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彪

〔摘要〕 抗日战争初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党逐渐深化了对统一战线策略的认识，实现了由反帝下层统一战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提出了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并随着形势变化逐渐突破了这一策略;在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推动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党在执行北上抗日方针的过程中逐步产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瓦窑堡会议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正式形成，之后党积极贯彻这一策略，历经波折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键词〕 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0）04-0039-05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策略，这一策略的形成有着较为曲折的过程。抗日战争初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深化了对统一战线策略的认识，实现了由反帝下层统一战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策略转变。

一、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及其突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在短短四个多月时间内相继沦陷。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进行着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之间的激烈斗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在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战果，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发展到7万余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激化、人民救亡运动兴起的局面，党迅速认识到了开展反帝斗争尤其是抗日斗争的重要性，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主要的外敌。1931年9月20日，党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正式提出了“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像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 〔1 〕560。两天后，又在《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 〔1 〕567和“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反帝下层统一战线” 〔1 〕568的任务。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发布的这一系列文件表明党已经认识到组织统一战线进行反帝运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王明、博古等奉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者错误地将右倾看作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盲目执行共产国际在反帝斗争中运用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指示，提出了許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政策和口号，尤其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他们将九一八事变看成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看不到各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变化，笼统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不能集中力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要求，把中间阶级当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看不到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就抗日问题正在发生的分化，主张打倒一切;其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只注重联合工农、学生、士兵和小资产阶级等下层，拒绝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国民党爱国将领等作为同盟者，推行“左”的暴动、策反政策。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一系列政策和口号，影响了抗日运动的发展，使我们党没能及时联合中间力量组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革命事业遭受了损失。

随着日军侵占山海关并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也有所发展。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表示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2 〕27-29。这是对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突破，这一宣言后期促成了我们党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的合作，组建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月26日，党中央在《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中提出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指出在一定场合和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与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而搞好下层统一战线是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坚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 〔2 〕45。这里提出了可以和一部分资产阶级联合抗日的主张，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其在我们党行动上的体现便是与福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协定。1934年1月，《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关于国民党法西斯蒂绑架上海各校学生宣言》提出“愿意同一切真正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分子，结合战斗的统一战线，发动广大的群众的抗议” 〔3 〕26。4月20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发表，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提出六条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行动纲领，指出仅仅依靠军队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是不够的，还必须实行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实现全体人民和全部军队的总动员、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进行抗日 〔3 〕366-371。1934年9月21日《红色中华》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时，共有宋庆龄、何香凝、王克勤等1 779名爱国人士签名表示支持 〔3 〕372。这个纲领所主张的全体人民的大联合，进一步突破了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束缚。

如上所述，在九一八事变后直至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之前，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民族危机的加深，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入抗日民族战争的新阶段，要求中国共产党承担起组织和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的既定策略有了一定的突破，并在行动上积极领导和支持东北的抗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家和抗日联军，援助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但是，受制于“围剿”与反“围剿”作战以及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关门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我们党并没有制定出完全贴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统一战线策略。

二、长征、北上抗日与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在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之后，人数已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时，博古、李德按原定计划命令红军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五六倍于红军兵力的敌兵已被布置于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危急关头，毛泽东极力主张放弃原定行军方案，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开始转变中央红军的具体战略。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之后，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于15日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4 〕388，把党和红军从极端危急的情况下解救出来，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力量，开启了党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遵义会议对于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力地推动了长征走向胜利，从而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至大西北，开启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另一方面，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4 〕388，有助于党纠正在统一战线策略上所犯的关门主义错误，进而推动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

1935年，华北事变进一步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党也开始反思过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错误，认识到了抗日斗争在民主革命任务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并执行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10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提出要采取灵活的方式团结抗日力量、共同进行抗日反蒋的武装斗争，同时主张“在可能的条件下，经过革命群众积极进行上层活动” 〔5 〕192。6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明确提出了“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号召全国民众统统动员起来” 〔5 〕209的方针。6月28日，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提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5 〕226。中央政治局坚决贯彻北上抗日方针，红军在突破天险腊子口后进驻哈达铺，获知陕北还存在革命根据地，于榜罗镇正式作出了以陕北为中央红军落脚点的决定。10月19日，党中央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十五军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紅军主力部队的长征胜利结束。10月22日，张闻天在《长途行军结束后的新任务》中指出，“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 〔6 〕1。长征的结束拉开了中国革命战争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序幕，同时也带来了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

