英对封建宗法的激烈抗争是从内而外的自我选择，他们对于封建礼教的蔑视与大胆的反抗，有着鲜明的民主特征，这也正是刘守华先生指出的“人民性”。⑤

崇阳多山，形成了质朴真实的文化性格与审美意趣。《双合莲》改编自真人真事，其叙事的风格是写实的，重客观叙事，轻夸张想象。这一文化心理与崇阳的自然环境相关。崇阳多山，清末前，只有一条隽水通往长江，造成了社会闭塞、文化落后的形态。正是在这样特殊的自然、经济和文化条件下，劳动人民形成了勤劳、务实、憨厚、稳重而坚强的文化心理。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形成写实性的文学风格，即“多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题材，以冷静的态度剖析社会人生，揭露社会黑暗，多客观事理的叙述，少激情洋溢的抒情”①。《双合莲》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叙事歌，这种作品所依据的真实事件本身就具有反映生活的典型意义，②崇阳类似的故事并不少，只是《双合莲》最典型。其现实性还表现在崇阳人注重现实的文化性格。崇阳人追求现世的价值与意义，胡三保在妻子去世后不再热心缥缈的功名，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他和秀英的私定终身不仅有深厚的情感基础，也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三保有才秀英美貌，他们的结合既符合人们对“才子佳人”婚恋模式的向往，同时，农耕社会里婚姻生活注重物质财产的特点，在长诗中并未忌讳遮掩。崇阳人有浪漫诗性的一面，也有现实、踏实的一面。

利用民歌和传说故事反映地区民俗文化的传统，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往往保留了崇阳地区的古音与多种时代因素。由于闭塞的天然环境，崇阳境内的语音还保留了上古语音系统。《双合莲》反映了崇阳地区的民风民情，反映了崇阳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传统，通过特殊的崇阳话和礼仪民俗表现出来。不是崇阳人，不系统地了解崇阳方言，并不容易读懂《双合莲》。上古语音系统的保留使崇阳话与普通话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以普通话系统来阅读《双合莲》，需要专门的注释，例如“姑娘”在崇阳话中仅表示“姑妈”之意;胡三保“人乖命不乖”，“人乖”指人长得好看，或女子美丽或男子英俊，且包含有被评论者生平经历是否顺遂，有时也具有社会认同之义，而“命不乖”意指命运多舛。《双合莲》作为民间长诗，通常句尾押韵，唱来朗朗上口且便于记忆。而在普通话体系中，韵脚明显失落。语音的特殊性造成《双合莲》从口头走向文本的困难，也导致了唱本阅读与传播的受限。《双合莲》和另一部叙事长诗《钟九闹漕》都是用地地道道的崇阳方言创作的，是崇阳人民智慧的结晶，其独特的语汇暗含了崇阳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咸宁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化，而农耕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它以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集儒家文化与各类宗教、民俗文化等于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容和特征。”③咸宁地区的山歌长诗中随处可见民俗文化。《双合莲》中，小到二十四节气，大到婚庆丧葬习俗都有所体现。《双合莲》较为全面地再现了崇阳地区的婚丧习俗：自主婚姻、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抢婚等不同的成婚形式，说媒、拜堂等婚姻礼俗的细节，吊丧祭祀、焚香化钱、棺葬立碑等丧葬礼俗。除婚丧等人生礼仪外，《双合莲》中还再现了崇阳地区的生活习俗。“筛茶”中也有独特的茶文化，“亲朋外客吃哪家茶，就是同心同德、不分内外的深情表示;青年女子吃哪家茶，就是爱情专一、白头偕老的诚意表示。”④秀英“今生不吃夏家茶”，说明她不愿与夏家结亲的决绝心态。

敢于反抗的不羁性情是崇阳人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道光年间出现的两部民间史诗皆是以反抗为主题的，《双合莲》反抗不合理的族权和封建婚姻制度，《钟九闹漕》反抗官府的残酷剥削与苛刻镇压。它们都是改编自真实事件，再现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在对不公现实的抗争中体现了崇阳人民坚韧不屈的品格和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极度仇视，展现了崇阳地区对自由价值观的文化认同。作为吴楚文化圈的一部分，崇阳地区文化以强烈分明的爱憎情感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丰富着这一地域的文化内容与价值认同。

