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远凤

〔摘要〕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斗争理论及其实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从苏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出发，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确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对内斗争和对外斗争相结合等正确处理国内外斗争的一系列原则，体现出非凡的斗争精神。这种斗争精神给我们以现实启迪，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更科学、更精准地统筹推进“四个伟大”，以更饱满的斗争精神和奋斗姿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 列宁;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时期;斗争精神;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0）04-0018-06

共产党人的使命是为追求人类解放而斗争。在《共产党宣言》正文中“斗争”一词出现过32次，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1 〕。从发现阶级对立到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指导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进程。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进步的直接动力，而共产党则是最善于领导斗争、组织斗争和参与斗争的政党组织。共产党人的斗争不是盲目地讨论斗争、制造斗争、参与斗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体制、规则、思想进行现实的批判和革命性的改造，是为全人类最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斗争，所以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最彻底的、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斗争，共产党也因此被称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组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2 〕要进行伟大斗争，必须首先涵养全体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重温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斗争精神，对我们今天统筹推进“四个伟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列宁斗争精神的理论之源

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产生并发展于人类社会现实的斗争之中。作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一生都表现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特有的斗争精神。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缔造者，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理论家之一，他在与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俄国国内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第二半国际的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的历次斗争中，表现出尖锐的战斗性和毫不调和的论战精神。在生命的最后三年（1921-1924年），列宁因身体健康原因，不得不一边同疾病作斗争，一边以极强的政治敏锐性，同苏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显露出来的重大矛盾和现实问题作斗争。

列宁的斗争精神，溯其源头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深刻把握。列宁1922年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认为，必须要用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系统研究，要发挥唯物主义的战斗作用，就必须学会应用辩证法的精髓和原理。在列宁看来，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它之所以富含革命性和斗争精神，是因为唯物辩证法总是在对对象自身矛盾的深刻研究中完成对立的统一，又总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完成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因此，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必然意味着斗争精神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底色和精神特质。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是在矛盾—斗争—矛盾的解决—新的矛盾—新的斗争的循环中上升发展的，激烈的矛盾必然酝酿并产生激烈的斗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看作推动阶级社会发展进步的直接动力的逻辑基础。列宁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时强调斗争性还要首先关注矛盾对立面的过渡和转化关系。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成功地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对俄国社会阶级形势的分析中，他深刻剖析了俄国沙皇、资产阶级、深受压迫的穷苦工人和农民等矛盾对立面之间的阶级斗争和矛盾转化，看到了通过革命斗争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机遇，并以非凡的革命勇气准确把握并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实践当作认识的全部基础，实践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类的认识能力也是无限的。与唯心主义从意识到物质的认识路径相反，与旧唯物主义所持有的机械的、孤立的、静止的时空观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在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当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样的认识论必然拥有积极参与实践并对社会进行现实改造的既不妥协、又时时自省的革命性与斗争性。列宁在其理论著述《哲学笔记》中进一步认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为“同一个东西”，其同一性基础就是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列宁的“三者同一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是列宁全部哲学思想最核心的理论品格，也是列宁斗争精神能在理论和现实中相互映照的真正理论源流。