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发生了转变。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正式调整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政策。季米特洛夫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克服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具体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扩大苏维埃运动的规模并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人民反帝运动，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7 〕。据此，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新的方针策略，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审阅和中国代表团会议集体讨论通过后发表。八一宣言完全抛弃了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喊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提出建立包括上下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防联军和抗日联军，并提出了包括建立国防政府在内的十大纲领。这一宣言初步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有了新的转变。10月，《中共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以下简称《指示信》）进一步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是抗日反蒋的总的策略” 〔5 〕432，表明我们党愿意不论阶级和政党派别“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共同作战” 〔5 〕432。同时，《指示信》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以及由此产生的错误工作方法，指出统一战线的形式应同时包括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以及二者统一并用的形式，各地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选择 〔5 〕433。至此，我们党完全突破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只搞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为红军到达陕北后召开瓦窑堡会议作了重要思想准备。

如上所述，红军长征的过程也是党的统一战线策略转变的过程，遵义会议是这一转变过程的标志性节点。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向了成熟，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影响，开始逐步转变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在此之后，党中央制定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并在坚决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抗日战争和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初步克服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并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及其实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面对华北事变后进一步加深的民族危机，以及全国人民强烈的抗日要求，党正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积极推动这一策略的实现。

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指出了陕北苏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指出党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使其成为抗日反蒋的根据地，而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就要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5 〕447。同日，《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发表，其中指出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中国工农红军站在中华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而要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必须进行全国民众的总动员 〔5 〕443-446。随后，张闻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中分析了当时社会广泛存在的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的极大不满，这种不满不仅表现在社会中下层，甚至也表现在社会上层与某些军阀之中。基于此，他明确提出了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放在党面前的中心问题，就是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把这种不满转变为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从而推动民族革命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6 〕5-8。

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发表，我们党在其中郑重提出只要愿意抗日反蒋，不论任何政治派别、武装队伍、社会团体和个人，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5 〕474。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张闻天作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的报告并提出相应结论，指出今天的统一战线与过去只能搞下层统一战线的情形不同，不仅整个小资产阶级动摇及同情我们，连军阀也有所分化，右倾机会主义使我们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由此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采取关门主义的策略使我们不能深入群众、领导群众，上层下层的工作都要做，由此才能解决广泛统一战线的问题 〔6 〕12-15。12月6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报告，纠正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加紧反对富农的“左”的办法，指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 〔5 〕504-508。至此时，在瓦窑堡会议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已基本成型。

12月9日，在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爱国请愿活动，即一二九运动，这一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抗日爱国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于瓦窑堡召开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5 〕536。同时，还批判了那种认为不可能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观点，认为应该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人、派别、武装和阶级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指明只有依靠包括上层与下层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敌人，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意图将中国沦为其殖民地的基本形势，党的基本策略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为此就必须坚决地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两种错误，我们一定不能选择“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5 〕564的关门主义策略，而要选择“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5 〕564。瓦窑堡会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标志着我们党解决了遵义会议以来一直未能完满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正式形成。之后，为了更好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党适时地调整了各项具体工作政策，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全民族抗战准备了条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正式形成，有效地指导了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瓦窑堡会议时，蒋介石一方面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红军继续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企图消灭陕甘宁根据地;另一方面，下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还没有显现出对日强硬的态度。因此，我们党仍然坚持“抗日反蒋”的方针。瓦窑堡会议之后，党已不在宣传中提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内容，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随着日军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愈演愈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其对日政策也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建立，我们党逐渐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方针的转变。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國民党书》，明确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提议建立民主共和国，这表明我们党逐渐改变了“反蒋抗日”的方针。9月中旬，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关键。之后，为了促进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我们党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在1937年2月到9月间与国民党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艰苦谈判，期间七七事变和淞沪会战的战局促成了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最终成功实现了“联蒋抗日”的方针。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为进行全民族抗战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党逐渐克服了统一战线策略中关门主义的错误，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实现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离不开党对正确政治路线的探索与坚持，离不开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视与实践。新时代，统一战线仍然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必须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不断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要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基本路线和奋斗目标，把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工作结合起来，使统一战线始终成为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注入磅礴之力。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张闻天文集：第2卷（1935-193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449-451.

责任编辑 王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