二、抗争传统与自由追求

今天的吴楚文化圈是历史上吴、楚、越三国的交界地，曾经发生过许多战争。在崇阳的历史上，崇阳人参加、组织过多次起义与抗争。自清朝始，崇阳人组织过抗清起义，道光年间发生了钟九闹漕这一抗漕赋起义，1917年组织了农民护国军并被孙中山收编，1927年组织了反蒋介石的崇阳农民自卫军并发起了多场战斗，1938年组织了抗日地方武装，在崇阳这块土地上挥洒了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为正义起身奋战是崇阳的光荣传统。在起义与抗争的历史中，熔铸成崇阳人民反抗不公、争取自由的地域文化精神。《双合莲》与《钟九闹漕》是这些抗争精神的代表作品。《钟九闹漕》歌颂了农民反对苛政反对官府黑暗统治的不屈品质，集中体现了面对压迫奋起反抗的大无畏精神。《双合莲》记叙了清末道光年间崇阳青年男女胡道先和郑秀英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婚姻的悲壮史诗，颂扬了男女主人公至死不向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屈服的坚贞品格。通过他们的婚姻悲剧，讴歌了崇阳人民极端的反抗性，体现了崇阳地区人们刚硬的性格。

首先，《双合莲》集中地反映了崇阳儿女对不自由的强烈抗争，自由的文化认同涉及各个方面。首先表现在男女主人公为实现婚姻自由，反抗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的自主抗争。胡三保和郑秀英的结合建立在理性的自由婚恋基础上。三保钓鱼到三源港，偶遇了浣衣的郑秀英，二人相遇并迅速定情，其间经历了一个试探过程。在这次试探中，双方探清了对方的家庭背景，且对于情感追求的观念达成一致后，才有了秀英与三保约定中秋再会的定情之举。可见二人的自主结合并非盲目，而是经过了慎重考量的。秀英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毅然追求婚姻自由，坚决反抗封建体制下的包办婚姻。可以说，秀英骨子里的叛逆精神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对命运的抗争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贯穿着她短暫的一生，体现了她坚毅、刚强的性格特征。周母很快就同意了二人的婚事。自此，秀英与三保的婚恋经过了长达数月的考验，并取得了长辈的同意，开始了婚姻生活。然而，秀英身上却背负着另一桩婚姻，未婚夫夏春福“三寸辫子吊到肩，六根有些不周全”（不周全意即残疾）。秀英在明知身负包办婚姻这一枷锁的情况下，自主选择结婚对象，不可谓不进步，却埋下了隐患。

其次，二人对自由的追求表现为对封建宗法制的抗争。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将家族融为一体，由权威的“家长”管理家族，家长制是导致秀英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秀英自作主张缔结婚姻，是对封建家长制的挑战和公然的反抗，很快受到了族规的惩罚和压制。族长郑楚方宣称家法大于王法，而族长本人即“家法”的象征，认定二人的自主结合为奸情。秀英从后门偷偷送走了胡三保，族长寻“奸夫”未得，将周氏与秀英毒打一顿，更是直接请媒人说项，欲将秀英嫁入夏家。夏家嫌弃秀英早已配了胡三保，写出退书，郑楚方于是做主将她卖给了刘家庄的刘宇卿。自此，胡、郑二人的婚姻彻底走向悲剧。胡、郑二人的自由婚恋遭到了来自族长总揽家族大权的家长制度和传统婚姻观的强烈反对。封建宗法制践踏人权，包办婚姻扼杀了少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使秀英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家长制摧毁了少女争取自主命运、缔结幸福婚姻的努力。随着胡三保的离去，秀英的悲惨命运和二人爱情的悲惨结局开始上演。

封建婚姻体制下夫权对妇女的迫害是导致双合莲悲剧的直接原因。蒙受了族长的毒打之后，秀英被卖给刘宇卿。面对族人的暴行，秀英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坚韧，被卖给刘宇卿之后，秀英更是表现出对情感的忠贞。刘宇卿对秀英的态度表现出封建礼教的虚伪性。新婚半年，刘宇卿一直在“软化”秀英，秀英坚持自己是“胡姓人”不愿与他做夫妻。怀柔未果，加上乡里好事者的言语相激，刘宇卿恼羞成怒，开始毒打秀英，仍然不能使她屈从。刘宇卿于是将秀英发卖，只不允许卖给胡三保。三保于是请来朋友丁四元，定下一计巧买秀英：假意由丁四元买下秀英，实际上却是将人送给胡三保。以“买”化解秀英被卖的苦难，体现了胡三保的智谋，也说明二人情路之艰辛与斗争之彻底。正当计策如期实行，秀英被偷偷送去三源港胡家，二人终于即将团圆之际，轿夫却泄漏了秘密，秀英被追回，此时遭受虐待的秀英已奄奄一息，夜里悬梁自尽。秀英是在族权和夫权的双重压迫下走向死亡的。秀英死后，刘宇卿买通县官，以六宗罪“强奸妇女第一罪，私造合约第二宗，逼退婚书三罪同，第四秀英死不从，冒名顶替第五宗，女子为奸上了吊，六宗大罪天不容”将胡三保押送省城，一年后胡三保于悲愤交加之中去世。自此，一出《双合莲》以男女主人公双双死去落下帷幕。