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斗争精神的基本内容

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既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认识论，又是科学的实践方法的统一。列宁利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哲学和方法论武器，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充分尊重苏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积极发挥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确定了苏俄应对国内外复杂斗争的一系列原则，比如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則，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对内斗争和对外斗争相结合的原则等。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首先，阶段性斗争目标的确立需要依赖对当前形势的准确研判，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1917年至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政权初建，内外交困，当时所面对的主要威胁集中来自于军事方面，即苏俄内战和应对外国武装干涉。前者主要是以十月革命中被推翻的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为主，他们组织白卫军并以武装叛乱的方式对抗苏维埃政权;后者则以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为主，意图通过直接对抗、支持和利用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方式，颠覆苏维埃俄国的工农政权，扼杀社会主义的革命果实。通过对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分析，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捍卫工农政权。“那时我们不得不果断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畏最大的艰险：我们宁可忍受半饥饿，甚至比半饥饿更坏的生活，也无论如何要捍卫住工农政权。” 〔3 〕511到了1921年春天，苏俄面临的主要威胁已经发生显著转折，这种转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弱化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盟关系。1920年俄国主要产粮区由于粮食歉收、牲畜死亡，农民的生活境况加剧恶化，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工农联盟受到冲击。二是出现了重大执政危机事件。1921年3月苏俄波罗的海舰队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水兵暴动，这一标志性事件深深震撼了列宁，是推动其进行新经济政策转型的外部力量。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是俄国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中所依赖的忠诚的“战斗堡垒”，而苏俄政权建立不足四年军队即发生暴动，客观体现了苏俄政权内部矛盾激化的严重程度和在社会治理方式上的粗放。这两点也充分说明：1921年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阶段性斗争目标同1917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已从军事转向民生。

其次，基于苏俄社会现实条件和阶段性斗争目标的新变化，列宁敏锐地认识到，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想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缺乏现实基础，必须重新调整之前所采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才能保卫苏维埃政权。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对其统治权、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认同、支持与拥护，苏俄政权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农的认同、支持和拥护是苏维埃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维护政权必须要尊重工农利益，加快发展民生。列宁明确指出，一个政权不仅要善于击败敌人，也要有能力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设一个新社会，这是列宁进行新经济政策转向的逻辑基础。虽然“直接过渡”方式是一条更快的道路，但其损害农民利益，损害苏维埃执政基础——工农联盟，所以列宁选择了尊重现实，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了适时调整。

再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决定了斗争方式的改变。列宁在1921年10月《十月革命四周年》的讲话中总结道，“困难是巨大的。我们已经习惯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叫作‘硬骨头和‘碰硬政策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学会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种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4 〕569。新经济政策正是灵活机动地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国民经济，才巩固了工农联盟，维护了政权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经济政策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第一次触及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发展—改革—稳定”的辩证关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改革是发展的手段，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政权稳定的基础上推行改革，以改革的方式促进发展，这是列宁“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的生动体现。从性质上来说，新经济政策不仅是一次重要的政策转向，也是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第一次具有改革意义的伟大尝试。

（二）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

只有解决理论上的矛盾，才有可能解决现实中的冲突。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作为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面临与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开展理论斗争的严峻形势。他一方面通过大量报告、书信、文章的方式同错误思潮作斗争，另一方面积极领导新经济政策落地实施，以更快地恢复国民经济。

这一时期，党内外面临如何认识新经济政策的性质这样一个原则性、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俄国国内资产阶级虽然迫不及待地欢呼“资本主义复辟”，然而新经济政策并非一个仓促出台的临时性“投降”政策。1918年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曾指出，苏维埃俄国的主要任务已经从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组织对俄国的管理”上来，并认为由于对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企业、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苏维埃政权还不能做到计算和监督，所以要暂停向资本主义的进攻。这表明，列宁早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三年前就已从理论上认识到：在苏维埃俄国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上会有一段“有组织的后退”时期，这是政权为了实现更有效的管理而主动采取的措施，不是“投降”。

在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眼里，新经济政策是开倒车，他们担心工人阶级专政会被推翻，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是资本主义，认为向农民让步是交出工人阶级领导权，认为学习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和管理经验是向资本主义“投降”。对此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虽然会使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但并不用害怕，只要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仍然掌握在苏维埃和工人阶级手中，就能对资产阶级的活动进行监督、限制。国家利用新经济政策为农业经济和商品生产提供宝贵的喘息机会，农业和粮食生产就能恢复，国营经济和工业建设就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力量就能增强。因此，新经济政策不是改变国家性质，也没有放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只是改变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式，属于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调整与改革，所以列宁相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矛盾问题。