在胡三保与郑秀英的婚恋中，对于压迫的反抗是极为彻底的。在《双合莲》中，作者将矛头直指族规，指向封建社会体制下的封建礼教和家长专制，谴责不合情理、不通情理的封建礼教迫害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纵观整部《双合莲》，作者通过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塑造了两位具有极端反抗精神的人物。胡、郑二人都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激烈且极端，体现了二人维护个体主体性所做的巨大努力，反映出崇阳儿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毅品质。《双合莲》对二人的悲惨命运的反映是全方位的，从家长、族长、丈夫、官府各方面，全面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对这对青年男女的迫害。这种反抗精神，从楚国始兴的“不服周”开始渗入到吴楚地区的人格品质与文化精神之中，形成了决绝斗争的精神气质与追求自由的精神取向。刘守华先生因此说，“用民间叙事诗的形式来表现，把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在走进坟墓之前的狰狞面目表现得这样充分，把青年男女对它的反抗精神表现得这样强烈的，《双合莲》堪称是最出色的一部作品。”①

再次，二人的反抗是主动的行为，所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与诗歌的写实性风格传统一脉相承。胡、郑二人皆追求现世的享乐与幸福，不论是胡三保不求功名只求女姣莲，还是秀英想“男女相配得久长”，他们自由的婚恋观不仅是反对封建礼教和家长专制下的婚姻观，更是“一又不拣官家子，二又不想万担庄”的抛却了权势、财富二人的真心相爱以及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婚姻观所追求的现世享乐。由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自主婚嫁，暗示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他们的反抗是从内而外的，是自发性的。也正是由于他们自主选择婚恋对象、自主婚配，受到社会更大的反对和指责， 更凸显出二人斗爭的激烈与决绝。也无怪乎1979年湖北省专业剧团创作剧目评奖中对《双合莲》有如下的评语：“《双合莲》对族权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批判和控诉。因此，它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卫道者的积极意义，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对于还残存着封建意识、变相买卖和包办婚姻的今天，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教育作用的。”②

三、严谨的诗性结构

咸宁古属楚地，咸宁文化有着浓郁的地域性，带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楚人好巫，《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浓郁的楚文化熏陶下，巫文化盛行，歌舞尤甚，而江南地区历来有吴歌传统，处于吴楚文化圈中的咸宁地区在吴文化和楚文化的交错影响下，有着深远悠久的民歌传统。丰富的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形成了良好的叙事传统。这为叙事长诗的发展与成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在如此富饶的文化土壤上，才孕育出了成熟的民间叙事长诗《双合莲》。

与好巫、好舞的文化特征紧密相关的是“好歌”传统，崇阳人民喜爱传唱山歌，且擅长根据时代因素与特殊事件创作山歌。据说，除了婚丧民俗、节日集会等特定时间，崇阳人在劳作与闲暇时也很爱唱歌，在繁重的劳动中或单唱、合唱，或对唱，内容无拘无束。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随地而歌已不多见，民歌也退居于特定地区，在特殊的日子才传唱，能唱、会唱民歌的人急剧减少，但烙印在崇阳人文化品格中的对民歌的热爱依然存在。且随着网络科技的进步，渐渐地发展出新的表现形式。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不少乡民录制了个人唱民歌的小视频上传到网络供人免费欣赏。民歌传统，是刻印在崇阳地区、崇阳人文化中的灵魂，是他们潜意识中随口能出的艺术表现方式，在悠远的历史淬炼中，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诗歌体例与叙事结构。直至今天，崇阳人仍然在使用自己的方言，崇阳山歌当之无愧为崇阳人自己的财富。

《双合莲》是作为一首叙事长诗面世的，在其结构体例上显示出鲜明的民歌特征。全诗为五句子结构，通过结构阕进行叙事的转换与过渡。饶学刚所注《双合莲》共375段，1875句，全部为五句子结构，五句一段，前四句通常在说明情况，结尾一句通常为最重要的一句话，或挑明本段主要意义，或作总结。五句子结构在湖北民歌中极为常见，七言五句为基本要求，每段可独立成章，诗歌的长短不受限制，歌者可以随意增加唱词，既可以短篇成诗，也可以长篇唱和，形式自由，能够容纳丰富的内容，适合长篇故事的讲述。在叙述过程中，作者经常会设置一个结构阕，例如“不唱秀英望情郎，再唱三保转回乡”“中秋天气渐渐凉，三保送礼走忙忙。一路行人都不讲，暂把三保放一旁，再唱秀英望情郎”“不唱秀英望情郎，再唱三保赶路忙”“姣莲送郎走如飞，一路行程带犹疑”等。每讲述完一位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或每件事的叙事告一段落之后，都有这样的一个小段。结构阕的出现提醒读者这一阶段的叙事告一段落，叙事将转向下一个场景，情节将有所变化，既总结前节，也承担了过渡与转换的作用。

长诗加入了大量的民间小调，小调主抒情，与叙事的大框架一起，形成叙事抒情相结合的叙事风格。《双合莲》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作为汉民族为数不多的叙事长诗之一，它经常被用来与中国文学史中出现过的叙事诗做比较。作为叙事诗，《双合莲》完整地讲述了男女主人公从相遇、定情、相会、相离，秀英被嫁、被卖、身亡，三保下狱、身亡的这一过程。中国的诗歌历来长于抒情，很少有叙事诗如此细致地讲述完整的故事。同时，在叙事的过程中，《双合莲》中有大量小调，小调在长诗中主要起抒情的作用，表现人物的所思所想。

胡、郑二人定情之后，胡三保回到桂树泉的家中，开始思念秀英，这一段情感的流露与变化，通过“十想”表现了出来。胡三保十想“姣莲”，一想她的美貌，有着“凭据在我手中拿”的洋洋得意，二想是思念情人以致失魂，只想早点迎娶进门，三想是倾慕，赞叹秀英“三从四德都明白，五经四书解得开”，是个惹人怜爱的“女贤才”，“四想姣莲有纲常”，洁身自爱，得人敬重，五想姣莲时在书房，对于爱人的思念已经令他无心阅读，六想姣莲时在三伏天，仲夏炎热难挨，不是“炎天暑月似油煎”，更是相思成疾备受煎熬，七想姣莲夜不能寐，寤寐思卿，八想已是思念生怨，九想已过了白露节，相会的日子即将来临，感觉到了些许宽慰，十想桂花已开满山坡，“要买礼物送娇娥”。“十想”展现了主人公情感的变化，從开始的兴奋到倾慕思念，从思念不已到久而生怨，最后到约定时间来临宽慰自己乃至兴奋准备相会，过渡自然，情感的表现更是真挚感人，调动了读者（听者）的心，随着主人公忽喜忽忧，患得患失。“十想”过渡自然，使叙事更为紧凑简练。篇幅集中于主体故事的讲述，通过抒情的片段，叙事时间超过了自然时间，过渡到下一个情节。两人定下中秋之约时还在插秧的四月，在三保的思念中已然度过了三伏时的炎天暑月、牛郎织女乞巧的七月，再过白露等到桂花飘香，叙事的时间已然到了中秋的前夕。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情感变化，在紧张的叙事中插入抒情，一张一弛，使叙事更为集中且过渡自然。《双合莲》中穿插的小调是以主人公为叙事者展开的心理活动，只有二人鸳盟得成时的“五更歌”是全知视角下对二人婚姻生活的描写。小调在叙事上起着丰富叙事内容的功能，秀英的“十望”、族长棒打鸳鸯之后秀英的“十送”、秀英死前的“哭五更”、三保狱中“十二月”与死前的“二十日”，这些小调中叙事的主人公也是抒情的主人公。或唱着主人公爱情的甜蜜、婚姻的幸福，或唱着命运的不公与人情的险恶，真实地展现了人物的心理变化，丰富了叙事内容，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形成了《双合莲》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叙事风格。