在现实实践层面，列宁强调，“我们的力量在于能对俄国和国际一切现存阶级力量作十分清晰和冷静的估计，其次就在于由此产生的进行斗争的钢铁般的毅力，坚定的意志，果断的决心和忘我的精神” 〔3 〕521。斗争的先决条件是对现实的正确评估，列宁认为当前的敌人“是一个大工业遭受了破坏的小农国家中的日常经济现象” 〔3 〕553，想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个“电气化”的前提条件，即依靠科技发展、利用合作制和国家资本主义迅速改进国家工业企业的生产状况，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从而在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日常经济现象。在列宁看来，实行租让制就是一种有效的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不是简单地用阶级和平来替代阶级斗争，而是能够帮助俄国改造其旧的社会关系，并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

（三）对内斗争和对外斗争相结合的原则

布尔什维克党内开展对内斗争的目标是提高政党自身组织水平和国家管理能力。无产阶级彻底的斗争精神不仅指向敌人，更敢于面对自己。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决定从党内清除资本主义分子及其党内代理人，以净化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队伍。在列宁亲自领导的这次清党工作中，布尔什维克“共有159355人被除名（占党员总数24.1%，不包括布良斯克、阿斯特拉罕两省和土耳其斯坦的材料）” 〔3 〕864，这次清党力度大且重视听取党内外劳动群众对被审查党员的意见，体现了列宁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1921年10月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指出，“我很希望我们能从党内赶走10万到20万混进来的人，他们不仅不会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而且妨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 〔4 〕208。列宁认为扫除文盲、发展苏维埃经济、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等，都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斗争任务，而完成这些任务单靠宣傳是不行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行。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多次批评布尔什维克党在处理国内问题时过分醉心于依赖行政手段的做法，他要求布尔什维克要学会管理和合理安排人员，避免微小的冲突。列宁用“沧海一粟”来形容俄共（布）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执政党只有不断学习、检查，并将学到的东西应用在实践中，正确表达人民群众的想法，才能对社会实行有效管理。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开展对内斗争的目标是更好地“管理国家”，即让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善于使用公权力之外，更要善于搞好经济组织和社会管理，提高执政能力。可以说列宁当时已经涉及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执政党建设等层面的理论问题，是非常有远见的。

对外斗争要适度灵活以谋求发展。列宁深刻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看到了双方合作的前景。他说，“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 〔4 〕343。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是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那么必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列宁甚至为此创造了“自贸区”的概念，他认为俄国经济虽然整体与资本主义国家隔绝，但“高加索却可以较快、较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和进行商品交换” 〔5 〕。让高加索地区先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共居并进行商品交换和贸易，相当于苏俄在高加索地区设立一个“共居”试验区和缓冲区，这种做法即使今天来看都是非常宝贵的制度创新和斗争方式的创新。列宁早在100年前就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完全脱离资本主义世界而孤立生存，不仅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品交换，还要吸引其资本、技术和管理要素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所用。关于如何有效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列宁的逻辑是先引入——再利用——最后予以控制，为此列宁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实践路径和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6 〕，核心意思就是要在保证苏维埃政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管理、技术、组织方式、教育等先进内容，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社会管理水平的全面超越。列宁的这一认识突破了“世界革命”的刚性斗争框架，与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及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两极对抗思路根本不同，因为列宁是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总体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的。

由于列宁很好地将对内斗争和对外斗争相结合，一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净化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另一方面努力扩展苏联的外部生存空间，所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的各项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果。1921年3月之后，苏联陆续同英国等十多个西方国家签订了通商协定，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从军事对抗走向和平交流。到1924年初意大利、挪威、希腊、丹麦、奥地利等多个西方国家都已与苏俄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苏俄自十月革命以来被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孤立的国际环境得以改变。在通商贸易之外，苏俄向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主和资本家开放对本国石油、林木、土地、工业企业的“租让制”权限，并给予外资长达30年的租赁期限。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些对外政策无不体现了他高超的斗争艺术。

三、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斗争精神的当代价值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斗争精神的梳理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的理解。学习列宁的斗争精神，有利于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斗争意识，站稳斗争立场，把握斗争规律，用好斗争策略，提高斗争本领。