在叙事与抒情中，注重叙事角度的多变。《双合莲》是可以当作故事来看的，饶学刚先生校注的《双合莲》中，不仅根据故事情节划分出了不同的节，还为长诗加上了标点，尤其是特意标注出了对话内容。而乡间流传的版本中是没有标点的。即便没有标点，也并不妨碍读者的判断与阅读，一方面是由于结构阕的出现，提醒读者故事讲述地点的转变与情节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叙事角度的变换，读者可以轻易进行判断。《双合莲》中既有对这一爱情悲剧的感叹与叙述，也有以男女主人公为叙事者，对各自心理活动的描述，有时主观有时客观，叙事角度多变。《双合莲》中，开卷的介绍与结尾处的劝诫，其叙事是客观的，以局外人的眼光来介绍这个故事，阐明其教育意义。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对故事的介绍是旁白式的，以全知视角展现故事的原因与全貌。小调中对于胡三保与郑秀英各自的心理活动，是主观内视角的讲述。叙事角度的变换使故事的讲述更为生动，代入感强，更容易引起共鸣。尤其是对话的插入，往来唱和，颇有戏剧性。

长诗情节跌宕，一波三折，矛盾和冲突集中，故事的趣味性强。此外，崇阳方言的运用为长诗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民间戏曲最早可追溯到古代傩舞，在傩舞的传统上发展出独具一格的崇阳提琴戏。《双合莲》的唱本中叙事角度多变、语言富有动作性的叙事特征，与提琴戏的表演有关。富于动作性的语言，刻画人物、描摹场景时栩栩如生，富有感染力和表演性。胡三保初见秀英时，作者以侧面烘托的手法，描写了秀英劳动的场景：“担水埠头好清水，左一洗来右一翻，看见人来面惭惭。”秀英从小码头担了水，左洗右翻，简练地描画出了秀英浣衣的情景。洗衣回来之后，“姣莲步步走得忙，手拿竹竿晒衣裳，脸如桃花惹人爱，十指尖尖软如秧，不言不语进中堂”，“走得忙”意在说明秀英走路脚步快，惯于做农活，动作利落、干脆。秀英很快晒好了衣裳，一言不发就进了房屋，看见生人“面惭惭”，颇有“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娇羞。首先，作者对秀英的描述是从一个劳动场景开始的，通过洗、翻、走、晒、进几个动词，在寥寥数语间描写完秀英洗衣、晒衣、回屋的连续性动作，读者通过简单几个动词，就已经获悉了秀英的勤劳能干、爽利健朗，完成了对秀英形象的初步建构。《双合莲》的叙事主要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推动情节发展及形象刻画。其次，出现大量描述状态的形容词，栩栩如生。秀英妈初见胡三保时气得“泪涟涟”，三保与秀英同住后“假意面惭惭”、族长卖秀英时“冷笑不善文”等，用极简短的语言描述人物的心理变化与复杂的情感动态，捕捉其最具有表现力与概括性的情绪，富有感染力，表达性和表演性很强，形成戏剧性强的艺术风格，且便于吟唱。《双合莲》早早被改编成提琴戏，或许与它本身易于表演的特征与极具动作性的语言、矛盾冲突激烈跌宕且集中的情节有关。

《双合莲》承袭了中国传统叙事诗常用的叙事手法，通过谐音与暗伏，隐喻主人公的爱情命运。其标题《双合莲》是从二人的信物“双合莲”而来的，既是男女主人公各执一半的定情之物，也在故事的发展中与人物的命运相关联。“双合莲”在作品中共出现了五次。第一次出现在秀英与三保定下情誓，秀英拿出一尺绫，写上生辰八字，画上莲花裁为两半，这是他们爱情的开始;第二次出现在秀英和三保得到母亲的认可，预示着爱情的甜蜜;第三次出现时，秀英已被卖给刘宇卿，原来象征着爱情的半边绫成为刘宇卿卖秀英、告三保的凭据;第四次出现在秀英死前，她手握的半尺绫已布满鲜血，秀英也在夜里悬梁自尽;最后一次是三保被告，县太爷拼凑了二人的“莲花约”合成一朵莲，最终定下三保的六宗罪。“双合莲”见证了二人情路的艰辛与毁灭，既串连了情节也推动了情节发展，“莲”与“怜”同音，在中国传统诗歌中，以“莲”应“怜”之意表现男女相爱的诗句非常多，在《双合莲》中，“莲”既对应了秀英与三保之间的相互爱怜，也暗含了人民大众对二人悲剧爱情的叹息。

文中还常藏有伏笔。在“送郎”这一情节中，先是在土地台看到“树上乌鸦叫哀哀”，又在古庙门抽到“一场美景化成灰”的签，到了屋背塘遇到两条结成双的乌蛇，最终一死一伤，暗示了两人的命运。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典故，丰富了作品内涵。二人初见，在双方试探的过程中，就提到了王公子与玉堂春、狄相公、张生与崔莺莺、赵玄郎等典故。三保从狱中回家，“二十日调”中出现了嫦娥后羿、项羽虞姬、明皇杨妃、纣王妲己、幽王褒姒、吕布貂蝉、宋江婆惜、萧观音等八个典故。这些典故的出现为长诗增添了文采，与结尾处的劝诫一起，使作品更具有警戒意义与教诲意义。但是，这么多典故在作品中自然展现，也无怪乎有观点认为《双合莲》或可能通过了文人的书案。

长诗的叙事技巧纯熟，寥寥数语就将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刘宇卿找来万人魁（即媒人），谴责媒人“坏良心”，將许配过他人的秀英卖给他，偏秀英还是个不易劝服的倔脾气。明明是媒人隐瞒事实，将秀英卖给了刘宇卿，等刘宇卿责难之时，觉得“脸无光”说是刘宇卿夫纲不振的缘故，将责任转嫁给刘宇卿。媒人赔小心后，才“转身笑嘻嘻”劝说刘宇卿可驯服秀英。通过两个动作“骂”“转身”和两个形容词“脸无光”“笑嘻嘻”入木三分地树立起一个看人下菜碟的媒人形象。长诗主要通过动作和形态刻画人物，形象自成一体，即使是同类形象，也不会流于刻板。都是读书人，胡三保聪明且痴情，而刘宇卿却是睚眦必报、心思狠毒。

崇阳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其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文化悠久、地区闭塞，再加上历史悠久的诗歌传统，崇阳地区能够有如此之多的诗歌传世，也就不足为奇了。崇阳山歌发达，据县志记载，自清朝至今，崇阳重要的叙事长诗有《双合莲》《钟九闹漕》《耍情记》三部，另有民间故事和民间戏剧，更是流传下了大量的诗歌。《双合莲》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在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自然形成的，它是中国民间叙事诗成熟时期的作品，代表了吴楚文化圈内叙事长诗的最高成就。与《钟九闹漕》一起，两部叙事诗不仅是崇阳地区的文化瑰宝，也是吴楚文化圈乃至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奇葩。

《双合莲》代表了吴楚文化圈对自由价值观的文化认同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农村的家族体制和民俗风土人情，是崇阳文化的活化石。正因如此，《双合莲》重现了民间苦难记忆，表现了民间生活的复杂性，不仅具有文学的审美价值、教育价值，反映社会面貌的历史价值与政治价值，还展现出崇阳地区文化形态与文化习俗的民俗价值、史学价值。《双合莲》是汉民族民间长诗的代表作品，代表了中国民间叙事长诗成熟期的艺术水平和审美价值，鲜明地体现出民间叙事诗的真实性、真意趣。但由于崇阳语音的特征，使得崇阳文化作品的输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一方面，崇阳的民间文学在民间文化资源丰富的咸宁地区乃至吴楚文化圈中显得势单力孤，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力度不够，崇阳地区甚至没有相关的文本资料通行买卖，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知晓《双合莲》与《钟九闹漕》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承载着地区文化与精神追求的民间文化只能在乡间和山区吹吹打打，删繁就简，失去了其原本的价值与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曾经沉寂一时的提琴戏再次焕发光彩，重入民间，《双合莲》与《钟九闹漕》活跃于学术界，在家乡却呈现出孤寂的局面，或可从中得到启发。一方面，借助学界研究挖掘两部长诗的内在价值，“从中国国情出发来探寻它独特的生存机制与审美特征，从而充分评价其重要的文化与学术价值。”①借助国家对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发动崇阳政府扶持发展本地区的民间文艺，借助长诗、戏曲等载体使《双合莲》与《钟九闹漕》再次走入人民心中。另一方面，在政府和文化传承人的帮助下，尽量保护、挖掘本土文化，将本地区的民间文艺引入校园、走向大众，引导崇阳人民重新认识民间文艺，深入了解崇阳的文化历史与文化精神，使民歌传统突破少数人的传承成为崇阳民众喜爱、能演能唱的活态艺术，让以《双合莲》与《钟九闹漕》为代表的崇阳地方性民间文学作品在乡土中再次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