（一）学习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斗争精神，有利于深化对国际斗争形势的理解

当今世界虽然仍处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之中，但以我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却面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生态、教育等方面采取的孤立主义、逆全球化等政策风险，面临在国际交往中日益强化的知识产权和科学技术壁垒，这些都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西方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科技本位主义、消费至上主义等社会思潮正在进行跨文化渗透。然而，由于所有国家都处于全球化的深度融合和关联之中，就要求我国既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在开放交流中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政权稳定，并在多元文明交融中保持自己的传统与特色，这本身就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斗争，对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均提出很高的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与全球交流的持续深入，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和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社会治理产生消极影响。我们既要对这些错误思潮有充分的认识，也要学习列宁把对内斗争和对外斗争结合起来开展灵活斗争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既敢于斗争，又敢于应用灵活多变的斗争方式取得胜利。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特别是在面对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时，我们要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深化对国际斗争形势的理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哲学和方法论武器，善于利用国际规则，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我国在制造能力、产业链、消费市场等各方面的比较优势，与对我国实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的国家开展灵活、有效的斗争。

（二）学习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斗争精神，有利于在复杂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在国家治理中，任何不顾发展实际、试图掩盖矛盾、脱离人民的做法都不利于在斗争中掌握主动权。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士兵暴动发生后，列宁直面苏俄作为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的发展实际，正视社会矛盾，快速作出战略调整和政策转向，通过减轻农民税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并允许商品贸易的方式灵活发展民生;在清党过程中，列宁并没有让清党变成打击异己的工具，而是充分尊重党内外群众对被审查党员的评议意见;列宁提出发展租让制、与资本主义“共居”，以及让高加索成为“共居”试点等创新举措。正是由于及时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才使得看似“妥协”“退缩”的新经济政策完全掌握了苏俄第一次社会改革的主动权。而超越发展实际、掩盖矛盾、改变路线、脱离人民永远是斗争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比较好”，因为斗争的主体永远要清楚自己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应该在斗争中坚持什么、维护什么、防范什么，这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对于我们党来说，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判断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最鲜明的體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根本政治基础。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就曾指出，“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7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不能脱离人民，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矛盾叠加、风险隐患集聚的深水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加强执政党建设，而坚持反腐倡廉和从严治党不仅是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执政党始终被人民支持、拥护，始终在复杂的内外斗争中掌握主动权的主要内因。

（三）学习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斗争精神，有利于更好地涵养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我们党是全球最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建设党和执政党。狭义的革命通常是指激烈的暴风骤雨式的对抗和斗争，故而往往只出现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候，以迅速重构社会、恢复秩序，但更普遍意义上的斗争却无处不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对外斗争将在更广阔的空间，以更多元的总体竞争的方式展开。目前，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科技、生态等领域的竞争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竞争，而是生产力基础上的话语权、影响力、价值观等综合优势的竞争，因此要求党的斗争策略和斗争能力更加全面化。

同时，我们党的对内斗争则应始终以提升自身的执政党建设水平和治国理政能力为目标，以人民为根本依靠。我们党是在残酷的斗争中诞生、壮大、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奋进新时代的伟大革命与实践，已有近百年的斗争经验。党只有始终依靠群众，坚持独立自主，在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中涵养自己的斗争精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自己，提高自己的斗争能力，才能克敌制胜。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需要依靠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从实现温饱转变为更多元的追求富裕、公平、价值实现等，随着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党更需要发扬斗争精神，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下大力气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唯此才能始终赢得民心、获得民智。

现阶段，我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离不开人民的积极参与。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四个伟大”关键始终在党。我们党要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赋予的斗争智慧，灵活地应用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借鉴学习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斗争智慧、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提升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特别是要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使他们在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服务人民、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提升现实的斗争能力，使广大党员干部在涵养斗争精神、发挥斗争作用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5.

〔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1-382.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4.

责任编辑 梁华林